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从草丛中看到他们的行列，走过山坳，便站起身来。衣服被荆棘割烂了，手脚和面部也受刺伤。忘记了痛楚与疲劳，辨明了方向，沿着山坑跑回自己的部队。
同志们见我生还，非常高兴。朱德正在前卫指挥，激动地握住我的手，好半天才说：“龚同志，你真有本领!搜索排的报告，他们在山上见你和两个同志被敌军俘虏。我们都以为你已牺牲了”。
我简单的将我脱险的经过告诉他，即继续指挥部队作战，朱德命我营从右侧山地向敌军左侧攻击，经过两小时的战斗，我的前卫部队配合本队的二十军的一部，以强大的压力占领了壬田市，消灭敌军两营以上的兵力。嗣后，第二十军的一个师，连续追击向瑞金溃退的敌军。本营奉命在壬田市宿营，当天晚上归还建制。这次战斗，本营损失了两枝驳壳，牺牲一官一兵，伤士兵六人，缴获了敌方四十八支步枪，一枝驳壳手枪。
第二天，张营长已病愈回营，我依旧回复到政治指导员的岗位，继续向瑞金前进。是日，到达瑞金宿营，我们积极准备接受新的任务。
1927年8月18日，我大军云集瑞金附近，下午8时我与张营长同到本团团部接受命令，傅维钰团长对我们说明敌情及我军作战计划，要点如下：
(一)敌情：
A、会昌(瑞金南90华里)有敌军钱大钧全部，其中一个团驻于武阳围对我方警戒，主力集结在会昌城附近，会昌北5里之五里排山地，构筑有野战工事。
B、筠门岭(会昌南90华里)有广西军黄绍雄一个师。
C、会昌之东、西、北三面无敌军。
(二)本军作战计划：以迅速歼灭会昌敌军为目的。进攻部署如下：
A、十一军廿四师为右纵队，副总指挥叶挺指挥，明(19)日由现驻地出发，经西江市、大西坝渡过会昌河，向会昌县城西南面攻击。
B、第二十军第三师(五六两团)及教导团由第三师师长周逸群指挥，明(19)日由现驻地出发，以第五团首先驱逐武阳围敌军警戒部队，占领武阳围，谢坊之线宿营，准备廿日拂晓向会昌五里排敌军阵地进攻。
C、第二十军一、二两军为总预备队，由总指挥贺龙直接指挥。
(三)本团任务：
本团明(19)日上午五时出发，随第五团跟进，于第五团驱逐武阳围之敌军后，进占谢坊宿营，并向会昌方面警戒。本团行军时按团部第三营、第二营、第一营之次序行进。
我们接受了命令，研究了会昌县城附近地形后，即携带笔记命令及会昌附近五万分之一的地图，于晚上十时回到营部，立即命令各连，准备明晨六时集合出发。
19日下午3时，本师第五团已将武阳围敌军驱逐向会昌退却，本营随团部进驻谢坊。当晚奉命于明(20)日上午1时出发，本营为前卫向会昌搜索前进，于到达距会昌约8里之小山岗下，距五里排约1,500码，以一个连占领小山岗，掩护本团集结，团长到达后，即决定攻击部署如下：
第三营(本管)向五里排塔山进攻，占领塔山后，固守待命。
第二营沿通会昌大路前进，攻击五里排塔山以西地区。
第一营为预备队，暂在现地待命。
我团之左翼有教导团进攻青山东瑞一带高地与本团同时并进。
本营奉命后即全部向五里排开进。到达青山脚时已近拂晓，我左翼教导团方面已开始接触，我营立即展开;张营长率一个连在右，我率两个连在左，迅速爬山接近敌人，当我们到达青山半小时，敌军即向我军射击，我军以一个连向敌青山阵地攻击前进，约30分钟的时间已占领青山一带高地。
那时天已大明，发现山地连绵，地形复杂，小树遍山，敌军主要阵地沿塔山北端一带高地至东端之最高山地布防，与我阵地相距约300码，当时我左翼教导团已开始在激烈战斗中，我与张营长已在青山高地会合，立即集结部队，以两连向敌阵地正面(约200码)中央突击，当时因张营长病愈不久，精神欠佳(他在石城染病，至瑞金才归队)，我请他率一个连在青山掩护，我奉领左翼一个连攻击前进，当我们越过一个约40码的窝地时，受敌方侧防机枪猛烈扫射，我左翼排有三人受伤，但我们很快的接近敌人阵地，同时张营长亦以步枪火力向敌机枪阵地密集射击(本营无机枪)掩护我们两个连向敌冲锋，至距敌阵地约30码时，即以手榴弹投入敌方野战工事，旋即占领该阵地，同时迅即向左翼扩张战势，敌方重机连被迫退回塔山。8时左右，我们正拟向塔山攻击(塔山敌阵地与我军所占阵地距离约150码)，敌方会昌的增援部队约一个团向我左翼教导团反攻，张营长立即率领一个连投入战斗，向敌方右翼攻击。当时左翼之教导团被迫退至我们阵地左后方约1,000码的一个山地中，继续抵抗。敌军一部继续向该团攻击，另一部向我阵地左翼进攻，是时我营阵地已三面受敌，形势紧急，立即固守原阵地，与敌军展开剧烈的争夺战。
9时40分，我右脚踝受伤，经包扎后，继续作战。十时，我营唐连长阵亡。由上午九时至下午二时，敌我双方争夺这个主阵地，进退凡四次。11时本团第一营一度加入战斗约2小时，但当敌军反攻时即退下。
是时双方都伤亡惨重，我手下的官兵已不够60人，且阵地突出，唯有固守待援。
2时后，战斗即成胶着状态。
3时会昌城西南方枪声大作，我廿四师已开始进攻，我第一师亦已加入正面作战，五里排敌军正向后撤退，我营配合第一师猛烈追击，直追会昌石桥，敌军伤亡无数，河水为赤!一部末及撤退的敌军缴械投降。4时左右，本营已过桥进入会昌城郊，廿四师一部已占领会昌县城，主力仍向敌军进击。
是役本营官兵328人参加作战，当晚集合时，仅剩得官兵82人。翌晨返来归队士兵52人，总计本营伤亡失踪官兵有194人，缴获步枪40余枝，重机枪2挺;俘虏军60余人。
21日，我们奉令调回瑞金休息，我因脚伤不能行动，随营疗治。
在瑞金疗伤时，恽代英、贺昌等常来看我，有一天，他们告诉我：22日廿四师及二十军在会昌以南击溃黄绍雄师，战斗激烈，黄师现已溃不成军，向广东浔邬方面退却，我军已停止追击，准备调回瑞金集中，拟迂道汀洲、上杭赴潮汕东江。我说：我们为什么不趁此时机乘胜追击，经浔邬、平远入梅县、兴宁进占惠阳，相机乘广州空虚，进攻广州?反而迂道汀洲入粤，予敌有充份时问与空间调集兵力，选择战场来迎击我们，岂不是坐失良机，费时失事吗?
他们笑道：你的意见已有人提过了，但周恩来等极力反对，他们认为伤兵太多，运输困难，且兴梅一带无群众基础，故决定下潮州，进占海陆丰及沿海一带地区，然后再相机进取广州，一则此地区有群众基础，二则从汕头海口可取得苏联援助，所冒风险较少。
我听了之后啼笑皆非，深深觉得我们党中央这一班领导人物，缺乏军事常识，令人失望。
我们一营在瑞金休息期间，革委会将属于财政委员会的监护连补充于我营，并改编为警卫营。
9月8日我们由瑞金出发，次日到达长汀，休息一天后，即分水陆两路经上杭、峯市入广东大埔。22日占领潮安，24日占领汕头。廿四师及教导团(缺一营)向揭阳进发，二十军由潮安直取丰顺，廿五师留驻在三河坝，第九军及教导团之一个营，则由朱德指挥驻昭隍对梅县方面警戒。
至此，整个潮州地区已在我们控制之下。
我们抵达汕头后，革委会即将所有直属部队整编为两个营，连同我们一个营编为警卫团，担任维护潮汕铁路，护送由汕头开赴揭阳之军用船只及警卫汕头市等任务。
29日下午1时，革委会高级人员正在汕头市嘉应州会馆开会，我当时正在指挥警卫事宜，突闻市内枪声卜卜，我立即命警卫部队加强警戒，做好固守会馆的一切措施之后，循枪声响处跑去，发现敌军百余人正向汕头市公安局进攻，另有百余人正向嘉应会馆前进，与我团一连展开激战，我立即指挥该连向敌军反攻，敌军见我方早有戒备，即向海边退却，此时我另一个连已闻声赶至，加入作战，向敌跟踪追击，敌军败退到海岸，迅即登上飞鸢舰驶出海中，该舰亦于4时许徐徐驶离汕头海港。
是役我方伤亡士兵5人，政治保卫局警卫连死1人，敌方伤亡10余人，被俘5人。一场意外战斗，幸而迅即解决，一班领导人物亦化惊为喜。
广东李济琛得知我军于击溃黄绍雄师后，不跟踪追击，绕过福建汀洲、上杭入粤，已判断我军有夺取潮汕，进窥广州的企图。他命黄绍雄师集中于梅县、松口监视我军行动外，并立即调集原驻于西北江的徐景唐旅进驻揭阳县属汤坑山岳地带，构筑强固阵地，以监视我潮汕军动向，另一部即进驻陆丰县城，部署了对潮汕大包围的形势。
我军叶挺廿四师进驻揭阳城后，侦悉粤军在汤坑据险固守情况，于30日开始向粤军阵地猛攻，连续三昼夜，虽略有进展，但未能将主阵地攻下，待二十军用丰顺加入作战时，薛岳新编第一师又加入粤军作战，至10月3日战斗最烈，卒被粤军居高临下反攻而溃败下来。
3日下午得汤坑战败消息，汕头革委会立即下令向海陆丰撤退，我率领一个营随同革委会乘轮出海至峡山附近，于拂晓时登陆，行至流砂市已中午2时，休息进餐。是时，由汤坑败退下来的部队，亦陆续经过流砂向西南海陆丰方面退却，秩序非常混乱。革委会各首长即在流砂西南端的小教堂聚集，交换意见。下午4时后即陆续跟着向陆丰进发，我率一营掩护他们跟进，但当离开流砂约3里左右即闻枪声四起，子弹由前方山地射来，立即率队跑步前进，见各首长均混集在小村中，谭平山、周恩来、叶挺、彭湃等都聚在一起。我立即跑上，去问前方情况及请示行动，叶挺对我说：“前面山地一定是粤军追击部队，企图截断我们向海陆丰的前进道路，我现在仅有一个不健全的营，正向山地之敌军攻击，你们来得正好，请即派一部协同攻击，务必占领前面大路两侧高地，掩护我们全部通过”。我正想率部前进，他们又阻止我，命我亲率一个连掩护革委会人员，派两连增援前方作战。我当即派刘副营长率领两个连迅速沿蔗林接近山脚，向大路两翼突击，并注意与前方廿四师的一个营连络，占领两翼高地后，迅速报告。
时间很快到了黄昏，那时各首长已有一部份由彭湃派当地农民同志引导离开部队出走，谭平山、张国焘、叶挺、彭湃等亦分别离去。
前面高地已无枪声，仅右侧方面约千码以外仍有疏落枪声向我方射击。我立即报告周恩来，请他迅速行动，越过前面山坳。
我们慎重沉着地掩护各高级人员通过这危险地区时，所有行李辎重尽皆抛弃、情形非常狼狈。参谋团主任周恩来正在病中，原先他是坐担架的，在战斗激烈、情形混乱时，抬担架民夫竟乘机跑了。只由他的随从掺扶着，在小沟中喘息艰难地走着，在深秋的夜里，海风凄厉，寒气袭人，他的病更为加重，发着高热，不断呻吟。我们的部队，在茫茫的田野里，摸索行进，部队的建制此时已完全散乱，掉队的人很多。村庄的碉楼，又时时向我们射击，有些同志便在黑夜的冷枪中无声的倒下了。
第二天早晨到达了甲子港，跟随部队的高级人员分批陆续由甲子港雇船逃往香港。只有带病的周恩来同志随我们的队伍继续进发。
到达另—个小镇宿营时，周恩来的病已沉重到不能再继续随部队行动，只好单独雇船赴香港治疗。临走时他吩咐我：剩下的党政军各机关干部100多人和20多个士兵，要我和周其鉴负责率领，开赴陆丰的金厢镇，将武器交与当地区农会，然后觅船赴香港再行联络。
赴金厢途中我们多次改换便衣，将步枪交与地方农会，只携带驳壳手枪30余支自卫，可恨天不造美，下着倾盆大雨，将我们的衣服都淋湿了。
午后4时抵达何村村外，带路同志先行入村与当地党支部书记接洽，不料该村农民百余人竟蜂涌而来，想强抢我们的手枪和随身财物。当时我若命令开枪抵抗，势必发生流血惨剧;但为自卫计，乃命令所有带武器的同志集合，并即就地散开，以防万一;同时揪住那个地方负责同志，叫他着农民退后五十码，否则造成不幸事件，须由他负完全责任。在这样应急处置下，各农民才退后数十步。结果送了三枝手枪给当地农会，农民始肯散去。
我们见情势不利，无法逗留，时间虽近黄昏，只得仍冒雨继续向金厢前进。
傍晚时到达一小村庄，当地党同志出来和我们接洽，代为布置宿营，替我们买米买菜，吃过晚饭，突然发觉连指导员宋华失踪，立即派人四处找寻，原来他被人捆绑在隔邻的楼上，手枪也被抢去了。我即派队将他救回，并集中宿营，严密戒备，幸而这一晚没有再发生意外。
次日到达金厢，由当地农会同志招待，集中住宿在区农会内。
金厢是海边一个小镇，人烟稠密，农会及党的组织均较健全。但我们这一群落难的“贺叶军”，若单独的散步到僻静的街道，随时可被当地农民抢光身上的财物。如果说这一带是土匪巢穴，但市面秩序又很安静;如说不是土匪窝，却为什么我们的同志常被抢劫?连区农会同志也无法保护。
我们就这些问题询问当地党负责同志，据说：这样的抢劫是农民专为对付我们而来的。因为谣传我们每人身上都有手枪，还有很多银洋，而且百分之九十是外省人。于是，农民们便从你们身上起了“剁肥猪”的念头，公开抢劫也不以为耻。事实证明党对该地区的农民工作做得不够。在这样的民众基础上要想建立革命根据地，那有不失败的道理。
我们在金厢住了3天，获悉：“第二十军一、二两师在陆丰被粤军缴械，贺龙被俘(后被广东国军将领将他释放逃往香港)，师长以下官兵全部投降”。听到这些消息，我们再不能久留，只有依照周恩来临行前的指示，将所有枪械交给区农协会，雇了两艘帆船开赴香港。
由金厢乘帆船来到香港，在筲箕湾的海边登陆，准备在香港与中共人员连络，设法安顿。我们都衣衫不整，精神疲惫，一望而知是刚从潮汕战败逃亡来港的官兵。
上了岸走到太古船坞附近，香港警暑的大队警探便开来了。只有周其鉴一人见势头不好，一溜咽搭上电车逃脱;我和其他的120多个同志全部被捕，在维多利亚监狱监禁了二天，监房很清洁，地上是地板，我们七个人住在一间囚房内，饱经苦楚的我们，虽睡在地板上，亦觉得很舒服。每天两餐囚粮，每餐每人有一大碗白饭，还有足够的豆芽及小咸鱼作菜。
第三天晚上，我们便被港方当局用囚车送上港穗轮船，引渡到广州。
广州公安局对这批引渡归来的逃亡者非常重视，他们认为其中必定有中共的高级人员在内。那时张发奎军已入驻广州，公安局长朱晖日原是张发奎部十一军的军长，亲自主持审讯，将我们押到公安局裁判庭外的走廊上，一个个加以严格的讯问。我心里暗暗着急：“完了!这次必定凶多吉少”。想到这里，生存的信心已经动摇。心里有点冷冰冰的感觉。想起了家，想起了年老的母亲，更加觉得难过。唯一的愿望，是能逃过审讯者的侦讯。如果我最后才轮到审讯，就比较容易应付了。于是我缓缓地从人丛中溜到后面冷僻的角落里。
由于人数太多，经过的时间太长，朱晖日审讯了一百人左右，便由副局长黄启光接替审讯。我喜出望外，化名林福川，诡称是教导师的准尉司书。恰好连日劳顿，我的形容枯槁，时值深夜，审讯者也打不起精神，被我瞒过了真实身份，编入从犯之列。而另外有几位总政治部的同志，在严格审讯下，却给查出了身份，全给秘密处决了。我们被监禁了五天，在最后一天的清晨，每人一只手臂给连贯缚了，在大队警察押送下，解至观音山的工兵团，仍然受禁闭。
7天之后，该团团长萧祖强向我们训话。我们十个人被拨入第九连当二等列兵。在上操时，该连连长见我术科不错，马上升我为第八班班长。他对我说：“你好好的干吧，第三排的排长空缺还没有适当人选，你们是铁军干部，我准备向团长报告，保你在最近升为排长”。
我听了非常高兴，有逃跑的机会了。因为列兵非经连长批准，不能离开部队在外行动。
当时广州中共党方派人四处打探我的下落。有几次调查人员找到第九连，查问有没有龚楚这个人，我听了也不便承认，深恐身份暴露，影响安全。因之，以后的广州暴动，我便没有参加。
一天早上，轮到我当值日采买班长，在特务长处领了全连士兵的伙食钱，带了两个炊事兵到东山买米买菜。东西买好了，我将剩下的几角钱给炊事兵，让他们欢天喜地的去喝茶。我趁此时间，一溜烟由东山逃到惠爱西路，走到西门一个表亲家中换了便服，拿了五块钱作路费，乘搭早班的火车北上，于11月上旬潜返乐昌故乡。
我很快便和中共北江特委书记卢克平取得连络。不久又闻广州暴动已经失败，中国革命无疑已进入低潮，正是中共所称“广州暴动是这一阶段革命退兵的一战”的时期。短时间内我只得潜伏在北江，昼伏夜出，经常在夜间步行百里往返长栘村至韶关黎市，与北江特委卢克平商讨党务的恢复与组织的建立。并将我的行踪报告省委。
从卢克平的谈话中，使我约略明白这几个月来的整个革命形势。当叶贺军潮汕失败后，中共党军政首要陆续逃往香港者，有谭平山、张国焘、李立三、恽代英、吴玉章、郭沫若、徐特立、周恩来、贺昌诸氏，这是我已知道的，接着听说叶挺、贺龙亦先后逃抵香港。当时中共中央党部已秘密设于上海。这批逃抵香港的中共首要，抵港后与中共广东省委取得连络，但香港不是他们久居的地方，他们都陆续回到上海党中央。而谭平山则因潮汕失败有责，畏惧处分，仍潜留香港。李立三、恽代英、叶挺三人，则散处在海陆丰地区之叶挺部，正由彭湃收容指挥，以图再举，因此暂留香港，协同广东省委设法连络指挥。其余人员均赴上海中央集中。
当时中共中央总书记瞿秋白(八七紧急会议清算了陈独秀后即由他继任)召开了一次潮汕失败检讨会议，并于10月24日“为叶贺军的失败”发出通告。
南昌暴动是国共分家后，中共一次军事冒险行动，这次军事冒险的行动是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周恩来所策划。当时估计中共在国民革命军中所能控制的军队计有：
(一)第四军第十师第三十团范孟声一个团，及该师内各级军官有50个左右的党员所能领导的部队，总计约有4,000人。
(二)第十一军廿四师叶挺部4个团，及师直属队约11,000人。
(三)第十一军廿五师七十三团周士第全团约2,500人。
(四)第二十军贺龙部五个团约12,000人。
(五)湖北警备团约2,000人。
(六)第三军教导团朱德部约1,000人。
(七)广东农军600人。
(八)第二方面军内有共产党员的部队约可动员5,000人。
总共预定有兵力约38,000余人。
可是因动员工作欠缺计划，如湖北警备团赶不上参加，第二方面军其他干部亦赶不上，以至实际参加南昌暴动者不足30,000人。
6月5日由南昌出发向广东前进当天，蔡廷楷叛变，该师的中共党员和团长范孟声等30人被杀，另外有几十人不知去向，第十师的实力全部丧失了，尚有总兵力约在24,000人左右。
这支军队，若能善为运用，特别是能加强政治工作，提高官兵政治觉悟，以当时广东的军事情形，是有夺取广东为革命根据地的可能的。可是由于领导阶层的负责同志，既不意注政洽工作，又缺乏战略战术修养，以至一败涂地，实非偶然。
叶贺军失败，并非偶然。但当时中共的高级政治人才不少，军事人才有刘伯承，及素以勇敢善战出名的叶挺，中上级干部又有不少能战之士，为什么失败?唯一可想象的原因就是：周恩来以党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及革命委员会参谋团主席的地位，把持决策，致贻误戎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