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际上，周恩来对林彪做了大量不合实际的吹捧。在此仅举一例。后来，周恩来把对林彪的吹捧至极致：“我们的副统帅林彪同志已经是众望所归的了。经过几十年的培养，经过几十年的锻炼，经过几十年的领导经验的证明，林彪同志是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的第一人，……像林副主席中央经过考验的领袖，事实上已经存在了，为什么我们不在法律上定下来呢?”接班人要用法律的形式定下来，也是古今中外的新鲜事。翻看国际共运史来看，无论是哪个政党，也无此壮举，周恩来这提议，也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于是在1967年11月，由周恩来主持的中央文革小组碰头会上，整理了一份通报并由中央下发全国，即《中共中央、中央文革关于征询召开“九大”的意见的通报》(1967.11.27;中发〔67〕358号)。通知说：许多同志建议，“九大”要大力宣传林副主席是毛主席的亲密战友，是毛主席的接班人，并写入“九大”的报告和决议中，进一步提高林副主席的崇高威望
丁凯文先生认为：林彪领导下的军队系统坚决支持周恩来在中央碰头会和“九大”后中央政治局的工作。无论是叶剑英、杨成武主军之时，还是后来的黄永胜、吴法宪等人的军委办事组当权之际，军队系统不仅从未参与过中央文革倒周的活动，而且大力支持周恩来在中央的工作，这与林彪对周恩来的态度有必然地联系。有一次叶群专门告诉杨成武和吴法宪，一定要积极支持周恩来的工作。叶群告诉吴法宪，林彪当面对周恩来表态说：“我的身体不好，一切工作还希望你鼎力相助。”
“九大”召开期间，康生和张春桥曾对吴法宪说，“揪军内一小撮”的口号是周恩来批准的，《人民日报》的社论也是周恩来审阅过的，所以周恩来要对此事负责。吴法宪会后直接电话报告了林彪。林彪特意召吴到毛家湾，对吴说“你不要上当!他们的目的，是要怂恿你出来反对周总理。你千万要注意，这个话对谁都不能再说。‘揪军内一小撮’是中央文革他们提出来的，总理即使看过了，也可能是一时疏忽，不能怪总理。我们党内不能没有总理。我身体不好，毛主席要掌握大政方针，毛主席正确方针的贯彻和组织实施，全靠周总理。周总理的角色我是干不了的。看来康生还是想当总理的，是有这个心思的，你们要注意。周总理出国的时候，两次由康生任代总理，但是据我看他是干不了这个总理的。”事后吴法宪和叶群都向周恩来通报了此事。另一件事是：“九大”后江青擅自召开政治局委员会议，除江青外，还有黄永胜、吴法宪、邱会作、李作鹏、李德生、姚文元。江青在会上一是大肆吹嘘自己的“革命经历”，二是恶毒攻击周恩来。江青指责周恩来“在大的原则问题上看不清，容易跟别人走，今天东风来了是东风，明天西风来了是西风。”江青炫耀说“周恩来在文化大革命中办错了几件事，还有检讨在我的手里”，并说“周恩来这个人不能掌舵，不能当一把手。”江青还说黄永胜等人在搞军党论。面对江青对周恩来的攻击，黄永胜等人当场与江青顶了起来，随即宣布退场。黄永胜等人会后及时向林彪作了汇报，林彪决定让黄、吴二人直接向毛泽东汇报，并要叶群立刻联系。邱会作则去中南海西花厅向周恩来通报有关情况。周含着泪握着邱的手说：“老同志就是老同志!老同志就是老同志!”但是毛并未在意此事，只是对黄吴说“你们不要讲到过我这里来告江青的状，如果让她知道了会整你们的。她已经整过你们一次，我也不告诉她，你们到我这里来过。”
除了这种相互支持的互动外，周、林对一些问题的看法也是较为一致。例如解放老干部。1971年万里和赵紫阳就是在周恩来与军委办事组大力支持下得到解放，万里被任命为北京市革委会副主任，赵紫阳被任命为内蒙古自治区革委会副主任，与此同时，经过黄永胜等人的艰苦努力，还有一批军队干部如杨勇、张宗逊、梁必业、张震等人也都榜上有名要被相继解放。
林彪与周恩来有不同的地方。林彪根本不怕江青，甚至当面怒斥江青(详见下文)。江青要整周恩来，林彪都对周恩来伸出援手，不怕得罪江青。但是周恩来不会直接同江青抗争。
更多的不同是两个人对事情的思考不同。林彪在私下从不赞扬文革，却以“文化大要命”称呼文革;以“武化大革命”形容武斗，充分体现了林彪对文革的真正看法。1959年，林彪就在私下里指责毛泽东发动的大跃进是“凭幻想胡来”，认为彭德怀的意见书是正确的，就是“急了点”;而反修斗争则是“骂绝了，做绝了，绝则错。”刘少奇倒台之时，林彪在私下里对林豆豆说过“刘少奇、邓小平是好同志，拿掉刘没有道理。”对于文革中的动乱、发枪、支左等多个方面，林彪都和毛有过不同意见。更为深刻的是林彪对于社会的看法和毛泽东根本不同。林彪认为“人一切为了改善生活，故只有有关改善生活的行动才能动员大众，人的需要什么就什么。”林彪还认为：人民为了能够创造历史，必须能够生活。但是为了生活，首先就需要衣、食、住的及其它东西。不可忽视人民的生活，而无目的去干别的。林彪在建国之初在中南关于土改等政策都是相当右的。如果说林彪是“勉従虎穴暂栖身”还有一定证据的话，那么对于周恩来有又什么证据呢?
1970年12月，林彪拒绝了毛要其见斯诺的要求，并私下对家人发泄对毛的不满，揭他的老底，说：“今后再也不随便讲话了!讲话都要有根据，不然你好心好意拥护毛主席，还会犯拥护过头的错误。”并愤愤地表示：“什么路线，就是毛线。”“什么讲老实话，他(指毛一一笔者注)就最反对讲老实话，最喜欢吹捧，谁讲老实话，谁就完了。”
到了1971年5月1日，林彪根本不想参加，后经周恩来亲自打电话，再三劝说后，才勉强到场，却始终不同毛泽东讲话。毛泽东对林彪也视若不见，冷淡之极。林彪仅仅坐了几分钟后，便不辞而别。最后导致连一张合适的合影都没有留下来。周恩来为此大为恼火。
周恩来绝无可能这般私下对毛不满，更别说当面“摔脸子”了。
1967年5月21日，周秉德从西安回到北京，吃完饭时同周恩来谈起了西安的文革局势。周秉德批评那些学生造反派斗老干部的行为。周恩来则说学生大方向对，只要符合“十六条”，拥护党和毛主席，就是革命学生。周秉德实在不理解：些造反派，残酷批斗革命老干部，尽做让亲者痛仇者快的事，这也算大方向对吗?”周恩来怒道：“你好像是省委派来做我的工作来的。你总是袒护省委，为省委讲话，你再这样我就把你赶走了!”最后，周恩来说“我有错误，但我跟主席。晚年不是消极的保持晚节，而要积极地保持晚节!”
周毛都去世之后，社会上起来一股风，竭力抬高周恩来，贬低毛泽东。由此邓颖超曾经对那些不识大局、感情用事，在历次政治运动中受过些委屈的干部说：你们不要这么搞，不能这样搞么。恩来什么时候反对过毛主席?他这个人你们不是不了解，路线对了，他就对了;路线错了，他就错了。你们那样说，那样搞，无法向历史向后人交代么……。
3、周恩来调解林彪和江青等人的冲突
林彪和江青的真实关系，是不是真的如官方所言“相互勾结，篡党夺权，妄图推翻人民民主专政”，直至1980年后被合二为一为“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
吴法宪回忆说：“对毛泽东亲自发动和领导的这场‘文化大革命’，不管林彪是否衷心拥护，但同周恩来一样，他都全力去执行毛泽东的部署和计划，这是毫无疑问的。至于对江青，最初因爱屋及乌，林彪对江青也是很尊敬，对江青提出的问题，也很重视。”但是随着运动的开展，林彪与周恩来和江青等文革派的态度则变得大相径庭。而这也是林彪最后得以很快出局的重要原因之一。
自1966年的10月份，造反派开始冲击部队。1967年1月14日，肖力(毛泽东的女儿李讷)控制下的《解放军报》刊出标题是“一定要把我军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搞彻底”的社论。这是最早公开提出“揪军内一小撮”的社论。这篇社论号召：“要把军队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搞彻底，还必须继续放手发动群众，还要经过激烈的斗争，冲破重重阻力。”……“这种阻力，主要是来自混进军内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来自极少数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顽固分子。”……“在我们军队里，确实有那么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极少数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顽固分子，他们当面是人，背后是鬼，两面三刀，欺上瞒下，玩弄资产阶级政客的卑劣手法，抗拒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从此引发了全国性的“揪军内一小撮”的浪潮。
各地的造反派有了这个尚方宝剑，军队的各级领导人就遭到了和地方党政领导干部一样的厄运，被揪斗、游街、罚跪、撕掉领章和帽徽，甚至性命不保像东海舰队司令员陶勇就悲惨的死于非命。一时间，各军区纷纷来电告急求救，叫苦不迭。此举大大的刺激了军中的老帅们，中央文革同代表军队势力的老帅们的矛盾一下子就浮出了水面。1月19日，叶剑英同徐向前因为肖华一事，对拍桌子，“大闹京西宾馆”。
20日，叶剑英以军委日常工作主持人的身份，向顶头上司林彪告了江青、陈伯达的状，把中央文革一干人对军队的指责攻击全部端给了林彪。揪斗肖华一事，引起了林彪的极大愤怒。林彪叫秘书打电话通知江青专门来一趟。林彪一见江青怒火冲天，不等江青开口，就大发脾气，连珠炮一样的责问江青：“你们说解放军已经走到了修正主义的边缘，已经被我们带到了资产阶级轨道上去了，有什么根据?说三座门是阎王殿，你们一见三座门就有气，你们太放肆!这完全是对军队和军委领导的污蔑。解放军是毛主席亲自缔造和领导的，是毛主席指挥的，军队到了修正主义的边缘如何解释，你们这样仇视军队，仇视军委领导，我干不了，不干了!我辞职总可以吧。我要报告毛主席，你们不同我商量，大骂肖华，鼓动抄家，抢挡案，这是为什么?你们不通过军委，就直接插手军队的工作，想搞掉总政，这符合毛主席的指示吗?我要找毛主席，请求毛主席免去我的一切职务。”林彪连说带骂，根本不让江青解释。张云生说“林彪脸色气得紫青，身上一阵阵发抖。张云生还是第一次看到林彪气成这样。”林彪对张云生说：“叫叶群，快把江青给我赶走!”张云生惊得目瞪口呆。江青接着向林彪道歉说：“你是中央副主席，军委副主席，我有错误，你可以批评我，你批评我，斥责我，甚至骂我，我都可以接受，何必一定要到主席那里去呢?那句话的确不是我说的，骂肖华，抓肖华，抄家都是不对的，绝对不是我支持的，你可以检查，这件事情我已经报告了毛主席，是我错了，我检讨。”
关于林彪和江青之间，据说还有一次，林彪扬言要找枪，“毙了她!”
吴法宪回忆说“这次林彪与江青大闹，撕开的裂痕是很深的，可以说是种下了分裂的种子。林彪对江青是不满的，但是又怕得罪了毛主席，不敢过分谴责。就这样，双方的矛盾和斗争一直延续到‘九大’，延续到庐山会议，延续到‘九·一三’林彪的终结。”吴法宪还说：“据我所知，在当时的中央常委以至整个的中央领导层里，敢于这样当面斥责江青的，除了毛泽东之外，就只有林彪了。”
这也是林彪主持制定“军委八条”的重要背景。
但是以江青为首的中央文革小组的靠山是毛泽东。周恩来在1968年10月召开的中国共产党八届十二中全会上说：“中央文革是我们在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产生的一个新生的力量。中央文革，在两年前十一中全会上已经肯定了的。那个时候，在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领导下，中央文革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成了直接执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一个前线发动群众的机构。”从本质上来讲，中央文革小组和林彪没有隶属关系，实际上，中央文革小组是直接听命于毛主席的。
但是林彪远没有周恩来看得这么清楚。江、张、姚的政治数量级无法企及林彪于万一，林彪曾鄙夷地说，张春桥、姚文元这种名字他过去连听都没有听说过。
林彪不只一次骂过江青而且还时时刻刻提防江青染指军队。林彪嘱咐叶群：“不能让这个女人插手军队，军队不能乱。”但是毛泽东通过改组“全军文革小组”，由江青出任顾问，并接受中央军委和中央文革双重领导，以利于江青在军队势力的渗透。林彪与江青大吵之后的第二天，林彪通知叶剑英和徐向前主持召集军委会议，传达毛泽东对肖华问题的处理意见，并请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参加，但是只有关锋一人与会，其它人都躲避开。会上不少军队干部争着发言，以发泄心中的不平。黄永胜就严厉批评文革小组不听毛泽东的话，不执行毛泽东的指示，胡乱批评解放军，乱斗解放军干部，要夺解放军的权，希望中央文革作出认真、深刻的检讨。关锋回去后向江青等汇报了会上的情况，江青大怒说“今天这个会议是个反对毛主席、反对中央文革、反对我的会议，”并将矛头对准主持会议的徐向前，徐向前只好推到会上发言的黄永胜身上，让黄永胜作检讨。为此，黄永胜去问林彪要不要写这个检讨。林彪则说“绝对不能写这个检讨，要坚决顶住。我去直接报告毛主席。”江青对林彪一点办法都没有，只好把这笔账算到徐向前的身上，并建议林彪撤换徐向前的军委文革小组组长之职。吴法宪回忆说：“林彪事后对我说：‘谁当全军文革的小组长，过不了多久，就会被打倒。如果一定要撤换徐帅，全军文革那就让他名存实亡吧。’”吴法宪最后说，“后来果然如此，徐向前下来以后，全军文革小组组长由杨成武代理了一个短时间，不久，杨成武随毛主席东巡以后，全军文革也就销声匿迹了。”(笔者注：周恩来曾经说谢富治在徐向前和杨成武之间任过一段全军文革小组组长。)
黄永胜出任总参谋长后，其行事风格大异于其前任杨成武，黄永胜不买江青的账，认为军委办事组只能向毛、林、周三人负责。原来军队调动命令报告上名单冗长，致使兵力调动迟缓且易泄密。于是毛泽东批示，军委办事组有关军队调动的文件不送中央文革小组。黄永胜依令而行。江青则极为不满，在中央文革碰头会上大骂黄永胜等：“黄永胜，吴法宪，你们目无中央，无组织、无纪律，搞独立王国，封锁消息。”江青扬言不许二人参与会议，还要写检讨。林彪支持黄吴，坚决不写检讨，黄吴也认为没有错。周恩来、康生和姚文元则和黄永胜和吴法宪谈话，要求两个人检讨错误，并暂时停止工作。
原定黄永胜率团出访阿尔巴尼亚之事也受到江青的阻挠，周恩来则出面请示毛泽东。毛泽东发话，江青不对，黄永胜仍然应当出访阿。黄永胜回来之后，毛泽东在江青不在场的时候，告诉黄永胜：不要怕江青，你们要抵抗，要斗争，要批评。黄永胜等人就真的信以为真了。
由于周恩来主持文革碰头会，这样夹在中间，事情难办。吴法宪说：“我们与江青等人的矛盾激化后，周恩来为调解江青和军委办事组之间的矛盾，真是费尽了苦心。”周恩来提出，黄吴李邱要和江青等人在一起开一个团结的会。周特别叮嘱这些丘八们不论江青说什么，都不要说话。不曾想，黄吴李邱遭到江青破口大骂：“你们军委办事组的人，身穿的绿军装，头戴的红五星，领子上的红领章，这些都是老娘给你们争来的。你们目无中央，目无组织纪律，不觉得可耻么?”因为有周恩来的嘱咐，只是为了团结，黄永胜等就一直站在那里，听江青训斥，一声没吭，忍气吞声，啼笑皆非。周恩来也觉得江青太过分，就把事情报告了毛。毛指示江青要检讨。周再次叮嘱黄永胜等人不要“放炮”。江青的检讨很不象样，吴法宪说：“江青同志的检讨，我们表示欢迎。但是江青同志先入为主，偏听偏信，出口伤人，主观、片面地处理问题，值得引起警惕。”知情的汪东兴接着说：“江青同志好训人，随便骂人，侮辱同志，这是最不好的。江青同志的错误，常委要负责，总理对江青同志太迁就了。”江青听了我和汪东兴的发言，气得脸色发青，表情很难看。周恩来就立即宣布散会。
为了弥补林彪和江青的间隙，周恩来主动提议，把江青的行政级从九级提到五级，林彪同意了，并和周恩来一起签名。
但是林彪对于江青等人的敌视是很明显的。1969年9月，林彪到江西视察时讲：在中国，小产阶级可能把权抢走，要防止小资产阶级抢权，现在就要注意。他还明确说：据我看，上海就是小资产阶级掌权。林彪向毛泽东推荐十二军军长李德生出任总政治部主任，张春桥事后向江青讲，林彪就是不想让我们插手军队。张春桥曾嘲笑黄永胜：“是个大老粗，什么也不懂。”林彪在同陈伯达、黄永胜、吴法宪会面时说：“张、姚是无名小卒，不知是从哪里冒出来的，也没有做过什么大的工作，不过是个小记者。”
二、在毛、林冲突之间
1、周恩来劝说黄、吴、李、邱作检讨
九届二中全会以后布置的批陈整风，矛头就对准林彪。1970年9月19日，毛泽东在庐山会议结束后返回北京时，在丰台火车站同北京市党，政、军负责人纪登奎、陈先瑞、吴忠的谈话中说：陈伯达是船上的老鼠，看见这条船沉了，就跑到那条船上去了。当时参加谈话的吴德回忆说：“毛主席这么说，使我意识到了陈伯达后边还有人，不仅是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这些军委办小组的人，而是地位更高的人。我想到了林彪。”
毛泽东为了敲山震虎，第一步是以汪东兴的检讨为诱饵，利诱黄永胜、吴法宪、邱会作、李作鹏等也检讨，借此顺藤摸瓜，可以直捣“黄龙”。
9月22日，周恩来看到毛泽东21日对汪东兴书面检讨的批件后，同康生到林彪处，将毛批件送给林看，提议先约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四人在一起阅读该件，在他们想通了后，应给主席、林副主席写一书面检讨，揭露事实真相，与陈(伯达)完全决裂。指出。这样做，对党对己都极有利。
其实早在庐山上，周恩来就找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谈话，并要吴法宪作检讨。吴法宪很紧张，于8月28日晚上偷偷报告了林彪。林彪说：“你没有错，不要作检讨。”叶群对吴法宪说：“你为了扞卫主席思想，主观动机是好的，不要检讨。”但是周恩来对吴法宪说：“现在要保副帅，这是由副帅讲话引起的。法宪，你出来做个检讨，承担责任，不然就要搞到副帅头上了。”周恩来给吴法宪出点子，在检讨中要重点写自己，对林彪讲话“理解错了”。现在周恩来找上门来了，吴法宪不检讨过不了关，叶群对吴法宪说：你犯错误不要紧，只要不牵涉首长和黄总长，大锅里有饭，小锅里好办。黄永胜、李作鹏、邱会作也劝吴法宪，检讨中不要涉及叶群和他们。
9月29日，吴法宪检讨。10月13日，叶群检讨。毛抓住了就不放，14日批示道：“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线正确与否是决定一切的”，在庐山发生的问题，是“一个倾向掩盖着另一个倾向”，“反九大的陈伯达路线在一些同志中占了上风”。因此“陈伯达一吹就上劲了，军委办事组好些同志都是如此”。但是黄永胜等还没有检讨，大鱼还没有钓出来，毛泽东再次强调，“党的政策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除了陈(伯达)待审查外，凡上当者都适用”。
但是黄永胜、李作鹏、邱会作等三人迟迟不写检讨。
黄永胜觉得自己是半截子上的庐山，自己有什么错?根本不需要作检讨。周恩来让邱会作做黄永胜的工作：不是发言不发言的问题，主要是检讨宗派主义，让主席高兴点!这就是周恩来喜欢检讨的原因和目的?!
1971年2月20日，毛泽东批评军委办事组在“批陈问题上为什么老是被动，不推一下，就动不起来，”要求“采取步骤，变被动为主动”。次日，江青传达了毛泽东对黄永胜等人的批评。周恩来以自己为例，联系历史上所犯错误的教训，极力劝说黄永胜、李作鹏、邱会作做检讨。在周恩来这种引导下，黄永胜、李作鹏、邱会作等以及其它政治局成员也做了检讨。
28日，周恩来就中央军委办事组26日给毛泽东、林彪、周恩来的检讨报告致信黄永胜，提出：“如果军委办事组这个报告，不提在政治局会议上的检查，事情的发展就好像接不上;而你不在这报告上单独写几句，也对主席的几次提示和批评，难以交代，时间也耽搁了。报告上还应写几句，在军委办事组开会后，各总部、各军兵种都在继续进行批陈整风，情况如何，也应写上。”同日，黄永胜按周恩来信中要求，补充了有关内容。
3月份，黄永胜、李作鹏、邱会作交出书面检讨。但是所有的检讨都没有涉及到林彪。毛泽东一时无奈，只能扩大黄永胜等检讨的范围。3月23日，毛泽东把黄永胜、李作鹏、邱会作三人书面检讨批示给周恩来，并通过江青转告说，由周恩来，康生、江青先商量一下，给黄永胜等人创造一次机会，让他们在一定范围内作检讨，不要再失去机会了。下午，周恩来与康、江商定再召开一次中央批陈整风会议，进一步批陈，并联系自我教育。周向汇报毛泽东后，毛提出，此事应向林彪汇报。
3月29日晚，周恩来同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李德生、纪登奎前往北戴河林彪处汇报批陈整风几次会议情况，毛泽东对批陈问题的多次批示和谈话，以及拟召开中央批陈整风汇报会的安排。林彪听汇报后表示：“完全拥护”毛泽东自庐山会议以来一系列指示和工作部署，对黄永胜、李作鹏、邱会作三人的检讨“很高兴”，并要求吴法宪、叶群“重写一次书面检讨”，但是丝毫没有批评黄、吴、李、邱。
事后，毛泽东询问林彪有无批评，吴法宪说挨批了。周恩来帮忙圆谎：“批了，批了。”吴法宪说，这下子毛泽东高兴了。
1971年4月15日批陈整风汇报会在京举行。但是在周恩来前去北戴河向林彪汇报并表示希望林彪出席时，用李德生的话说是“毛主席要林彪出来参加一下即将召开的批陈整风汇报会，讲几句话，给他个台阶下”，林彪以身体不好为由拒绝出席。但是在18日，王辉球和王秉璋揭发了吴法宪在庐山上同他们串联的事情，当晚黄永胜就告诉了叶群。林彪决定19日返京亲自坐镇，准备在必要时候直接出面同江青等抗衡。鉴于林彪回京，毛泽东决定会议延长，由周恩来出面，送去批陈整风会议的有关材料，并通过叶群转话，希望林彪能够出席会议，但是林彪一口回绝。周恩来私下里对吴法宪说：“林副主席要是以讲话的形式检讨几句就好了。”周恩来以为所有的人都像他一样，可以为毛的欢心为毛做检讨。
既然林彪就是不肯与会讲话，“批林整风”汇报会议也就只能草草收场。毛泽东以退为进，一方面稳住黄吴李邱，另一方面要做足功课，出手必胜。
周恩来在4月29日中央批陈整风汇报会全体大会作总结讲话指出：庐山会议及其前后，军委办事组五位同志在政治上犯了方向路线的错误，在组织上犯了宗派主义的错误;但错误的性质还是人民内部问题，同反共分子陈伯达问题的性质根本不同。……经过会上同志们的善意批评和帮助，并有个别揭发。五位同志对所犯错误已有了进一步的认识，表示愿意通过实践和学习，改造自己。讲话强调：对犯错误的同志，只要真正愿意改正，我们就要采取欢迎帮助的态度。
周恩来复杂的一面在这前后也表现的非常明显。在庐山会议之时，由于毛泽东还没有示意出是要打倒林彪。9月7日，在林彪下山之前，周恩来看望了林彪，但是没有说话。林彪特意叮嘱黄、吴、李、邱有事多向周恩来请示报告。
当毛泽东批示吴法宪等人的检讨“可以了”之后，在中央召开“批林整风”汇报会时，在东北小组的王辉球和王秉璋揭发了吴法宪在庐山上同他们串联的事情。陈锡联将此事汇报给周恩来之后，周恩来打电话安慰吴法宪：“揭发出这样的事情，你不要紧张，还是和原来一样，没有什么变化。我要王辉球、王秉璋他们去向你说明情况。”
对于周恩来希望林彪检讨的态度，林彪并没有直接表态。但是林彪私下里对黄吴李邱则说：“根据我的看法，你们没错。你们检讨我不怪你们，也不会生气。但我不会检讨。”
2、周恩来要和林彪划清界限了
毛泽东是对林彪不满意，还是因为传统的看法因为林彪代表的军人势力的崛起让毛泽东担忧?
据说是毛泽东对《红旗》杂志第12期社论《无产阶级必须牢牢掌握枪杆子》篇社论作了严厉申斥的批示，因为“发现”了“揪军内一小撮”的提法。但是就在这同一期《红旗》杂志上，除了这篇社论之外，还有另一篇社论《向人民的主要敌人猛烈开火》，其中同样有“党内、军内一小撮”的提法，为什么毛泽东没有对它作这样的批示?在“720”事件之后发表的若干社论(《人民日报》、《解放军报》有时还一天同时发两篇社论中，几乎每篇都有这个提法，为什么毛泽东一直没有“发现”并作出这样的批示?
两篇都有“军内一小撮”的提法，但《无产阶级必须牢牢掌握枪杆子》中，有一个提法是《向人民的主要敌人猛烈开火》中没有的——那就是“中国人民解放军，是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亲手缔造的，是林彪同志直接指挥的伟大军队”。此文突出的用了相当多的篇幅颂扬林彪，大段大段地颂扬林彪对建立人民军队作出的贡献，称颂他“系统地阐明了和创造性地发挥了毛主席的军事思想”，“林彪同志提出的保持我军无产阶级性质的一系列重大措施，使我军的建设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解放军的思想政治工作和军事工作，经林彪同志提出四个第一、三八作风之后，比较过去有了一个很大的发展，更具体化又更理论化了。”由此何蜀先生尖锐的提出对林彪的这些颂扬，能不引起毛泽东的不安和反感吗?实际上，杨成武的回忆证实了这一点：“在上海虹桥宾馆，有一天，毛泽东非常烦躁地说：‘什么永远健康，难道还有不死的人吗?’”毛泽东还要杨成武回去报告周恩来，不要宣传个人，否则将来要吃大亏，要犯错误。这里的个人指的就是林彪，这是对舆论宣传林彪的直接否定。对于周恩来，也知道了毛林之间关系的玄机。几年后，毛泽东南巡时明确说：“有人说军队是我缔造的，但不能指挥。”
也有不少的文章提出，是因为军队势力的极度膨胀导致毛泽东对林彪的不满。事实上军队势力的极度膨胀同林彪权势的增加并不存在必然关系。“九·一三事件”之后，到“十大”的时候，各省省委书记中，军人占47%，第一书记中仍然占66%。所以毛泽东真正忌讳的是林彪本人的“权高震主。”
九届二中全会，林彪一个讲话，引得二百多个中央委员的共鸣，竟然“大有炸平庐山，停止地球转动之势。”表面上矛头对着张春桥，骨子里否定文革。毛泽东坐不住了。毛泽东看出庐山会议这场风波同林彪有密切关系。
8月24日，周恩来就同康生找吴法宪、李作鹏和邱会作谈话，追查他们的所作所为。紧接着8月28日就要求吴法宪做检讨。
当毛泽东将斗争的矛头指向林彪时，出利害关系的选择，无论原来周恩来和林彪的关系如何，周都不会冒主席之大不韪，为林彪说一句好话。相反，周一如既往的如同对待彭、罗、陆、杨，对待刘少奇一样对待林彪。落井下石是必然的。
虽然周恩来劝说吴法宪争取主动尽快写出检讨是为林彪讲话承担责任，甚至随后建议毛泽东删除为批陈伯达而写的《我的一点意见》中涉及到吴法宪的内容。周恩来甚至在毛泽东发怒之后，仍然在26日一大早，周恩来就全会印发林彪开幕式讲话一事致信康生：为使林副主席讲话不发生任何副作用，请你起来之后认真读两遍，有需要改动处，请用铅笔改，于午前退我亲收。此事纯属爱护副帅，忠于党，忠于领袖，以此共勉，暂勿告人为垦。午前，康生将林彪讲话稿退回，并告，我看了两遍，只在第三页上改了一个标点。如果林副主席同意发表，我看可以印发给到会同志们学习。
但是周恩来开始同林彪一派拉开距离，并有意洗刷他本人与这场风波之间的干系。为此，周在追查中示意吴法宪应该在政治局决定全会讨论林彪讲话的问题上替他讲几句话。吴法宪果真照做了，把责任担了起来。不仅如此，周还一再要吴法宪出来证明他当初曾经批评过黄永胜不愿留守北京，非要上山这件事，以便让毛知道他并没有上林彪的这条船，事先并不知情，而且是有过斗争的。
此外，周恩来还设法补救他过去对张春桥一直比较冷淡的态度，刻意在一些场合当众表扬张、姚两人，说他们这回姿态高，照顾大局，不计较别人的误解，事后还主动在发言中讲了维护林副统帅的好话。8月29日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周恩来曾经连续三次给主持会议的林彪写条子，希望他在讲话中表扬张春桥、姚文元几句，以利团结。但林彪根本不予理睬。
对于毛泽东想通过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等人的检讨，进而把林彪揪出来的战术，周恩来也是极力配合，不断催促他们做检讨，其中不乏以自己也做过检讨来劝说。后来毛泽东果然在叶群的检讨上做出严厉的批评。当初搞刘少奇，不也是先从王光美入手么?
更为明显的是周恩来对待林彪本人的态度的转变。林彪被明确树立为接班人之后，如果毛、林、周等国家领导人依次而出会见内宾和外宾时，周恩来总是将随行的人有意压后几步，以突出毛、林二人。这在文革历史纪录片中是可以看到这个细节的。周恩来为了突出林彪，当其和林彪一起对公众讲话时，也刻意注意突出林彪。例如在1966年的“818”讲话中，林彪先讲，周恩来随后。周恩来特意在呼喊“毛主席万岁”时比林彪少喊一个。林彪喊了三个而周恩来只喊两个。
1970年12月份，毛泽东以下发中央文件的形式，将毛同斯诺的谈话发到“党的基层支部，口头传达至全体党员”。毛泽东说：过去这几年有必要搞点个人崇拜。现在没有必要，要降温了。
为了配合毛泽东的攻势，在1971年1月26日，周恩来找出中共中央1966年8月和1967年12月所发两份文件，其中周恩来在1966年8月4日中央批准同意陶铸的报告上写到：“此件不因人废言，因为是主席的指示，中央批准的，必须严格执行。”周恩来又在原报告所写“主席指示：今后不用这类语言(即‘最高最活’、‘顶峰’、‘最高指示’等)。大家认为这是伟大领袖的谦逊态度。我们应当照主席的指示办”处批注：“照毛主席思想，主要不是谦逊，而是不科学，因为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是要发展的，无止境的，永远不能说‘顶峰’，说‘最高最活’。”周恩来还在在逐段批注时特意注明：“林副主席在宣传和扞卫毛泽东思想的当时，为反对刘少奇的不提而对抗毛泽东思想，用此提法，有鼓舞全党全军全国人心，打击刘少奇反动气焰的必要性。”
洞察出此间奥妙的周恩来，在1971年2月18日，将外交部编印的《外事活动简报》“古巴驻华临时代办加西亚访问外地的几点反映”送毛泽东阅。简报第四条反映加西亚在井冈山参观时对讲解员不提南昌起义和朱德率部上井冈山这两段史实提出意见，认为这样讲外国人不容易理解。毛泽东批示：“第(四)条说得对，应对南昌起义和两军会合作正确解说。”然而此事的始作俑者就是周恩来，一年多以前的“九大”上，周恩来在大会重点发言中公开宣称“林彪同志是南昌起义失败后率领一部分起义部队走上井冈山，接受毛主席领导的一位光荣代表”。当时周恩来这个不“对南昌起义和两军会合作正确解说”的发言，吓得林彪赶紧打断周恩来的话，说：我林彪没什么，一切都是毛主席，我如果跟着贺龙、朱德早就完了，没有今天。还当场哭了起来。
其中引人瞩目的是，周恩来在1971年5月10日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周恩来讲述了党内两条路线斗争历史。周恩来在讲述“井冈山会师”时说：“当时林彪是个连长，陈毅同志是个団的党支部书记。”在这里，周恩来丝毫不再提毛林会师一事，而且把当时仍然为右派代表的陈毅作为林彪的上级讲出，这与当初周恩来极力对林彪的吹捧形成鲜明的对比。更为惊讶的是，周恩来再谈话中表扬了邓小平。
在1971年8月，周恩来对一幅准备对外发表的画有毛泽东、林彪在一起的题为《遵义会议》的油画批示道：“这是违反历史事实，应予否定。”这实际上是在否定谁呢?
到1974年杨成武复出的时候，周恩来说：“我要向你检讨，把一切仇恨集中在林彪头上，一切幸福来自毛主席……”。罗瑞卿解除“监护”后，周恩来也曾让邓颖超捎话给罗瑞卿，希望他把一切仇恨集中在林彪身上，把一切功劳归于毛主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