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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远新VS林立果:毛林培养太子的不同途径

毛远新毛泽东二弟有红军财神爷之称的毛泽民之子,文革中作为毛家第二代唯一身新建全的男性,毛泽东对其寄予厚望,一度有立为“太子”接班的想法。林立果,作为毛泽东写入党章的接班人林彪的独子,可谓“太子”的“太子”。两人文革中,一个从军,一个从政,地位显赫而又寄托了两个家族的希望,对其的培养毛林两人各有不同,最终却又殊途同归,一身死,一入狱。本文选自万维读者网,作者方丈。

文革中毛远新与毛泽东、江青合影

毛家传位和林家接班

毛泽东的家族传位,在中国和周边国家不是新鲜事。我们知道,蒋介石金日成都传位成功。李光耀也成功。所以毛泽东认为自己的传位应有很大的把握。但是他失败了。这一失败算是中国政治的一大进步。当然很多人会说,这算是什么进步?但是我们要看看中国的现实。中国的政治进步就是这么慢。袁世凯当了总统,还是要当皇帝,还是要传位给儿子。实际上孙中山也有传位倾向。只是因为太子孙科没有进入军界,只好让蒋介石代为传位。实际上蒋可以算是孙的外戚。以外戚扶持太子,历史上屡见不鲜。后来蒋果真扶持孙科。孙科当了行政院长,自己有了一派势力(政学系),也曾企图作民国总统,但是因为没有军队而不可能成功。所以说在毛泽东之前,中共领导人的继承,一直就是家传。只有共产党内部实行了能人领导。这也是共产党能战胜国民党的原因。蒋经国李登辉接班,算是变成能人领导,才改变了家传传统。政治进步非常缓慢。所有国家都是如此。能人领导已经算是共和政治的一种。如果共产党能够保持能人独裁,也还算是保持了共和。但是毛泽东发动文革,就是要破坏能人接班,而欲谋家人传位。他失败得很彻底。毛泽东的太太和继承人毛远新都被抓起来。从那之后就没有传位和家天下的问题了。邓江胡都没有把自己的儿子太太搞出来当大官,也都没有企图传位。而是利用改革开放,让孩子们进入商界,赚足几代的财富。同时让能人接班。这就是进步。我们再看看“传位动机”在文革中的作用。

古代帝王传位不止是为了儿女当权,也是为了在老皇帝年老能力减弱的时候,由儿子以太子的权威,护卫老皇帝的地位。毛泽东的情况与此相同:他的传位和保位是一体化工程。为了保位必须建立江毛(远新)的权威。建立了毛江权威,就帮助了他们即位。一般如果帝王的儿子年纪比较大,就可在老皇帝健在之时,就让小皇帝接班,然后让小皇帝培养自己的势力。蒋介石、金日成和李光耀都是这么一种接班形式。毛泽东也这么作了。他用文革的十年时间,帮助毛远新扩大势力。除此之外,毛泽东采取了双保险办法,就是使用太后和顾命大臣。我们知道,小皇帝年龄太小,就必须让皇后垂帘听政。等小皇帝长大了,皇后就可以移交政权。

但是皇后作传位中间人有危险,因为皇后很可能自己的把住政权不放。比如吕后、武后和慈禧太后。所以又需要顾命大臣。顾命大臣掌握部分军权政权,在小皇帝弱小的时候,顾命大臣可以帮助他,直到小皇帝长大,自己建立自己的大臣队伍。

毛泽东曾想让林彪当顾命大臣。毛泽东对江青信心不足。不足的原因一是他知道在中国没有军队不能当权,二是认为江青和毛远新到底没有血缘关系。如果毛泽东真是要让林彪接班,那么在实行全国军管之后,应该说接班已经基本成功。但是毛泽东实际是想让林彪当个顾命大臣,没想让他接班。

这时林彪突然花大力气培养林立果,并坚持要当国家主席。国家主席就是国家元首。如果元首再掌握了军队,就足以对毛泽东的传位计划形成威胁。毛林之间的冲突因此激化。林彪也根本就不想当过渡人物,他的老婆和集团,都没有把毛远新放在眼里。都把林立果当作林彪的接班人。

当时林立果自己的班子,比毛远新的大得多,也张扬得多。虽然林立果的地位远不如毛远新。林立果在69年的时候,只是空军作战部副部长,军级或副军级,虽然权力很大,但是职务并不高。直到他死,也就是这个职务。而毛远新在68年已经是沈阳军区第一政委,属正兵团级。毛远新在68年出道的时候,就是总理联络员,已经是部级。但是不知道是林彪身体太不好,自己糊涂,还是叶群主事,目光短浅。他们一家误解了毛泽东的意图,真以为毛泽东自己不想传位,而让他林彪建立家天下。

自以为聪明绝顶的林彪,怎么就会犯这样的大错误,在毛的面前,明目张胆地“大树特树”林副部长(立果)。实在让人不解。笔者以为过去一段公案在林彪心中起到了重要作用。这段公案就是毛和张国焘之争。一四方面军会师之后,张国焘主持红军总司令部(任红军总政委),毛眼看大权不保,即看准机会,带领林彪彭德怀的一、三军军团突然过岷山北上,逃离四川张国焘的控制。这一三军团只是红一方面军的一半,另有五、九两军团没走。但是一三军团是毛的井冈山嫡系。据说他们突破腊子口的部队,还是张国焘之前支援他们的四方面军的部队。当时一方面军人员太少,张国焘给他们支援了一批人和枪、弹(每团给四百人,每人带一百发子弹)。

到了陕北之后,毛的力量仍然很小。但是,这时苏联突然派回一个人,假名张浩,实为林彪堂兄林育英。我们看看下面这段文章(作者:汪幸福,原载《文汇报》),就知道林育英对毛的大恩:1935年7月,林育英作为中共中央代表团成员,出席了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当时共产国际与中共中央的电讯联络中断,为了向长征途中的中共中央传达共产国际的七大精神,并恢复联系,共产国际决定派林育英回国。林育英装扮成商人,带着密电码,牵着骆驼,化名张浩,与在苏联受训的密电员赵玉珍踏上回国之路。经过一个多月的艰难行走,11月初,他们到达陕西定边县,并与定边党组织取得了联系。邓发代表党中央把林育英接到中共中央所在地——瓦窑堡。12月中旬,中共中央在瓦窑堡召开了政治局会议。林育英在会上传达了共产国际七大会议精神和在莫斯科制定《八一宣言》的经过。

瓦窑堡会议后,毛泽东用商量的口气对林育英说:目前,中央有两件大事需要你来做。一是党的白区工作没有负责人,你能否将中央白区工作委员会书记担当起来;二是中央和红军领导人团结问题也急需你来帮助解决。你是共产国际派回来的,目前只有你做这项工作最合适。林育英这才知道,10月5日,张国焘公然在卓木碉另立中央,自任主席,走上分裂党和红军的道路。毛泽东说:“你现在回来了,可以共产国际代表的身份,配合我们做工作,要尽快设法将他们拉回来。”林育英怕这工作做不好。“也许不能起作用。”毛泽东说,“目前张国焘与我和闻天、恩来的关系很僵,我们发电报,他听不进去。朱德徐向前等同志在那里很为难。张国焘比较相信共产国际,你如以共产国际代表的身份做工作,他有可能会听。”

1936年1月16日,林育英根据毛泽东、张闻天的意见,以“共产国际代表”的名义,给张国焘发去了一份电报。电文中说他奉共产国际委派,回国解决一、四方面军发生的分歧,并带有共产国际七大对中国问题的意见和密码,可与国际直接通电。张国焘很快收到了林育英的电报,但他仍然不愿意带领部队北上。1月22日,中共中央召开了政治局会议,通过了《关于张国焘同志成立第二“中央”的决定》,并去电命令张国焘立刻取消他的“中央”。林育英出席了会议。为配合这个决定,毛泽东、张闻天又建议林育英以共产国际代表的名义,给张国焘、朱德发去了《共产国际完全同意中共中央路线,张国焘处可成立西南局》的电报。张国焘看到这封电报,心里颇不是滋味。林育英的电报肯定了中共中央的政治路线是正确的,这就意味着自己的主张和做法是错误的。他不得不考虑,自己再一意孤行,就要背“违背共产国际指示”的罪名。与此同时,在朱德等人的劝阻下,张国焘不得不重新考虑他的南下计划。

过了几天,张国焘连续给林育英发了三封电报,气焰没有先前那么嚣张了。这一时期,林育英单独或与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等联名给张国焘等人发了数封电报,要求他们取消第二中央,尽快率部队北上。经过毛泽东、林育英以及朱德、刘伯承等人的斗争,张国焘被迫取消“中央”,同意北上。9月27日,朱德、张国焘、徐向前、陈昌浩联名致电毛泽东、林育英、张闻天,表示尊重共产国际和中央的指示,部队前来与一方面军会合,决不再改变。

林育英完成了毛泽东交给的任务,毛泽东高兴地说:“你这位共产国际代表没有白当,你为党和人民立了一大功。”10月19日,林育英从保安启程,代表中共中央赶往宁夏同心县城迎接二、四方面军。林育英得知朱德、张国焘还在关桥堡镇,又前行30公里,见到了朱德、张国焘等领导人。在关桥堡,林育英与张国焘单独作了长谈,消除了他的一些疑虑。1936年12月16日,朱德、张国焘回到了保安。

我们知道,当时共产国际还存在。世界共产运动为一家。所以共产国际说了就算。另外,我们也不能认为这是张浩自己的想挺毛,应该想到当时斯大林也可能看中了毛。或者说,斯大林终于看中了毛。因为斯大林一直看不上毛,但是,斯大林到底是个盖世枭雄,他看出毛虽然难以受控,但是五次围剿的经验证明,中国非毛不能共产。

正是因为斯大林看中了毛,之后才会有对王明的整肃。如果斯大林还看重王明,毛也不敢下手。很可能因为这事,林彪认为毛家天下,本有其一半,这次又依靠他整肃了彭德怀和刘少奇,在毛死后,理该让他接班。而他之后是林立果,至于毛远新江青,根本不是竞争对手。特别是文革前期的事情,更说明这个问题,文革开始中央文革花了这么大的力气四处造反,结果在什么地方也当不了政,只让他林彪军管,整个中国,除了上海,尽入林家之手。

我们再看毛远新:他当了沈阳军区政委之后,林彪就像看不见他一样,从来不曾花些许气力,在军内“大树特树”远新同志的权威。不但林彪自己不去参见太子,连林立果及其一伙,也从来不到沈阳拜大哥。却派人到沈阳军区去选妃子(在沈阳选中两名,由某医院院长送到北京)。

现在很少有人研究68――73年林彪集团和毛远新的关系。实际上这一关系是文革大转折的关键。

我们或许可以说林彪一家昏了头脑。如果林彪当时不把林立果搬到台前,如果林彪能尽全力巴结毛远新和江青,让叶群携林立果到沈阳拜见毛远新,那毛泽东可能就会让林彪顺利接班,充当台湾严家淦和新加坡吴作栋的角色。文革也就算是成功了。或许林彪在毛死后――林彪到底比毛年轻很多――再把毛远新和江青赶走,自己传位给儿子,也是可能的。

所以林彪之败,第一败在其“得意忘形”:以为军管之后,毛泽东已经对其没有什么办法,他们已经可以建立林家天下。第二败在太小看了老周(恩来)。这老周实在比林彪高明不知多少倍。现在人说毛逼林走,实为周逼林走。周在离间毛林关系方面,可称为世纪绝谋。

二十世纪两大谋略家,一为斯大林,二为老周。老周早知如果毛林联合,则中国必然退回到袁世凯时代,毛死后必然是军阀混战。现在不少人给林彪作翻案文章,多是不明白林彪人品低下,有将才无帅才,排斥异己任人惟亲,比蒋介石还差得远。他最糟糕的地方是不能容忍其他派系的干部。一、二、三野的干部他都不能容。如果他来接班,必然导致其他山头的拼死一搏,很可能形成军阀混战。这就是袁世凯死后的情况。如果毛死后林彪接班,几乎肯定性出现混战局面。所以老周自从文革一开始,其总战略就是离间毛林,只要毛搞掉了林,则封建政治后继无人――再没有人有林彪的力量和野心。如果没有林彪挡路,中共内部还贮存着不少优秀人才,可能接班。在他们手里,政治就能进步。至于怎么离间毛林,这事除了老周任何人也作不成。最主要的办法,是让林彪权势扩张,使他忘乎所以,也让毛认为林成为自己传位的威胁。

传位方式

我们知道,古代开国皇帝和开国元勋之间,有两种关系。一种关系如东汉刘秀,和唐朝李世民,曾和开国元勋约定,以后世代通婚,互相扶持。另外一种关系如刘邦朱元璋,其特点是大杀功臣,以防他们谋篡帝位。等把大臣杀光了,以后可以善待他们的后代,作为补偿。刘邦杀了大臣,让太太吕后帮助儿子继位。毛泽东的传位方式类似于刘邦。我们知道刘邦是怎么杀功臣的。刘邦也是毛从来最欣赏的一位帝王,刘邦也和毛泽东一样看不起知识分子。(毛泽东曾对毛远新背诵刘邦的大风歌)。毛的文革基本是一场对元勋的大规模整肃。因为这些人对传位是一大威胁。朱元璋杀大臣的时候,他的太子表示反对。朱元璋就找来一个带刺的树枝,让太子用手拿起来。太子面有难色,朱元璋就说,我现在杀大臣,就是把这树枝上的刺给你砍掉。结果太子说︰上有尧舜君,下有尧舜民。意思是你作事作的好,部下不会反对你。朱元璋气得不管树枝上的刺,拿起来就追着打太子。毛太子远新,没有朱太子的那么书呆子。毛夫人也没有朱夫人马皇后那么吃斋念佛有善心。所以这杀大臣“砍树刺”行动,也就搞的史无前例地轰轰烈烈。

家族权力斗争是文革的重点,“路线斗争”“思想斗争”“文化斗争”,全是烟幕弹。家族权力斗争必以亲疏划分阵营。在文革中亲疏关系成为了一切问题的关键。亲疏程度决定你是那个阵营的。也决定你是升官还是被整肃。这关系想改也很难改。亲疏是可以放大的。比如林彪和自己的老部下为亲,他的老部下自己又有老部下。如此一层层下去,就形成关系网。文革之中突然凸现关系网的重要性。所有人都在津津乐道地说着人的老关系。所有关系中最密切的,是家庭关系。所以所有大官的太太都或明或暗地参政,几乎所有军区和省一级的领导,都由太太们直接参政了。领导们的儿子都顺利上升,成为接班人。所以毛刘林的家庭权力之争,演变成派系的权力斗争。当然这派系只是家庭的伸延。在林彪当权之时,四野干部,特别是林立果所在的空军,地位迅速上升。其他山头的干部地位则下降。等到林彪被解决之后,一二三野的干部的情况才有所好转。毛泽东躲过林立果(派鲁实行)的半路袭击(从上海回北京的路上)之后,乘火车安全到达北京,先去了一趟陈毅的家里。说明对陈毅的重新启用。也是用陈毅的三野的山头,对抗林彪四野的山头。但是陈毅等人对江青毛远新继位这种事,坚决不认同,其态度属于“你有大功劳,给你保驾。我是共产党,不让你传后”。所以陈毅不能作顾命大臣,后来也没有被毛重用。在林彪死后,毛泽东只好让江青和毛远新自己培养自己的力量。在这方面江青比毛远新干得好得多。江青培植了上海帮,在林彪死之后,都被提拔到最高职务。其中王洪文成为中共副主席,有成为新一代接班人的可能。他们还在上海建立规模很大的工人民兵。在毛死后,四人帮被解决之时,江青系人马计划在上海武装起义,作困兽之斗。但是毛远新系列的人,就没有一点表示。据说在毛泽东死后,汪东兴为了吓唬华国锋,说毛远新从沈阳调了两个师进京,已经到了山海关。这迫使华国锋同意立即解决四人帮。但实际上毛远新没有作这事。毛远新在沈阳军区根本就没有可靠的下级。没有人能说出毛远新的嫡系人马是谁。我们知道林立果的手下“死士”,还有这么几个。所以说毛远新真是没用到了极点。又说回来,如果不是这么没用,也早就和林立果一样,曝尸荒野了。正所谓阿斗自有阿斗福。

太子在辽宁作了什么

在文革的时候,毛远新在辽宁继续实验毛的公社化。刘少奇的三自一包之中,三自是自由市场、自留地和自留畜。在文革之中,其他地方没有敢废除这三条。可能是基层干部都知道这三条对农民生活太重要。但是在辽宁毛远新搞了个”赶社会主义大集”和”割资本主义尾巴”。几乎就把这三条废除了。其中赶社会主义大集是在75年才开始的。以前农民在集市上可以自由买卖。但是在75年毛远新命令农民到集市上把东西卖给国家的收购站。当然那价钱比市场上低一些。农民当然不愿意。不愿意就抓。从城市里面派出工作队,在集市的外面等着,看那个老乡提着鸡蛋白菜葵花籽,花生玉米大蒜头,就让他放下,鸡蛋是7分一个收购。在集市上可以卖到一毛或一毛一。其他的也按这种比例低价收走。有的老乡说鸡蛋是给自己的作月子的女儿的,那也不行,你不卖可以,但是要惩治你。就是把你的鸡蛋打破,让你卖不成。当时从城市里面抽调来的工作队员,多是在工厂里面不干活的年轻工人,其手段也类似流氓。收购上来的东西,本来不多,因为人们知道了这回事,都不敢来赶集。收上来的东西,大部被这些人私分。

对自留地和自留畜下手的办法,是勒令每户农民以国家收购价上缴一定数量的鸡蛋。有的农民并不养鸡。那也不管。你就是花钱买鸡蛋,也得缴上。有的地方要把自留地合在一起种。实际上就是没收自留地。

毛远新还继承当年公社化的办法,大搞水利和”大寨田”。搞水利的结果和公社化的时候一样,变成一场劳民伤财的经济灾难。当时为了表现积极性。各村都派青年人“夜战”。就是在晚上点篝火,晚上挖水渠。要使平原”水网化”。这事情没有一点科学性。一来是在挖水渠的时候,并没有考虑地势的高低,和水的来源。另外辽宁省的农业区正好是以前的辽河冲积平原,地下全是沙土,根本不能保水。水进了渠道,马上都渗入地下。结果只是破坏了大量的农田。而且人在晚上干了活,白天必然睡觉。还不如白天干活。当时东北农村的劳动力并不富裕。这样大量地浪费劳动力,对生产有很大坏处。

也就是说,毛远新在辽宁,几乎把当年大跃进的事又作了一遍。目的似乎是要证明,当年那么干还是对的。但是实际情况与他期望的相反。当时辽宁是全国供应最差的地区。当时全国各省的食油供应,为每人每月5两。而辽宁为每月3两。人们戏称陈锡联为陈三两。军区干部在作报告的时候,对群众说,以辽宁的情况,每人三两油已经好得很了。做到每人五两根本是不可能的。而且,为了支援世界革命,每人吃三两油就够了。但是军官每人可有一斤油。而且,军队自己有农场,每年的收获可给军官一些油。当时为了提高产量,种的吃的多是杂交高粱。这种东西很不好吃。只有军官每月有三十斤大米。所以当时军官在辽宁的地位最为崇高。姑娘们以嫁军官为荣。军官的生活水平确实比平民强了不少,但实际水平(绝对水平)还是相当低。当时军官每月可有一斤肉和一斤鸡蛋。如果全家分吃,也就没有什么了。

毛远新也把毛泽东知识份子的态度,发挥到了极致。大家都知道有个张铁生。这件事不能怪张本人。他只是一个下乡青年。毛远新把他抬起来,目的是要把已经很倒霉的知识份子,再狠狠地整一遍。从此发明了用高中或大学式卷考教授。北京大学的军管会迟群等人就对北大教授作了一次突击考试。并公布成绩。全国大学考教授成为风气。并让“工农兵学员”上学,在学校里监视管制教师。

责任编辑: 刘诗雨   转载请注明作者、出处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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