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初，延安鲁迅艺术学院成立不久，原来在上海、武汉各地的文化艺术界人士，开始纷纷来到抗日革命根据地延安，江青这时也已经到了延安。江青到鲁艺后常常是和院长、老师们在一起，不常和学生们接近。在《流寇队长》中，她扮演的是农村的一个暗娼，绰号“大红鞋”，很风骚，勾引那个流寇大队长。后来，康生请了毛泽东一起看江青出演的《打渔杀家》。他们坐在前排，康生频频鼓掌叫好。演出完毕时毛泽东和康生到后台接见演员，当然特别接见了江青。过后不久，江青就在鲁艺消失了，再也不见她到鲁艺来了。接着流传着各种新闻，最引人注意的是，江青在杨家岭和毛泽东住在一起了。
毛泽东与江青早年合影
那是1947年3月，国共和谈完全破裂，董必武同志率领南京和上海中共代表团办事处的所有人员，最后一批返回延安。毛泽东主席在延安已处于被重重围困的极度困难的环境中，还请这批在“国统区”坚持到最后的同志吃了一顿饭，江青也在座，她穿着一身灰布军服，对大家都和和气气的。看见我也在座，还来慰问了几句。把时间再往前推移。1938年初，延安鲁迅艺术学院成立不久，原来在上海、武汉各地的文化艺术界人士，开始纷纷来到抗日革命根据地延安，江青这时也已经到了延安。为了纪念抗战一周年，这批人聚集在一起，由王震之等执笔写了一个多幕话剧《流寇队长》。主演的有崔嵬、孙维世、江青等。我那时是鲁艺的学生，在这次演出中我管服装兼跑龙套。就在那时候，我认识了江青。也就在那时候，我开始风闻有关她30年代在上海的历史。据江青自己介绍，她到延安之初，先是在党校学习，以后因为组织分配，才到了鲁艺，是女生学习辅导员，介乎学生与教师之间。
我在鲁艺第一期学生中，年纪是最小的，江青到鲁艺后常常是和院长、老师们在一起，不常和学生们接近。在《流寇队长》中，她扮演的是农村的一个暗娼，绰号“大红鞋”，很风骚，勾引那个流寇大队长。据说是她自己特别挑演这个角色的。虽说她已到了延安，还是有点明星派头。记得首场演出时，幕间她要换一次服装。我在舞台一角管着服装，忽听江青大声叫唤：“我下一场的衣服呢？谁在管服装，快拿来。”我听她一声叫喊，立刻把她该换的一件大红棉袄送到她面前，并帮着她更换。这时她倒笑嘻嘻地说：“原来是你呀，真像个小东西。”这以后她见到我常常有说有笑，还说要帮助我念台词、教我表演什么的。以后江青又觉得在延安演话剧没意思，因为许多老革命、老干部并不喜欢看话剧，而喜欢看京剧，她就想改行演京剧。本来她从未认真演过京戏，只会哼哼两句，这时她下了决心要演。她开玩笑说要拜阿甲为师，后来也真是阿甲他们教会她演京戏的。到了1938年过年前，阿甲他们几个会唱会演会拉琴的，预备演一场京戏《打渔杀家》，这出传统京剧剧目稍加修改还有点革命的意思。江青参加了这次演出，演桂英儿，阿甲为衬托她，扮演老肖恩。在延安这也算首次演出革命京戏。彩排那天，康生来看戏，这也是少有的事，可能他早与江青认识，看完以后便大加赞扬，并声称毛泽东主席特别喜欢看京戏，等正式演出时，他要请毛泽东来看，江青十分高兴。
平常江青偶尔和我闲谈，她是很崇拜英雄人物的。她曾说过一句话，给我留下极深刻的记忆：英雄人物创造历史，她如果不能成为英雄，也要成为英雄的终生伴侣。也许她曾想过，自己不能成为伟大的英雄人物，也可以跟着英雄的丈夫伟大起来吧。
《打渔杀家》正式演出时，康生果然请了毛泽东主席一起来看戏。他们坐在前排，康生频频鼓掌叫好。演出完毕时毛泽东和康生到后台接见演员，当然特别接见了江青。
过后不久，江青就在鲁艺消失了，再也不见她到鲁艺来了。接着流传着各种新闻，最引人注意的是，江青在杨家岭和毛泽东住在一起了。在鲁艺，这种传闻并没有引起多大的波动。因为在鲁艺，不少从上海来的同志对江青30年代在上海的事情都知道一些，也就不觉得奇怪了。
大概是6月的一个星期天，延安的天湛蓝的，晴空万里，我觉得只有在延安才能看到这样美丽的蓝天。我洗完衣服，在窑洞前靠在两张木板凳上，一边看书一边晒太阳，这是让人最舒畅的享受了。忽然听见山下喊我的声音，接着跑上来一位小战士，要我到杨家岭去一趟，说是到了那里就知道了，我只好跟着去了。杨家岭是当时中央领导住的地方，我从来没有去过。来到一个窑洞门前，小战士喊了报告，就把我引进去了。原来是江青在里边，她坐在一张木桌前，让我也在一条板凳上坐下，显得满亲热地问这问那。说是几个月不到我们那儿了，大家对她有什么说法，其他几个学校又说她些什么。我告诉她，没听见什么特别的，只是老见不到她了，大家有些奇怪而已。
她突然地站起来说：今天你在这里吃午饭吧，请你吃炒土豆丝（这在当时的延安是好菜了，学生是吃不到的），还让你见见主席。说完走出窑洞，把我一个人留在那里。这时我才抬头张望。窑洞里像其他人家一样，仅有一张木桌和两条板凳。土炕上铺了较大的褥子，还有一条军被和军毯。地上有个没有生火的炭盘，还有个瓦罐和水壶。我觉得已经坐了好长时间，心里总不那么安稳，又不敢出声。我轻轻走到窑洞外，这一片平坦坦的泥土地里也看不见个人影。心里好生奇怪，怎么连个警卫战士都没见到呢，江青也不知跑到哪儿去了。当时我心想：我听过毛主席作报告，但和他从不相识也从没有说过一句话，那么大的领导我还真有点怕。江青不回来可能有别的事去了。这么一想，我就按照原路下了山，过了河，回到我自己的天地里去了。
打那以后，还见过一次江青。当时她有点生气，说我没出息，上不得台面。那不辞而别的事也就过去了。从此，我们好些年都没有见过面。直至1939年我离开延安，分派到重庆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