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当夜幕降临，华灯初上，阿克瓦红灯区里的姑娘们会走上街头，招徕顾客。她们黝黑的肌肤融进夜色和霓虹灯的缱绻之中。这是西非国家喀麦隆最大的城市——杜阿拉街头一景，旅居当地的华人将这座城市视作“喀麦隆的上海”。
然而，这些从事性服务的非洲本地女性正面临“异族的入侵”，越来越多来自中国的性工作者也徘徊在阿克瓦红灯区的街头，四下寻觅。喀麦隆人将这些富有异域风情的中国女子称作“上海美人”。
“中国妓女的涌入已经成为非洲大陆的普遍景象……如今，非洲已然成为中国妓女的天堂……”2016年2月8日，美国媒体Quartz财经网一篇主角为喀麦隆中国性工作者的报道文章写道。文章还提及，在撒哈拉以南的非洲有约1.3至1.85万中国性工作者。她们在中国被招募、甚至被欺骗至这块黑色大陆，“像中国的廉价商品般”，为生计奔波。她们最先搭乘中国对非援建之便踏上非洲，后又成为与当地交流的另一种前线，直面两个族群接触而后迸发出的好奇、敌意及苦痛。
两天之后，非洲内部人网（Africa Insider）也刊出报道，称中国性工作者不愿意被解救回国，更愿意待在非洲，有些人会选择去加纳或尼日利亚等相对富有的国家进行性交易。同时，尼日利亚网站Naij.com等多家非洲当地媒体对同一话题进行了报道和转载。大量类似“中国妓女军团入侵非洲”的标题文章，迅速被世界各国媒体转载，成为了中国在非洲搞“新殖民主义”最新的舆论素材。
然而，无论Quartz还是内部者网的文章，都没有记者详细的调查、取证和采访。数据和材料只有唯一的信源——喀麦隆杜阿拉大学的人类学家纳吉奥（Basile Ndjio）年初发表在《城市研究》（Urban Study）上的一篇学术论文。
纳吉奥在他的文章中写道，在21世纪早期，大量的中国性工作者就像中国的廉价商品一样涌入非洲市场，服务在非华人与当地人，并与当地性工作者产生了激烈的竞争。”
喀麦隆“三里屯”，中国妓女的“温床”？
杜阿拉是喀麦隆的经济首都，本地华人称其为喀麦隆的“上海”。经济繁荣与商业发达伴随着娱乐业的兴盛。纳吉奥的文章对杜阿拉红灯区有详尽的描述：“每当夜幕降临，华灯初上，杜阿拉的红灯区都聚集着年轻姑娘和美丽的熟女，她们沿街揽客，向成熟男性们出售着自己的‘性爱之欢’……”
众多红灯区中最著名的在阿克瓦（Akwa）。接受搜狐国际采访时，北京大学喀麦隆留学生特瑞（化名）说，阿克瓦是个酒吧林立，高级宾馆汇集之地。她认为阿克瓦的地位相当于北京三里屯。
“如今的阿克瓦已然成为中国妓女们的温床。许多游客会惊奇地发现，这里竟有如此多的中国妓女，她们像本地性工作者一样站街揽客，搔首弄姿。如果你决定走进阿克瓦的红灯区，会发现许多华人性工作者围绕在中国餐馆酒店和商铺的周围，寻觅着她们的客户……”这是纳吉奥在文章中的描述。
“上海美人”（Shanghai beauties）是喀麦隆人对于中国性工作者们的统称。纳吉奥的文章说，由于亚洲AV和亚洲色情海报的流行，许多喀麦隆人有机会看到年轻亚洲裸模的照片或影像，长久以来，一些非洲人对亚洲女性充满性幻想。
上世纪九十年代末期，纳吉奥还在雅温得读大学，像许多同学一样，他用中国美女的海报装饰宿舍。正是这些画上的女人构建了纳吉奥对于亚洲女性身体的想象。在雅温得和杜阿拉的大街上，亚洲女性的色情图片随处可见，这些婀娜性感的身体在非洲男人的心中构筑了一条桥，意念中拉近了自己与亚洲女性的关系。
纳吉奥的调查访谈中谈到了两个中国女孩的故事。萍（化名）是一个25岁的女孩，年轻漂亮，性情随和，她来自广东省农村地区一个贫困家庭。2006年7月，纳吉奥在一场豪华晚宴上认识了她。后来，将萍介绍给纳吉奥的喀麦隆富商成为了萍的未婚夫。
相较于大部分中国移民，这个女孩说着一口流利的法语。萍在15岁的时候辍学，前往广东的一家服装厂打工。2002年，萍20岁，她与两位远房亲戚远渡重洋，来到加蓬首都利伯维尔，在叔叔开的一家餐馆打工。然而，由于无法忍受奴隶般的盘剥，两年之后，她离开了叔叔的餐馆，奔赴喀麦隆，在一个中国人的商店做销售员。
萍的老板告诉她，在非洲从事性工作是最快的赚钱方式。于是，像之前的两个店员一样，萍走进了这个行业。“最开始，我的客户仅限于中国餐馆和酒吧。找客户并不难，因为他们大部分人不是单身就是伴侣不在身边。一次性交易的要价通常在2000到3000西非法郎之间（约20到30元人民币）。”逐渐的，萍和她的同事们开始进入高档场所，从事要价更高的生意。“后来，我们去华人按摩院和桑拿店服务，由于来这里的人大部分是有钱人，我们能要到一次10000西非法郎（约100元人民币）的价钱。”
最初，萍并不接受为当地人服务。直到有一天一位喀麦隆律师愿意出价40000西非法郎（约400元人民币）与她共度一小时。这次成功的经历让萍改变了对当地男性的看法。从此，她开始为当地的富有男性提供服务。
纳吉奥文中说的另一个女孩叫李（化名）。性服务是她的业余工作。大部分中国性工作者都“躲藏”在华人餐馆和商店里，但李并不甘于守株待兔，每当夜幕降临，她都会游走于各个酒吧和街道间找客户。纳吉奥第一次见到李是和一群朋友去Carrefour Elf（杜阿拉一处贫民区）吃牛排。李和另外三个站街女正与一位中年男人讨价还价。后来，纳吉奥从酒吧服务员那里了解到，李在一家华人商店做销售员，晚上才出来接客。她居住在Quartier Village（杜阿拉一处贫民区），是中国的低价性工作者中较为人所知的。
中国“巫术妓女”剥夺非洲男人性能力？
“中国性工作者对于非洲当地的穷人特别有吸引力，因为他们只需花费2000或者3000西非法郎（约20或30元人民币）即可与中国女人们寻欢……”——早在2009年，纳吉奥在他第一篇有关中国性工作者在非洲生存状态的学术文章（发表在《欧洲发展研究杂志》（European Journal of Development Research）第21期）中，便曾这样写道。
五年之后，纳吉奥强化了中国性工作者与当地同行之间的竞争关系。在一篇与上述论文大同小异的文章中，文中提到，当地性工作者中流传着一个神秘的怪谈，她们认为中国妓女大获成功是因为她们对男人们释放了巫术。这样的传说在喀麦隆广为盛行，在非洲媒体炒作中更被“发扬光大”。
2008年7月，杜阿拉一家报纸的报道称一位非洲中年男性与一位中国年轻女人性交时，阴茎被卡在阴道中。过了几天，喀麦隆另一家小报又爆出，当地一位48岁的出租车司机在与一位中国女人性交时突发心脏病死亡。接二连三的“恶性事件”为对中国性工作者怀恨在心的非洲妓女们提供了丰富的“八卦养料”。她们乘机散布这样的谣言：中国女人不但用魔法损害非洲男人的身体健康，同时也剥夺他们的性能力。
北京大学喀麦隆留学生特瑞也向搜狐国际证实了该情况的存在。她表示，中国性工作者与当地性工作者之间的竞争确实由来已久，喀麦隆媒体也曾报道过多起中国妓女与当地男性性交时发生的惨案。由于巫术之说在非洲流行甚广，很久以前就有传说有些非洲妓女能通过巫术让男人离不开她们。因此，当越来越多的中国性工作者在商业竞争中“打败”了当地妓女时，非洲性工作者们就制定了这起散播“中国性工作者会巫术”的谣言攻坚战。
这样的做法并非毫无成效，据德国之声中文网2014年的一篇报道称，谣言的传播使得非洲男人对于亚洲女性的兴趣已经不如从前。但特瑞认为，中国性工作者会巫术这个说法本身并不真实，“她们更受人欢迎可能是由于中国女性更专业，或者当地人对于异域风情青睐有加，而说她们会巫术只是当地妓女试图反败为胜的策略罢了。”
2016年2月，纳吉奥的第三篇引发美国和非洲媒体广泛关注的学术论文发表了。Quartz财经网记者大卫（David Gauvey Herbert）采访了纳吉奥。纳吉奥告诉大卫，他对该话题的兴趣始于研究生时期。当年，他利用业余时间勤工俭学，在喀麦隆当地一家赌场做经理。期间他接触了大量来赌场赌博和玩扑克的中国侨民，从这些人深夜谈话和酒后真言中，纳吉奥知道了中国性工作者的存在。这些女人都隐藏在中国餐馆、酒店、酒吧乃至按摩房之中。
而在接受搜狐国际采访时，纳吉奥称，他真正开始研究这个话题是受一位律师朋友的启发。有位律师告诉他，律所办公楼附近经常有中国性工作者出没。律师朋友的信息令纳吉奥醍醐灌顶，这位长期从事性学研究的人类学者嗅到了这个议题的巨大价值。
在非华人：“纯是扯淡！”
在喀麦隆和非洲其他国家的华人看来，像中国性工作者“低价倾销”等纳吉奥文章中的细节和观点，经不起推敲。
姜先生（化名）在杜阿拉从事香烟生意，已经在那里生活了四年。对于文中所说的中国妓女比非洲妓女更廉价的说法，他认为纳吉奥完全把价格说反了。“这基本是不可能的，黑人的人工费用很便宜，这是大家都知道的事情。”对于中国性工作者在那里的普遍价钱，姜先生在咨询朋友之后告诉搜狐国际，普遍价格是一次性约600元人民币，包夜约2100元人民币。
对于纳吉奥文中提到说有中国城的商店和餐馆会为客人提供相关服务这一说法，姜先生认为简直是一派胡言。“唐人街根本不存在这样的情况，不要听他胡说。”就姜先生了解，大部分中国小姐在几家华人开的KTV上班，白天坐台，晚上包夜。一般服务对象也是当地中资企业华人，服务黑人的很少，与当地性工作者并不存在竞争关系。
在喀麦隆首都雅温得从事服装批发的宋先生也认为纳吉奥写得太夸张了。据他所知，在雅温得从事性工作的中国小姐一般都在华人开的几家宾馆里，不同宾馆价钱有差别。他曾经听一个找过中国小姐的黑人介绍说，一次性的价位是10000或者20000非郎（相当于100或200元人民币）。而黑人站街女比中国小姐便宜得多，一般也就几千非郎。宋先生说，当地媒体对中国性工作者的恶性报道挺多的，一年前电视里就播出过一则新闻，说中国小姐给黑人用性药造成死亡。
同样居住在雅温得的阿四（化名）经营旅行社。他告诉搜狐国际，在唐人街附近确实有中国女性从事性交易，但主要是在几家KTV和华人开的宾馆里。价位还是比较高的。阿四主动要求看学者的文章，看完之后表示这“纯是扯淡”。“我觉得这是不可能的，都是瞎掰，在一些好点的地方，做一次都是1000元人民币，哪像他说得，还1000非郎，也就10块人民币。跑到这来做一次10块钱，那不是脑子有病吗！”
纳吉奥在2009年发表的那篇文章中还提到过一个细节，在杜阿拉的两个贫民区中，聚居着很多贫穷的中国人，他们普遍从事修鞋，卖菜或者廉价的性服务等工作。被派往埃塞工作的董小姐认为这简直不可思议，无论中资企业，还是个体户来开工厂或者开公司，在非洲做底层基本是不可能，更别说来从事廉价的性服务了。
中国非洲研究学界对纳吉奥的研究也多有批评。
据北京大学非洲研究中心副主任刘海方介绍，纳吉奥最早抛出这个话题是在2007年法兰克福歌德大学的一次研讨会上，“当时，大家从他的研究方法论、真实性上就给与了很多批评，没想到这么多年他还在做这个话题。”刘海方对搜狐国际表示。
对于纳吉奥近日发表的论文，刘海方教授认为，它比前两篇有所长进。该文确实开始从“跨国经济”、“第三世界国家城市化”等学界热词的角度去思考了。对于本地妓女与外来妓女利益之争的动态变化也是不错的讨论。但刘海方认为，这篇文章最大的问题还是方法论，缺乏严肃的数据和访谈资料。
中国社会科学院西亚非所非洲研究室主任贺文萍教授也对该文章结论的真实性表示不信任。贺文萍认为，这一话题的调查研究难度非常大，由于语言和文化障碍，一个非洲人要获得中国性工作者的信任并让她们吐露真言的可能性很小。“在这种情况下，他调查取样的方法是什么，统计数据是如何获得的，都是值得进一步探讨的问题。”
对于纳吉奥所说的中国性工作者和当地性工作者存在竞争的问题，贺文萍教授对搜狐国际表示，就她听说的情况是，由于种族歧视和担心感染艾滋病等因素，中国性工作者通常服务对象是当地华人，因此与当地人应该不存在太大的竞争。
愤怒的本地妓女游行抗议中国人入侵？
但喀麦隆留学生特瑞说，纳吉奥文章中描述的一些信息是真实的。
比如本地性工作者与“上海美人”们的竞争确实存在。中国性工作者涌入阿可瓦地区曾一度迫使当地性工作者转战阵地。2006年7月初，当地媒体报道称，这些愤怒的本地妓女举行了示威游行，组成团队来守卫她们的“领土”，其中有人甚至威胁要进行性罢工以抗击中国性工作者不公平的竞争。
在这次游行中，当地性工作者袭击了阿可瓦地区的多家中国按摩院和桑拿房。一些住在客厅的中国性工作者甚至被本地妓女拖出来毒打，并扒光衣服。游行的人群毫不犹豫地洗劫了中国小姐们的公寓。当地一家法文报纸说，年轻的中国小姐和本地妓女都在痛哭流涕，猎奇的男人们站在一旁“欣赏”此番场景。这件事使当地人大为震惊，许多喀麦隆人非常惊奇竟然会有中国女孩做这样的工作。
在接受采访时，特瑞也强调，自己并没有对该话题进行深入的学术研究，但她的观点可能代表了一部分喀麦隆人的看法。
对于当地人去中国城惠顾中国餐厅和商店买东西时顺便“寻欢”，特瑞表示她确有耳闻。但她了解的情况是，如果当地人想找中国小姐，去某些中国人开的餐厅或者商店可以让店里的经理帮忙联系服务。因此，并不是餐厅和商店本身提供性服务，店家也不会提供性交易场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