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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少奇与儿子刘允斌、女儿刘爱琴合影 |
初识刘允斌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我和刘少奇长子刘允斌同在北京西南郊的“中国科学院”原子能研究所工作。这个研究所是我国最早的核科研机构。
刘允斌是1957年到原子能研究所工作的，比我早一年多，开始时不认识，但工作时间一长，又在同一大楼，交往的机会也多起来了。
我第一次见到刘允斌是很偶然的。
那天，我和几个同事从草坪旁边的小路走过，有人忽然轻声跟我说：“喏，那就是刘少奇的儿子。”我顺着他手指的方向看去，果然看见一位男同志和一位戴眼镜的矮个子女同志在另一条小路边谈论什么。那位男同志就是刘允赋，他和刘少奇长得很像，宽阔的前额，高高的鼻子，所不同的只是多了一副眼镜，个子略矮一些，衣着相当朴素，而且显得有些陈旧。他烟瘾很大，一支接着一支地抽。他静静地倾听那女同志的讲话，直到她把话讲完，才发表自己的意见。刘允斌那时是核化学研究室的室主任，估计那位女同志是他室里的一位科技人员，有事情找他，“狭路”相逢，就把他拦住了。后来听他同一研究室的人讲，这是刘允斌的一贯作风：当有人和他研究问题时，从不把别人的话打断，总是仔细地听着，对方把话讲完，才发表自己的意见、想法。所以他在室里声望很高、人人称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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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夏天，刘少奇访问莫斯科时与孩子们合影：左起：朱德的女儿朱敏、刘少奇、刘爱琴、刘允斌。 |
刘允斌从苏联初回北京时，刘少奇在门口迎接，看到儿子，第一句话就是：“允斌，你回来了!”这是一句含义丰富的赞美词，儿子相当争气，做父亲的怎会不感到高兴呢!
刘允斌是1939年14岁时从延安出发到苏联去的，18年以后32岁时才正式回到祖国，所以他对北京很陌生。他在北京全城转了一圈，走马观花地游览了一下名胜古迹，感到没有多少兴致。他是抛妻别子回来工作的，他在苏联时就立志要把所学的知识──祖国急需的核化学知识贡献给新中国的原子能事业。于是他对父亲讲：“我希望马上工作。”
刘少奇考虑到他所学的专业，写了一封亲笔信，让他到最需要用人的二机部去报到。二机部的全称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二机械工业部”，相当于美国的“原子能委员会”，全国所有核事业单位和人事调配全由它统一管理。
刘允斌来研究所时才三十岁出头，正是“春风得意马蹄疾”的时候，不仅年纪轻、心态也年轻，很快就和室内年轻大学生打成一片，工作时他带头攻关，处处走在前面，休息时，他不是找这个下围棋，就是找那个打乒乓球。联欢会上，他也非常活跃，一首普希金《纪念碑》的诗歌朗诵和俄语歌曲《三套车》、《伏尔加船夫曲》很受大家欢迎。他跳的“华尔兹”也很优雅。很快，室里的年轻人就喜欢上了这位初来乍到的核专家。
可是过了不久，刘允斌的身影就从年轻人中消失了。早上他匆匆赶到食堂，片刻后又钻进了试验室。中午食堂快关门了，他才急急忙忙地买了一盒饭，连晚饭都在内了。晚上也是最后一个离开试验室，有时就和衣躺一下，又起来继续工作。原来，当时核燃料──原子弹炸药正处在试验阶段，他要在最短时间内拿出报告。
刘允斌作为核化学研究室的一室之长、核化学专家，担子是很重的，他也经常组织大家轮流讲课，讲核放射化学、核辐射防护等。我国的核科学技术能够在这么短时间内迅速发展，在这么短时间内研制成功原子弹、氢弹，和这套以老带新的学习方法是分不开的。
苦难的童年
别人总以为刘允斌出身高官门第，是国家主席的儿子，他一定过着养尊处优的生活。其实不然，刘允斌童年的经历可用“历经坎坷”四个字来加以概括。
刘允斌的生母何葆贞1923年与刘少奇在安源结婚，1925年生下了刘允斌，不久刘少奇就奉命南下工作。因环境险恶，四海为家，刘少奇觉得带着儿子很不方便，而且十分危险，想把儿子寄养在一矿工家里。这时正巧刘允斌的六伯刘云庭来到安源，他认为孩子毕竟是刘家的后代，与其送人不如由他带回宁乡炭子冲老家。
第二年何葆贞单独到宁乡炭子冲看望不满二岁的刘允斌，这次见面，母子就成永别。刘少奇则在十多年以后才见到儿子。
刘云庭把刘允斌带回炭子冲以后，将他寄养在大哥家中。刘家家境不好，对刘允斌的到来他们并不欢迎，因为又多了一张吃饭的嘴巴。除六伯之外，其他几个伯父也避而远之。懂事的刘允斌只好逆来顺受。
五岁的时候，刘允斌就失去了童年的欢乐。天刚有些发白，他就拿起牛鞭、背着箩筐、带着镰刀，一个人上山放牛，一边照顾比他高出一个半头的大水牛，一边割草，晚上背回来喂羊。中午也不能回家，坐在石墩上取出怀里带的山芋，就着几口山泉水，就算是中饭了。下午不到天黑不敢把牛赶回家，早了会挨骂。到家也没人问一声累不累，饿不饿，他只好自己摸黑来到灶间，盛碗稀饭什么的，有时连这个也吃不上，就饿着肚子躺到乱草堆上过夜。他在这个家里成了个多余的人。
到了七、八岁，家里把他当成了长工，除了放牛割草，还要背犁种地。因为人小，一不小心，手脚常常划破。有次被野狗追着撕咬，鲜血直流，他的哭声惊动了附近干活的人，他们打跑了野狗，把他背回家，后来伤口化脓，他依旧天天外出，放牛割草。
刘允斌长到九岁，在外干活的六伯回来了，不知他通过什么门路居然把刘允斌送进了学校。
1938年，六伯给刘允斌带来了一个好消息，父亲要接他去延安，连路费都寄来了。
这年7月，在六伯的护送下，刘允斌到达延安，父子终于相见。
苏联成了他的第二故乡
中共把一批烈士遗孤和高干子女送到苏联去学习。
1939年，周恩来去中央党校讲课，从马上摔下来，右臂骨折，中央让他去苏联就医，就由他带领一批高干子女乘蒋介石的私人飞机，从延安出发，经兰州、过迪北(今乌鲁木齐市)前往苏联，刘允斌就是这批学员中的一员。
1945年夏天，刘允斌高中毕业了，这时苏联红军已经攻入德国境内，苏联国内恢复了和平生活，各大学相继复课。刘允斌进入莫斯科钢铁学院学习。由于学习勤奋，他各课成绩在班上均名列前茅，使苏联教师惊叹不已。
他在莫斯科钢铁学院学习了一年之后，决定离开这所大学，重新报考莫斯科大学化学系，因为化学系有一个核放射化学专业，它直接与原子能有关，将来也可为原子能事业服务。刘允斌如愿以偿地进入了这个专业学习。
跨国婚姻的悲剧
刘允斌第一次婚姻是跨国联姻，尽管他们夫妻感情和瑟，并养育了一对可爱的子女。但由于当时政治因素的影响，他们不得不分居在自己的祖国。
刘允斌的妻子玛拉是他在莫斯科大学化学系的同学，也是一个好学上进的姑娘，她父亲是个红军老战士，母亲是教师，她是家中的独养女儿，家道堪称小康。
刘允斌对这场跨国婚姻并不是盲目的。考虑到他和玛拉结合将会带来一系列问题：将来自己是要回国的，玛拉能跟自己回去吗?她父母会不会拖她的后腿，还有玛拉在中国生活会习惯吗?
他决定趁暑假带玛拉回国一趟，让她体验一下中国的生活，他把这个意见写信告诉父亲，父亲很快来了回信，对玛拉来中国表示欢迎。就这样，1950年刘允斌在离开祖国11个年头以后，第一次带着玛拉踏上回国探亲之路。
刘少奇和王光美见到了久别的儿子和未来的媳妇感到很高兴，破例举行家宴招待他们。席上刘少奇语重心长地向刘允斌提出：你将来学成之后是要回国来的，不是家中需要你，而是祖国需要你。并说，玛拉初到中国，会感到不适应，你从现在起就应该在各方面帮助她适应。
于是刘允斌就带玛拉买了裤子，换下裙子，陪她一起逛街，吃中餐。这一切都容易学、容易改变。最大的难题是语言障碍，玛拉成天听着汉语，犹如坠人云里雾里，还有生活方式和文化观念的差异，一个土生土长的苏联姑娘，要适应中国的生活，谈何容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