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不涉及到实质性问题的前提下，周恩来有时候会让人觉得很厚道。
但是一旦涉及到实质性问题，周同林等人很大的不同之处就在于此，周恩来不会无视毛的存在。无论是否符合人民的利益都不重要，重要的是毛的态度。王光美曾经回忆道：“陈云同志曾就包产到户和用重新分田的办法刺激农业生产的问题，同一些领导同志交换过意见，少奇、小平同志同意，林彪也同意，恩来同志表示还是先听取毛主席的意见。”周恩来唯“毛”首是瞻的形象被王光美的短短一句话活脱脱的勾示出来。
除此之外，更进一步的说，周对于毛是无条件的忠诚，当任何个人与毛发生冲突时，他均会不问是非地站在毛的一边，非常熟练的对毛要整的人冷酷的加以处置。这也是周恩来的存在价值所在。
1966年，周恩来在揣摩毛泽东的旨意后推举林彪为接班人，并在文革中多次对此加以解释。文革初期，周恩来与林彪都是坚定的文革派。周、林二人都是毛泽东发动和推行文革的重要力量，因此在这场史无前例的浩劫之中都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二者的不同点在于，林彪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是作为一种军队力量的“橡皮图章”，而周恩来是毛泽东文革路线的具体组织者和实施者。其角色绝非官方定位的“说了一些违心的话，做了一些违心的事”。
分析周恩来和林彪的关系、对比两者在文革中的表现和作用，周恩来的真实形象无疑会更加清晰。周恩来与林彪在九届二中全会之前基本上保持了良好的关系，互相尊重与支持，现在大陆官方将周恩来与林彪关系解释为周恩来与林彪进行了“进行了各种形式的斗争”。这一说法根本是站不住脚的，是无视事实和有意误导，无非就是想人为地区分周恩来与林彪的关系，一方面拔高周恩来的伟人形象，另一方面则继续抹黑林彪，让林彪充当毛泽东文革罪孽的替罪羊。
九届二中全会之后，毛、林之间的裂痕逐渐公开和扩大，周恩来不断揣摩毛意图，开头还试图调和毛林的关系，但是随着毛搞掉林彪的意图明显起来，周也就根据毛泽东的调子对逐渐和林彪等人划清界限。在处理“林彪事件”前后，周恩来再一次充当了毛的“第三只手”。事后，周恩来又对划为“林彪反革命集团”的人加以整肃。
1970年8月，庐山会议后，毛泽东与工作人员合影，毛要周也来，周主动蹲在前排
一、周恩来和林彪的关系
1、周恩来的“积极”、林彪的“被动”
林彪曾经说过：我这个国防部长有一大半是总理替我当的。实际上确实如此。
八届十一中全会期间，周恩来揣测毛泽东的“圣意”后，推荐林彪为接班人，此后二者的关系由此变得非常之近。特别毛泽东当时开列的中央副主席、常委的名单上，副主席是两个，一个是林彪，另一个是周恩来。但是当名单传到周手上时，周恩来把自己的名字圈掉了，林彪就成了唯一的副主席。
对此，周恩来在文革初期多次给以解释：“从七大开始，每次斗争，都感到刘少奇没有多少马列主义水平，看他二十年了，到十一中全会，就决定了，刘少奇不能挽回了，他没有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水平。难道你能说主席包庇刘少奇吗?问题是要逐步认识的。林彪同志主持军委工作后，强调学习毛主席着作，政治挂帅，就看出林彪同志思想水平高，认识水平高，就认识到林彪同志是正确的，能紧跟主席思想的。一九六五年大家逐步认识林彪同志是毛主席的最好接班人。一九六六年就解决了，水到渠成，心服口服。”
后来邓颖超在庐山会议上曾经表态：拥护林彪的讲话，同意设国家主席，并义愤填膺地说，谁反对毛主席，谁反对林副主席，我们就打倒谁!邓颖超还争功似地说：“我们现在都说林副主席是毛主席的亲密战友，你们知道吗?‘亲密战友’这样的称呼是我在八届十一中全会上第一个提出来的。”当然，当毛林反目之后，无论是周恩来还是邓颖超都对此再也不提。
表面上林彪是副统帅，毛泽东的亲密战友，党章上明确记载的接班人，可实际上并无太大的实权。文革中任何大小事项的决策权都在毛泽东，而执行权则在周恩来主持的中央文革碰头会。特别在文革初期，林彪看起来更像一个“橡皮图章”。无论是初期的红卫兵运动，还是一月夺权之后在建立各地委员会的过程中，周恩来在其中的作用远远大于林彪。
文革初期，林彪接连在8月18日，8月31日和9月15日对红卫兵讲话。这些讲话被国内党史论者“林彪在接见大会上作了煽动性的讲话，从而导致红卫兵运动在全国城乡各地迅猛发展，势如燎原。”周恩来在9月25日的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造反总司令部负责人座谈会也承认“林彪同志和我的三次讲话，篇篇都是经过主席审查的”。吴法宪说：据我所知，林彪历次接见红卫兵的讲话，都是由中央文革代为起草的，林彪从不表示自己的任何意见，每次都是照稿宣读而已。
何蜀先生在在查阅大量有关“文化大革命”史料后认为：“现经常被用来当作批判靶子的一些‘林彪讲话’，其实并不全是他自己的，大多是别人(按照毛泽东的意图)写好并经毛泽东审定后安排他去照着念的;讲话表达的也并非他的个人思想，而是表达了‘文化大革命’发动者毛泽东的意图和当时‘无产阶级司令部’高层领导集体的思想。”
何蜀先生用《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中的史实来证明之：1966年8月31日，正值“红五类”红卫兵(或曰“血统论”红卫兵)制造的“红八月”的“红色恐怖”高潮中，毛泽东第二次接见了红卫兵，对红卫兵的打、砸、抢、抄、斗大加赞赏和鼓励。在接见之前，林彪审定别人为他起草的讲话稿时，在“革命的小将们，毛主席和党中央热烈赞扬你们敢想，敢说，敢干，敢闯，敢革命的无产阶级革命精神。你们干了大量的好事，你们提出了大量的好倡议。我们十分高兴，我们热烈支持你们”这段话后边，加写了“坚决反对压制你们!你们的革命行动好得很!”毛泽东审定时批示给林彪：“这样修改很好。”显然，这篇讲话基本上是别人按照毛泽东的意图代林彪起草的，林彪所加写的只有那么两句，其内容与前边的话的意思并无多大不同(等于是同义反复)。毛泽东认为“这样修改很好”，可以看作是对林彪的鼓励。
1966年9月15日，毛泽东第三次接见红卫兵，林彪又作了讲话，其中值得注意的是专门讲到了两种不同的“炮打司令部”，说炮打司令部就是炮打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而一些“牛鬼蛇神”企图炮打无产阶级革命的司令部。这篇讲话稿是接见前由当时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共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中央文革小组顾问、中宣部部长陶铸送毛泽东审定的，毛泽东对这段话作了加写和改写，强调了不能容许“牛鬼蛇神”炮打无产阶级革命的司令部，“要粉碎这些牛鬼蛇神的阴谋诡计，识破他们，不要让他们的阴谋得逞。”这段话，对当时刚刚兴起的“炮打司令部”造反浪潮起到了一定的遏制作用。毛泽东为什么要在这次讲话中作这样的强调?这是值得研究的另一个问题。但可以肯定的是，这篇讲话并非林彪自己写的，代表的也并非林彪的个人意愿。因为反对“牛鬼蛇神”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显然不好用来当作林彪的“罪行”，一般文革史着作很少提及这段话。
何蜀先生则指出，关于9月15日接见时的讲话，还有一个细节不大为人注意。从《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二册中(第137页)的有关注释可知，在这次接见之前，陶铸曾将替周恩来起草好的讲话稿送周审定，周于14日将讲话稿送陶铸时提出：“我仍主只由林彪同志一人讲即可，已函请主席批示。”陶铸在将讲话稿送毛泽东审定时写道：“我意明天还是林总与总理两个都讲较好。请主席批示。”毛泽东即批示：“可以由两个人讲。”可见，当时的讲话，不仅稿子是由陶铸组织写作班子(当然是按照毛泽东的意图)起草的，而且，由林彪一人讲还是由林彪与周恩来两人分别讲也是由毛泽东最后决定的。关于1966年国庆节庆祝大会(即第四次接见红卫兵)时的林彪讲话，有的文革史着作提到林彪和周恩来在接见红卫兵时的讲话，习惯于从两人的讲话中各取所需，引出不同的句子，强调林主要讲造反，周主要讲纪律，或者说林的讲话是高调，周的讲话是低调，等等。其实，在了解了当时这些讲话出笼的内幕之后，这样说显然就不准确了。
然而与此相对应的是，周恩来不仅在同红卫兵时候讲话火气十足而且是身体力行的参与具体的工作，林彪则是只讲讲话应付了事。
周恩来在8月5日清华万人大会上讲：“我这次来清华是老老实实做学生的，来学习的，也是来煽风点火，煽社会主义的风，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之火。”
周恩来在8月18日号讲：“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我们要大破资产阶级思想，大立无产阶级思想，也就是大立毛泽东思想。大海航行靠舵手。我们伟大的舵手，就是毛主席。”
8月27日周恩来在首都红代会上说“我们来就是帮助你们建立联络站……我们有责任帮助你们，不光成立总站，还在成立分站，给你们干革命的方便。给你们架专用的电话线，准备交通工具、吃住。”
在8月31日接见外地来京革命师生大会上，周恩来说“现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开始了新的高潮。全国各地的青少年组织了红卫兵和别的革命组织，这是一项伟大的革命创举。我们的红卫兵小将们，破‘四旧’，立‘四新’，充当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冲锋陷阵的急先锋。你们那种敢想、敢说、敢做、敢闯、敢于革命、敢于造反的精神，得到了全国广大工农兵和革命干部的热烈支持。我们向英雄的工农兵欢呼!向我们的红卫兵致敬!向革命的青少年致敬!”
类似的讲话举不胜举。
鉴于当时历史情况，周恩来与林彪都要表态，但林彪只是口头上拥护，而周恩来则不仅是口头上的拥护者，而且还是各项具体行动的策划者和指挥者。在以后的文革岁月里，周恩来堪称之为毛泽东推动文革的最重要的助手，积极参与和配合了文革各项的方针的落实，没有周的大力支持和坚决推动，毛泽东的任何疯狂举措都几乎难以推行。即使周如国内党史界认为的“不太理解”，行动上“很不得力”，但实际上周是毫无保留地坚决站在毛泽东一边，认真贯彻执行了毛泽东的文革方针和政策，使文革狂潮一次次推向高潮。事实上，后人只能考证其说了什么，做了什么，对于周恩来的内心真正想法外人很难得知，所谓的“不太理解”，行动上“很不得力”也就只能是臆测了。相反，如果从周恩来对其亲属们的劝诫，则完全可以得出周恩来是非常自觉的投入到这场运动。文革发动之初，周恩来的侄子周尔辉曾经向周恩来诉苦，周恩来的回答则是：“我们应当相信群众，我们应当相信党;共产党员要能经风雨。见世面。”无独有偶的是，周恩来亦曾经如此训示过其侄女周秉德。周恩来指责周秉德是为当时被批判的省委说话。
周恩来在1967年1月26日接见工交口革命造反派代表的讲：“批判薄一波、陶鲁笳的斗争至今没有展开，学校将薄一波抓回来后没有示众，都斗争薄一波，但不揭发，薄一波领导财经十七年，一九五三年那么多人批判，为什么现在批判不起来?抓彭、陆、罗、杨不怎么困难，为什么抓薄一波那么困难?今天工交口都在场，这个问题值得深思。薄一波管工交各部几年，工交口成立党委，管各部党组，党委，部长。管得很深，为什么各部揭发得很少?”
1967年3月3日周恩来在批判新疆军区副政委张仲瀚的会上说：“张仲瀚今天上午低头认罪，不管你过去十七年的影响，只要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就什么都没有了。……今天张仲瀚既然低头认罪，向毛主席请罪，觉得心情沉痛，这点比别的同志好像还好点，既然如此，我们确实还给你一个带罪立功的机会，让你改造。”张仲瀚随后即被关押入狱。3月28日周恩来接见安徽各界代表时说：“为什么要专门提出打击以李葆华为首一小撮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因为安徽流传中央要保李葆华的说法，这样就影响了一部分群众，影响了夺权斗争中把矛头指向以李葆华为首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丁凯文先生就写过：被周恩来点名打倒的省级领导人还有广西的贺希明、霍泛，新疆的武光，东北局的顾卓新、喻屏等人。事实上，文革期间周恩来点名打倒的人数量之多，一点不比康生、江青和陈伯达少，从周恩来文革期间的大量谈话中看，周提及的西北和西南地区的原领导人几乎全被打倒了。因此周恩来是对毛泽东文革路线最坚定的支持者和执行者，所有文革的重大战略部署，周从头至尾几乎都参与。这自然也包括毛泽东打倒众多原一线干部的策略。周恩来在文革中的角色决不是所谓的“说了一些违心的话，做了一些违心的事”而已。
云南省委第一书记、昆明军区政委阎红彦被逼自杀后，周在1967年1月14日对云南赴京代表谈话时却将阎定性为“叛徒”，周说“是他自绝于党，自绝于人民，是一个可耻的叛徒”，“我代表党中央向你们正式声明，这件事与两派中的任何人也没有关系，我向毛主席汇报时说过，任何人要想拿这样的事来嫁祸给谁都是空想，任何人想要造谣诬蔑都不行”。周恩来同日在接见各大区和省委书记讲话时，周再次说“这么大的事情，用这么个态度，不单是压制群众，而且反抗毛主席为代表的革命路线，抗拒中央的领导，自绝于党和人民。”“阎之死，有人要把责任嫁祸于红卫兵，红卫兵一定要调查真相。……阎红彦是自己可耻地解决了。”
被称之为“大树参天护英华”和“殚精竭虑护英华”的周恩来，讲这种煽风点火的话绝非少，而是举不胜数。然而这些语言，在官方的周恩来传记，自然是一点都不会提的。
八届十一中全会后，原按毛泽东意图中央工作由林彪主持，但林彪仅主持过几次会后就不再管，中央日常工作由周恩来负责。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一般均由周恩来召集。按照《晚年周恩来》的作者高文谦的说法，在文革中，毛泽东的很多决策，事先林彪都毫不知情，只是在事后才打了招呼。杨成武也说：“林彪虽是副统帅，但常委碰头会、军委、国务院;国防、外交、经贸等等，都是周恩来管，具体事没给林彪权。”高文谦先生甚至认为：“事实上，毛泽东在文革中的不少重要决策，林彪都被蒙在鼓里，只是在事后才打了招呼，以致林彪对毛的意图不甚了了，不知文革运动怎么搞法。见各级领导人像走马灯似的垮台，而作为‘副统帅’的林彪却对运动的前景茫然无底，处境着实难堪。”
从现有的材料来看，周恩来绝非官方的有关周恩来的传记所言：周恩来的确积极参与了这个运动，但周“很不理解”，是“违心”和“被动”的，且设法纠正过火的、极端的做法，努力减少“左”倾错误所造成的损失，等待时机纠正错误。
对于大串联，王力回忆说“大串联则是毛主席的一贯思想……说各地学生到北京要免费，到北京大闹一场他才高兴。”由于这是毛坚持要做的事，周恩来也是坚决服从的。
但是由于外地学生来京是毛泽东一手制定的决策，虽然这给周恩来的国务院出了很大的难题，周恩来还是坚决执行服从的。至于具体的行动，毛泽东的八次接见红卫兵都是由周恩来精心策划安排，无论是组织、安排，还是接待、交通、食宿、安全保卫等诸多环节，周恩来都严格把关，精心策划。第一次，周恩来安排在天安门由毛接见红卫兵，接见完后当场进行总结，各个组都向周恩来汇报。总结后周恩来又研究下次接见的方案。以后的七次每次接见之前都要根据经验教训，四处勘测路线，再选择最佳的方案。根据11月27日《人民日报》上新华社的报道，11月25日和11月26日连续两天接见的情况看，毛主席先后检阅了1100万“文化革命大军”，在第八次则接见了250万。
而且正如上述，从“一月夺权”到“军管”再到各地委员会的成立，都是由周恩来具体操作。在整个过程中，即使周恩来与林彪都作过类似的讲话，林彪只是口头上拥护，而周恩来则是各项具体行动的策划者和指挥者。周恩来作为毛泽东推动文革的最重要的助手之一，积极参与和配合了文革各项的方针的落实，是保证毛泽东的文革大略得以发动和深化的最重要保障。
尽管林彪在名义上是中国级别最高的副总理，但他从来没有参与过国务院的工作。林彪的影响力仅局限于军队，但就是如此，周恩来在有关军队的实际运作中，其作用远甚于林彪。周对军队事务极感兴趣，随着“文化大革命”展开，周密切地介入了解放军的所有主要决策。据林彪手下一位将军的儿子说：“我父亲对‘文化大革命’中的发生的事情记得很清楚，他告诉我说军委办事组〔他是其中的一位领导成员〕一共处理了1300多份文件，没有一件毛主席不知道，没有一件周总理没有亲自处理。”
自1967年的“上海一月革命”后，全国陷入了造反夺权的动乱之中，毛泽东不得不派出解放军对全国实行大规模的军管，由此开始了“三支两军”。但是作为军队主管人物的林彪却基本上毫无作为，而是在军队里没有任何职务的周恩来，不仅过问军队的部署调动、人员安排，且常常亲自发号施令，可以说是事无巨细。在军队参与“三支两军”的过程中，充分体现了周对军队的掌控能力。
首先由周恩来在1月27日传达毛泽东21日的指示时：“军队对文化大革命的态度，在运动开始时，是不介入的，但实际上已介入了。(如材料送到军队去保管，有的干部去军队。)在现在的形势下，两条路线的斗争非常尖锐的情况下，不能不介入，介入就必须支持左派。”
1967年1月25日周恩来就民航系统军管一事给吴法宪的指示说“应以国务院、中央军委的名义起草命令，宣布由军队接管民航系统(包括整个民航系统所有机场、港站)。接管后，业务工作仍由原领导班子来抓。”2月17日周恩来对河南省军区指示“(一)中央命令：迅速派部队让武斗的双方立即隔离;(二)宣布：对河南日报进行军事接管;(三)接管后停刊几天……以上命令，望立即执行”同月27日，周恩来致函毛泽东：建议立即对广东实行军管，准备筹建“三结合”的革委会，并建议对云南亦先行军管。毛泽东批示同意。28日周与广东省委、广州军区负责人谈话，宣布由广州军区和广东省军区组织对广东省实行军管。此外周还与云南省有关负责人及造反派代表谈云南实行军管事宜。
3月13日周恩来在解放军军级干部会议上专门谈及军管问题。周说“军事管制问题，到二月中旬，全国实行军事管制的单位六千九百多个，大都是公安、邮电、电台、报社、银行、仓库、监狱等单位。其中仓库、银行占很大数目，仓库三千一百多，约占一半;银行一千四百多，约占五分之一。根据毛主席的指示，各级银行都要军事管制。将近七千个军管单位，已经用了团的兵力。现在军事管制从地区上看，只达三分之一。全国二十九个省、市、自治区(包括天津)，已经实行军管或等于实行军管的加上已经批准，准备实行军事管制的有十个：陕西、新疆、青海、西藏、云南、广东、广西、福建、浙江、江苏。已经实行‘三结合’夺权，成立革命委员会的有五个：黑龙江、山西、贵州、上海、山东。”
此后，各省部级单位甚至县市的军管问题都是由周恩来直接处理。3月18日，周恩来与李富春、聂荣臻、叶剑英商讨军管问题，并致函毛泽东：已向国防工办和国防工业部门(二机、三机、四机、五机、六机、七机)宣布，准备实行军管。其办法拟每一部门只派出三人的军管代表小组，运用原有的机构领导业务，同时推动各革命群众组织进行开门整风，实现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帮助需要批判的各级领导干部检讨亮相，分别处理，以便最后实现各部门的革命“三结合”。……国务院工交、财贸、农林、卫生各部门正遵照毛主席指示，分别进行排队，拟在工作瘫痪部门，亦实行军管，其办法如国防工业各部。定后将分别报批。这些需要派出的军管代表，拟经由军委、总政从军事科学院、高等军事学院、政治学院德才兼备的老干部中选派。毛泽东批示：退总理照办。3月23日周恩来要求派一个师的兵力对大庆实行军管，毛泽东批示：照办。4月2日周批示同意青海成立军事管制委员会，由刘贤权任军管会主任。5月19日周恩来对四川宜宾地区的电话指示说，派军队保护造反派;把反动组织包围起来，进行政治瓦解;对少数坏头头必须镇压，把幕后策划者宜宾军分区副司令员徐德有抓起来。7月28日周恩来给新疆军区的指示说，立即制止乌鲁木齐武斗，有军队戒严，如果红二司再死一人，要拿你们是问。与此同时，周恩来还在5月27日主持中央碰头会，讨论通过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关于对国务院XX部(委)实行军事管制的决定(试行草案)》，28日报毛泽东林彪审阅，毛泽东批准：此决定由中共中央发出。周恩来如此深入介入“三支两军”这样的事例还有很多，不胜枚举。
林彪作为军委的主要领导人，但对“三支两军”却极少介入，除了表态支持毛泽东指示外，亦未曾发布过什么特殊命令。1967年3月20日的军级干部会上，林彪亦到会讲话，在谈到军队支左问题时说：“毛主席、党中央很信任人民解放军，搞军管、搞军训、支持工业、支持农业、支持左派，好多重大的任务。这种种任务，光荣是光荣，伟大是伟大，但是，是新的任务。一方面证明毛主席、党中央相信军队，另一方面我们军队责任是很大的，任务是很新的，过去还没有这样子搞过。”林彪还说：“支持地方，总的方面还是抓革命，促生产。不要只抓革命，不促生产了，把生产停顿下来。也不要只搞生产，把革命停顿下来。我们应该同时进行，而且应该以革命来带头，来挂帅，来促进生产。”
周恩来还直接下令调动军队。1967年9月4日，周恩来直接把电话打到当时陆军XX军在西安市的军部，要军长胡炜派部队对某武器弹药库严加保护，并说必要时，可以开枪!1968年5月下旬周恩来再次命令胡炜去保卫秦岭山脉深处、宝成铁路附近的一座国家战略储备油库。
这些都充分说明周恩来对军队的掌控能力非一般人所能比拟，其作用在实际上甚至超过林彪。当时作为“大秀才”的王力则说：“林彪的态度是：毛主席不到会他不到，毛主席不叫他主持会他不主持。……林彪虽然是接班人，他的地位跟刘少奇不一样，刘少奇做第二把手时是主持常委日常工作的，那时毛主席退居二线。林彪不是这样，因为毛主席回到了第一线。……毛主席自己是一线，所以林彪什么事都往后退。”林彪自己则说：“向毛主席、中央、中央文革小组请示报告，不要以为自己了解了就不报告中央，不要以为是小事就自己处理，不要以为自己聪明就不请示报告，也不要怕麻烦中央。无论大事小事都要请示报告。总理、中央文革小组同志都是日日夜夜工作的。可以发电报、打电话。”这些无疑是对林的“无作为行为”做了最佳的批注。
对于地方事务，虽然毛泽东在批示时也指明林彪参与，但是实际上林彪基本不管。2月7日，毛泽东对西藏军区党委关于请示中央尽快对西藏军区领导人张国华等表明看法的报告批示：“林彪、恩来、叶、聂、徐各同志：请你们研究一下，张国华、周仁山、王其梅等究竟是好人、坏人，一二日内拟电告我，发出表态，是为至盼!”根据毛泽东指示，周恩来于次日与叶剑英、聂荣臻、徐向前、肖华同张国华、陈明义谈西藏问题。1967年5月8日凌晨，周恩来再次与有关人谈西藏问题。在周恩来的主持研究下，毛泽东要的答案出来了。张国华是好人，周仁山(中共西藏自治区委员会书记处书记、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副主任委员)、王其梅(中共西藏自治区委员会书记处书记、西藏军区副政委)是坏人，被中央宣布定为“中国赫鲁晓夫在西藏的代理人”打倒，王其梅也成为“军内一小撮”之一，以后被迫害致死。
2、周恩来与林彪的的互动、两人的不同
在不涉及到实质性问题的前提下，周恩来有时候会让人觉得很厚道。
但是一旦涉及到实质性问题，周同林等人很大的不同之处就在于此，周恩来不会无视毛的存在。无论是否符合人民的利益都不重要，重要的是毛的态度。王光美曾经回忆道：“陈云同志曾就包产到户和用重新分田的办法刺激农业生产的问题，同一些领导同志交换过意见，少奇、小平同志同意，林彪也同意，恩来同志表示还是先听取毛主席的意见。”周恩来唯“毛”首是瞻的形象被王光美的短短一句话活脱脱的勾示出来。
除此之外，更进一步的说，周对于毛是无条件的忠诚，当任何个人与毛发生冲突时，他均会不问是非地站在毛的一边，非常熟练的对毛要整的人冷酷的加以处置。这也是周恩来的存在价值所在。
即使官方的《周传》等书籍时，周对毛几乎没有一句劝谏，在“反反冒进”之后，他对毛的错误路线从来都是大力倡导、不遗余力的推行的，都时用服从大局来解释的，从来没有自己的主张，对毛的错误做法从来没有过反对意见，只要是毛的指示明知是错他都要想尽办法坚决执行。一旦毛的心思有变，周恩来更是积极揣摩毛的动向，以便更好的为毛服务。
林彪与周恩来之间的关系决非官方所称的“周恩来跟林彪、四人帮作了不同形式的斗争”、“对林彪反革命集团作了艰苦卓绝的斗争”，在九届二中全会以前林与周之间实际上是一种“互相关怀、互相帮助”的关系。这种关系纪体现在执行毛泽东的文革路线上，也体现在林对周的工作上的支持。
在1967年的春夏之交，北京以及其它地方有一股“打倒周恩来”的浪潮。5月底，以张建旗为首，正式成立了北京钢铁学院“五·一六兵团”。6月2日，张建旗将他3月31日写的攻击周恩来的大字报《给周恩来的一封公开信》抛了出来，又以“钢院五·一六兵团”的名义，贴出《23个为什么?》的大字报，责问周恩来。6月14日，“首都红卫兵五·一六兵团”成立。他们在夜深人静之时，张贴出各种攻击周恩来的大字报、大标语和传单，诸如《揪出二月黑风的总后台──周恩来!》、《周恩来之流的要害是背叛“五·一六通知”!》、《彻底捣毁资产阶级司令部!──质问周恩来》、《周恩来是毛泽东主义的可耻叛徒!》、《周恩来还我战友!》、《周恩来，你在农林口究竟要干什么?》等。在每张大字报、大标语和传单的最后，都署名“五·一六”三个醒目的阿拉伯数字，其中的“1”字写成一个熊熊燃烧的火炬形状。
高文谦先生说：此时是周恩来在政治上最难过的时候，社会上倒周的势头甚嚣尘上，周本人也在中央文革碰头会内部不断遭到江青组织的围攻批斗，日子很不好过。这时毛泽东正在南方巡视，林彪利用坐镇北京主事的机会，有意拉周一把，出面表态支持周恩来主持中央文革碰头会，对他表示：你要大胆主持这个会，放手处理问题，我现在情况不熟，身体不好，全靠你了;还特地向军队方面的人打了招呼，要他们全力支持周的工作。
周恩来对林彪的这种关照自然心存感激。1967年夏，毛泽东命杨成武回京单独向周汇报情况，毛强调只对周恩来一人讲，但周仍然坚持要杨还需向林彪汇报，并请杨转告毛是周让其向林汇报的。
毛泽东的保健医生李志绥回忆录：李单独向周汇报毛的病情，并说不可告诉其它人，因为这是毛严令禁止的。但事实上周还是向林作了汇报，当李志绥质问周恩来的时候，周则回答：“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组织和领导，林副主席是我的领导，我怎么能不报告他呢?”李志绥在书中还透露说，“九·一三事件”后，汪东兴派人查抄林彪在毛家湾的住宅，抄出很多林周的合影，汪将这些照片收了一大包给了周，周对此感激不尽。
在毛泽东于1968年7月28日会见北京京五大学生领袖时的谈话上。这是个带有私人性质的谈话，那么在这次谈话中，不经意的二次周的谈话，就可以折射出周林的关系。第一次，当老毛批评蒯司令的井冈山乱打乱闹时，林彪表示：值得，损失最小。随后周说：林副主席说得好，损失最小最小，成绩最大最大。当谈到林彪是接班人时，周表示：林彪同志主席着作学得好，包括苏联在内对马列着作都没掌握好，林副主席掌握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