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注：本文是彼德‧艾林森(Peter Ellingsen)关于当年六四事件报告书的首页的译文。彼德‧艾林森在1988年至1991年间，是澳洲驻中国的通讯记者。他目睹了1989年天安门学生和平请愿被当权者狂暴镇压，并被卷入骚乱、看到军队在京城开枪。】
看见了最先的屠杀，感到非常震惊﹔接着更多的、让我数不清的中国学生已倒在地上﹔几乎是不断地看到鲜血从十多岁的孩子们脸庞上涌出﹔一名北京大学的学生把手臂绕在我的肩膀上，用低沉、坚决的嗓音说，“一定要让全世界知道这个耻辱”。
我们非常生硬地拥抱，然后他离开了，去等待军队(100米之外)的扫射。在那无法减轻的悲伤之夜﹔那是令人感动的一瞬间。
“六四”期间，一名手无无寸铁的北京市民挡住中共军队的坦克车队。（网络图片）
从事民主活动的学生们在七周之前为了理想，抛弃所拥有的一切﹔人们不可能不被那些有才智、聪明的年轻人之勇气所打动。他们表现出一个坚定的“信念”(它)将通过历史，在史册上发出回响。但是在那天(六．四)子时，所发生的事情，实在是无法用语言描述﹗
学生们一直在担心这些会出现﹔他们穿着牛仔裤和运动鞋，面对着强大的现代化军队，结果(镇压)确实发生了。对于一个在北京街头上的西方记者来说，这实在是太残忍了，残忍得不敢相信这一切是真实的。
那AK-47型号的枪炮把年轻的躯体射成一团骇人的东西，一位年约18岁的男孩在一秒钟以前还在20米外站着，而在一秒钟之后，前面的脑门穿了个洞，倒下死在地上了。目击者只能在不可想像的疑惑中退缩。
我从未想到那些军队会屠杀中国人民，但是他们的确是干了，这些使我惊呆了。
在黑暗中，无人能判断出枪、炮弹是从何方射来，或许是朝何方射去。站在京城的主要大道上，我看到了一个细小、背后挂着长辫的女孩向后倒下，她的身体似乎是四分五裂了。同学们抓住她的四肢，拖着疲惫的脚步，赶向救伤的红十字会(Red Cross)帐篷，但是那时的她，更像一个深红色的拼凑品，而不像是个人身。
到了帐篷，她被放在冰冷的水泥混凝土上，躺在那里还有许多残缺不全的人体，都还在等待(也许是死了)被运送去医院。那里有太多像她那样的例子。
在几公里外的二环公路是一个外国人的住宅区，在那里有一个男孩被压扁在沥青路上，内脏被压得散开到身体四周的边缘之外﹔坦克车在隆隆声中开进了天安门，他只是几十个被压扁的例子之一。
不同方式的杀戮
当三个士兵在离天安门大约二公理处，企图逃离燃烧着的车辆时﹔北京工厂职工无名怒火高涨(在那段时间，往日他们会待在家中溺爱孩子)。尽管学生试图保护那些男子，但他们几乎在街上就被撕裂了，卷曲成胎儿形状被丢进排水沟中。
大约是清晨七点钟，大屠杀似乎是结束了，我从公寓的窗口向外看﹔那座友谊商店：往日那里有许多染发的旅游者，为买玉雕在那儿讨价还价，我看到了坦克车疯狂的开炮。我看到了八人被杀﹔而他们唯一的罪状就是当时在街上。那些超现实的表现，就像冰凉的大理石雕(Dali canvas)，活过来了。
我所认识的人都没有死﹔这是我所能了解到的﹔但是有好几个同事被严重打伤。一名路透社(Reuters)的通讯记者在返回办公室时被便衣警察殴打了﹔一名独立的伦敦记者(London’s Independent)也遭到暴打。
尽管通过外交部的调查，CBS的三名摄影记者在广场上被打和被来福枪尖指著逼上陆军的吉普车，然后就音讯全失。
对于所发生的一切，除了令人厌恶之外﹔我不知道有任何人会支持那些严厉的军令。但对于当权者，那似乎不是个问题。
邓小平似乎是屠杀的设计师﹔当时他是中国极为重要的领导人，据说他告诉思想开明的总书记赵紫阳(Zhao Ziyang当时唯一公开反对用军队镇压的高层人物)，“街上的民众是没有投票权的”。
据说邓还曾经告诉一度受他保护的继承人﹕“我有一百万军队在背后”﹔赵紫阳(Zhao Ziyang)反驳﹕“我有全中国的人民在背后。”
“那你就一无所有了。”据说邓小平就如此回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