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小学的时候，历史课本里的窃国大盗袁世凯，烙成了我一生对袁世凯的认识，此后几十年再没有改变过。
文革结束后，中国史学界对袁世凯的研究大增，对袁世凯的评价也有了诸多不同的说词，甚至还有了喊冤的声音，我认为仅“复辟帝制”一条就足以将袁世凯以窃国罪论。
一个人的一生，会做过很多的事情，大多数人做过很多好事也做过不少坏事，尤其是生活在上流社会、对历史起过重要作用的人。评定一个人是好人还是坏人，须到死时才能盖棺定论。比如汪精卫若是晚年不降日投敌，不做日本人的傀儡，不做汉奸，才气热血的他仅冒死剌杀载沣的侠举，“慷慨歌燕市，从容作楚囚；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的狱中豪气，就堪称中国男儿的楷模。可就是投敌降日那关键性的几步，使这个国民革命的功臣翻成中国的最大汉奸，落为人人喊打的过街老鼠。
汪精卫的前车之覆就是被黄兴赞为“中国之华盛顿”的袁世凯。有任事之才、治军之能的袁世凯，从军队基层做起，一直爬到金字塔顶的宝珠上，成为当时中国第一人。袁世凯的文治武功自然是非常人可比；其鸿鹄之志，绝顶之瞰也极少有平视者。在他因功高震主而被逼韬光养晦的日子里，写下的《自题渔舟写真二首》中的一首道：“百年心事总悠悠，壮志当时苦未酬。野老胸中负兵甲，钓翁眼底小王侯。思量天下无磐石，叹息神州变缺瓯。散发天涯从此去，烟蓑雨笠一渔舟。”其忧国忧民之大志而又怀才不遇之怨可见一斑。
纵观袁世凯一生，用《三国志》评价曹操的一句话似乎比较贴切——治世之能臣，乱世之枭雄。
1882年，朝鲜发生壬午军乱，宗主国清廷应朝鲜国王妃闵妃之请，出兵平乱，袁世凯随大部队东渡朝鲜，才得以初出茅庐。袁世凯率领一支清军在配合平叛行动的战斗中，坚毅勇敢，身先士卒，树立了很好的形象，也感染了部下，建立了个人的威信和强大的号召力、凝聚力。壬午军乱很快平定，袁世凯立了大功，得到上级“治军严肃，调度有方，争先攻剿，尤为奋勇”的极高评价，并授以首功，时年23岁，真可谓英雄出少年。
后来袁世凯以帮办朝鲜军务身份驻朝。留镇朝鲜期间，得到了朝鲜上下的一致好评，朝鲜官场人士赞他：“明达夙成，留京师期年，大得都民之心”，称为“袁司马”。尤其值得一书的是在1884年，朝鲜“开化党”人士发动甲申政变，驻朝日军趁机行动，欲挟制王室；袁世凯英勇、果断地指挥驻朝清军击退了日军，阻挡了日本的渗透势力，粉碎了日本趁中法战争之际谋取朝鲜的企图，维持了清廷在朝鲜的宗主权及其它特权，推迟了中日战争的爆发。
袁世凯其罕见之才崭露头角后，令朝臣们刮目相看，李鸿章赞其“血性忠诚，才识英敏，力持大局，独为其难”。功绩也为他榙起了登天的云梯。26岁就被封为“驻扎朝鲜总理交涉通商事宜大臣”，位同三品道员，可左右着朝鲜政局。
随着年龄的增长，年积月累的经验和知识使袁世凯变的越来越务实，越来越老练。他深知只有建立一支属于自己领导的军队，才能拥兵自重，永远立于不败之地。1895年，袁世凯借军务处大臣荣绿、李鸿章“新建陆军”、奏派袁世凯扩练之机，在天津与塘沽之间的小站边练兵边培植自己势力。此时的袁世凯思想开放，力行西学东渐，聘德国军官十余人担任教习；又不拘一格选人才，挑选百余名军官学校的学生任各级军官，引用和培植了一大批私人亲信，如徐世昌、段祺瑞、冯国璋、王士珍、曹锟、张勋······等这一批后来成为清末民初军政的要人，加强了对全军的控制。新军渐渐羽翼丰满，后称作北洋新军，成为朝廷所倚重的陆军主力，袁世凯也因新军益贵，成为最受朝堂瞩目的重臣。
对热火朝天的义和团运动，袁世凯的认识与清廷的“民气可用”恰恰相反，他认为义和团是“左道邪教”，到处毁铁道，倒线杆，严重破坏了社会安宁。1899年冬，义和团在山东的排外行为引起各列强的不满，频频对清政府施压，清廷被迫撤换纵容拳民的山东巡抚毓贤，任命袁世凯代理山东巡抚，袁即率领全部新军随任济南，驱赶拳民，令义和团在山东无法立足，拳民逃往天津、北京······翌年爆发了八国联军战祸，袁世凯治下的山东社会稳定，看不到一点乱相。
袁世凯的才华、功劳、权势引起了朝廷的猜忌，把他放回老家。一时失势的袁世凯身在江湖，眼睛却时时刻刻在盯着全国的政治、军事变化，以图东山再起。机会总是眷顾有心人的，当时恰逢革命党在全国活动，革命形势蓬勃发展，日渐燃成燎原之势，为袁世凯的复出提供了绝佳的机会。在革命党势如破竹的进攻下，朝中反对革命的王公、大臣们都想起了袁世凯，寄希望于袁世凯，盼望袁世凯出山，平定革命党，再建当年曾国蕃平定太平天国之奇功。袁世凯果如其愿，临危受命，领军镇压革命党。但是复出后的袁世凯，经过分析时局，权衡谋算，选择了顺势而为。结果袁世凯的复出并没有成为穷途末路的清廷之救命稻草，反而成为让清廷覆灭的临门一脚。袁世凯先是打着“实行君主立宪”的旗号，攫取了清政府的一切权力；随即迎合时代潮流，通电支持共和，逼着清廷最后一位皇帝逊位，宣告终止了近三百年的清朝统治，结束了两千四百多年的中国封建君主制。
清王朝覆灭了，中华大地实行共和，由谁入主总统府？群雄逐鹿，几经较量，还是靠实力说话，孙中山大元帅不得不把总统大位让出来，给了军力雄厚、声誉隆起的袁世凯。袁世凯主政后，襄赞新政，引进西方民主、废除科举、督办新军、建学校、办工业，筹划自主建造铁路。鼓励民族资本家兴建面粉厂、火柴厂、卷烟厂、造纸厂以及采煤、冶炼，又建立中国警察队伍，奠定中国近代司法制度······做了许许多多有益的事。
假设到此为止，袁世凯或者激流勇退，或者不得陇望蜀，复辟帝制，或者做个顺应潮流的开明总统，甚或忽然暴毙，袁世凯在中国近代史的地位都会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可是，历史没有假设。比如汪精卫后来不降日投敌，蒋介石在日本投降后让贤，中国历史都不会是书本上现在写的这样了。
袁世凯在人生路上关键性的那几步，没有把握好，滑进了逆历史潮流而行的邪道，致使他坠入了万劫不复的深渊：1914年1月，袁世凯悍然下令解散国会，废止中华民国临时约法。1915年5月9日袁世凯以中国无力抵御外侮为理由，向日本递交复文，接受令中国丧权辱国的21条。1915年12月，袁世凯宣布恢复中国的君主制，建立中华帝国，改元洪宪，将总统府改为新华宫。就是这关键的几步，注定了袁世凯不仅是丧权辱国的卖国贼，而且是复辟帝制的窃国大盗。
袁世凯一生受清朝重用，提携。心思缜密，机敏精明的他誓言格守忠臣的道德伦理，常以忠臣自居，所以他最忌讳别人看他是取清朝皇帝而代之的奸佞。聪敏智慧、极易接受新事物的袁世凯当然会明白，消灭帝制，建立共和是历史潮流，是大势所趋，人心所向，做皇帝的风险足可以让他从绝顶栽到深渊。但袁世凯后来终究还是做出了称帝决定，号洪宪皇帝，改年号为洪宪。
单看洪宪二字就可以看出袁世凯在称帝与不称帝之间反复进行过天人交战，几经俳佪，最后才下定决心做出艰难选择的。“洪宪”，顾名思义，洪既皇帝独有的齐天的洪福洪德，宪则是立宪行政，以法治国。“洪宪”二字其实是一种生硬的古今结合、中西联缘的怪胎。
由此可见，袁世凯要搞的是君主立宪制，这样搞至少有两大好处：一，可以圆了他的皇帝梦，子子孙孙也可以没有一点风险，不费半丝力气继承皇位。二，顺应历史潮流，引进西方先进的民主制度，利于国家发展。日本民治维新之后走的就是这条路，事实证明这条也不失为富民强国的好路子，中国完全可以以日本为师。三，国民容易接受，建新朝、立新政阻力小，支持者多。
但是，袁世凯是误判了形势，做出了特错的决定。
自从鸦片战争以来，列强文化纷纷涌进中国，民主思想也大步渗入中国，一直以天朝自居，蔑视外夷的中国人在被侵略的痛苦中醒过来了，逐步接受了外来的先进思想，加强了与外夷的沟通，掀起了西学东渐的热潮······中国的志士仁人，社会精英为了国家的独立和富强，一波又一波延绵不断地发起了向西方学习，以图寻求救国救民真理的运动。从洋务运动，戌戊变法到三民主义，西学为用，中学为体的思想深入人心。袁世凯在这样的形式下做出对日妥协，对内称帝的决定，明显是不识时务。
卖国惹民恨，复辟惹民怨。对袁世凯的倒行逆施，人民怨愤沸腾。引起了许多地方的人民骚动或起义，这些反抗力量宛如涓溪细流，七聚八合，终成滔滔江河，汹涌澎湃，锐不可挡；各地握有军队权势的军阀名宦也纷纷起义倒袁，发动护国战争。过去拥他的部下包括心腹亲信段祺瑞、冯国璋······等也纷纷离他而去，袁世凯落到了众叛亲离、人人咒骂的下场。
短命的洪宪王朝在各种势力的打击下，仅仅只度过了八十三天就象肥皂泡一样破灭了，消失的无影无踪。袁世凯忧愤成病，仅仅十多天的心理与生理的双重打击，就致他一命呜呼，1916年6月6日袁世凯与世长辞，享年57岁。袁世凯的皇帝梦并没有给他任何好处，反使他的一切既得利益和权力丧失殆尽。
袁世凯说过不称帝，可为什么还是当了皇帝，细细算来，原因不外乎以下几点。最主要的首因是受几千年的封建专制的影响，“朕即天下”，九五之尊的诱惑不能不让他神魂颠倒，忘乎所以。做总统与皇帝虽说都是国家第一人，但体现的是两种制度。一，皇位是世袭的，一人做了皇帝，子子孙孙、世世代代可以当皇帝。总统大位不但不能世袭，而且任期也有限，当了十年之后，就要换人来做。二，皇帝是一人握有天下所有的权力，甚至是生杀权，君要臣死，臣就得心甘情愿去死，否则就是不忠的逆贼。所以，皇帝不存在犯法，既使犯了滔天大罪，也没法律管得了。总统则要受法律的约束，犯了法，同样要受到法律的制栽。总统的权力是有限的，三权分立，总统只能在他的权力范围内行使权力。这样一比较，袁世凯当然会明白，当皇帝的好处远非总统可比。
其次是受了子女和女人的影响。袁世凯有一妻九妾共生了17个儿子、15个女儿。儿子们那个不想当太子，当亲王；女儿们那个不想当公主，妻妾们那个不想为后为妃。自古以来，英雄难过亲情关，皇帝也多是这样，历朝历代人杰多的是，为什么每个皇帝都把皇位传给自己的儿子(那怕是弱智、病秧子)而不是德才双馨、体健智足的别人？这就是血缘亲情的原因。
袁世凯的长子袁克定为了圆太子梦，不惜伪造了袁世凯最爱看的《顺天时报》，专门刊登一些鼓吹帝制，拥护袁世凯当皇帝的假消息，变作法儿让袁世凯看。更可笑的是袁克定还让河南老家的守墓人韩诚用一块旧石头刻上“天命攸归”四个字，再埋进地里，过一段时间，待石头变的陈旧古相了，挖出来献给袁世凯，说是从袁家祖坟掘得，证明袁世凯实乃真龙天子，开国皇帝。就这样，袁家的家事影响了国是，古云：皇家无私事。权力大了，有时候家事就成了国事，甚至有可能是造成历史巨响的大事。
其三是外人的胡言乱语搅得袁世凯心潮澎湃。德国皇帝对在德国治病的袁克定说：“中国现在搞的共和制，不适合中国国情。中国要想发达，必须向德国学习，非帝制不能发达。大公子回国后一定转告大总统，中国要恢复帝制的话，德国一定尽力襄助。”袁克定归国后，又把德皇的话添油加醋地在袁世凯面前大大地宣染一番，搞的袁世凯心猿意马。
时有美国行政学专家古德诺受聘为袁世凯顾问，在古氏返归美国临别之际，袁世凯去送别并求古氏赠言，古氏说：“言之幸勿见罪，贵国人民智化程度远逊欧美，躐等以行共和之制，无异削足适履也。以吾观之，如改行君主政体，亡羊补牢，犹未为晚。”古氏这番话，对袁世凯震动很大，即命跟随抄写下来。可见，不管此论者的出发点如何，但对袁世凯称帝是起过明显的催化作用。
除了这三点主要原因外，其它促成袁世凯称帝的原因还有很多，但万变不离其宗，归根结底，让袁世凯决定称帝的是一个“利”字。“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人为利死，鸟为食亡”本是普遍的社会现象，“人非圣贤，孰能无过”也是人之常情。但是，人若是踫上了人生紧要关头，选择关键性的那几步可要慎之又慎，免得一失足成千古恨，我认为这才是研究袁世凯的意义。
袁世凯的教训一：做人要审时度势，要识大体。袁世凯明知称帝会引起全民反对，却自欺欺人地错误估计会得到国民们的拥戴，他没有想到，共和制已经深入中国人心里，君主制已经成为人人厌恶的腐臭之源。袁世凯明知同意丧权辱国的21条会引起全民公愤，却认为人民会理解他的苦衷——因无国力抵御暂时委曲求全，今后自当做卧薪偿胆之图。他没想到有着家国情怀传统的中国人往往把尊严看的比生命还重要，著名的民谚有“宁愿站着生，不愿跪着死”，与日本签订有辱国格的21条，每个中国人都接受不了。
如今中国改革开放已经搞了三十多年，已进入到深水区，改革开放的口号因此也在前面加了深化两个字。深化改革开放关系每个中国人的利益，对于一些既得利益者，如何面对深化改革，也当审时度势，要识大体，千万别做了阻碍深化改革的拦路虎。
教训二：做人不能利令智昏。袁世凯本来一个极聪明的人，袁克定伪造《顺天时报》，做假“天命归攸石”······等力劝袁世凯登基的狐言鬼语岂能瞒的过他的慧眼，只是他被皇帝梦所迷惑，明知是假也宁愿当作真事来看，当作真话来听。
大跃进年代，亩产几万斤小麦，十几万斤稻谷······的卫星比比皆是，很多人明知是违悖科学规律的事，却也深信不疑，也是利令智昏的结果。
教训三：人生在世，要重亲情，但重亲情必须建立在守大义的原则上。那时候，中国人均寿命只有四十多岁，历朝历代短寿皇帝数不胜数，长寿皇帝却寥如晨星。洪宪元年，袁世凯57岁了，以人到七十古来稀为袁世凯的寿限，也只有13年皇帝可做，与做满总统期相差无几。袁世凯人到老年，之所以还热衷于皇帝梦，说到低是在为家人着想。
到了社会物质文明相当富裕的今天，一些贪官们为了让儿辈、孙辈过的更舒服，生活的更光鲜，不惜与党纪国法对着，结果锒铛入狱，悔之晚唉。
教训四：人生在世，不要把漂亮的坏话当作好话听。德国皇帝与美国古德诺劝袁世凯称帝的话，听起来好象是铮友出自肺腑的真知灼见，其实是杀人不见血的美丽谎言。在中国实行君主制，中国只会落后，当然有利于列强们瓜分。实行民主共和制，中国一强大，列强们就在中国捞不到好处了，这个道理，袁世凯不是不懂，只是被利和漂亮话蒙住了双眼。
个别贪官也是这样，往往被几句拍马屁的话就舒服的得七晕八素，不知道东西南北了。结果或被人奸商所利用，或被利客牵着鼻子走。
英明神武的袁世凯，一生中功高绩伟，却在人生紧要关头，走错了关键的几步。结果坠入人人喊打的卖国贼、窃国大盗的深渊。前车可鉴，袁世凯的人生告诉世人：人生中难免经常犯错，但不能在关键的时候犯错，所以无论是谁，在关键的时候，一定要把握好，千万不可自恃功高，不顾广大人民利而为所欲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