我1962年考入山东大学历史系，本来该1967年毕业，结果1968年才分配。分配还没有具体工作单位，要先到部队农场劳动锻炼，接受工农兵的“再教育”。在以后多年动荡不定的工作岗位上，又遇到了许多非亲身经历而绝不会相信的奇奇怪怪的事情，现在我自己回想起来，还禁不住唏嘘感叹，哭笑不得。
一
1970年1月，经过一年半的劳动锻炼，我终于离开了部队农场，被分配到菏泽老家工作。因为离校赴农场时有两箱子图书、讲义放在大众日报社一个朋友那里，路过济南时我下车去取。没想到那位朋友说“反逆流”时报社被砸，书箱放在走廊的过道上已不知散失何处。我心疼那十七八年寒窗苦读的唯一财产，大哭一场离济回菏，比其他毕业生到地“革委”分配办公室报到的时间晚了一天。
书没找到已经够难受的了，晚到这一天又给我带来了麻烦。原来地“革委”根本没把这些大中专毕业生的工作分配当回事，临时从菏泽师范找来几个“造反派”学生组成分配办公室，将全地区用人单位列出清单，不管学校和专业，谁来的早了谁就挑个单位去报到。我去的时候，菏泽地直、菏泽县的要人单位已被分完，我的档案在头一天下午被鄄城县拿走了。
这简直是给我及家庭一个晴天霹雳！因为我父母多病，无人照顾；而我年龄已二十七八，还没找着对象，是部队领导照顾我，才把我分回家乡。而现在机会丢失，被发配鄄城，能不慌张？我连忙找到几个同学、旧友商量办法。高中同学王锋自报奋勇，说鄄城他熟，决定带我去把档案弄回来，在菏泽安排。我们连夜赶到鄄城，第二天上午找到县分配办公室。他们说档案是拿不走的，要走可以，应报了到办调动手续。我们无计可施，只好照办。报到处的另一个房间，前边已有三四个学生在排队办手续。挨到我时，那个穿绿军装的军宣队员对我给他的工资转移单连看也不看，就在报到表的工资栏里填了个“29.50元”。我说不对，我是大学本科毕业，每月四十二块五，不信你看看工资转移单。他拿起单子看了看，竖起两眼喝斥我：“你这个不对，看看人家都是二十九块五，哪有你那么多的！”他拿出前边几个人的单子叫我看。我一看有的是山东省交通学校毕业，有的是青岛纺织学校毕业，都是中专生，就说：“大学、中专不一样，他们都是中专生，我确实是四十二块五！”他更发起火来，把我的工资转移单扔过来，说：“哪里给你四十二块五，你上哪里去吧，谁稀罕你这臭老九！”我猛地一喜，忙说：“那就叫我回菏泽吧，我已经在那个房间给你们分配办的同志提出了这个要求。”他又反复端详了我一阵，见我貌不惊人，语不压众，不过是个极平常的样子，感觉到有没有这只兔子都能过年，鄄城没有这个人也照样能搞好文化大革命，就拿着我的材料到那个屋子里商量去了。过了好一会，回来说：“只要你能从菏泽开来接受函，我们这里就放你走！”我和王锋都千恩万谢，说了许多感激的话，高高兴兴地回菏泽去了。
天大的事情竟歪打正着，经过几天的努力，终于在菏泽找到了接受单位——杜庄公社中学。于是没让一支烟，没送一瓶酒，顺顺当当地从鄄城拿回了档案。后来知道，那个军宣队的同志姓袁。几十年来，虽然觉得他改我的工资单非常可笑，但却从来没有记恨过他，倒感谢他给我帮了一个大忙。
二
杜庄公社中学离我家七八里路，学校里的领导、职工大多都认识我。他们都知道我出身贫苦，小时候曾刻苦读书，成绩优异，附近三五个村庄里才考出了我这一个大学生。我哥哥虽然被划过“右派”，但没有民愤，人缘也好，没有给我带来不好的影响。再加上我本人勤快能吃苦，课也教得很好，没有几个月就混出名声来了。1970年底整党建党，我以培养对象的身份被抽调到工作队写材料。经我整理的几个典型材料被县里和地区批转，这一下轰动不小。1971年春，为体现党的知识分子政策，县里把我树成了个接受工农兵“再教育”、知识分子劳动化的优秀典型，没有留预备期，直接批准我入党，成了一名正式的中共党员。经过了几年的颠簸折腾，上大学时那种成名成家、为国为民建功立业的雄心壮志早已灰飞烟灭，终于认识到了自己也不过是一个凡夫俗子，能在家乡脚踏实地地做好工作，受到学生和农民兄弟的尊敬爱戴，再找上个合适的妻子，共同孝敬父母，生儿育女，也就平生足矣。
但树欲静而风不止。1972年暮春，中共中央《关于清查“五·一六”反革命分子的决定》传达下来，麦收期间学生放假，中小学教师全部集中在公社清查“五·一六”。我是清查小组领导成员之一，负责写材料，清查运动的动员报告就是我根据中央文件精神与公社党委的研究决定写出来的。清查小组组长由公社党委一位副书记担任；另外两名副组长，一是我单位的书记、校“革委”主任，一是公社教育组组长。清查组长是转业军人出身，性情粗野，没有文化，因靠打骂群众能年年带队完成挖沟挖河任务，便由一般职工提拔为公社党委副书记。动员大会那天，一开会就由清查组长作动员报告。头几句，他还是照着我写的发言稿子念的，谁知道他越讲越激动，随即把动员报告放下来，大声吼叫：“清查‘五·一六’，好啊！我看我们中学里、小学里就有不少‘五·一六’。那些从北京来的，从济南来的，从曲阜来的，吃的是人民的，喝的是人民的，还反党反社会主义，谁知道都干了多少对不起人民的事！他们每月拿四五十块钱的工资，我这当书记的才三十四块五！”我一听，坏了！大家都知道动员报告是我写的，那里面可没写这些话呀！这不叫我得罪人吗？从北师大、山大、山师、曲师等地分来的几个大学生，都是很好的同志，根本不可能是“五·一六”。当时，我坐在会场前排也不知道从哪里来的勇气，我抢前一步推开组长，对着麦克风大声说：“同志们党委研究的动员报告没有这些话，×××在胡说八道，违反党的政策，由他自己负责！”组长气急败坏，一拳朝我头上打来，我一闪身落在肩上。他同时喊着：“赵捷就是个‘五·一六’，暗藏的反革命分子，把他抓起来！”我文化大革命初期曾参加“造反”，但我所在的组织却被王效禹打成了反革命。后来我一直当逍遥派，等着毕业分配，从来没参加过打、砸、抢，当时也不知道什么是“五·一六”。这种情况，入党时学校党支部调查过，我心里也有底，一点也不怕他的诬蔑。我也喊道：“×××，无法无天！没有党委批准，谁敢抓我！”坐在主席台两边的两个副组长怕闹出更大的事来，把我和他拉开，说：“大家不要乱，不要乱，在大会上吵闹是不对的！我们立即上报公社党委，严肃处理。这个会议，暂时停一下，等党委研究了意见再开！”
那么严肃、庄重的清查“五·一六”动员大会，就这样流产了。公社党委批评了我，说我不该公开顶撞，扰乱会场，撤消了我的领导小组成员职务。同时，也撤消了那个人的清查小组组长，派他下乡检查麦收去了。经过半个多月的学习和清查，没有抓住一个“五·一六”分子。
三
1972年夏初，经过半年多的“批林整风”运动和对陈毅等中央领导人的平反昭雪，社会上的极左思潮有所收敛。根据党中央的部署，各系统各单位都成立了落实政策的专案组，复查处理文化大革命以来的各种案件，该定案的定案，该平反的平反。我也在这时被抽调到县教育组落实政策的专案组，复查处理教育系统的各种案件。经过几个月的调查核实，我发现在全县教师队伍中，以文罹祸、以言获罪的案例比比皆是，有的冤假差错之情状，不亚于清代的文字狱。经反复认真地调查复审，对有根有据的冤假错案，我们一一给予平反改正，几个月的时间就解放了五六十个惨遭迫害的教职员工。其中有个“蒋某人案”比较典型，直到现在我还记忆犹新。
蒋某人是辛集公社中心小学教师，地主出身，建国之前就教小学，解放后继续留任，业余喜欢写字画画。文化大革命开始横扫“牛鬼蛇神”，“破四旧，立四新”，他出身不好，首当其冲在横扫抄家之列。“革命小将”和贫下中农“造反派”翻走了他家一堆破纸烂布，坛坛罐罐，倒没有发现什么问题，其中一张揉成几折的破画却引起了大家的注意。画上画的是一棵牡丹几个枝，有的枝上开的是紫红色的花，有的枝上开的是粉红色的花。牡丹的旁边还写有一首无题诗，诗句是：
折戟沉沙铁未销，自将磨洗认前朝；
东风不与周郎便，铜雀春深锁二乔。
题诗落款是蒋某人自己，时间是1962年春。
那深浅不一两种颜色的牡丹是嫁接而成，俗名“两乔”，对此，生活在菏泽牡丹之乡的人们都能知道。这一帮抄家者断断续续地念着那几句诗却觉得不对劲了，于是绷紧了阶级斗争那根弦，拿到“造反指挥部”连夜分析。好家伙竟分析出一首“反革命变天”诗！你看看，这“戟”，不就是“枪刀剑戟”等十八般武艺之中的“戟”么？这武器埋在沙子底下，还不断偷偷拿出来“磨刀霍霍”，这不是想叫蒋家王朝复辟变天，让我们千万颗人头落地吗！这小子还自比三国戏上的周郎，咒骂社会主义的东风不给他方便；如果给了他这方便，通向共产主义的大桥都叫他锁住了，那我们不是资本主义复辟了吗？一笔写不出两个“蒋”字来，怪不得这小子配合蒋介石窜犯大陆，在1962年写出这反革命的诗句！好，就定这蒋某人为彻头彻尾、彻里彻外的现行反革命分子，绝对找不出一点冤枉来！于是，蒋某人就倒了大霉，不管怎么解释也没人听他的。他被戴上了二尺多高的铁丝帽子，反捆两手游街示众，在全公社二十一个大队轮番批斗。在一次批斗大会上被“造反”群众打断了左腿，他疼痛不过，当晚以头撞墙，自杀而死。
看了这份案卷，我难过得几夜都没睡好。在20世纪60年代竟发生这样荒唐无知的怪事，真真是我们中华民族的悲哀！我决心尽快平反这个案子，以慰被害人蒋某的在天之灵。我找到了《唐诗三百首》和清代冯集梧的《樊川诗集注》两本书，给专案组的全体同志传看，解释说这不过是唐代诗人杜牧凭吊赤壁之战旧战场时写的一首怀古诗，因为写得好，历代被传颂不衰，我上小学时就会背这首诗。可惜后来没有选入课本，许多学生都读不到了。经过讨论，专案组决定平反此案，由我写了书面材料报县“革委”专案组审批。县“革委”又专门召开了常委扩大会，叫我当众讲解了此诗的原意，确认没有借古讽今、鼓吹反革命复辟，批准了将此案平反。
当我带着平反文件，代表县教育专案组到蒋某人家宣读平反昭雪的决定时，蒋某人家的儿女们扑通跪倒在地，给我磕了个响头，连声喊道：“赵老师，你真是个包青天！”二十七八年过去了，现在想起那情景来，我心里还隐隐作疼。
选自《末代大学生的最后日子》，观沧海／编，山东文艺出版社，1999年9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