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对病中交权的反悔
在林彪事件的重创下，毛泽东大病一场。自认为已经沉疴难起的毛曾向周恩来交权，随后又对此感到后悔，急于安排后事的毛非常担心自己活不过周，为此在大病初愈后就开始用心思，设法给周抹黑，并在周治病的问题上做手脚，有意延误治疗，把周往死路上推。
就在周恩来处处小心谨慎，尽量表现对毛泽东的忠心之际，一向相对稳定的毛、周关系突然横生变故，亮起了红灯。疑心极重的毛对周的猜忌日深，在政治上处心积虑地整治他。这不仅给周扭转文革时局的努力带来格外的纷扰，而且使他在政治上的日子越来越不好过。
事情是由毛泽东在参加陈毅追悼会后一度病危引起的。
毛泽东向周恩来交权的举动究竟有多少诚意，不得而知。不过可以肯定的是，以往毛在考虑他的接班人时从来就没有把周算在内，开始是刘少奇，在刘下面，毛考虑的是林彪和邓小平，一直在他们两人之间搞平衡，先是在党内不断放风，让邓当总书记总揽全局，在反右运动中扮演要角。后来对邓跟着刘少奇跑大为失望，表示党内无论谁当家，都离下开总理。对此，周恩来本人是有自知之明的，认为自己不具备帅才，只能作助手而不能掌舵，并多次在党内表示过。为此，周一向在政治上守分，对毛恪守为臣之道，绝没有任何越位非分之想。
这次毛泽东在病中突然交权，让周恩来一点精神准备也没有，深感责任重大，诚惶诚恐而难以从命。他本人一向认为中国革命不能没有毛泽东，而眼下文革大乱刚过，国步艰难，正是解铃还需系铃人的时候，党和国家更是离不开毛的领导。虽说毛无意从根本上改弦更张，但多年来为臣之道的心态，却令周想都不敢想，更不用谕跗而代之了。
所以当毛泽东病重期间，周恩来的精神压力比任何人都大，也更槽。因此后来当毛一度昏厥时，闻讯赶来的周氏心情紧张到了极点，以至当场大小便失禁，许久下不了车。直到毛泽东被抢救过来以后，周恩来才大大松了一口气，但他知道还有一件事情必须马上要做的，那就是赶紧表态推掉毛向他交权一事，这里除了周确实认为他本人掌不了舵之外，恐怕更主要的还是在于他实在太了解毛嗜权如命的为人了，如果不立即对这件事作个斩钉截铁的表态的话，今后恐怕就要大祸临头了。
实际上，江青已经为这件事在政治局会议上反咬了周恩来一口，责问为什么要逼毛泽东交权，弄得他有口难辩。为此，周在毛的病情转危为安后，特别郑重其事地让负责警卫毛的张耀嗣带话给毛，说：“等主席精神好一些时，请你向主席报告，我们还是在主席领导下工作。”
尽管周恩来行事如此小心谨慎，不敢有丝毫的疏忽大意，到头来还是在劫难逃，遭到毛泽东越来越大的猜忌。本来，以毛喜欢独揽大权的个性而言，是绝不会轻易让权的，特别是在眼下被林彪事件弄得灰头土脸，急于挽回文革败局之际。因此，毛这次在病中向周恩来交权，如果不是因为确实感到大限已到，阎王爷在向他招手的话，那么便是在有意虚晃一枪，在试探周的态度的同时，在政治上玩弄以退为进的把戏。
事实上，正是在这段缠绵病榻的日子里，毛泽东为自己陷入的困境找到了解救之道，那就是决计利用尼克松访问中国大陆的机会，在外交上打一个大胜仗来掩盖文革的破产。这正是毛本人后来回心转意同意接受治疗的原因所在。
尼克松访问中国大陆后，毛泽东的病情大为好转，身体逐渐康复。这当然是和医护人员的精心治疗有关，另一方面也是“心病还须心药医”的缘故——因为通过尼克松访问中国大陆，一举改变了中国以往在国际战略格局中的不利地位，使毛盘算已久的“联美整苏”的构想如愿以偿，而且更重要的是在外交上打了一个大胜仗，迫使世界上头号帝国主义国家美国登门求和，大大提高了中国的国际地位，可以借此转移国内的视线，为文革的败局挽回了一点面子。这样一来，毛泽东总算从林彪事件的重创上缓过一点劲来。
然而，毛泽东刚刚在政治上渡过难关，随即就对他在病中向周恩来交权一事感到后悔。虽说周本人马上就推掉了，但此举毕竟在实际上承认了周作为自己接班人的地位。而且与林彪不同的是，周本人握有实权，掌控着党，政、军日常工作的运转。在这种情况下，万一周在政治上存有异心，将会比林彪更加难以对付。
平心而论，毛泽东很清楚周恩来的为人，不至于有什么非分之想，但经过林彪事件的重创后，原本就生性猜忌的毛变本加厉，处处疑神疑鬼，总是担心别人怀有二心。这种心情，随着毛发现周在林彪事件后党内外的威望大增而他自己一落千丈时，愈发强烈起来，成为毛的一大块心病。
当然，毛泽东并不准备将周恩来一脚踢开，因为他毕竟一贯忠顺，况且又刚刚帮他在政治上渡过难关。这样做，未免让人感到有过河拆桥之嫌，再说以后整个国家内政外交的工作还是要依靠他来做。因此，必须找出一个两全的办法：既要设法抹掉曾向周交权这件事，又要尽量做的不露痕迹，以免让人认为他翻覆无常，出尔反尔。为此，毛泽东在大病初愈后就开始用心思，寻找机会，设法了结这块心病。
这年五、六月间，中央召开了有各地党、政、军负责人参加的批林整风汇报会。毛泽东决定利用这个机会做文章，在党内高层中当众抹掉曾向周恩来交权这件事。为此，他以总结“党内路线斗争的历史教训”为名，点名让周在大会上现身说法，自揭历史上曾几次犯过路线错误的老底。
本来，会议的原定议程并没有这个内容，况且周恩来本人又是粉碎林彪未遂政变的有功之臣，即便不能论功行赏，也实在不必再重算历史老账，让他当众难堪。但是，毛泽东为了达到在政治上给周脸上抹黑的目的，以堵死他在自己生前身后接班的可能，却执意要这样做，全然不顾周的脸面。
在会议中间，毛泽东单独找周恩来谈话，专门谈了一通“党内路线斗争的教训”，拐弯抹角地示意周在大会上围绕建国前党内六次路线斗争的问题作一发言。江青随后在政治局会议上干脆把话挑明，指明要周联系个人实际，“多讲点历史事实”。
大概是连毛泽东自己都觉得这样做有些过份，于是不得不软硬椎施，对周恩来进行笼络。他知道文革中一度闹得满城风雨的“伍豪启事”问题一直是周的心病，便主动提议周在会议上也对此作一专题报告，澄清事实，以此来换取周恩来的合作。
周恩来是个聪明人，当然明白毛泽东突然让他在党内高层会议上重翻几十年前陈年老账的用心，是在“古为今用”。实际上，深知伴毛如伴虎的周在林彪事件后，就已经预感到今后他们毛的关系会变得更加微妙难处，因而有一种如临深渊，如屦薄冰的心情。他很清楚，毛泽东从来没有在政治上真正信任过他，想整他也不是一朝一夕了。虽然几十年下来总算大体上相安无事，但那是因为他长期以来只是党内第三号人物的缘故，从来没有在政治上对毛构成过真正的威胁。
然而，林彪事件后的情况就完全不同了，周恩来在无形之中成为党内的第二号人物，取代了以往刘少奇、林彪的地位。对于眼下政治上的险境，周本人非常清楚。他太了解毛的为人了，刘、林二人分别曾是毛泽东长期以来政治上坚定的盟友，最后尚且遭致杀身之祸，更何况曾在历史上几次反过毛的他了。
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周恩来在林彪事件后，暗中为自己的处境提心吊胆，变得疑心很重，处处小心戒备，以至于竟闹出在陪同埃塞俄比亚皇帝海尔·塞拉西一世前往上海访问途中飞越长江时，不相信专机机长的解释，怀疑自己所乘的飞机正在飞往海外的事情来。
在和毛泽东单独谈话后，周恩来知道他的预感已经成真，毛的猜忌日深，正在用心思来对付他，如果不趁“风”起于青萍之末之际，尽早打消毛的这个念头，事情就会越闹越大，到头来非但个人在政治上的晚节难保，而且还势必把整个国家拖入另一场政治动荡之中。
应该说，前者是周恩来始终看得很重的问题，后者则是他有心避免的。在这种情况下，一向把“相忍为党”、“顾全大局”作为信条的周氏决定按照毛泽东的意思，在中央批林整风汇报会上作一发言，重点放在个人历史上所把严重路线错误的自我批判上，随后并在政治局会议上宣布了这件事。
然而，重翻几十年前的陈年老账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尤其是对周恩来这样一个早已年过古稀的人来说，更是对身心的一大折磨。况且在此之前，他刚刚被确诊为膀胱癌，急需做进一步的检查和治疗。不过，为了打消毛泽东对他的疑忌，周还是把手头上所有的事情都放在一边，专心准备人会上的发言。
开始，周恩来只写了一个提纲大要，但是江青不依不饶，一定要他清理思想，具体“联系实际”，为此，周把自己关在办公室里，翻箱倒柜，查找资料，整整花了十天的时间，准备发言稿，再一次对当年的历史老账上纲上线，进行自我批判。
据周身边的人说，周恩来写得很苦，整日伏在案头，很少起来活动。这期间，他的精神压力很大，既要清算批判自己，又要揣摩上意，忧心劳神，每天连胡子也不刮了，饭也吃的很少，最后写得脸都浮肿了，两腿肿到膝盖以上，连鞋子部穿不下了。
提纲写完之后，周恩来心里仍然不踏实，不知这样写法是否符合毛泽东的意思。于是，在把发书提纲送毛过目的同时，他又专门附了一封信，表示自己愿意像当年延安整风那样，清算自己历史上所犯的路线错误，周在信中这样写道：
现在既然大家愿意听，而我也有让大家知道的历史责任。两次在主席处听到片言只字关于路线的教训，我更急于要写出初稿，不管行不行，总算是个初稿了，至少可供批判用。我老了，事又多，不定那天心脏病发，我就无法还账，同志们也将失望，那时成为终身之憾!不管对下对，行不行，乘主席健在，我总(算)写出初稿，请主席勉强翻一下，这样长的稿子(30多页)，我实不安。如可用，我就去讲，讲后再改。实在不行，我就放下，以后再改。我现在认为，把我过去犯的路线错误和重大错误告诉三百多位老中青党政军和各地负责同志有好处，使他们可以批评我，监督我，对我还可以改造，对他们也可引以为训。即使不行，至少也可知道我是怎样一个党员，主席又是怎样挽救我和教育我的。
毛泽东的意图就是让周恩来当众自揭历史老底，并不大在乎具体写的如何。在得到毛的同意后，周连续用了三个晚上在中央批林整风汇报会上作了题为《对我们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六次路线斗争的个人认识》的长篇发言，在回顾总结党的历史经验教训的同时，重点放在检讨自己在王明左、右倾两次路线斗争中所犯的严重错误上，用大陆官方的说法是他“对自己作了严厉的、毫不留情的剖析，甚至是过份的检讨”。周在发言中这样说道：
这两次路线错误，要没有毛主席“憋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长期挽救我，教育我，给我以补过赎罪的机会，我何以能有今日?所以我每每回想历史教训，常感旦补过之日无多。“
当然，周恩来非常清楚光是检讨历史老账是过不了关的，还必须说出毛泽东真正想听的话来，那就是他不配作为毛的接班人。为此，周专门在发言末尾当众申明：“我觉得由我来谈谈前六次路线斗争，更着重说说对我自己犯过的路线错误的个人认识，确有其必要性和现实性”，“我一直而且永远自认为，不能掌舵，只能当助手”。
不仅如此，周恩来还表示：“你们了解我的历史上的错误后，就会破除迷信……你们有权力要求我改好，如果还改不好而错误犯的又大，你们有权力要求中央讨论，轻则警告，重则撤职，这是毛主席建立起来的党的正常生活。”
周恩来这种低首下心的姿态，反而弄得毛泽东一时不好再继续往下做文章了。不过在毛看来，这件事已经初步达到了目的，现在从中央到地方的党、政、军领导干部都知道了周在历史上反对他的老底，是个路线错误的屡犯。而且周本人眼下也已经得了癌症，不打自倒，因此不必在政治上再大动干戈了，只须在他治病的问题上做点文章就可以了。
在年初大病一场以后，急于安排后事的毛泽东非常担心自己活不过周恩来，而一向在政治上态度暧昧的周如果在他身后带头翻文革案的话，以周在党内外的声望和手段，一呼百应，失去了庇护的党内文革派根本不是对手。这就是毛随后在周治病问题上的态度，让人感到其中暗藏玄机的缘故。
周恩来是在一九七二年五月中旬做每月一次的尿常规检查时，偶然发现尿样中有几个红血球和形态异常的细胞。周的保健医生不敢掉以轻心，马上又做了第二次检查，请北京各大医院最著名的细胞病理学、泌尿肿瘤专家对检查结果进行会诊鉴定，确诊周恩来罹患“膀胱移行上皮细胞癌”。因为事关重大，医疗专家们争分夺秒，随即派人听取天津、上海两地专家的意见，得出的结论是一样的。与此同时，专家们又翻阅了国内外大量的参考资料，开会进行讨论，认为周恩来本人目前没有任何症状，病变尚在早期，如及早进行治疗，有百分之八、九十的治愈率，而一旦错过时机，发展成晚期膀胱癌，后果是严重的。
根据讨论的意见，医疗专家们随即向中央写了书面报告，详航周恩来的病况，力陈争取及早治疗的好处和疾病发展的不良预后(这是专家们的委婉说法。实际上，膀胱癌一旦错失早期治疗，结果只有等死——作者注)，并制订了切实可行的治疗方案，等待中央批准。因为按照中共党内保健制度的规定，凡是政治局委员以上领导人的治病方案，必须经由毛泽东批准后才能实施。然而，毛泽东的表态却令人感到十分蹊跷，他通过汪东兴向负责周恩来保健的医疗专家们传达了四条指示：第一要保密，不要告诉总理和邓大姐;第二、不要检查;第三、不要开刀;第四、要加强护理和营养。
医疗专家们深知时机对于治疗膀胱癌是致命的，因此对中央作出这样的决定十分不理解，要直接写信向毛泽东陈情，却遭到了显然是深知内情的汪东兴的吓阻。汪代表中央出面找他们谈话，让他们先“稳住”，强调中央这样的决定是“保总理的”，说：你们要听上帝的，要跟主席的思路，主席正在考虑全面的问题，可过一段时候再行。
这样一来，对周恩来的治疗工作便拖延下来，失去了早期发现后及时治疗的先机，等到后来一切都已经晚了。这让医疗组的专家们后悔莫及，觉得没有尽到自己的责任。不过，由于这件事涉及到毛为人品质中最恶的一面，明摆着把周推上死路，时至今日仍然三臧其口。大陆官方更是讳莫如深，唯恐这种杀人不见血的事情揭露出来，损及毛的“伟大形象”。这已经是后话了。
周恩来是个非常精细敏感的人，尽管医生们奉命对他的尿样检查的结果避而不谈，却无法瞒过他本人。频繁的查尿，自然让周意识到来者不善。既然医生们不愿意谈这个问题，他也不去为难他们，而是自己动手去查尿细胞学一类的医书，了解有关医学常识。医生们也知道这一点，只不过双方都没有捅破这层窗户纸罢了。
扭转文革困局的努力
周恩来深知文革是毛泽东的命根子，任何企图正本清源的做法都是不智之举。在扭转文革困局的问题上，他明修栈道，暗渡陈仓，绝不从正面去触动、清理文革的错误，而把它完全归咎于林彪煽动起来的极左思潮，然后在具体工作中补偏救弊，进行有限度的拨乱反正。
在罹患癌症以后，周恩来知道自己已经来日无多，因而有了一种紧迫感，想在有生之年多做一点事情，为自己补过还账。在中央批林整风汇报会后，他暗中加紧了扭转文革困局的努力。周心里很清楚文革搞到这种地步，毛泽东固然是始作俑者，他本人也难辞其咎，在不少问题上是欠了账的，如果不趁他有生之年加以补救，将无法向历史交代。
实际上，周恩来在林彪事件过后就已经开始这样做了。比如，他对自己当年屈服于林彪的压力而没有对贺龙尽到保护的责任，致使他冤死一事一直心里有愧，林彪出事后，他随即派专人把贺龙的遗孀薛明从贵州的荒僻山沟中接回北京治病。又如”杨、余、傅事件“，周恩来非常清楚这是林彪一手搞出来的冤案，但当年并没有出来替杨成武讲什么话，反而参与其中，扮演了执行者的角色，讲了不少”违心“的话。更让周感到不好交待的是，当年被株连关押起来的杨成武的大女儿在林彪事件之后，因向中央写揭发林彪、吴法宪的材料，竟然在他眼皮底下被林彪的余党整死。周得知这件事后，为时已晚，只好采取补救措施，对杨成武全家实行了保护性转移。
在扭转文革困局的努力中，深为势单力薄所苦的周恩来把解放干部当作首要的事情来抓，很显然，在这个问题上，他是有考虑的。周知道文革运动伤害大量无辜，而党内各级干部首当其冲，被拆得七零八落，溃不成军。从全局上推动解放干部的工作，不仅有利于缓解党内的矛盾，而且还能以此为突破口，带动其他各项政策的落实，疗治文革给整个社会造成的创伤。更为重要的是，这是一个重新整合干部队伍的机会，从中央到地方为数众多的老干部一旦重返工作岗位，就会在政治上成为一股与文革派相抗衡的力量，这样就可以助他一臂之力，在扭转文革困局中发挥作用。
当然，周恩来在做这件事时并没有贸然造次，而是处处注意打着毛泽东的旗号行事。他尽量扩大毛参加陈毅追悼会这件事的影响，为解放干部营造政治气氛。这年四月间，陈正人、曾山这两位靠边站的国务院老部长因无处投医，救治不力而在不到半个月内相继死去，其中曾山是因为文革中受迫害多年，在与老战友重聚时，因一吐心中郁积的愤懑，过于激动导致心脏病发作而死。
由于陈、曾二人当年曾参加过井冈山时期的斗争而为毛所熟识，这就使得周恩来抓这件事情更加师出有名。他指示卫生部一定要尽快解决老干部的医疗问题，并提出要对疏散到各地的中央党、政机关副部长(含副军级)以上领导干部普遍进行身体检杳，改善他们的医疗条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