龚楚
我们奉到开赴南昌集中的命令前后，党的组织并没有将今后的行动决策通知我们，但在传闻中已略知一二，党拟与第二方面军总指挥张发奎合作，打回广东去，建立以广东为根据地的革命政府与南京政府对抗。
当时第二方面军所属部队，已陆续开赴九江、南昌集中，我们这一个团是最后离开武汉的。我们分乘三艘小轮船由长江水路顺流东下。时值夏秋之交，水涨流急，两岸青山，瞬息万变，使我惆怅的心情为之豁然开朗。但愿前途能像这只小轮一样，乘风破浪，共济时艰，则今日一时的挫折又何足介意。
7月29日黄昏时，抵达九江，是晚即在九江市区宿营。翌日早晨，我见到九江市面到处都有欢迎汪精卫的标语，这位为我素所景仰的革命领袖，在往日一闻其名，便感无限兴奋，但今天对他却感到失望和悲哀了。
张发奎将军平生是信赖汪精卫先生的，今汪既来，张今后继续与中共合作的可能性就更少了，中共这一个革命阵营的实力，究竟有多少?成为一个疑问。为此，我便急着要迅速离开九江，以免发生意外。
当我正在旁徨的时候，二十军贺龙部的副官奉贺军长之命特来通知我：现已有火车一列，专为你们而来，请立即起程。我闻讯之下，不禁喜出望外，乃率部迅速上车，火车即在下午三时由九江开出，当我们到达南昌车站时，即有传达人员连络，并带我们开赴新营房，与二十四师教导团同驻在该营之内(今日中共第二领袖林彪，就是当日教导团的一个排长)。
31日晚上10时，“总指挥部”送我一份最机密的紧急作战命令，大意为：“我军以解决南昌敌军为目的，决于明(1日)2时开始向城内外所有敌军进攻，一举而歼灭之。该部农军于攻击开始前，应即完成新营房驻区之防御部署，并相机增援二十四师教导团对新营房南端敌军之攻击任务。”
我接到这个以总指挥贺龙、副总指挥叶挺署名发出的命令后，立即与二十四师教导团团长洽商连络计划。并于0时30分，秘密的完成了一切准备工作。秋初的深夜，晚风吹在身上有无限的凉意，我们为这一紧急任务所激动，热情像火一般的燃烧，个个磨拳擦掌，准备迎接这一场残酷的厮杀。
我们驻地附近，驻有国军王均师的一个营，这一个营，就是我们奉命围攻将之缴械的对象。我们虽同驻在新营房兵舍，但各由不同大门进出，大门的方向，一个在南，一个在北，操场中间隔了一道短墙;新营房的地区很大，每座兵房都有足够集合的广场。因此，我们与敌军的距离相隔只有一百公尺，而且有这一道短墙遮住了彼此的视线。我们在行动时极之谨慎，命令和指示都以耳语传达;集合时蹑手蹑脚，不准有过大声响;装子弹上刺刀也生暗中进行，恐怕给国军发觉而有所准备。
8月1日晨2时，城内城外的枪声都响起来了。接着，连续的重机关枪，冲锋叫杀声，冲破了宁静的黑夜，激起了轩然的巨浪，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八一”南昌暴动便开始了。
我们农军所担任的任务：守备新营房及协助二十四师教导团解决新营房敌军的一个营。
2时30分左右，负责冲锋的教导团一营，仅以两响驳壳手枪，便解决了敌军的卫兵，很快的就冲进了兵房，由于敌军营长事前毫无戒备，全营官兵都从梦中惊醒，吓得惊惶失措。我军一面控制了敌军的武器，一面命令敌军全部官兵到操场中集合，经过搜身检查，便一批一批的押送着进入我们所驻营房的操场。被俘的敌军官兵，垂头丧气，满面惊慌，有些惊恐至连衣服的钮扣都扣不上，在晨风中颤栗，他们的武器像木柴一般，一捆捆的有我们的战士兴高彩烈地协助着教导团士兵抬进营房。
这时还不到4点钟，全面战斗尚未结束，不时还有疎疎落落的枪声传来，为了防备敌军的反攻，我率领的农军，专负责营房周围的警戒任务。
天亮之后，市区已无枪声，我们这一个战斗单位所派出的人员，很快便和“总指挥部”(设于江西大旅店)及参谋团取得连络。他们接到报告后，非常高兴。因为在这次南昌暴动的整个战斗中，解决敌人最快，而自己并无伤亡的，只有教导团和我们这一个单位。9时左右，郊区的枪声也听不到了。驻在南昌城内外的国军部队，大部份已被缴械，一部份则突围向西北逃窜。“八一”这次南昌暴动便顺利成功了。
上午11时，南昌全市已经解禁，只是交通要道仍布有哨岗。我特地到市区去巡视，整个南昌市面，冷冷清清的像一个死城，全市商店住宅都关门闭户，街上除了少数军人在巡逻之外，看不到一个老百姓。
12时后，在小街中的几间小饭馆才敢开门营业。那些饿了一个上午的穷苦市民和苦力，陆续到饭馆吃饭，他们都显得很不自然，胆怯的神情溢于形表。也不敢向饭馆中的军人打探消息，更不知道夜来的战斗究竟是干什么的。
下午2时左右，挑着蔬菜食物的农民，三三两两的入市了，这时，总政治部才派出宣传队沿街的拍着商店的铺门，叫商人开门做生意。南昌全市这才逐渐的复苏过来。好奇的市民们，来往街上，以欣赏戏剧似的心情，观看贴满了墙上的红绿标语;以惊奇的眼光围观“中国革命委员会”的安民布告。
在这次暴动中，有一个好现象，就是从开始以迄终止，都没有乘机劫掠的事情发生。市面秩序，仍很安定。市民除了遭到战斗时炮火声的惊骇外，并没有其他的任何影响。一夜之间政权的变换，似是一场戏剧的演出。
“八一”暴动因为事前极瑞秘密，没有一个工农民众预知其事，事后也没有召开过民众大会，告诉人民这次暴动的意义，以扩大政治宣传影响。连队也没有注意到这方面的政冶工作，军队中的初级军官和士兵，都不知道这次暴动的目的。至于市民则更不了解其中真相了。
“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在当天正式宣布成立。以谭平山为主席，张国焘、林祖涵、李立三、周恩来、朱德、张曙时、郭沬若、彭湃、宋庆龄、邓演达、何香凝、张发奎等为委员，吴玉章为秘书长。参谋团主任周恩来，刘伯承为参谋长。内设：党务委员会：主任张曙时(国民党)、工农委员会：主任张国焘、财务委员会：主任林祖涵、宣传委员会：主任恽代英、政冶保卫局：局长李立三、总政洽部：主任郭沬若。贺龙为前敌总指挥，叶挺为副总指挥。并公布政治主张：打到帝国主义，打倒军阀，实行土地革命，没收二百亩以上的地主土地。建立乡村工农政权。巩固革命阵线，保证人民言论、出版、信仰、集会、结社、罢工之自由等等。
当“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以下简称革委会)的政权名称及人事公布后，我觉得，国共既已分家，为什么还要国民党这块招牌?没有鲜明的旗帜，何以发动群众?
邓演达等国民党员，事前既不在场，事后又未征得他们同意，现竟假借他们名义以作号召，似非革命政府所宜。同时，张发奎全体委员之中实际只有国民党员张曙时一人。宋庆龄，邓演达，何香凝、张发奎等国民党人，中共末征求他们同意，假借名义，以为号召，张发奎且已成为对立者。和我们已成对立，更不宜强将其人加入，这会给人一种自暴弱点的观感。这种种疑问和感想非我个人为然，当时一般同志都有同感。
参加南昌暴动的军队，计有：第四军第十师师长蔡廷楷、第廿四师师长叶挺(有步兵三团，教导团一团)、廿五师七十三团团长周士第、第二十军军长贺龙、辖第一师师长贺敬斋(两个团)、第二师师长陈志远(两个团)、第三师师长周逸群(一个团)，另外新成立的第九军军长朱德(人数不足一个团)，连同广东工农军560人，总共兵力约20,000多人。武器装备：约有步枪13,000枝，重机关枪四十挺(德造及俄造两种)，八一迫击炮10门。在数量上不算少，但第十师蔡廷楷部不可靠，因为他是被迫参加的(后来由南昌出发当天，在江西进贤县就叛变了)。
当时形势：北面有总指挥张发奎宣布进剿叛军，率部沿南浔向南昌进逼;西南方面有朱培德军在吉安、樟树镇集中，亦准备向南昌进攻;南京及武汉的国军亦可能很快的加入作战。似此情形，南昌实不能久据。下一步骤，至堪忧虑。我是中级干部，无权过问，亦无参加决策会议资格，惟有天天跑去找彭湃、贺昌(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央常委)、恽代英等查询消息。据他们说：贺龙及一部份同志主张集中兵力攻樟树镇、吉安，消灭朱培德军，再向湘东前进，与毛泽东、余洒度(湖南工农武装领导人)会合，占领湖南为根据地。但周恩来、彭湃、谭平山等却极力主张占据广东东江、潮州，伺机进取广州;因该地区既有极好的民众基础，又有汕头海口，可取得苏联的接济。现已决定向广东进军了。
我又问他们：国共分家后，在武汉时期，党不是要与张发奎合作打回广东去吗?而张发奎将军在汪精衞宣布国共和平分家后，不但不将我们党内的同志“清除”，反而收容被国民党驱逐出来的党员同志，他这种做法，显然有诚意和我们合作，党为什么不积极争取他，反而煽动他的部队造他的反?这不是孤立自己，多树敌人吗?然而他们给我的答复，只是长吁一叹，说道：“事成过去，不必再提了”。
我想起在武汉时流行的那一段传说：“蒋介石屠杀共产党，朱培德遣送共产党，张发奎收容共产党”。现在看到对共产党最好的张发奎将军，竟首先蒙受其害，不禁令人唏嘘叹惜!
8月3日，我们奉命在工农军内挑选五十名比较优秀的青年官兵，另行分配工作，其余缩编为教导团第二营，派张俊为营长(张是黄埔军校学生)。我改任本营政治指导员。这种变动，对我来说绝无问题，但官兵的情绪又受到一次打击。他们认为中共负责人不信任我们，只信任黄埔学生，尤其是有六位未分配工作的官佐，他们携着一枝步枪，仍跟随着营部行动，常常口出怨言：“革命?原来是革自己的命!”我化了很多时间向他们解释和开导，将这六个无职的官佐分配到征发队工作，才将这种怨忿的情绪安定下来。
8月5日，我们奉命出发，开始向广东进军，次日到达抚州(临川)。休息了一天，我们这个刚改编的营队，又奉命再改编为第二十军第三师第六团第三营(第六团团长是黄埔生傅维钰)。我们这个营自南昌出发以来，一直都随着革命委员会行动，担任警卫工作。现在竟改编于二十军部队之下，二十军军纪败坏，它先我们征发队：隶属于政治部，行军时担任征集粮食供应部队工作。出发，沿途放泠枪、拉夫、捉牲口，闹得民众鸡犬不宁，纷纷逃避。自命是革命军的二十军竟如军阀部队一般，令人冷齿。而我们现在归它统辖，人人心内都不以为然。我们途经宜黄到广昌，驻扎一天，武汉政府所发出的国库券又不通用，士气更为低落。随之改发银洋，军队纪律才可维持，士气才较为振奋一点。
由广昌出发前，本营张营长病倒了，因瑞金方面已获敌踪，要随时准备作战，师长便令张营长随军医院医治，命我代理他的营长之职，连指导员卓庆坚(广东大埔人，广州中山大学生)则代理营指导员职务。八月十四日由广昌出发的行军部署，分左右两个纵队向瑞金前进;左纵队贺龙的二十军及革命委员会各机关，经石城向瑞金前进。右纵队叶挺的十一军，经宁都向瑞金前进。我营仍随革命委员会行进，是晚到达良田附近宿营。15日到达石城宿营。十六日午后五时到达隆岗墟宿营。隆岗墟是一个小墟场，商店及民居不多，本营驻在隆岗墟南端一个疏落的松山上。官兵均无露营装备，幸逢天气晴朗，以雨衣油布铺在地上，枕着小包袱休息，下午7时，刚食过晚饭，奉到团部转来总指挥部的命令：
(1)接报壬田市(瑞金北30华里)有国军第三师钱大钧部步兵一团，其前哨营在周家排向我方警戒。
(2)本军以歼灭该敌而到达瑞金集中为目的，决照既定行军路线向瑞金前进。
(3)该营(指我营)归朱军长指挥为前卫，于明日拂晓向周家排、壬田市搜索前进。
(4)二十军为本队，在前卫后跟进。
我接到命令之后，和刘副营长(湖南平江人，黄埔生)、指导员卓庆坚，研究明天备战行军计划，因为我们这个营，过去未参加过战斗;3个连长中，以黄埔军校出身的第九连唐连长，有作战经验，当即决定以该连为尖兵连，即召集各连长和指导员到我们这个露天营部来接受命令。当时天已入夜，月亮尚未出来，初秋的天气，在江西的山区里，晚上已有凉意，我们在松树下摆出五万份之一的地图，9个人围坐在地图的四周，将一支风灯挂在松树的枝桠上，灯光虽然微弱，幸有天上的星光增加了光线，尚可看清地图，我说明了敌情，沿途地形，本营任务，并计算由隆岗墟到周家排的路程是25里，周家排到壬田市5里，随即口授各连的行军命令：
(l)第九连为尖兵连。
(2)其余按营部、第八连、第七连之次序行进。
(3)各连明天4时30分早餐完毕，五时在隆岗墟南端路侧场地集合，候命出发。
(4)各连长回连后，须即督饬官兵检查枪弹，完成一切行军作战之准备。
(5)出发前之集合，由本营值日之第七连王连长指挥。命令下达后，即由各连长复述命令。接着由卓指导员对各连长、指导员，说明三点注意事项：(A)我们的士兵全是农军，没有作战经验。但是这次任务是我们农军表现革命精神的机会，各指导员回去后，须立即对全体官兵说明这一意义，在政治工作上完成精神准备及胜利保证。(B)我营是担任行军前卫，行军要快，搜索敌情要快，战斗动作要快，方不延阻后续大军的行动。(C)动员全体党员同志，要求他们在行军作战时起领导作用。
第九连指导员卓庆坚的话说完后，各连长和指导员便急急回连，进行他们的准备工作。那时皎洁的明月，已从东方的山上升起，照澈大地，月光、树影、景物怡人，清风徐来，令人心旷神怡。我和刘副营长，立在小山顶上欣赏了一番良夜美景，但因我们这个营担任初次前卫作战，心情颇感紧张，两人无意多耽搁时间，很快便回营就寝休息。
17日晨5时，月亮仍挂在天空，，本营巳集合完毕，凉风习习，精神倍感爽快。我即予下达口述命令如下：
(1)敌情如昨晚所示。
(2)本营奉命为前卫。
行军部署：第九连为尖兵连，向周家排、壬田市搜索前进。
其余为本队，按营部、第八连、第七连之状序在尖兵连后二百码跟进。
(3)本营大小行李由陈副官率领，随革命委员会之行李跟进。
(4)行军时，我及指导员在尖兵连，副营长在营部率领前卫本队跟进。
接着，唐连长又下达以下口述命令：
(1)奉营长命，本连为尖兵连。
(2)第一排为搜索排，即向周家排、壬田市搜索前进。
此时朱德已来到我的集合地，我立即口令“立正”，转身向他致敬，并向他报告了本营官兵人数(350人)，随即请他训话。
他对全体官兵说：今天能有仗打，你们怕不怕?官兵一致回答：不怕。他接着说：你们高兴不高兴?官兵也一致回答：高兴。声震山谷。他说：好得很!时间已到，立即出发。
尖兵连长已率搜索排先行出发了。
我向他敬礼后，也立即率尖兵连出发。
上午九时到达胡坡休息，并进自带干粮作午餐。唐连长报告：据由壬田来人称：壬田市、周家排均有国军，但没有防御工事。我据报后判断敌军无固守壬田决心，乃将情况以书面报告朱德。
胡坡接近周家排的山脚，休息十五分钟后，即下令继续前进，但走了不到两里路，搜索队停止了，我即上前到搜索排，观察敌情，那时唐连长已派了两个便衣侦探组(每组3人)向前方搜索，我候了15分钟，仍不见报告，乃对唐连长说：你带着部队在此，以一班人占领右侧高地，注意前方情况，我带着我的传达邓松前往右前方之小高地侦察。我把军服脱下(内是便衣)，卓指导员也要跟着去，他和传达兵亦除去军服，一同出发，前进了约300码，尚不见本营侦探(他们沿两翼山上搜索，忽视了大路)，正感惊奇的时候，突然被埋伏在路边的国军一排包围，刺刀已指着我们的身上，无法抵抗，我们三人当堂被俘，押解到周家排敌军的前哨营部(约一里左右)。我清晰的记得，敌军的营部驻在一个山坡下的小庙内，庙后是个小树林。我们刚被押到庙门前时，我方的搜索队已和这个营的前哨部队发生接触，枪声连续的传到我们耳鼓里。
从庙里跑出来的国军营长，听完了押解我们三个俘虏的排长报告后，怒容满脸，圆瞪双眼，用手向我们三个俘虏一指，对他的排长说：“将他们拖到后面通通枪毙!”
“是!”那个排长答应一声。立即指挥着一个班长和几个士兵，将我们三人推向庙后去。
那时候，我的血在沸腾!心在急跳，神经已有点麻木，但有一种求生的最后的感叹，不自觉的冲口而出说了一句话：“唉!想唔到我呢条命今日死响呢处!”
我说的是浓厚的家乡口音——广东话。
那个营长听到我说的是广东话，忙叫道：“把那个高佬拖回来!”
这一来，我的生命便从死神的魔掌中逃出来了。两个士兵将我推了回来，但我的指导员和传达兵仍给他们推往庙后。
我被押回敌军营部，那营长大刺剌地坐在一张木椅上，亲自用广东话问：“你系边处人?做乜嘢职务，为乜嘢做共产党?”
我听到他说话是广东南路人的口音，想到他为什么要将我拖回来。灵机一动，便编了一套谎言说：“官长!我系韶关人。响教导师当特务长。呢次听说部队要返广东，就跟住行。我唔系共产党，共产党系乜嘢我都唔知道。今日渠地要我到前面来睇情形，就俾你地部队捉住。为乜嘢事要将我枪毙?我自己都唔知!”
我说的话用正广东口音，态度装得诚实天真的样子。那营长果然被我瞒过，吩咐士兵将我松了绑。就在这时，猛听得庙后边传来几声枪响，我的指导员和传达兵给枪毙了!正是生死殊途，心里有说不出的辛酸!
那营长亲切地对我说：“我姓张，是南路人，曾驻过韶关，我的太太也是韶关人，你既然要返去，就跟住我地行啦”。
就在他说话的时候，战斗枪声已越来越激烈，且越来越近，前线的战斗显然是国军失利，接着该营传达兵仓惶的跑回营部报告，共军已突破了前哨阵地。张营长从衣袋里拿了3块银元给我，叫我随同营部的行李和伙夫先行退往壬田市。他要立即到前方指挥，我如获大赦，内心有无限的喜悦!但外表上仍力持镇静，离开了那个“生死场”。
由周家排至壬田市，沿途都是山地，林深草密。行李和伙食担的行列由一位副官率领。他们对我并不十分注意，在行进中，我心里正盘算着逃脱的办法，沿途密察地形，走了不到30码，转了个弯，路的左方一片陡坡，有百尺以上深的山坑。我于是选择了一处有草丛的地方，就地一滚，滑落山坑，迅即躲入草丛中匍伏着;押行李的副官胡乱的向山坑放了两枪，便匆匆的带着行列走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