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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大关口绕不过去:对林彪新神话的六点质疑

—对林彪新神话的六点质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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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析林彪的后半生,有“四大关口”是绕不过去的,那就是1959年的庐山会议,七千人大会,造神运动,及1966年的“5•18讲话”(也不止这一篇讲话)。简言之,他的表现很不光彩,完全是不顾人间正道、国民祸福的政客谀臣的龌龊之举。

1959年国庆,时任国防部长林彪在天安门检阅三军,喊出了“毛泽东万岁”的口号

曾几何时,网上兴起了诸多为林彪叫屈、叫好、叫板的声浪。从林彪之女林豆豆、到所谓的“四大金刚”及其后代、到某些军队背景出身的文墨之客、到一些民间作者,纷纷著书立说,将林彪塑造成了一位新的“神尊”(笔者简称他们为“拥林派”)。

这些文章,有一个益处,让我们看到了不少新的史料、可以从不同的角度审视林彪其人。

令人遗憾的是,由于这类书文,或是出自与林彪有着种种“人缘(人脉)关系者”之手,或是著作者学识与见地的偏狭与力薄,或是由于个人好恶过于浓烈而左右了史料的取舍,其结果是:“拥林”之文林林总总,能刻存竹简的“信史”,尚无可见。

不过,这些论据片面,论断乏力、又刻意制造的“林彪新神话”,却在网上成为了诸多粉丝追捧的“热门文章”。许多阅世不深、阅史有限、尚不成熟的年轻人,被其迷惑,真的以为“林副统帅”只是一位受屈的“大英雄”、蒙冤的“无辜者”、被“恶意钉上十字架的代罪羔羊”。

最奇妙的是某些所谓的“独立知识分子”,因为反感“伟大统帅”,便将与毛反目为仇的“林副统帅”视为了“抗暴英雄”而大加赞许。

这等误读历史、误判是非的文字,只会导致惑乱史事、误导后人的不良后果。对于一个民族的认真反省、幡然醒悟有害无益。

笔者认为:一个对历史负责任的撰文者,在研究林彪其人时,必须遵循一条原则(法则)——既要摆脱“官方意识形态”的窠臼,也须摆脱“拥林派”诸君“人缘情感”的窠臼。唯此,方可做到尽可能的全面、公正、理性、客观(将有专文论述)。

已有不少严肃的学者文人做到了这点——如高华(可惜其英年早逝!有关林彪的专著未能付诸笔墨,但愿能有后人完成之)、大海之声、王海光,及朗钧,其等文章皆可在共识网上查阅——他们以严谨的治学态度,对以上种种历史怪相进行了论证可信的批驳。

今撰此文,也是要对“林彪新神话”提出一系列的质疑:

质疑一:林彪没有“大舰队”?

这点,我信。若是依照严格的法律条文查证,所谓的“小舰队”可能是存在的(雏形状态);而“有纲领有组织有计划有预谋”的“大舰队”,应该是不存在的。

但是,在对中国政治史进行研读时,决不能仅是依靠法律条文作出判断。还必须从古老政治文化的更深层面进行剖析,才能得其真谛。

龙文明(龙政治)的整个架构,都是建立在“血缘文化”的深厚基石上(“三纲”中,二纲为血缘之情)。由此“血亲(血缘)文化”的大根本处,向上派生出中华文化特有的“人伦-政治”的重叠系统——帝王者,视父母兄弟子女为皇亲,亦视为臣下;而臣民视九五至尊为“万岁”,亦视为“君父”,圣上视臣民亦为“爱卿”“子民”。

“血缘政治”孽生出的最大政治怪胎,便是“人缘(人脉)政治”——文臣间,有“恩师(老领导)”“门下”之说;武将中,有“军阀(老首长)”“部下”之说。他们之间,构成“人缘政治”的利益共享,荣辱相系(俗言:“一根绳子上的蚂蚱”)。此等“人缘政治”,盘根错节,互为因果,交织而成文武官僚阶层的庞大体系。

每到了历史的风云际会龙争虎斗之际,“血缘政治”与“人脉政治”便会起到举足轻重的决定性作用。

如“无赖帝王”刘邦,于夜色里,凭着一股酒劲,拔剑斩断那条天知道是否现实存在的“白蛇精”,便拉起一帮穷兄弟扯旗造反了;

再如“桃园三结义”,便奠定了“天下三分”的大格局;

还有“陈桥兵变”,只需一群铁哥们交头接耳一番,便可以改朝换代——赵匡胤同志便“稀里糊涂”的“黄袍加身”,成了新朝的开国帝王;

至于袁世凯的“新军”嫡系,在中国近代史中起到的扛鼎作用,就不必细说了。

哦,还有那“梁山泊108条好汉”,西方人干脆译成“四海之内皆兄弟”!了不得,得我中华之元神也!

当然,也少不了《红楼梦》中的“四大家族”。

说了一大通,所要证明的无非是一点:“血缘政治”与“人脉政治”,才是中国政治的真髓!

回头来看林彪与“四大金刚”之间,到底属于什么性质的关系?也就昭然若揭了。

“林副统帅”一朝得势,提拔重用的即是他“四野”的老部下——“四大金刚”个个担纲军队要职(说林彪无实权,真是大忽悠)。

到了“文革”初期,1969年的“军委办事组”的成员,基本上都是林副统帅的嫡系人马。看看“军委办事组”名单——组长:黄永胜副组长:吴法宪成员:叶群、刘贤权、李天佑、李作鹏、李德生、邱会作、温玉成、谢富治

除了毛泽东“掺沙子”掺入的二野旧部之李德生、谢富治(之后还有纪登奎,毫无军队背景)外,都是清一色的林彪旧部。据李德生回忆,其在“办事组”内,倍感被冷落。

接下来,我们再看看他们的子女,也无不受惠于“人脉政治”之馀荫。

邱会作的二儿子在广州军区(四野旧部)当兵,各级领导倍加关心——老首长的公子嘛!

《程光:邱会作之子在1971年》中载:“吴法宪的女儿吴仲秋出来了,她是广州空军医院的医生(又是”四野“人脉!),见到我就说:‘就是他’!

我被领进了餐厅,里面摆了两桌酒席。吴法宪坐在主桌,丁盛司令员、刘兴元政委等军区首长围坐在旁边,吴向我打了个招呼,我和吴仲秋赶紧坐在了次桌的空位上。(瞧,一个连级干部,竟然能受到空军司令、大军区首长的特邀赴宴)。

再看:“军区政委任思忠和我谈了一会儿,说部队反映你锻炼得不错,想让你向政治工作干部上发展,你自己有什么想法?我说最好不离开连队,如果调到机关,最好还在基层做干部工作。任政委笑了,说干部工作是有很多人羡慕。但你父亲要求你学真本事,你们师决定你调到三七二团政治处当宣传股副股长。”(又是特殊培养!呵呵)

还有更精彩的——林彪夫妇指定林立果到吴法宪的手下当“兵”。只两年,便直线跃升到“空军司令部办公室副主任兼作战部副部长”之位(副军级。能享受此等殊荣的还有毛远新李讷。其他高干子弟跌爬滚打,充其量也只能爬到个连级或副营级)。其跃升速度,近于顶级战神拿破仑老兄了。

再看看堂堂的空军司令吴法宪是如何恭维这位年轻才俊的:“我们十分欢迎你今后更好地为空军建设出力。今后空军的一切都要向立果同志汇报,都可以由立果同志调动、指挥。”“林立果不简单呀!他到空军时间不长,有的我们过去连想都不敢想的事,他搞出来了,而且做出了很大的贡献。”“林副主席把林立果派到空军来,是对我们最大的关怀。他现在当作战部副部长了,将来的空军领导就靠他接班了。林立果是代表林副主席的。他可以指挥空军的一切,调动空军的一切。”“我这个司令,你还不知道吗?不行!今后,我们就要靠林立果。”

赶快打住!再引录下去,怕读者胃部条件反射,弄脏了电脑。

最为有力的佐证,是林立果所窃听偷录的叶群与黄永胜在保密电话里的秘密情话。原文录音节选如下:

“叶群:‘我们都有孩子,我的孩子也就是你的孩子,你的孩子也就是我的孩子,要考虑,每个孩子往哪个方面培养,另外,连我的加到一起,至少有五个吧,连新朝(吴法宪之子)六个,这五六个虎大将,将来都可以,国家这么大,他们互相不会矛盾,一个人把一个关口,也是你的助手嘛,你说是不是?’黄永胜:‘是’。叶群:‘你永远是元帅,我永远是元帅手下的一个传令兵。’”

好个“六虎将”!好个“一个人把一个关口”!

——这便是“血脉政治+人脉政治”的精粹内涵,亦是所谓“大舰队”的实质所在!

确切地说:只要毛泽东活着(哪怕是枯灯将尽、神智昏迷),就绝无一员老帅老将敢于造反。就算林彪有此“贼心”,也无此“贼胆”。唯有林立果这个地位特殊、聪明过人、涉世不深,又有几分盲目自大的公子哥(据说,他连老爸也看不上眼了!),有可能铤而走险地玩一场兵变(对于这一点,后有专文论之)。

若是毛死了,不管是病死、老死,还是被林立果谋杀,“四大金刚”会做出什么样的抉择呢?

我的看法是:他们只会轻车熟路地沿着“人脉政治”的古老定律走下去——绝对地效忠“老首长”林大帅。实际上,效忠的是林少帅(林彪的身体太不顶用了,而林立果已经被吴法宪叶群等捧成了“政治新星”“新的天才”)。

他们会绝对尊奉林家父子的军令状,清除掉所有的“异己者”。并且誓死捍卫林家王朝,成为名符其实的新王朝的“开国元勋”、“辅佐大臣”,或“托孤大臣”。

他们决不会依照什么“国法党纪”,去追究林家父子是以什么样的手段继承王位的——哪怕是暗杀手段(当然,能够“合法继承”更为稳妥)。

说白了,何须什么“有纲领有组织有计划有预谋”的周密安排?只要“血缘政治”和“人缘政治”的“大命脉”存之,万事便可自然天成。

这种没有组织的组织构成、无需纲领的纲领认同,为“人脉政治”的一大特征。这种古老习性,早已渗透中国官场的每一根血脉,成为所有政治角色的恶习本能,左右着他们的一举手一投足。

是的,人脉即是“组织”,“老首长的军令”即是“纲领”,千古传袭的政治定律就是“既定方针”。只需“天时地利人和”、只需“时也命也运也”成熟,“人脉政治”的巨大魔力便会峥嵘显形,主宰千秋历史的吉凶祸福,决定一个王朝的更替兴废!

这才是中国政治史的真髓!

更深一层地说:“血缘政治”又是“人脉政治”的核心。

“血缘政治”滋生出“人脉政治”;而“人脉政治”金字塔的最高峰,又回旋到龙文化(文明)的“大根本”处——“血缘政治”。毛泽东最后真想传位的是江青和毛远新;那么林副统帅呢?当然是寄情于叶群和林立果啦。“四大金刚”也会依照“政治本能”,将爵位传于自家血脉(仍可以叶群与黄永胜的“秘密政治诺言”作为证明)。

可叹的是,这种“血缘政治”和“人缘政治”的千古遗毒,流溢至今——“林彪新神话”的出笼,亦是由此而生。

那些与林彪有着“血缘”“人缘”关联的诸君,有谁对林彪、对父辈、对自身在历史中所犯下的深重罪过真诚忏悔过?理性探究过?

我们所看到的,几乎都是以“无辜者”“蒙冤者”“受难者”“诉苦者”“正义声张者”“打抱不平者”的身份,出来描绘那一段历史的。

将一些历史事实澄清,是必要的。可我们看到的却是:一味地为自己、为家人、为“老首长”开脱历史罪责,并刻意地再度打造有关林彪的种种“新神话”(依稀可见当年“七千人大会”上,林彪的所作所为!)。

毫不客气地说:这是对历史的又一回犯罪,是对难以计数的“文革”受难者、死亡者的又一回的亵渎与谋杀。

他们之中,只有林彪之长女林晓霖是个“异数”。在各种场合,对着“文革”的受难群体,她诚恳地代父谢罪道歉。真正的难能可贵!为此,她受到“拥林派”的冷遇,被视为“异己”。

“文革”中,“正、副统帅”的大神话,误导了中华民族;如今,新一轮的“领袖神话”再编造,仍会迷惑许多人、尤其是年轻人(不是好些青年对“文革”抱有“革命的浪漫主义”幻想吗?恨不得再来一次吗?)。

“拥林派”何以如此而为?很简单——“血缘政治”“人缘政治”作祟耳!

此乃中华政治文明的一大绝症!

(续篇中,会对“拥林派”“造神”立论的种种缺陷,做出具体剖析)。

质疑二:林彪从未加害(害死)过政治对手?

这种说法,估计贺龙、彭真、罗瑞卿陆定一、傅连璋,和钟伟将军的后人不会苟同吧!

“拥林派”还有一种谬说:认为林彪夫妇整肃陆定一夫妇是“合乎情理”的。因为陆氏夫妇一再造谣、污蔑了林氏夫妇的“忠贞美誉”······

此说甚可笑!若是陆氏夫妇侵犯了林氏夫妇的“名誉权”。那么你堂堂正正的国防部长可以用法律或党纪的正当手段控告、澄清、追究其民事责任。可林彪夫妇,却是借“政治运动”报一箭之仇,岂不是“假公济私”“借(政治之)刀杀人”,有几分龌龊?

他们还说:陆定一夫妇没有给弄死,表明林彪的宽宏大量。这也太离谱了!将无罪者投入监狱,就不算是犯罪行为吗?何况是“文革”时期的监狱,被投入者,凶多吉少。有多少人冤死、或疯在了狱中。贺龙、傅连璋不就死在囚禁中了吗?

奉劝“拥林派”诸君一句:当你们为“林偶像”论功邀赏、或是开脱罪责时,请守住良知底线。

人类“最神圣最庄严的伟大事业”在实行时,总是掺杂着种种个人的私欲与贪婪、猥琐与卑劣。

“林副统帅”,是一个心胸褊狭之人(性情孤僻者往往如此)。在其仕途上,任何与他意见相左、或是被最高领袖视为异己的同僚,他都会立马翻脸不认人。将他辈视为仇寇,并且下手狠绝,致“敌手”于死地(政治性的、生命性的)。

哪怕这些人曾经是他老战友(罗荣桓)、老同事(彭真)、老部下(罗瑞卿)。

罗荣桓曾经因林彪在公开场合羞辱他,而几天几夜气愤不已、颤抖不止。“所幸”他早逝在“文革”前,不然的话,结局堪忧。

(行笔至此,顺便提一下严慰冰的打油诗。据说,此“诗”是在严得知叶群虐待前妻之女后,忿然写下的:

“搂了一个臭婆子,

生了两个兔崽仔,

封官进爵跳三级,

终年四季怕光照,

五官不正双眉倒,

六神无主乱当朝,

七窍生烟抽鸦片,

拔(八)光了头上毛,

机关算尽九头鸟,

十殿阎王把魂招!”

——此作的前两句和“双眉倒”“抽鸦片”“头上毛”几句,明显是人身攻击了。触犯了林彪夫妇的名誉权。

——而“跳三级”一句则是真实写照;“乱当朝”一句,更是眼光犀利之语了。似乎当年,还没有几人能看透这一点!

——说到“机关算尽九头鸟/十殿阎王把魂招”,简直是林彪夫妇最终命运的“推背图”“烧饼歌”!可惜啊,过于聪明的“林副”未能领悟此一谶语,终将悔之不及。)

言归正传,笔者真正要强调的是:林彪最大的恶,还不是他具体地加害于谁。他最大的恶,或曰最不可宽恕的恶,是他的“学说杀人”!

——人是一种十分奇特的动物,总是要对自身的行为,作出种种合乎“天理”“神意”“绝对真理”的诠释。作为“解释性动物”,人类在杀戮同类时(只有人,最善于屠杀同类),会有着完全不同于动物类的复杂构成。

动物纯粹是受生物本能的支配,弱肉强食。而人类的相互杀戮,则会玩出种种“高级生物”特有的精神层面的花样来。

简单划分,人类的杀戮,分有三个层面:

一、学说杀人——即教义杀人;主义杀人;理论杀人;思想杀人。

二、体制杀人——即专政杀人;制度杀人;运动杀人;时代杀人;

三、刀枪杀人——即圣战者杀人;冲锋队杀人;“造反派”(“革命群众”)杀人;秘密警察杀人,刽子手杀人。

“学说杀人——体制杀人——刀枪杀人”,构成完整的杀人体系。

“学说杀人”的理论建树,是为大根本;由此派生出“体制杀人”的庞大实体;此实体中,自然包含“刀枪杀人”的功能。

“学说杀人”,是杀人体系中的最高境界。换言之,即是最大之恶!

《管锥篇·第三册》“学说杀人”一目(1133页),引古人语曰:“道术一误,则无复孑遗矣”;“士大夫以政事杀人,以学术杀天下后世”。即为此义。

让我们看看中外历史的几个实例:

——罗马教会只需引用《新约·马太福音》的一段经文:“彼拉多说:‘流这义人的血,罪不在我,你们承当吧!’众(犹太)人都回答说:‘他的血归到我们和我们的子孙身上’。”便可建立起“绝对神圣绝对权威”的宗教法庭,去迫害、处死所谓“杀害救世主者(犹太人)”的后代——千年以降,欧洲历史上血腥排犹的根因在此。

——鲁迅抨击儒学为“礼教吃人”,也大同此义吧。

——只要希特勒写下《我的奋斗》,只要戈培尔重复千遍他的“谎言成真理”的煽动性言辞,就足以引发“最优秀种族”的杀人豪情了。

——说到“文革”的发生,必须提及三篇至关重要的“檄文”。一篇是毛泽东主持起草的“5·16通知”;另一篇是林彪的“5·18讲话”;再一篇是毛8月5日的《我的一张大字报》(注:“5·18讲话”后的第七天,即5月25日,聂元梓等人的大字报《宋硕、陆平、彭佩云在文化革命中究竟干些什么?》便应劫而生了。毛为此写下了《炮打司令部》的导语)。

三篇檄文,有主有次,互唱互和,便煽起了“文革”的燎原烈火。

仔细研读三篇檄文的内容,你会发现,“林副统帅”的讲话,比其他两篇文字都更为杀气凛然,寒光逼人!

《5·16通知》(节选):

“他们根本否认几千年的人类历史是阶级斗争史,根本否认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根本否认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革命和对资产阶级的专政。

相反,他们是资产阶级、帝国主义的忠实走狗,同资产阶级、帝国主义一道,坚持资产阶级压迫、剥削无产阶级的思想体系和资本主义的社会制度,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体系和社会主义的社会制度。他们是一群反共、反人民的反革命分子,他们同我们的斗争是你死我活的斗争,丝毫谈不到什么平等。因此,我们对他们的斗争也只能是一场你死我活的斗争,我们对他们的关系绝对不是什么平等的关系,而是一个阶级压迫另一个阶级的关系,即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实行独裁或专政的关系。

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会要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这些人物,有些已被我们识破了,有些则还没有被识破,有些正在受到我们信用,被培养为我们的接班人,例如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他们现正睡在我们的身旁,各级党委必须充分注意这一点。”

《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

“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的大字报和人民日报评论员的评论,写得何等好啊!请同志们重读这一篇大字报和这篇评论。可是在五十多天里,从中央到地方的某些领导同志,却反其道而行之,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实行资产阶级专政,将无产阶级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运动打下去,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围剿革命派,压制不同意见,实行白色恐怖,自以为得意,长资产阶级的威风,灭无产阶级的志气,又何其毒也!联系到1962年的右倾和1964年形‘左’而实右的错误倾向,岂不是可以发人深省的吗?”

林彪的《5·18讲话》(节选):

“我想用自己的习惯语言,政权就是镇压之权……但主要的是镇压。社会上的反动派,混进党内的剥削阶级代表人物,都要镇压。有的杀头,有的关起来,有的管制劳动,有的开除党籍,有的撤职……可能发生反革命政变,要杀人,要篡夺政权,要搞资产阶级复辟,要把社会主义这一套搞掉……笔杆子、枪杆子,夺取政权靠这两杆子……我们的党,紧紧地掌握着枪杆子,始终没有离开过枪杆子……他们想杀我们的脑袋,靠不住!假使他们要动手,搞反革命政变,我们就杀他们的脑袋……他们想杀我们,我们就要镇压他们……他们阳奉阴违,他们是野心家,他们搞鬼,他们现在就想杀人,用种种手法杀人……要念念不忘阶级斗争,念念不忘无产阶级专政,念念不忘突出政治,念念不忘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不然的话,就是糊涂虫。不要在千头万绪、日理万机的情况下,丧失警惕性,否则,一个晚上他们就要杀人,很多人头要落地……因此,要提高警惕,要斗争,不能存有和平幻想。斗争就是生活,你不斗他,他斗你嘛!你不打他,他要打你,你不杀他,他要杀你……”

——瞧,林的此篇“讲话”,使用了多少个“杀”字!这便是“林氏风格”的语言魅力:既有“政客林”的阴狠之心,又有“将军林”的嗜杀之性。其威慑力和血腥味,决非书斋文士(“四人帮”或林办秘书)所能企及,其同僚也无人匹敌。甚至老毛也得让其三分(据史料载:毛对此“讲话”有些“不安”了,还特派周恩来前去林彪处告诫。)

随着“5·16通知”、“5·18讲话”、“炮打司令部”的相继问世,“红色恐怖”的大规模残酷斗争与任意杀戮,便荼毒了中华大地——“十年浩劫”降临了。只有经历过那个疯狂野蛮时代的人,才会深知,听闻“林副统帅”那杀气腾腾的“讲话”时,是何等的令人恐惧、战栗、绝望,精神崩溃。

这就是“学说杀人”的可怕处!

难道还需要“正、副统帅”(秦始皇大帝、李斯宰臣;“最高元首”、“宣传部长”;“斯大林同志”“苏斯洛夫同志”)亲自动手吗?

只需“最高指示(圣旨)”一旦颁布,整个“专政机器”便会高效率地运转起来。三公九卿、各路诸侯、刀笔吏、刀斧手、“革命群众”,皆会“磨刀霍霍向猪羊”,大开杀戒矣!

人类的恐怖史,不就是这样写成的吗?

尤其当制造“杀人学说”者,既拥有“绝对真理”,又拥有“绝对权力”时,其为祸为害也就越发地难以估量。其恶果必定是“至今宗朝无片瓦/学术终然杀天下!”

谁还能说:林彪是两手干净的“圣徒”?

罪魁者的邪恶,比各级执行者(包括刽子手)的罪恶要大得多!

正如奥斯维辛集中营的“纳粹屠夫们”,必须受到刑法的追究;而那些高高在上的元凶们,也必须受到严刑峻法的极刑判决。

这便是“纽伦堡审判”给人类的启示。

同样,我相信有一天,在由理性主导的“历史的大法庭”上(既非“官方意识形态主导的政治性法庭”,亦非“‘人缘政治’主导的情感性法庭”),对林彪(当然不只是他一个人)的宣判,也必将是公正的、无情的。

质疑三:林彪是“文革”逍遥派吗?

林彪有一种极为独特的“政治心态”,是诸多“林学者”未能触及的——那就是惯于战场厮杀运筹帷幄的“将军林”,在和平时期,转身成为深藏不露老谋深算的“政客林”后,他对于残酷复杂的党内斗争,有着自己的“适应性心理(与生理)”。

精神病态又身体虚弱的他,只能适应“斯大林风格的残酷斗争模式”,而难以适应“毛泽东风格的残酷斗争模式”。

“毛风格的斗争模式”,与“斯风格的斗争模式”,在运作上、气势上、规模上、甚至色彩上都有着完全不同的做派(两位领袖的性格与大文化背景的不同,决定了两种风格迥异的政治斗争方式)。

形象地说:一个是冷色调的阴曹地府;一个是暖色调的烈焰炼狱。

斯大林同志偏好的是夜色里的秘密逮捕,越诡秘越无声越好,其威慑力便越会令人寒栗。所有的“清洗”过程,依靠的是钢铁机器一般的“制度性恐怖手段(秘密警察、法院、检察院、军事法庭、报纸、纪录片、秘密处决等);

“红太阳”则嗜好阳光下的公开审判,越热闹越喧嚣越佳,其震慑力也就越会令人崩溃。所有的“运动”过程,掀起的是烈火燎原一般的“全民性恐怖手段(造反派、红卫兵、大字报、高音喇叭、大串连、群众运动、公审大会、公开处决,甚至不惜砸烂公检法)”。

“林副”的幽暗心态、敏感神经、孱弱身体,只能适应“斯大林风格式”的可控的、有条不紊的、阴森森的镇压手段;而无力适应“红太阳风格式”的不可控的、“天下大乱”的、“星火燎原”般的运动手段。

正因为这一点,常常蜷缩在毛家湾内的林副,会给人一种“局外人”“逍遥派”的错觉。

为何说是“错觉”?很简单,因为伟大领袖发动“文革”的两大支柱——绝对效忠的红色军队、与狂热崇拜的革命群众——都是林彪鼎力打造的。

只需引证几点,便可说明林彪的“赫赫功勋”:

1、毛林联手,于文革前制造出一个红色政治神话的怪圈:“全国人民学习解放军——解放军学习雷锋——雷锋学习毛主席著作——毛题词:‘向雷锋同志学习’!”

2、“文革”开始之际,刺人眼目的革命象征物,几乎无一不与林彪统领下的“突出政治”的红色军队相关——绿军装、武装带、军用品、红五星、毛像章、雷锋、王杰、欧阳海,更有那本闻名世界的《毛主席语录》(竟然印发数十亿册!仅次于《圣经》。别忘了,后者已经印行了近两千年)。

3、“红太阳”八次接见“红卫兵”,天安门上下是由一片绿军装与红宝书构成的喧嚣的“红海洋”(怕风怕光怕声的林副统帅,竟然能够陪同毛参与了那一场场“暴风骤雨”般的宏大场面,真是有些不可思议)!

4、“文革”运动起始和前半期,一个最为色彩鲜明、最具政治感染力(蛊惑力)的宣传镜头,便是每当“红太阳”在《东方红》的旋律中出现于世人面前时,身穿绿军装、手摇红宝书的林彪都紧随其后——一身戎装的“林副统帅”,就是一个刚性的象征:象征着军队、暴力革命、无产阶级专政的铁拳、无限忠诚、绝对可靠、钢铁长城!

向来信赖“枪杆子”的伟大领袖,最最知晓“枪杆子”在中国政治史中的作用。当绝对效忠的“枪杆子”和亿万狂热崇拜的民众结合一体时,他才会有绝对的自信心,发动“文革”,清洗掉不听话的庞大“文人集团”势力,甚至不怕“天下大乱”。

也正因为林副的汗马功劳;毛才会投桃报李地“钦定”林为新的“接班人”,并且写入“党章”——这可不是儿戏!

于是,在全国人民的心中:毛林一体、帅将一体、师生一体、“万寿无疆永远健康”一体、这已经是天经地义的事,铁板钉钉的事,万古不磨的“绝对真理”的化身了!

观上所述,谁还能说林彪是“文革”中的逍遥派?

林彪之所以给人“逍遥派”的印象,还有一个极为重要的缘由——他是一个极其复杂的“矛盾体”。

“政客林”有两大矛盾面:

一、林彪是谋略过人、恃才孤傲、野心蠢动的;

二、林彪又是心理危脆、弱不禁风、易受身心创伤的。

故而,每当他顺风顺水、切准政治方向和领袖意图时,便会横刀出世,大有作为。

可是,一旦逢上逆风逆水、或把握不准政治动向与领袖圣意时,他会立马乌龟缩头,消极冷漠,作“闲人”状。

他的时进时退、时勇时怯,近于《孙子·九地篇》所云的“始如处女,敌人开户;后如脱兔,敌不及拒。”

老毛早就看透了他的这一特点。1966年8月在人民大会堂浙江厅,当林彪称身体有病,希望不要让自己当“接班人”时,毛当面嘲讽了他:“想当明世宗......?不想介入运动是假的!”

“林氏矛盾体”的具体表现大致如下:

他看透了毛,甚至鄙夷毛;但是在公开场合,又极力地奉承阿谀“伟大领袖”。

他极为孤傲自尊;但是在领袖跟前又十分地谦恭卑下。

蠢动的政治野心使他不甘寂寞;可是脆弱的身心状态又迫使他不得不深居简出。

他辨明各个时期政治格局的大是大非;却又在个人私欲的左右下,公然地颠倒黑白。

他迎合领袖的意志推波助澜;却有一天发现,自个儿已经难以急流勇退,身不由己地滑向灭顶之灾......

“拥林派”好为其辩护云:林彪是“迫不得已”地“顺”而自“保”。

此言差矣!要说“自保”,有多种方式,主要有二:

1、在不作恶、不助君作恶中自保——如刘伯承粟裕

2、在作恶、助君作恶中自保——林彪属于哪一种,还需详论吗?

只需看看他自1959年至1969年的“升官发迹”途,即可明知:从退隐二线,到迅速跃升到党政军的第二号人物、“接班人”。若真是个“没有野心”的“淡泊名利”者,会得到最高领袖的一再垂青重用吗(这十年,恰恰是毛雄心勃勃、最有作为的“黄金时段”)?!

而作恶者也有两种:

1、不知恶而作恶者——如:红卫兵、红小兵、及大部分成年人的“造反派”(当然,在他们的“革命行动”中,常常会夹杂着个人的私欲私念。但是,他们认定自己和群体所奉行的“领袖意志”是绝对神圣的);

2、知其恶而作恶者——林彪当之无愧地属于此类。《101笔记》证明他早就对领袖性情之优劣、“最高指示”之正谬,了如指掌。他完全是以自身利益的得与失,做出相应的对策取舍。哪怕其做法,会给国家民众带来严重的恶果,也在所不惜!

他何以能够做到这一点?究其因,是他的心中压根没有“神圣的信念(信仰)”作为人生的支点与底线。一个身居庙堂、处处迎合“圣意”、又毫无信念的政客,是极可怕的。他的所作所为,必然贻祸天下。

那些为林彪辩护的文章,常常无意、或有意地做出“误判”,好将“龟缩状态”中的林彪,描绘为“毫无野心”的“闲云野鹤”。他们刻意回避开林彪“知恶作恶”“野心蠢动”的一面。一心要将林彪打造成“超然物外,清心寡欲”的“红色孤将”。这些误导后人的文字,无疑是不负历史责任的失实之论!

实际上的林彪,活得既不“逍遥”、也不“清闲”,而是活得心机极深、心思烦乱,很不自在。

想想他,长年累月地处于重重矛盾的交织中、又苦费心机地拨弄着政治谋略的“小九九”,那只会加重心理上生理上的病态。反过来,病态的身心,又会加重矛盾人格的繁重性——所以他活得很累、很苦、很受罪。到了最后时光,几乎没有了人样。

真乃“君子坦荡荡,小人长戚戚”!

综上言之:套用毛的那句话:说林彪是“逍遥派”——“那是假的”!

得!一针见血啊。

质疑四:林彪是“硬骨头”、至死也不低头认错(罪)?

说“将军林”有“硬骨头”,或可成立。虽然,陈毅说林彪在“红色革命”最危难之际,曾经当过逃兵。还有,林彪曾给毛泽东写过“红旗到底还能打多久?”一信,笔者认为,这都是可以谅解的——那时的林彪才二十来岁,在所谓“大革命”的险涛巨澜中,年轻的心灵一时的迷惘、动摇,都很正常,无需上纲上线。

但是,要说在政治上终于“成熟”了的、或说过于“成熟”了的林彪,还具有一身的铮铮铁骨,那就难以服人了。自1959年庐山会议,林彪以“政客林”的面目亮相起,他的“铁骨”就已经柔化为“媚骨”矣。

解析林彪的后半生,有“四大关口”是绕不过去的——那就是1959年的庐山会议,七千人大会,造神运动,及1966年的“5·18讲话”(也不止于这一篇讲话)——简言之:他的表现很不光彩,完全是不顾人间正道、国民祸福的政客谀臣的龌龊之为(对于这四点,前文《林彪从将军到政客》已详论,不再赘述)。

本节的着重点,是分析林彪从1970年庐山会议到1971年“9·13”之间的行为,是否真的如“拥林派”所激赏的那样,是中共历史上唯一至死不向“最高领袖”低头认错(罪)的政要?

“拥林派”塑造林彪“硬骨头”形象,有两大论据:一为71年的“五一节天安门公案”;另一就是林彪至死不肯写下伟大领袖最想要的“检讨书”。

我们先分析第一个论据的可信度——之所以称为“五一节天安门公案”,原因是对此事件,有着两种截然相反的论证。

林彪拥趸者主要依照的是杜修贤和林办秘书的回忆文章,大意为:林彪不愿参加,叶群苦求——林彪姗姗来迟,晚于毛登上城楼——林冷脸旁坐,不辞而别——秘书惊愕:林副统帅怎么很快归来了。

“拥林派”一片喝彩:林帅有骨头,敢公开羞辱(抛下)“伟大领袖”!

可是另一种说法却是:林彪是紧随毛登上天安门的,并且笑容可掬——有中央新闻制片厂拍摄的纪录片为证(笔者也特意调看了此片,确实如此。读者也可在网上查看);而邱会作在回忆录中,对此“公案”专有说明:

“1971年五一节晚上在天安门城楼,毛主席、林彪没有什么冲突(!)。相反,毛主席找叶群进行了一个多小时的长谈,很好地安慰了叶群(!)。我上天安门城楼不久,看见毛主席、林彪前后相差不久到了。虽然早已入春,林彪如天冷时节一样穿着冬衣,外面还加了大衣,格外醒目。叶群说,林彪这两天身体生病很不舒服,要请病假(!),无奈这样的场合一定要出席,才勉强来了,可能要提前一些回去(!)。毛主席和林彪一起会见了中外宾客,然后在主宾席就座。焰火晚会开始了一会儿,林彪向毛主席请假,想先走一步。毛主席同意了,他们哪有什么冲突(!)?

何况这块区域别人接近不了,中央警卫团的人严格控制着,外人不可能长久地贴近毛主席的身边听他们说话。那个所谓的看到听到毛主席和林彪当面发生冲突,林彪‘拂袖而去’的故事是杜撰的(!)。”

此段文字若是真实的,那么“拥林派”的“喝彩”,只能算是自作多情吧——邱会作的回忆,你们总该相信吧?。

好,让我们接着分析第二个论据的可信度——

这可谓是“拥林派”所大力尊捧的“林神话”中的一个亮点。那就是到死林彪没有遵奉“圣意”,像历次路线斗争中的失败者(包括黄吴叶李邱)那样,写下领袖最想要的“检讨书”。具不少史学者曰:毛就好这一手,掌握住政治对手“认罪”的文字把柄,便可作为今后政治斗争的杀手锏。

林彪是敏锐的,他知道“文字把柄”落入圣上之手的可畏处;林彪也是有几分孤傲和任性的,时而会耍一耍“娃娃之将”的脾气;但,林彪更是高明过人的,自有他的“独家秘诀”,曼妙身段,另辟蹊径地向“英明领袖”极为含蓄(隐喻)地表达自个的心曲。所谓“檀郎一段风流事/只许佳人独自知”!

不写文字检讨的林彪,做了以下几件事,向毛表达心曲:

1、林彪贴身秘书李根清回忆说:“5月中旬的一天,接近中午时分,林彪把我叫到跟前,对我说:「下午总理来,你找一张大大的纸,写几句话贴在这里。」他走出客厅,指着客厅门口南侧的墙壁说:「这里。」接着口述道:「马克思列宁主义万岁!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万岁!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岁!」说完,林彪用双手比画出一个圆圈:「字要写得大一点。」”

2、林几度私下求见毛,却被毛一一拒之。毛的做法,很是伤了“接班人”的拳拳之心!

可是,林副统帅在几度被冷落、几度怨愤后,又玩了最为“出彩”的一手——

3、配合“江青同志”,拍下了那张“永垂青史”的认真学习《毛选》的彩色照片。这张被江青(姚文元)冠名以《孜孜以求》的彩照,刊登在了1971年8月1日出版的第七、八期《人民画报》合刊和《解放军画报》合刊上。

至此,林氏风格的“表忠心”已达极致。

但,事后看来,拍下这张照片,恰恰成为林彪“政客生涯”中最为尴尬之举。或说,林彪走了其“谋略生涯”中最臭的一步棋。

刊出此照后不到两个月,“9·13爆炸”便发生了——对比一下《孜孜以求》彩照中的“林副统帅”的“光辉形象”,与温都尔汗的那具焦尸的惨不忍睹,真是天地悬隔、阴阳两界、人鬼难分、大吉大凶、极荣极辱、烛光斧影、啼笑皆非。唉,算了,堆砌再多的古今词汇,也无力表达我辈的迂腐感受。

历史的诡异与怪诞,远在人智之上。

后人有所置疑的是:为何偏偏要在这个节骨眼上,“江青同志”拍下了这张最不该拍摄的彩照?

有几种推断:

第一种可能,是最高领袖夫妇合下的一个套——但此说法,难以立论。如前所述,这张“光辉”彩照与一个半月后的那张焦尸之照,反差太大。官方难以自圆其说(就算是林彪被以其他方式清除掉,也一样是);

第二种可能,江青并不知晓毛的真实意图,她只是为了答谢叶群有情送上门的“鸡血石”(贪公物为私有),而以拍照做“礼尚往来”——这恰恰正是叶群所求的!她就是要借“夫人路线”,修复毛林之间的关系(林彪几次恳求见毛而不得);

第三种可能,江青知晓毛的真实意图——并不想如对待刘少奇那样,也除掉这一位“接班人”。不然,如何向“全党全军全国人民”交代(毛不打下林彪“叛逃”专机时,也持此种说法)?最多是将林以“身体欠佳”的名义,打入冷宫(但是“林彪党羽”肯定会被清除)。

第四种可能,神差鬼使乎?——所谓“福至心灵,祸至神昧”。“林彪同志”命数到矣······近于“迷信”了。呵呵,不谈了。

——无论是哪一种说法可以成立,有一点无可置疑。彩照中“林副统帅”的做派,丝毫看不出一个“至死不低头、不认错的硬骨头将军”的伟岸形象。

让我们好好观赏一下这幅彩照的细节:

林红光满面——是八只强光灯照射之功。唉,怕风怕光的林是怎样咬牙坚持下来的?

林十分谦卑——自己永远是绝对忠于伟大领袖的!甘愿永远做一名“副统帅”;

林万分恭敬——自己是永远不会毕业的小学生,只配“好好学习(毛著作),天天向上”;

林绝对认真——忠臣对待圣君,必须毕恭毕敬诚惶诚恐认认真真。

(参考江青秘书杨银禄《林彪“孜孜不倦”照片背后的故事》一文)

细品之后,我们是不是可以说:林副的彩照有几分媚态?政治大人物的“媚态”,可比后宫小女子的媚态要可怕的多啦。小女子的媚态,不过是个人性的争宠罢了;而身居庙堂者的“媚态”,则会贻祸天下!

自古“巫术——媚术——权术”缠磨一团,危害王朝政治、大地苍生事例屡有发生。实为龙族皇权史的一大痼疾。

坦率说:宁可写下“检讨书”,也比拍一张“媚态”的“表忠心照”要好得多!

缩在家中写检讨,你可以满心愤懑地写、满面怨气地写、甚至可以暗自骂娘地写。

可是,亮相于照相机前(又是第一夫人的眼前),想掩饰住内心的不满,那可就难上加难了。除非他是顶级戏子(别说,林彪倒还真是善于变换“多重面孔”的“头牌名角”——从他对毛表里不一的态度可知,“英明领袖”竟然被他瞒了十多年啊)。

正由于林彪的身段过于柔软(柔媚),所以拍下了这张最不该拍下的历史见证照,一张足以悔青肠子的“大伪之照”(也算是“智者千虑必有一失”吧)。

从彩照上,我们看到的既是“政治人格的大伪”——政客们人人戴有面具,虚以委蛇,逢场作戏;

也是“政治人缘的大伪”——据说林彪最厌恶的是江青,曾经为江青想插手军队而大发雷霆。如今怎样?呵呵,竟然听任“峻岭”(江青笔名)女士的摆弄,甚至摘下了他那顶从不在外人面前离开脑门的军帽。一个有着铮铮铁骨的将军会如此做?!

而林彪、叶群、江青相互间的阿谀奉承,虚情假意,亦是不堪(据张宁回忆:就是林、叶之间,也是在假模假样地扮演“夫妻戏”)!

最终,我们看到的是那个“政治时代的大伪”——越是最高层,越是表现的出神入化、淋漓尽致:

“你看这班人,以假作真,才上台就变脸色;

他同那件事,非名即利,未出脚即费心机”

(古戏台对联。先人睿智也)

一个人,可以在巨大的压力下,被迫地低头“认输、认错、认罪”;但绝不可曲意地“巧媚、谄媚、献媚”!

若要说真正的“硬骨头”,确实有人。那是彭大将军、谭大炮(谭震林),陈老总。

彭德怀是被迫“认了错”,可他服气吗?读一读他写下的洋洋二十多万字的《彭德怀自述》,有一丝的“谄媚”吗?

据《不信青史尽成灰》一书云:当1966年毛泽东把彭德怀叫到中南海,两人关起门来谈了半个小时。未曾对外公布的文字有:当时彭德怀和毛泽东拍桌子瞪眼吵,毛泽东张口结舌,最后不得已说:“看来这个事情真理也许在你这边”,彭德怀说:“什么叫可能?真理本来就在我这边。”

到了彭德怀去世前半年,在301医院痛骂说,我的路线才正确呢,你这个路线正确个屁,你就是个封建皇帝、政治流氓,‘暴君、昏君、顽君’,“文化大革命”没搞成,把党搞成这个样子!“

说到谭震林在”二月逆流“时的轰天大炮,确实振聋发聩:“我一生三不应该,第一我不应该活这么大岁数,看着国家这么乱我心痛。第二我不应该参加共产党。第三我当年不应该跟毛泽东去井冈山”!

至于陈毅的“公开检讨”,更是“胆大妄为”。直接将矛头冲着“正、副统帅”来了:“我们不要搞个人迷信,这个没有必要。对个人盲目崇拜,这是一种自由主义。我不迷信斯大林,不迷信赫鲁晓夫,也不迷信毛主席。有几个人没有反对过毛主席?据说林副主席没有反对,很伟大嘛!”(话中带讽哦。)

“我看毛主席的大字报也可以贴。毛主席也是一颗螺丝钉。他过去在湖南第一师范当一个学生,他有什么,还不是一个普通学生。林彪也没有什么了不起,过去他是我的部下。难道‘文化大革命’这么大的运动,就是他们两人领导?老喊‘伟大、万岁、万万岁’,对他们没有什么好处的。我天天和毛主席见面,见面就叫‘毛主席万岁’,行吗?”

“我不能看着这样下去,我宁愿冒杀身之祸。”“我讲这些话,可能要触犯一些人的忌讳,我要惨遭牺牲。我愿意。我也不怕!”“我很坚定,我准备惨遭不测:准备人家把我整死,我不怕!你们现在就可以把我拉出去!”

瞧见了吗,这才是真正的将军本色——全无媚骨。全无媚骨的军人,才称得上是“硬骨头将军”。

此等“硬骨头”,林彪有吗?史实是:他只能龟缩在暗室内,发几支冷箭——挖苦、刻薄几句“红太阳”;一旦来到“光天化日”之下,便又“宝书不离手,万岁不离口”矣。

如果偏爱“林彪同志”的文人墨客们,还要辩说什么“硬骨头”云云,笔者也只能付之一笑了。

再引一副古戏台对联,了断此节:

“似我非我,我看我我也非我;

装谁像谁,谁装谁谁就是谁。”

——呵呵。哪个是“我”?到底是“谁”?!

(附带一笔:看看“四大金刚”及江腾蛟在法庭上的表现——个个低头认罪。尤其是那位“空军司令”的“精彩表演”,

再看看“四人帮”在法庭上的表现——张春桥一脸胡渣、不睁眼不开口,一付“死猪不怕开水烫”的架势。江青则大嚷大叫,一付“老娘不买账”的“飒爽英姿”。

相形之下,“文人集团”与“武人集团”,谁的骨头更硬?

到了大形势宽松后,恢复享受高级干部待遇的“四大金刚”,又纷纷著书立传,标榜自家如何如何地与“四人帮”无情斗争;自个如何如何地为打天下建功立业。无不为自己的“政治表现”洗白,无不以“硬骨头将军”自居。其中的某位将军,曾在关押期间上书要肉吃,并且大快了朵颐,便以此自夸“英雄本色”。

嗨,书此,作为一个军人的后代,我都为之脸红)

质疑五:林彪是“第一个敢于死谏毛泽东,希望结束‘文革’的大英雄”?

根据所掌握的有限史料,林彪有三次向毛提出过结束“文革”的建议“:

第一回,是一九六九年,在由林彪、周恩来、陈伯达三人起草的”九大报告“中,指明当前的主要矛盾是”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与”落后的生产力“之间的矛盾。故而提出”发展生产力“的方案。

第二回,是”一九七零年三月二日傍晚,林彪到毛主席书房交谈近三个小时。第二天毛主席告诉我:‘昨天,我的亲密战友给我上了课,说文化大革命要告结束。现在各地形势都不好,都在放空炮。我还抓不准这个亲密战友在想什么?’“(《张耀祠回忆录——在毛主席身边的日子》)。

第三回,是一九七一年五月,林彪给毛泽东写的最后一封信中提出;”经过五年来的文化大革命,而这个大革命是非常必要的和正确的,我们是取得了很大的胜利,现在是要巩固胜利……党中央和中央政治局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保持巩固的团结,预防思想糊涂的人和冒险家采取意想不到的冒险行为,破坏党的团结,导致秩序的混乱,引起国内国外的不良反应……第一,实行四不一要的做法,一是在暂定十年之内,对现任中央政治局委员和候补委员的大军区第一把手、第二把手,实行不逮捕、不关押、不杀、不撤职等四不,如果他们某个成员有错误,可经过党内思想批判来解决。“

(信的最后曰:“我很想和主席谈谈,如主席什么时候有时间,请约我一谈。”——此一段话,也驳斥了“拥林派”所说的“林彪至死不低头”的虚矫之词。)

——现在,让我们分析一下这三次提议的时间、动机与背景:

第一回是由周、陈、林三人共商提出的,怎么能只将功劳加在林彪一人头上?

在当时,省部级以上头脑清醒的高层干部,谁不知道“文革”是一场瞎折腾?是国民经济大幅倒退?早应该恢复正常的经济生产和管理秩序。头脑尤其清醒的林彪更应该知晓这点,不足为奇。

而此份“报告”的提出时间是1969年初,已是所谓的“大局已定”——即毛的政治敌手被彻底打倒,毛的权威名望如日中天,绝对稳固(林苦心打造的“领袖崇拜”所获之硕果)。而“林副统帅”本人也已经高踞“半神”尊位,无人敢于撼动,只差一步即将成为写入党章的“钦定接班人”了。

还有更为重要的一条,即毛在1967年8月、68年10月几度提出“文革”路线图:“一年发动,二年取得胜利,三年(即1969年)扫尾”。若是毛不发此话,我想,周、陈、林无一人敢发此说吧!?

谁知“伟大领袖”正在“大革命”的兴头之上,呼风唤雨,得心应手,欲罢不能。故而,他更看中了“文革小组”诸君所张扬的“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说法。从而否定了周陈林的草稿(在“庄重许诺”一事上,领袖常患“健忘症”)。

一旦“最高统帅”拍板定论,再无一人(包括林彪)敢于“力谏”。是不是?

林彪可圈可点的表现,是他的第二回“提议”。

时间:1970年3月。地点:毛书房。人物:毛泽东,林彪。交谈时间:约三个小时。

交谈结果:林的表态引起毛的不满和疑忌(?)——毛:我还抓不准这个亲密战友在想什么?“

这次会谈,依然可以证明先前的几点分析:时间是1970年,符合毛的”‘文革’三年扫尾“的圣意;”大局已定“,更加无疑,林彪已经成为了写入党章的”接班人“。

林彪清楚地知道,”文革“再继续下去,必定是国民经济崩溃,国将不国(谁愿”接班“一个烂摊子?)。实际上,苦撑中国经济未至崩溃的最大功臣是周恩来(”拥林派“却偏好贬周保林)。更具讽刺性的是,当时全国经济搞得最好的地方,依然是是”四人帮“控制的大上海(”拥林派“又喜好标榜”林彪集团“是与”四人帮“坚决斗争的英雄)

与前一回起草报告不同的是:这是一次”正、副统帅“间的私下密谈,是”亲密战友“在”和谐“气氛中的交流意见。这与彭德怀在庐山会议上同毛剑拔弩张的公开对歭,在性质上有天壤之别!

客观地说:林彪对时局利弊的判断向来精确无误,其良心尚未完全泯灭。但是,当严峻的现实,苛求他必须在”良心“与”私利(利益)“之间做出抉择时,他更多的是牺牲掉”良心“,而听从于”私利“的小算盘(庐山批彭、七千人大会颂圣、军队”造神“、”5·18讲话“之助纣为虐,皆为铁证)。

这一回,只要领袖一口拒绝,林彪同样会乌龟缩头,不再”冒死为民请命“。

不论怎样,林彪能借领袖”信任“之机,提出结束”文革“,是值得肯定的。

可悲的是,隆隆战车一旦启动,它便越来越具有了自身的意志与疯狂劲。不会再顺从于制造者与操纵者的指令了。历史的诡诞往往如此!

如果说,毛泽东是打造这辆战车的总设计师加总工程师,那么林彪就是副总设计师加副总工程师。(”四人帮“只能算是”小朋友“——无法想象,毛只依靠”四人帮“能够发动”文革“)。

两位权谋大师,在”9.13“前后,开始一一品尝到了战车”异化“的苦涩滋味。

“9.13”将近之时,林彪写下了最后一份“提议”。此信若是写于1966年至1970年庐山会议之间,那还值得大为赞赏。

事实却是,此信写于林彪及嫡系“干将”失宠失势之际。显然“动机”不纯,明显是为了自保及护佑老部下而写。大有“此地无银”之嫌,故而,他自己也觉得无趣,直到“出逃”,也没有发出。其实,就算此信发出了,估计也是“螳螂挡车”,为时晚矣!

要说勇气,“二月逆流”中的老帅老将才是敢于逆水行舟者(一个“逆”字,足以说明其性质)。那正是“文革”初始,“造反”烈焰铺天盖地“横扫一切牛鬼蛇神”之际。

林彪对江青发脾气,不过是为了军权之争(领袖就需要这样的派系之争,权力制衡——权术老套罢了)。除此事外,他何尝敢“逆”风而上,站出来说个“不”字?

事实却是,没有林彪与他统领下的军队的绝对效忠,没有林彪殚精竭力打造成就的“造神运动”,毛是难以掀起“文革”狂飙的——有谁能否定这一点吗?!

整体观之,林彪在“文革”前期与初期的表现,显然是“大恶”远远重于“小善”。

若是想以其“小善”,来标榜其“功大于罪”,甚至称作“最大功臣”,那是对历史事实的有意歪曲,是刻意地为林彪做第二回的“造神运动”——希特勒之“小善”远在林彪之上(他不饮酒不吃肉不好女色,尤其是将德国经济搞得一枝独秀,失业人数几乎为零;德国军队所向无敌,几乎称霸欧洲!);但是在公正的“历史大法庭”上,他只会被钉于耻辱柱上。

诸君当冷静想想:“文革”中的“林彪神话”何其壮伟,其终局又如何?难道各位的再次“造神”,会功德圆满吗?

质疑六:林彪是被谋杀的?

对于林彪的死因,为网上炒得极为热门的话题。虽是众说纷纭,仔细看来,也不过是两种说法:

一、林彪死于飞行事故(如官方所说);二、林彪死于他人的谋杀(“拥林派”大多持此说)。

笔者倾向于第一种说法。

持第二种看法者,把谋杀嫌疑人或是指向毛、或是指向周、或是指向汪东兴

个人以为,都不足信。

首先,从毛的随身警卫员和专车服务员的诸多回忆来看。毛在“南巡”中从上海返回北京的过程中,大有“风声鹤唳”之感。直到在丰台车站调兵遣将后,回到中南海,都是有几分“惊心动魄”的。但是当毛归家之后,警卫人员大都返回自家,感到如释重负,“倒头便睡”。是半夜里被紧急电话催醒的,又很不情愿地赶回中南海,才知道发生了什么样的惊人巨变。而毛也是被周恩来叫醒的,并且紧急转移住处,以防万一(林彪经营军队几十年、尤其是当上国防部长之后的十多年。据张耀祠回忆,林豆豆告发说:林立果要轰炸中南海。)——由此观之,若是毛一手策划的,怎么可能让贴身警卫回家休息?毛又怎么会服下安眠药上床入睡、而不提前预防?于情于理说不通(见张耀祠等警卫员有关回忆)。

还有一项世人有目共睹的事实:即“9·13”之后,毛一下子垮了——这可与“伟大领袖”以往在历次“路线斗争”胜利后的“诗人兴会更无前”“胜似闲庭信步”之心境大相径庭!

的确,毛怎么会为自己要“一心灭除”的政治死敌的毁灭而丢魂落魄呢?

说到周恩来,史料表明:他并不知晓毛改变归期的突然返回。闻之后,十分惊愕。而那已是9月12日夜22时40分。离三叉戟0点32分强行起飞,只有两个小时左右——这么短的时间,想精心谋划一场惊天动地又天衣无缝的大谋杀,可能吗(那可不是玩游戏机)?

“四大金刚”及信服者,多有指责周有足够的时间阻拦林的飞机起飞,却又迟迟不下命令。故而有“生怕林彪不跑”之说(李作鹏语,见其子之文)。

笔者认为,周恩来事后在广州军区对军级以上干部做出的解释是合乎情理的:“1971年10月初,周恩来应邀给广州部队领导机关作报告,谈了林彪叛逃后的一些情况,并允许与会者有什么不清楚的问题可以递条子。当总理讲到林彪座机外逃是‘自我爆炸,自取灭亡’时,有的同志怀疑是否总理命令部队用导弹把座机打下来?总理看完条子后,非常严肃认真地说:“我在此再说一遍,林彪的座机不是我命令打下来的,确实是迫降时自我爆炸,自取灭亡。大家可以想一想,林彪是党中央副主席,我仅仅是个常委。在军队他是副统帅,而我在军队没挂职,我敢命令部队把党中央副主席、军队副统帅的座机打下来吗?他是‘九大’党章写上的接班人啊,如果我命令部队把他打下来,我怎么向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交待嘛!”周总理说的很激动,很合情理,台下先是鸦雀无声,继而是经久不息的掌声。大家表示信服(摘自《十大元帅之谜》)。“

我想问问指责周”有意不作为“的诸君:要是你等身处当时,仅凭林豆豆的”告发“,就敢下令拦截林彪的坐车与座机吗?他可是”林副统帅“、”毛主席最好的学生“、写入”党章“的”法定接班人“呀!

还有,最上层的领导人(及贴身秘书、警卫)都知道,林彪一家人之间的关系相当畸形——林叶之间、母子之间、母女之间都是很不和睦的。常常会有激烈的家庭纠纷。周,更应对此了如指掌。天生十分谨慎的他,怎么会只因林豆豆的”告发“而下令阻拦林彪的行动自由呢?万一出了差错,怎么交代?!

所以周在追问了吴法宪等人后,下令没有四个人(周恩来、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的命令,三叉戟不得起飞。同时又打电话给叶群,试探性地做出询问。

“心中有鬼”的叶群、林立果则慌了手脚,于是便有了“仓皇出逃”、机毁人亡的历史事件发生。

周的这个电话,却又被“解读(误读)”为“故意设谋,逼走林彪”。

在根本无法预料林的出走会引发什么样的可怕后果的情形下,说什么“一场精心策划的预谋”、“有意地逼走林彪”,只是某些人“语不惊人死不休”的猎奇想象罢了。把残酷的现实政治,描绘成了“地摊级的传奇小说”。

周是最能深刻领悟现实政治之残酷性的。所以在得知飞机坠毁的确切消息后,别人都松了一口气,他却难以抑制的失声痛哭。个中滋味,非笔者在此探讨的了。

再看汪东兴,“9·13”之前,他紧随毛一路狂奔地返回京城。哪有时间精心安排什么“谋杀”之事?回到中南海,他又遣散了贴身警卫。要真是有干掉“副统帅”之谋,岂能让贴身警卫离去?再说,没有最高领袖的“圣旨”,汪岂敢冒天下之大不韪,谋杀写入“党章”的“接班人”?!

但笔者,并不想纠缠于到底有没有“谋杀”的种种推论中——只有当全部档案公开之时,这个“悬案”自然会水落石出。

今书此文,只是想做一番“哲理意味”的评判(也可算是“野狐禅”之“戏说”)。

笔者认为:真正将林彪送上不归之路的,除了“绞肉机政治”(林立果语)和宿命性的“恢恢天网”外,的确是一场人类政治史上最为复杂、吊诡、怪诞的“群体谋杀”——而其中最为荒唐的“杀手”,恰恰是林彪自己和他的至亲!

听起来有些匪夷所思,是吗?那就让事实来作证:

首先,学界公认,1970年庐山会议,是毛林“亲密战友”关系破裂的分水岭。

而从林彪秘书张云生的回忆看,这场“破裂”缘起于叶群——

“9月初一天夜里,林立果打开保密机,挑明了:我告诉你,庐山这里出事了!主任煽风点火,惹了一场大乱子。陈伯达带头跳出来,被主席抓住,已经挨批了。黄吴李邱汪都在会上做了检讨。他妈的,都是主任搞的......。由于主任惹了乱子,首长还在会上做了几句自我批评。最后主席保了首长。现在是集中批陈伯达,但陈伯达的后台是主任”。

若是此一回忆可靠,叶群真是“罪责难逃”了——不然林立果怎么会破口大骂其母“惹了大乱子”?

——由此,林彪通向地狱的第一道生死门开启了。

接着是林立果的“非凡作为”。就在此次会议之后,他与几位心腹(“小舰队”)开始了所谓的“兵变计划”——即后来闻名天下的《五七一工程纪要》与“弑君密谋”。

这个“胆大包天”的计划和行动一旦展开,便只能成功,不能失败。失败定是死无葬身之地!

也许此计划林彪夫妇不知情,也许只有叶群知晓(据叶群秘书兼内勤王蓝多回忆说,她在叶群的枕边发现过一张被叶群一直保留的写着“与其坐以待毙,何若起而伐之”的纸条——焦烨所著《一个秘书眼中的叶群与林彪》)。

不管“知情”还是“不知情”,林立果的作为,都已经注定林彪一家绝无退路了!

——林彪通向地狱的第二道生死门开启了。

通向地狱之途的最后一道生死门,则是由林彪之女开启的。

要是没有林豆豆的“大义灭亲”,及时地“告发”叶群和林立果的“绑架林彪投敌叛国的阴谋”,就不会有周恩来的一系列相应举措,也就不会有那个打给叶群的“夜半凶铃”,及林彪一家的慌忙出逃。

照林立果事先的安排,是在第二天带领全家驾机远行的。白天起飞,又是全体机组人员到位,这样的安全系数显然高得多。

可是由于林豆豆的“告发”,令局势突变,迫使林家人半夜逃命。为了安全起见,只能携带一名正驾驶员(潘景寅)和必要的三名机械师强行起飞(副驾驶员康庭梓认为,潘景寅深夜接到的那个“神秘电话”是林立果打来的,很有道理),由此飞向了不归之路(参考康庭梓的有关回忆)。

至于说到林彪地自戕性命、自掘坟墓,在前文《林彪从将军到政客》中已论之,可参考。

——由以上事例观之:说命运弄人也罢,说咎由自取也罢,正是林彪一家人断送了一家人的“卿卿性命”。真是“人有小九九,天有大算盘”,“人算不如天算”哉!

这也算是“林氏悖论”的一种吧——他不得不依赖的夫人叶群、苦心栽培的虎子林立果、及他的爱女林豆豆,都在神差鬼使中促使林彪一步步地走向血光之灾的终局。

笔者的最终结论是:从狭义上看:是林氏一家的自迷自误、自戕自害;从广义上看:则是一场由“古老权术文化、绞肉机制度、宿命力、弄权者、派系间、亲人间、及自身”联手打造的诡谋凶杀。

这便是极具“中国特色”的“血腥政治定律”。浮沉其间者,大多“弄潮需是弄潮儿/毕竟还落潮中死!”

结束语

一、此文的首个“质疑”,本为“林彪是第一战神吗?”

但,总有一股抵触情绪令自己迟迟不愿下笔。

有史料称:1965年,蒙哥马利元帅访问中国会见毛泽东。毛谈到打败八百万美式装备的蒋介石军队的“辉煌战果”时,“不识趣”的蒙哥马利答曰:在西方国家,我们尽量不宣传内战的战绩,因为这是杀自己的同胞!

此言深合我心。因此,决定不再详论此一章节。只想以两句话了断之——

林彪前半生的赫赫“功勋”,属于一个政治集团的“伟大成就”;

林彪后半生的滔天罪孽,则是祸及全民,殃及万代的巨大恶行。

悲哀的是,我们对于“大饥荒”、“文革”等政治性灾难的严重恶果与后果,远远没有作出应有的发掘,反思,批判、警醒。中华民族愧对那个时代中无数的冤死者、受辱者。

甚至,猩红色的历史已经被洗白成了“玫瑰色的新童话”。

这样的民族会有充满希望的未来吗?不会再重蹈故辙吗?

二、林彪非“鬼”亦非“神”,乃一人性扭曲、人格晦暗、人品阴鸷之人也(主指其后半生)。

笔者常想:若是林彪生长于一个政治开明的制度中,他的人生历程当完全不一样(包括他的家人的命运)。遗憾的是,龙人的政治史从来就不是童话。

本以为开拓出一个“新世纪”的那一代人,最终发现,“神圣完美的理想”,不过是历代王朝循环定律的又一次轮回罢了。且更加地荒诞、疯狂、血腥、悖逆人伦——这是由“传统的帝王、君臣、臣民意识”+“斯大林主义”的必然恶果,是一个古老民族的在劫难逃!

——林彪的“非凡处”,是他比同代的“老同志们”更早地认清了这一点。可惜,他没有选择“独善其身”,而是步上了“兼恶天下”之邪道。

若是将全部责任都推卸到“制度、时代”等外在原因之上,也是片面的、浅薄的。

任何时代的“政治生态”,都是由“政治文化——政治人格——政治制度”,和合而成的。

好的、合乎人性的“政治文化——政治人格——政治制度”,自然而然地产生良性互动,使社会健康发展;反之,坏的、违逆人性的“政治文化——政治人格——政治制度”,则只会产生恶性互动,令社会步入重重灾难。

只要不是刻意地袒护林彪,谁都知道他在那“恶时代”里,犯下了多少助纣为虐的劣行。

有人辩解说:他那是“被迫作恶”。不对。只要你认真面对林彪的《101笔记》、“造神运动”、“七千人大会讲话”与“5.18讲话”,任何有良知有理性的学人,都会得出林彪是一个谋术极深、用心良苦的“主动作恶”者。至少是一位在“被迫”下“主动”作恶的政客老手。

在一个恶的时代、恶的制度下,人是可以做出不同的抉择的。

有一位老帅,最值得拿来与林彪对照一番,那就是刘伯承元帅——刘、林两帅,有着同样的军旅生涯,同样的足智多谋,同样的精通兵法,同样的善于用兵,同样的指挥一个方面野战军,甚至同样的疾患缠身。

可是两人在“解甲归田”后的政治性抉择上,则走上了相反的道路。

刘帅是真正的淡泊名利,以疾告退,在政治上不投机,不谄媚,不助纣为虐,不“主动作恶”。

林帅本也可借长养病体的名义,“自废武功(尤其是自废政治权术之阴功)”。那样的话,纵然会引起“伟大领袖”的不满,但其结果最多是被打入冷宫,“冷秋秋”地安度晚年。

可惜呀,林彪同志是个淡泊不得、清闲不得之人。他的外在生活很像是“闲云野鹤”,骨子里却行的是“终南捷径”。在《101笔记》中,他给自己的定位是:“要把大拥、大顺作为总诀,要仿恩(格斯)之于马(克思),斯(大林)之于列(宁),蒋(介石)之于孙(中山),跟着转,乃大窍门所在。要亦步亦趋,得一人而得天下。”“——当仔细回味最末三字的含义。不是”得清闲“”得淡泊“,也不是”得平安“”得自保“,而是”得天下“!

(公正地说:林彪没有敢于取毛而代之的雄心,确切说是无此”胆气“。他只是将自己定位于”一人之下、万人之上“之”副手“的地位。他也实实在在地做到了这一点。然而,达此目标的手段十分的龌龊,卑劣。)

这才是真实的林彪——外表清心寡欲,骨子里却是孤傲自诩。既自视功高盖世,又自许精明过人。更致命的是权欲蠢动,难耐寂寞。所以,只要领袖需要,他便会语出惊人,出手犀利,刀刀见血,令圣上龙心大悦,令圣主之”敌“无招架之功。

遗憾的是,他的高明过人,最终引来的并非福报。还是逃不出古人之”谶语“:

“炎炎者灭,隆隆者绝;高明之家,鬼瞰其室”。《杨雄·解嘲》

也是一种宿命吧,林彪命中与“虎”有缘——其名“彪”字即含“虎”之旁。他的后半生,正是“伴君如伴虎”的历程,也是一个诡谲演变的过程;

先是林彪的“为虎作伥”,投君所好,深得君宠;

接着是他的“狐假虎威”,清除异己,坐大势力;

再后是他的“骑虎难下”,进退维谷,深陷困窘;

最后是君臣间的“龙虎相争”,两败俱毁,“神话”破灭。

笔者在研读有关林彪的诸多资料时,常会自问:林彪心底有信仰(信念)吗?如果有,他的信仰(信念)是什么呢?马列主义?儒家?佛家道家?都谈不上。通过他的私下笔记与公开作为来看,他真正奉行的显然是鬼谷子、韩非子、纵横家、古老兵法(已被他成功地转化成了政治权术)、马基雅维利。

此类的政治哲学与谋术,可以让他成为“老虎”+“狐狸”(马基雅维利语)的得志得势者,成为玩阴招(鬼谷子之术)的谋略大家。

其后果十分可怕——作为一个手握兵权、深得君恩、化身半神的高居庙堂者,他的所作所为,只会给整个民族带来荼毒天下的恶果。林彪的历史罪责,亦可谓在“一人之下,万人之上”!

然而,历史的变数也是诡黠难测的——回看刘、林两帅一生的同途殊归:一位乐享天年,得以善终;另一个横尸疆外,(几乎)全家凶死。

同样政治背景下的截然不同的终局,难道是偶然的吗?

《韩非子·说林》曰:“巧诈不如拙诚”。信哉!

2015.6.14——7.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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