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是怕江青，而是怕毛主席!江青在每一次关头都是有毛主席的支持她才逢凶化吉的。人们都不了解情况，以为毛主席和江青不是一回事，实际上完全是一回事。在中央凡是持我刚才所说的那种观点的人，最后都被无情的事实给打了粉碎。陶铸、邓小平、林彪就是例子。有人说，林彪看透了毛泽东，不对，是毛泽东看透了林彪。起码，他在江青问题上没有看透毛泽东。林彪认为，毛泽东在接班人和自己的老婆之间，会选择接班人。其实毛泽东恰恰选择了自己的老婆。林彪直到1970年8月召开的九届二中全会后，才真正地清醒过来。我记得九届二中全会闭幕时，我见到林彪时，他说了这样的一句话：[总算大梦清醒了，原来如此。]当时我也看出了毛泽东的用意所在。但是，我们都不敢那样说。你想想，江青也好，张春桥也好，他们在战争年代有什么功劳?有什么影响?要我们这些人在他们面前俯首称臣?谁会甘心情愿?毛泽东既想把江青这些人扶上台，但是不想自己公开自己的心思，又想让我们这些人心甘情愿地按照他的意志办事，这就把问题搞得复杂又复杂。他的心意让我们这些人猜，谁能猜得着?加上林彪、叶群并不会把毛泽东和他们的接触真实地告诉我们，彼此之间的心思全靠自己的本事来分析。所以，我们谁也跟不上毛主席，谁也不可避免地要犯错误。”
这些话，真实地反映了黄永胜的内心世界。
我很想具体了解黄永胜和林彪在1970九届二中全会期间的活动，就问道：“你既然明知毛主席不准备在四届人大上再设国家主席，为什么还要拼命地主张设立呢?”
黄永胜说：“一个国家怎么能不设国家主席呢?毛主席提出建议的时候，谁能想到是毛主席不愿意让林彪当国家主席呢?说老实话，那时候，我们对文化大革命已经厌烦了。我们也想早日结束这场运动，把恢复国家主席当作国家走向正常的标志。再说，我们也很想限制和缩小江青这些人的权力，从心里愿意让林彪担任国家主席。不但是我，就是那些老帅们也有这样的意见。我记得开会的时候，我碰到叶帅，他也对我说，只要林副主席担任了国家主席，就真正有了实权了。我们希望林副主席当国家主席。现在只把一切问题都推到我们头上，好象只有我们才主张林彪当国家主席，这实在是一个历史的误解。倒是林彪很清醒，他提出国家主席还是毛主席来兼任，他充其量只能当个副主席。围绕这个问题，党内出现了那场斗争。想起来，确实没有多大的意思。那时，江青、张春桥活动得很厉害，他们几乎天天和康生等人开会，研究起草新宪法，把林彪和陈伯达都真正架空了。林彪在中央决定实质性问题上完全成了摆设，林彪当然对他们有看法了。叶群在和我谈话的时候，确实是这样讲的：[江青在党内的高级干部中没有多大的市场，在军队内部也没有多少人跟着她跑。原来她是利用我们打倒老右，现在她是想扩充她的势力了。你们一定不要让她得逞。要注意和反对她的所有人建立不成文字的君子协定，建立反对他们的统一战线。]叶群这时候，已经和江青划清了界限。不再跟着她跑了。林彪以为只要大多数同志主张设立国家主席，毛主席就会同意他们的意见。林彪认为，设立国家主席不是一个大不了的原则问题，所以我们也积极地赞成林彪的观点。现在才晓得毛主席为了这个问题，是下了功夫的。老人家一生都在权力上作文章，这次可是出神入化了。”
“林彪为什么对张春桥恨得要死?”我问。
黄永胜说：“林彪认为，张春桥是江青的军师。江青的许多意见都是受了张春桥的影响的。现在才知道，张春桥实际上也是毛主席看准的[将]。张春桥的许多意见实际上都是从毛主席那里来的。他在政治局会议上把不设立国家主席说成是中国法律的重大改革，是消除官僚主义和修正主义的重大措施。当时没有多少人能够理解他的弦外之音。但是林彪看到了。他对我说过：[你们不要小瞧姓张的眼镜，毛主席准备把他作为未来的党的副主席呢。这个人将来是我们最大的隐患，江青的许多点子都是来源于这个人。]陈伯达也对我说：[张春桥如果不把他早日除掉，将来肯定会坏我们的事的。他在党内没有多大的市场，可以借助一切反对他的人把他打倒。把他打倒了，江青就没有多大的能力了，江青借助他而呼风唤雨，推波助澜。毛主席完全把希望寄托到这个人身上了，大有取代林副主席之势。]听了这些分析，我们认为现在把他搞掉还有绝对的优势，如果再晚了，我们就搞不动他了。建立在这点上，林彪才开始造舆论。毛主席强调团结，就是要我们放弃打倒张春桥的活动。这一点，如果我不清楚，还会对历史造成大的误会。”
“这么说，林彪反对张春桥完全是出自嫉妒和权力的争夺?”我问道。
黄永胜突然哑口无言了，他似乎觉得自己说话走了火，掏出手帕吐了口痰，接着说：“其实，中央的一切斗争都是围绕着权力而展开的。所谓的路线斗争，也是权力斗争。没有权力，别说路线了，什么也谈不上了。起码在毛主席同林彪的斗争上，我看就是一个权力斗争。我们认为，如果论资历还是论功劳，排也排不上张春桥那些人呀。毛主席把权力交给他们，让他们在党内享受那么大的权力，其实就是不公平嘛。这样的安排，谁心里能服呢?现在不也一样吗?”
黄永胜终于对那场“你死我活的斗争”作出了自己的恰当解释。
我问道：“你承认不承认你的确是林彪的亲信?”
“我和林彪走到一起，既有偶然，又有必然。”黄永胜说：“我是林彪的老部下，对林彪有感情。但是我参军以来是在党的领导下工作的，不是为林彪一个人工作呀。我担任任何职务，都是党中央授予的呀，不是林彪一个人决定的吧?现在有了问题偏偏把我作为林彪的死党，我看就有片面性的地方。不过，现在讲这些也没有多少用，反正已经成为历史了。我打仗勇敢，立下功劳无数，就是林彪不用我，也会有人用我。所以单纯地把我划到林彪一边去，我总是觉得过份。我和林彪完全是工作关系、上下级关系。说林彪信任我，这不假。但是我没有参与林彪的什么阴谋活动，我没有干什么犯法的事情。判决书上给我强加的那些东西，究竟有多少能够真正地在历史上站住脚?还是将用事实说话吧。”
我对黄永胜的这些话感到了惊讶。但是不让他这样地安慰自己是不行的，我对此抱之沉默。我问道：“你对林立果有什么看法?你觉得这个人怎么样?”
“在我的眼里，他就是一个毛孩子，一个政治狂人。”黄永胜摇摇头：“本来对这样的孩子就不能委以重用，不知什么原因，怎么把他拉扯到最高层的政治斗争里来了?这就把问题越搞越复杂了。这大概也是文化大革命的影响，孩子们完全介入到最高的政治斗争里来，结果毁掉了整整一批人。如果林立果不是出自林彪的家庭，如果没有在空军里担负那样的领导职务，也许不会有那样的结果。在我的眼里，他是一个聪明的孩子，有自己理想和抱负的孩子。我们从对林彪的尊重和当时的政治背景，关心过他，但是并不是出自阴谋。林彪死后，外界把我们给他找对象的事情过份地夸大，说是为他找妃子、找驸马，形容得太过份了。本来在当时和现在都应该是正常的事情，叫人们说得反而不正常了。这大概也是政治斗争的需要吧?”
我没有想到，历史事实在不同的人眼里和嘴里竟然会有如此大的差别。人们对这段历史的兴趣并没有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淡薄，反而随着历史的变化和发展有着更进一不的兴趣和需要，有更深层次的了解。所以，仔细地听一听当事人的看法和回忆会对事情更有裨益的。
黄永胜说：“现在林彪死了，什么乱七八糟的人都冒出来是反对林彪的英雄。其实，在林彪活着的时候，除了毛泽东和江青，还有张春桥和康生等他们的亲信，谁敢反对林彪?直到九届二中全会以后，叶剑英还亲自对我们几个人说：[你看看，连林副主席也和江青那班人弄不成吧，这下你们就清楚了。林副主席对毛主席那么忠，江青都不能容忍，她还能容忍谁呢?]这可是千真万确的事实，我黄永胜可以拿人格担保。但是，现在有多少人敢出来说几句真话呢?从建国以后，无论是军内还是党内，上上下下都有很多的矛盾。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之前所以能动员起所有人的参加，某种程度上就是利用了这些矛盾。参加革命那么多年，谁能没有这样或那样的错误呢?这个运动中你犯了错误，下次就该轮到我了。这么多次的反复，把人心都搞乱了。最后，连毛泽东也不知道究竟谁是好人了。唉，这个历史的悲剧究竟该怎么评价呢?”
我又问道：“你究竟知道不知道林彪想谋杀毛泽东的计划呢?”
黄永胜说：“我可是一点也不知道。如果我要是知道，我一定会向毛泽东告发。参加革命这么多年，这点觉悟我还是有的。这里，我是说过一首诗，就是……”
我替他背道：“竹帛烟销帝业虚，关河空锁祖龙居。坑灰未冷山东乱，刘项原来不读书。”我见他连连点头，就问道：“你当初念这段诗究竟是什么用意?可以坦率地讲讲吗?反正现在已经过去了。”
尽管我这样讲，黄永胜还是连连摇头，说：“我没有造反的用意。但是，我是有对批陈整风不满的味道，这是事实。如果说我就想把毛泽东干掉，我没有这个胆量。林彪把毛泽东当时捧到了天上，这个弯子他当时怎么也转不过来呀?批陈整风期间，毛泽东几次三番地让我们检查，实际上就是要林彪也检查。只要林彪检查了，毛泽东就会把他的检查批发到全国取去，等于林彪也犯了错误。这样就可以名正言顺地撤他的职务或者调正中央的领导班子。这一点，我们看得很清楚。林彪怎么会不明白呢?当时，叶群对我说：[我们的检查到此结束，再不能往上面推了，再不能兜问题了。再兜下去，非得把林总兜出来不可。那样，我们就完了。只要保住林总，我们就好办。现在主席一会半会还不敢把火往林总这里烧，但是谁要是牵出林总那可就说不定了。]她和我谈话的时候，样子很紧张。一再说：[现在可是考验人的时候，关键时刻最能够见人心，林总的接班人地位是上了党章和宪法的，我们现在就是要保住这个地位。所以，说到底，这场斗争也就是捍卫党章和捍卫宪法的问题。]你说说，在当时的条件下，我们这些人难办不难办呀。毛泽东埋怨我不去找他，当时能够随心所欲地见到他吗?”
“你说在当时为什么毛泽东那么难见呢?”
“好给江青这些人开道嘛。别人见不到他，江青却可以随意地见到他，这就给他们发号施令创造了条件了嘛。这一点，我们在当时也看得清楚。老人家在关键的时候，是给江青、张春桥这些人撑腰的。现在我们还是不愿意正视这个事实，还是想把尖锐的问题捂住。其实，能捂住吗?毛泽东就是想在历史上创造一个奇迹，夫妻领袖共同打江山、保江山的新篇。”黄永胜捶打着桌子说：“真正吃透了毛泽东的这个意图的，就是张春桥那班人，他们心甘情愿地要把江青捧为他们的领袖的。我们感到羞耻，做不出那样的事情。当时，江青他们搞的样板戏，主角大多是女的。我曾经向林彪提起了这事，林彪沉吟地说：[唱戏嘛，总是女角要强一些，不然就没有人看了。谭震林说过江青是当代的武则天，毛泽东笑了笑说：她要真有武则天那两下倒好了，可惜她不是。]林彪并没有把毛泽东说的话记在心上。我身陷囹圄后，每当我想起林彪给我说的这句话，总免不了浑身冒冷汗。从党的九大以后，毛泽东和江青他们实际上就制定要让林彪靠边站的总体计划，我们这些人是绝对不会再重用了。实际上，在九届二中全会上坚持要设国家主席的人当中，汪东兴唱得最高，他甚至在会议前后，发誓赌咒地要把张春桥、康生这些人揪出来。但是毛泽东并没有把他真正搞掉。为什么?这个人并没有多少水平和影响。所以，他是第一个跳出来的人也是第一个作检查的人，林彪对他的评价是：[木偶将军]。就是这样的人，毛泽东根本不把他们放在眼里，根本不当一回事。所以，偏偏把他们放掉了。他也是江青所看不起的人，不愿意跟着江青他们走。”
“可是你愿意跟着叶群跑，愿意为她所效劳。”我开着玩笑说。
黄永胜听了，怔住了，然后不停地喝水以稳定他的情绪。过了片刻，他才说：“我们这些军队的同志，没有多少理论，早已习惯了按照上级或首长的指示办事，军人嘛，以服从命令为天职。在文化大革命中，虽然批判了刘少奇的什么[驯服工具论]，但是我们还是以党中央和军委的指示为最高出发点。在林彪没有定成反革命之前，他是党中央的副主席，是毛主席的亲密战友，我们没有任何理由不听他的。如果不听他的，当时我们就会被打成反革命。对此，我们是绝对不会愿意那样做的。就是现在审判我们的那些人，当时也没有反对过什么林彪和江青。他们也可能比我们的高调唱得还要高。只不过我们在台上，他在台下，人们不注意他们罢了。叶群这个人虽然唠唠叨叨，但是她和江青不同，没有那么大的野心。我和她接触的过程中，她还是比较温和的。”
我知道他是各保其主，便没有再说什么，只是问道：“既然你以服从命令为天职，为什么毛泽东发动了批陈整风后，你和李作鹏、吴法宪、邱会作这些人拒不执行，以至于毛泽东要一再地批评你：[不要学军委座谈会，开了一个月，还根本不批陈。]还说：[你们几个同志，在批陈问题上为什么老是被动，不推一下，就动不起来。这个问题应好好想一想，采取步骤，变被动为主动。]这总不能说是毛泽东没有给你们打招呼吧?”
黄永胜笑了笑，笑得非常干涩：“批陈怎么批?该讲的早已讲了。毛主席让我们批陈实际上是让我们批林，揭发陈伯达为什么会在九届二中全会上跳出来?这就要牵扯到林彪。我们怎么敢涉及这个问题呢?说老实话，我当时有侥幸心理，认为我们有林彪挡着，毛泽东不一定会对我们怎么样，这就使我在错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了。不过，除非我站出来揭发林彪，和林彪翻脸，不然就是怎么样我也是过不了关的。现在看来，我就是脱离了林彪的贼船，也必须要上江青的炮舰。不然，还是不行。当时行了，现在能行吗?所以，在那个历史条件下，我们这些已经登上了政治舞台的人，就是怎样走棋，也难免陷身汪洋，总之是免不了一难的。这在当时的政治条件下都是如此。现在的一些年轻人是理解不了当时的情面的，但是经过那个历史时代的人，都会对当时的政治有切肤之感的。”
我感到，黄永胜的政治态度也只能到此为止。他的历史和所处的环境决定了他只能是这样而不会另外的样子。我问道：“在监狱里受审查的生活怎么样?”
黄永胜苦笑道：“即使再好，也是监狱呀。我成了反革命会好到哪里去呢?算啦，我们不谈这些了。我很想和你讲一讲我的过去，也就是参加革命后的经历。如果你们知道了我的历史，也许就对我现在的遭遇同情了。一个人参加革命多年，最后落了个这样的下场，你想我怎么会甘心呢?回顾我在文化大革命中的经历，我好象作了一场可怕的恶梦。大梦醒来后，还好象是在梦中。党内的斗争从来没有象我们党的斗争这样残酷无情。历史给我选择机会的时间太少了，我们几乎没有自己走什么道路的自主权。真的，本来我已经认为庐山风波以林彪摔死为告终，问题已经解决了。谁知道又来了一个逮捕和审判。”
我开始向他提一些令他比较难回答的问题，没想到他的解释和说明几乎没有任何的困难。我问道;“你认为陈伯达这个人到底怎么样?”
黄永胜说：“一个可怜的秀才。我不知道他在过去的路线斗争中的表现到底怎样。但是他在庐山和后来的审查中表现不错，没有说林彪和我们一个字的不对。他是在尽力为我们解脱的。江青在庐山会议后，曾经和我们见面解释道：[陈伯达和张春桥闹，是文人相轻，来利用我们，我们不要上他们的当。你们犯了错误可以往陈伯达身上推，我是不会计较你们的。放心吧，我和你们还是有感情的。]叶群当时也是逢场作戏，和江青拥抱了一顿。当时我就很反感，既然把我们往沟里推了下去，再来假仁假义地掉几滴眼泪有什么意思呢?据说，当时的专案组在和陈伯达谈话的时候，陈伯达就说：[我在庐山会议上的问题当然是由我自己负责，我没有同伙，更没有后台，我就是我一个。至于谁和我的观点相同，那是他自己的事情。]至于后来陈伯达怎么讲，那我就不知道了。但是，我和他的接触，以及陈伯达给我的一些材料，几乎没有任何专案组人员提及，看来陈伯达还是有一定的骨气的。”
“你认为吴法宪是否有真才实学?现在人们说他是一个[草包司令]，是这样的吗?”我又问。
“真是[草包]，还能当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的空军司令?”黄永胜说：“当然，面对毛泽东这样的伟大的政治家和共产党的政权，吴法宪作为一个共产党人和一个军人，只好装傻瓜罢了。他是以服从命令为天职的，既然林彪是毛泽东的接班人，他是把今后自己的命运寄托在林彪身上了。他曾经跟我说过：[在政治上，我们都是双保险，跟着林总绝对不会有任何的问题。跟着别人可就靠不住了。我庆幸自己在政治上有了这样的靠山。林总救了我，我就世世代代不忘根本，共产党就是我的红太阳。]你别管他说话如何的不讲语言和词章，但是他的心情是要跟共产党走的。谁知道共产党本身就是这样的复杂。他对江青恨得咬牙切齿，但是他根本不敢在任何场合公开反对。庐山会议后，我们在军委的一个会议室里开会，提到江青和张春桥时，吴法宪突然说：[如果一定要把我打倒，临死我也要把江青杀掉!]可是说完这话他就吓得变脸了，连声说：[黄总长，你可别揭发我呀。你揭发了我，我也是不会承认的。]你说这个人怪不怪?听说，他在江青、张春桥等人垮台后，写了不少揭发江青等人的材料。那可是发自内心的东西。吴法宪在林彪还没有跑之前，他专门找我问道：[黄总长，你说毛主席到底是要自己的老婆还是要接班人呢?]我说：[应该是要接班人。]他说：[可惜林总不是毛主席的儿子。要是他的儿子，也许会更好些。]我说：[我们共产党人难道还能搞那种传宗接代的事情?林副主席的接班人地位可是上了党章的啊。]这就是我们当时的基本观点。所以，他揭发林彪和叶群的材料我听了几乎都是言不由衷的。那里没有多少真正有价值的东西。”
“那你能不能给我提供一些有价值的东西呢?”
黄永胜站了起来，从屋子里取出几个并不好的苹果递到我的面前，说：“吃点东西吧，我这里现在也没有什么好东西，尝尝新鲜。只要我们有缘，我愿意继续给你提供一些写作的素材。现在不行，我没有充分的准备。将来我想是有机会的。特别法庭对我的判决，我从心里是不服的，只是现在没有我说话的余地。我看这个问题在将来会得到解决的。判决书上所指控的内容，除了林彪的问题是由林彪和我们这些人负点责外，其余的事情都不应该由我负责。比如彭德怀的问题，那是毛泽东亲自定的案子，我们谁能推翻?谁又敢推翻呢?打倒那么一批老干部，不管他们有罪也好，无罪也罢，我们这一级的领导人只能照毛泽东讲的办。现在轮到我们这些人替毛泽东顶罪，这怎么是公平的呢?所以，我不认罪是有道理的。再说，彭德怀难道就没有问题了吗?如果按照彭德怀的话去做，中国就一定能搞好?这些都是未知数。现在还是一种倾向掩盖另一种倾向。不过，我现在不讲这个问题了，以后再说吧。如果要把中国文化大革命的真实过程写下来，那就真正是有意义的事情了。可惜现在所讲的，所谈的，都不是问题的全部真实，充其量不过是一个皮毛大概。比如，我也看到彭德怀写的回忆录里有毛泽东1965年9月23日早晨7点钟见到他的时候所说的话：[早在等着你，还没有睡觉。昨天收到你的信，也高兴得睡不着觉。]还说：[也许真理在你那边。]等等，你说可能吗?那是彭德怀老鬼在给历史制造一个麻烦。就算毛泽东那样说了，也是一个策略而绝对不是真心话。他的真心话是批判《海瑞罢官》，是要全党绝对不能让他们翻案，这是千真万确的真理。我在政界搞了这么多年，还是能够看出点问题来的。虽然我吃了这么多的苦头，某种意义上讲，我是心甘情愿的。士为知己者死嘛，这话也就是和你这个作家讲。这些话，我希望我活着的时候不要登出来呀。”说完，他又问了我一个令我难以回答的问题：“你说，我还有机会回到军队再做点工作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