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作者刘小飞为刘文彩之孙。】
一、刘文辉家产被勒索一空
刘文辉自投奔共产党，从他本人到他整个家族，通通历尽劫波。
刘文辉全家照（西康时期），右为夫人杨蕴光
见面没过几天，贺龙就对刘文辉谈了两个问题：一个是，我们要给你戒烟；另一个是，请你到重庆去帮助我们组建西南军政委员会。戒烟不过是借口，目的就是把他软禁起来，与外界完全隔离；去重庆帮助中共组建西南军政委员会，目的更是调虎离山，让他离开昔日部下尤其离开他的二十四军，把他架空。其实根本无此必要。刘文辉在投共成功的那一刻，就把军队和行政班子悉数交出（代表中共接收的是贺龙和李井泉），自己主动架空了自己。
刘文辉去重庆，只能一人去，夫人杨蕴光不得同行，被留在成都。刘文辉的几个哥哥在成都都有公馆，但他们从一开始都被轰了出去，公馆都被解放军占领（其它官僚、地主、军阀的公馆和财产当时均未被占没收，那些人依然过着往日悠闲的生活，直到一年之后的土改才对他们下手），目的就是不要他们留在成都与杨蕴光为伴，务必使杨蕴光孤苦无助。这是因为四川当局知道刘文辉的家产由杨蕴光掌管，刘文辉只管西康省的军政事务。
在四川当局眼中，刘文辉是川康实力派人物，属于永远的异己，所以把掏空他的家产视为当务之急。先把刘文辉的几个管家分别关押在不同地点逼其交待，很快就弄清楚了刘文辉的全部财产情况，然后成天纠缠杨蕴光（那些日子杨蕴光完全被他们控制，没有任何人身自由）。孤家寡人的杨蕴光哪是对手，半年下来，她手里的财产被勒索得干干净净（四川当局说：是刘文辉自愿捐献的），这时才让刘文辉来成都接走两手空空的夫人杨蕴光。
也就是说，土改运动还没有提上议事日程，刘文辉已被率先“土改”了。当时刘文辉的哥哥们在成都公馆被占后回了安仁镇，刘文辉的这些遭遇他们完全不知道（这也是四川当局十分防范的事）。刘文辉从此成了彻底的无产者，住的房是公房，房中的家具都是公产，每月领取400余元工资，直到1976年逝世。
把刘文辉的财产勒索完毕之后，1950年12月中旬，李井泉宣布刘氏家族的重镇大邑县安仁、唐场两镇为四川土改试点，这明显冲着刘文辉的哥哥们来了。
在此谈一下当时的情况。1949年11月国民党军队败走后，解放军掌控了局势，刘文辉的亲人以为安全了，就离开躲藏地赶回成都。一天下午，我由小姑姑抱着前往成都文庙后街的家，远远就看见有两个武装士兵守卫在公馆大门两边。当小姑姑走到大门时，对方明白是刘家的人回来了，右边的士兵立刻上前阻拦。我当时看见小姑姑的脸和脖子都红了，回头就走。小姑姑抱着我去到外婆家，把情况告诉了外婆。大家都不明白这是怎么回事。外婆问小姑姑打算怎么办？小姑姑回答：明天回安仁镇（步行）。外婆又问：小飞呢？小姑姑回答：“小飞先留在这里，过几天叫人来接他。”我明白小姑姑要把我留在外婆家，立刻就嚷开了，我要跟小姑姑在一起。晚上睡觉时，我是拉着小姑姑的衣服入睡的。第二天一早醒来，我看到小姑姑不见了（步行天不亮就得起身），这是刘家长辈第一次把我丢下，我哇的一下就哭了，这是我人生第一次伤心的哭。外婆很难过，但没有说话。大舅妈在旁边说：“你们去投奔共产党，别个（共产党）都不认你们！”外婆立刻制止大舅妈，不让她这样说。
“你们去投奔共产党，别个都不认你们！”当时我不懂得这话的意思，但是，这话永远留在了我的记忆中，终生不会忘记！
早在1949年12月7日刘文辉出走成都，祖母和妈妈就躲进了打金街的外婆家。因为这件事，土改当局就说我祖母把黄金藏到了外婆家，天天来敲诈我的外公、外婆。最后逼得外公把北打金街（现在是红星路三段，春熙路旁边）的公馆贱卖了，远远搬到其它地方去居住。这也就是告诉土改当局：你们说刘文彩夫人把黄金埋藏到了我们家，现在我们搬走了，你们去挖地三尺找吧！
二、首当其冲的刘文彩家人
土改中刘文辉的亲人被四川当局分成两拨，一拨在成都由李维嘉控制，一拨在大邑县安仁镇由周鼎文控制。刘文辉所有的亲人都落到了李维嘉和周鼎文的手中。
先来谈谈刘文彩家的情况。土改一开始，周鼎文等人就在安仁镇煽动仇富情绪，想把民众当作他们迫害刘文彩家的工具，但受到所有安仁镇民众的抵制。所以李维嘉、周鼎文们不敢在安仁下手。经过权衡，把刘文彩家的重要成员迁到成都慈惠堂街，交由李维嘉控制起来，避开大邑县安仁镇的民众。留在安仁、为刘文彩服务25年的总管家薛畴久，当局在整个土改运动中都不敢对他有丝毫冒犯。
我三叔刘元富和大伯父刘元龙名下有三个子女：刘世钦、刘世芬、刘世纬。刘元富和三个子女都留在了安仁镇老庄园（可能当局认为他们不重要）。这样，土改中刘文彩家人就分居在成都和安仁两地。成都的刘家人天天都在过鬼门关，留在安仁的四个人却过着丰衣足食的悠闲日子：当时庄园还有足够食用多年的大米、食用油、冰糖、腊肉等丰富的食品，果园有许多蔬菜，三叔刘元富依然住在自己的房间里，三个小孩就住在如今展出龙床的那两个房间，几口皮箱里还有许多好衣服。白天他们在安仁镇自由出入，有时还去看土改批斗会。土改工作队的人根本不敢去伤害他们，就是庄园的大门，工作队的人也不敢随便进出，因为西藏军区作战部队早在半年前就进驻了庄园。住庄园的解放军从不伤害刘文彩家人，聚餐时还请刘文彩后人去做客。安仁镇的其他地主却通通被关押、被批斗、被侮辱，以致打伤、打残。
听我三叔刘元富说，这段时间发生过一件事：庄园有一批贵重柏木（现在几乎是无价宝），是爷爷生前给文彩中学做办公和学习用的桌椅、书柜、书架、门窗及食堂的餐桌等等器具剩下的木料（文彩中学所有的木器都是用贵重柏木制作的）。大约是1951年的冬天，周鼎文（他曾在爷爷身边当跟班，知道这件事）与驻庄园的西藏军区协商，经军方同意，以周鼎文为首的土改工作队就把这批柏木运出去供他们劈来烤火取暖用了。有谁听说过用贵重柏木来取暖的？真是暴殄天物！文革初期，外地红卫兵到刘文彩家乡造反，也把上千件教学用的柏木桌椅付诸一炬，当时火光冲天，当地人沉痛地说：好可惜啊！
庄园陈列馆展室
土改结束时，周鼎文威胁我三叔刘元富，不准他回庄园去。三叔见到局势恐怖之极，就不敢回去了。我的三个堂兄、堂姐继续住在庄园。又过了一些日子，由驻庄园的解放军给在成都的长辈写信，说三个小孩子在庄园无人照顾，然后由解放军派汽车把他们护送到成都。大伯名下的刘世钦、刘世芬、刘世纬就成了刘文彩家最后离开庄园的人，时间大约是1952年的夏天。
由于刘文彩庄园一开始就由西藏军区作战部队驻扎，在整个土改运动中，土改工作队都没敢来没收，也就是说，如今政府是拿不出没收庄园的手续的。
以上可见，土改中，在安仁的刘文彩家人的遭遇与其他在安仁镇的地主相比，还是要轻松许多。但成都的刘文彩家人就没这份幸运了。据我三叔刘元富说，土改之初李维嘉们把我祖母关押起来，吊起来拷打，逼要她手中的黄金、财产，大伯父刘元龙就去土改机构“七县联合办事处”找他们，说用自己来替换被关押的母亲（真太天真了），被凭空以反共救国军的罪名关押在成都（不敢在安仁镇）。刘文辉、刘文彩家族的全部成员都投奔了共产党，没有一个人背叛自己的家族去参加反共救国军，我们家从不接受这个说法，当局也从来没有给我们出示任何证据，完全是栽赃！大伯父刘元龙曾担任“青年学会”荣誉会长，保护过地下党。但李维嘉们专对恩人下手。但他们的凶焰不止针对刘元龙，而是针对几乎所有救助过他们的恩人，相对说来，大伯父刘元龙是这些不幸者中的幸运者，只是被关押，不久因病保外就医，殞于成都家中。其他不幸者的遭遇就太血腥了。
刘家所有成员都在土改中历尽劫波，唯一例外是刘文彩的小儿子刘元贵。刘文彩刚去世两天，刘文辉就安排只有18岁的刘元贵到雅安24军去当文书，让他给雅安的军政人员作起义投共的思想工作。告诉西康省的军政人员：共产党好，国民党不好；为什么要起义等等。刘文辉部队起义后，因为他是一个18岁的小文书，就安排他到“军大”学习，“军大”结束后分配到18军进军西藏，在18军担任文化教员。1956年转业到成都铁路局，因此他是土改中唯一一个没有落到李维嘉、周鼎文手里的刘家人。但他后来还是不能逃过文革，文革中受尽迫害，死于成昆铁路的楚雄站。
三、死于非命的起义名将刘元琮
刘文彩家的情况已经大致交代，回头再讲刘文辉家的情况。
先讲刘文辉二哥刘文运家的情况。刘文运早在抗战期间就病故，刘文运生有八个儿子，就是当年宣传的刘家八虎。其实，有三人早亡，当时在世的只有五人。老三刘元琮是刘文辉24军副军长，是刘文辉起义的主要战将，与国民党胡宗南部在成雅公路上的好几场战斗都是他打下来的。
刘文彩随从刘泽高多次对我说：刘文彩死后，刘文辉还曾派刘元琮回唐场（距安仁两公里上下，刘元琮的公馆在那里）召集“公益协进社”的要员开会，传达刘文辉的命令：“弃蒋亲共”，全体“公益协进社”的人员要坚决反蒋反国民党，投奔共产党。安仁镇的刘泽高和杨孟高（刘文彩病重期间上任的总管家）两人去参加了会议。
但就是这样一个对共产党有功的知名度很高的起义将领，土改中竟沦为四川当局的清算对象。
刘元琮生于1909年，幼读私塾，接受传统教育。1925年16岁即进入刘文辉部队，从士兵升任排、连、团、旅、师各级主官直至中将副军长，成了刘文辉的主要助手。
中共有关部门（成都军区）承认刘元琮有三大功绩。
一是配合解放军阻击胡宗南部队。
二是协助军代表改造一三七师。
三是参加川西剿匪。一三七师在大邑整训期间，川西发生匪乱。刘元琮率部在大邑、崇庆、郫县交界处，配合解放军参加了几次剿匪战斗，取得了一定战绩。尤其是该师的黄以仁团和毛国懋副师长在作战中表现突出。
刘文辉率24军起义之后，极个别人参与叛变。408团2连连长刘树荣，叛变后在战场上被俘。部队对此事反应强烈，意见不一。有要求从严惩处的，也有为他说情的。刘元琮在会上则是旗帜鲜明，说：我历来主张“杀一儆百”，只有将刘树荣枪毙，才能维护本军起义的光荣。最后一致决定：处刘树荣死刑。
但就是这样一位起义名将，却在川西土改中死于非命。对此，李维嘉、周鼎文两位川西土改干将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他俩结成朋党，联手运作，排挤原川西地下党的老同志，从川西地下党的“外来户”一跃而为川西地下党的代表人物，在土改运动中掌握了实权：李维嘉担任成都农会副主任，周鼎文任大邑县宣传部长，在安仁镇主管土改工作。大权在握之后，他们首先把矛头对准了刘元琮。
其时，刘元琮任中国人民解放军62军186师师长、川西行署委员。但他的功劳和职务都保护不了他。四川当局有的是整人的阴招。先是于1950年7月命令186师赴黔东南剿匪，1951年2月又开赴朝鲜参战，这些行动刘元琮均未参与，被迫只身留在成都，徒有师长空名，预谋的清算即将降临他的头上。
如果仅仅要求刘元琮减租退押，他肯定会很好配合的，但为了震慑地方和搞臭刘文辉家族，四川当局就不可能轻易放过他，而要无休无止地故意刁难他。前面讲了，刚把刘文辉率先“土改”，李井泉就宣布刘文辉家乡为四川土改示范点，明摆着冲刘文辉的哥哥们而来。目的不只是挖空刘文辉家族所有钱财，更是要消除他们在四川的影响，让他们不可能有任何作为。
1950年1月，川西行署负责人专程到刘元琮的家乡参加农民反霸控诉大会。据说在这些会上，农民纷纷诉苦并呈递控诉书，其中有关刘元琮的劣迹38件（但当局至今不敢把这“38件劣迹”拿出来让人辨别真伪）。“农民群众要求人民政府为他们伸冤，要求刘元琮回唐场依法处置，赔偿损失”（《刘元琮起义之后》）。川西行署负责人接受农民诉状，回到成都就要刘元琮向农民“低头认错”，赔偿损失。找刘元琮谈了两次话，刘元琮不得不应允，但思想不通，“在行署委员会上没能认真检讨”。当局不依不饶，“又由川西区党委统战部约请三位民主人士继续到刘的家中恳谈，还邀请农民代表五人，同他多次说理谈判。”（《刘元琮起义之后》）其实，这些都是借题发挥，都是给刘元琮施压。刘元琮过去一直在刘文辉手下任师长、副军长，很少回家乡，没有时间和机会接触家乡的老百姓，能有什么劣迹呢？如果真有问题，让刘元琮到家乡去与当事人对质，怎么处理都可以。但当局恰恰不要刘元琮回家乡去对质。2014年7月，我与北京一个纪录片制作人去采访长工伍志宣，伍志宣说：他们那一带有好些地主，他们都是好人，土改工作队的人来了，就要这些农民说他们不好。说他们好，工作队的人就不干（不同意），估倒（强迫）这些农民说他们不好，哪个说了（在压力下），他们就用你的话把别个（地主）整了。由此可见，这套完全是整人的把戏。
刘元琮很看重共产党“既往不咎”的承诺，现在面对的非但不是既往不咎，反而是无中生有的指控和追责。当局把刘元琮是否“配合”，是否“底头认罪”，定为川西土改第一战役成败的关键。强迫刘元琮必须“配合”，必须“低头认罪”，也就是强迫刘元琮接受无休无止的人格侮辱。
1951年3月，土改进行到深入阶段，按当时政策，少数大地主除退还农民押金外，还要让他们赔偿损失。有关部门认定“刘元琮也属于这类情况的大地主之一”。也就是说，一个起义有功的将领被划为大恶霸地主了。
刘元琮是一个军人，一个四十刚出头的热血汉子，接受的都是传统文化，如今要他平白无故去接受人格侮辱，去低头认罪，是很难的。事情就激化了。当局教唆了几个土改积极分子，煽动裹挟了许多成都的民众（这是当年惯用的伎俩），两个月不分白天黑夜地开侮辱性的批斗会，这种无休无止、无中生有的纠缠打闹，把刘元琮逼到了绝境。
刘元琮并非不识时务，阻击胡宗南溃军、改造二十四军、川西剿匪，一直表现积极。减租退押之初，如有关部门承认的仍旧表现不错，还得了奖（贺龙奖励他几根金条）。但在李维嘉把持的鬼门关下，刘元琮把全部家产交出来了，连贺龙奖励的几根金条也交出来了，还是过不了鬼门关。刘元琮的私人医生见他每天24小时都被纠缠和侮辱，生不如死，所承受的压力已达极限，出于同情，就问他要不要氰化钾？刘元琮要了。一个战场上的勇将，居然要服毒自杀，可见被逼到了何等地步。
1951年3月22日，李维嘉把持的“七县农协”在成都政府街召开名为“佃农代表对刘元琮减租退押核算会议”的斗争大会（当局召集参会的主体是成都市民，与刘元琮的家乡根本无关，为的是造声势，造影响，把刘文辉家族搞臭）。几个事先教唆好的土改积极分子（据说是几个泼妇）在会上演戏，发疯般的纠缠侮辱。口号声、叱责声响成一片，还要刘元琮下跪。刘元琮终于不堪其辱，当众服毒自杀（那个时期，仅成都市区就有6000余人被逼自杀，刘元琮是其中之一）。因为李维嘉为了表功已经请来李井泉参加批斗会，这一来，事件的责任就完全落到了李井泉头上，性质就更加严重了。
本来，面对自己亲人在成都和家乡被当局为勒索财产而关押、吊打，刘文辉已心如刀绞，刘元琮之死于他是火上浇油，他终于站出来抗议了：难道起义就是这样的结果吗？他向刘伯承反映了这个情况。刘伯承叫来李井泉，当面责备；刘文辉在一旁也没客气，说了重话。这就把李井泉彻底得罪了。李井泉何等人也？一个眦睚必报的人。这就为刘文辉及其家族日后在四川的遭遇埋下伏笔。
刘元琮到底是谁逼死的？李井泉当然有责任，但直接操盘手是李维嘉！据我与刘元琮的儿子刘世杰（其父死时已经20岁）多次探讨（有视频），终于弄清楚了当时情况。刘元琮死时，李井泉非常错愕，从李井泉把刘元琮的儿子刘世杰叫来好言安慰，要他好好读书，不要担心生活费等等情况来看，当时的李井泉并不是想把刘元琮逼死的人。但因为李井泉对刘文辉的心结，李维嘉绑架李井泉、离间李刘的阴谋成功了。
刘元琮死后第二天，川西行署就召开了处理刘元琮自杀事件为主题的十九次行政会议。会议指控刘元琮抗拒农民的正义要求，不愿低头悔过，并以自杀逃避个人责任。据此，会议决定了三项处理办法：
1、由政府公布刘元琮案件处理经过及刘元琮的问题。
2、由行署及军区呈报并宣布撤销其行署委员及一八六师师长职务。
3、政府应继续接受农民正义的控诉与要求，按司法程序处理刘元琮的问题，继续赔偿农民的损失（没收刘文辉家族的所有金银和财产没有分文转给农民，所谓“赔偿农民的损失”与事实不符——笔者注）。
接着，当局召集了成都市各民主党派及各界人士参加的会议，据说是“一致拥护政府的三项处理办法”。还发动刘元琮的故旧友好揭发批判刘元琮的历史罪恶，表示划清界限（沉默的自由都没有了）。地方报纸上批刘檄文连篇累牍，极具声势。
刘元琮已身败名裂，接着又逮捕刘元琮的妻子吕介英，说她是“同谋”，处以五年徒刑。1958年刑满，又判处三年劳教。完了又是带帽管制。文革期间，吕介英的房子被没收，她带着孙女在厕所里住了半年！实际上吕介英失去自由达三十年之久！
当时的惨烈场面我已无法还原，刘元琮的儿子也不愿去回忆那些痛彻骨髓的往事，但是他说，事后他的母亲以反革命罪被逮捕关押，她本人却没有什么怨言，反而认为监狱里的日子还好过一些。那位私人医生因为给刘元琮提供氰化钾，被判刑5年。后来在妖魔化刘文辉家族的年月里，刘元琮又被妖魔成仅次于刘文彩的第二条霸王龙，说：“刘文彩的另一个侄儿刘元琮伪装起义后，也在其庄园内暗藏枪支弹药，阴谋策划反革命暴乱。为了恢复已失去的‘天堂’，这伙反革命拿起屠刀，恶狠狠地向人民反扑过来了”（《刘文彩罪恶的一生》72页）。历史的黑白就这样被完全颠倒了。
刘元琮家人的命运都很悲惨。其子刘世杰虽然通过自己的刻苦努力当上了西安交通大学的教师，却因“家庭政治问题”，连婚姻都无法解决，改革开放之后才找到爱人建立了家庭。那时他已经50多岁了，没有孩子。
刘元琮的4个兄弟全部在土改中死于非命。四弟土改中在成都被逼迫投河自尽，死后李维嘉把他在华西大学读书的女儿刘世英逮捕，向她逼要财产，刘世英在关押中被逼迫得跳楼自杀，其夫李章冀气得触电身亡，留下一个几月大的女婴。七弟、八弟在土改中被枪杀。
为了节约文字，我只讲述刘元琮八弟的死。
刘元琮的八弟刘元迁，夫人是刘文辉二太太李助乾娘家的亲侄女，他本人在乡里颇有口碑。老贫农李福清等人说了一件事：当年拉壮丁拉了一拨从仁寿来的挑夫，路过刘元迁的家门口时，刘元迁就对拉壮丁的人说：这些人是给我打工的，你拉走了谁给我干活？经过激烈争辩，终于迫使对方把壮丁放了。壮丁们对刘元迁自然千恩万谢。
刘元迁还与中共地下党人交了朋友，他的儿子刘世勋对我说：他父亲当年与当地地下党领导人陈仕英喝过血酒，成了结拜兄弟，他父亲（刘元迁）还把他拜继给陈仕英当干儿子；过去地下党的王汉卿也经常到他家走动，关系颇为密切。
2011年7月25日的地方报纸《今日大邑》刊载了一篇《中国共产党大邑地方史》，其中有一段文字是这样写的：“因为唐场乡大队长刘元迁与肖汝霖有较好的关系，估计可以得到他的掩护”。此虽然是为妖魔化刘文彩编造的伪历史，但证明了一点——刘元迁与这些人是朋友，还“估计可以得到他的掩护”。
土改刚开始，周鼎文等人就把刘元迁抓走，当时说两天后就放人，结果迫不及待第二天就把他枪杀了。枪杀他的真正原因，在于他是很多地下党人的朋友，是朋友就知道很多内情，周鼎文等人要编造历史换取政治本钱，就不能让关键知情人活下来。
后来在妖魔化刘文彩之际，刘元迁又被牵连。1990年版的《大邑县志》写道：“‘中国人民反共救国军总司令部’，总司令为刘元迁，下设副总司令、军事参谋、政治部主任、政工处长、总指挥、后勤指挥官、独立营长、独立连长、财政处长”（62页）。这“中国人民”几个字就不是那个时代用的词汇。而这版《大邑县志》面世之前出的《刘文彩罪恶的一生》又是这样写的：“刘文彩的侄儿刘元迁（刘元琮的亲弟弟。笔者注）充当了‘反共救国军第一游击总司令’”（72页）。《刘文彩罪恶的一生》由“四川大学历史系”和“四川大邑地主庄园陈列馆”共同编著，也是阶级斗争时代的权威资料。据内部人员给我透露，《刘文彩罪恶的一生》的执笔人是曹德明，1978年派他到“地主庄园陈列馆”工作，就是要他编写《刘文彩罪恶的一生》。因为那时邓小平、胡耀邦等人出来工作了，已经开始平反冤假错案。李维嘉、周鼎文想通过曹德明写的《刘文彩罪恶的一生》，把妖魔化刘文彩的这个阵地巩固起来。
我现在不去计较他们文字上的矛盾，我只请问他们：作为《大邑县志》上说的：“‘中国人民反共救国军总司令部’，总司令为刘元迁，”这样重要的人物怎么当初不取口供？怎么不去追查他的上线和下线？在土改开始之际把他从家中抓走，第二天就枪杀了。这说得过去吗？请问“‘中国人民反共救国军总司令部’，总司令为刘元迁”的证据何在？刘元迁的儿子刘世勋对我说：土改时没有这样讲，整个五十年代也没有这样讲，这些都是妖魔化刘文彩时才编造出来的。刘文辉家族都是来投奔共产党的，刘元迁绝无可能背叛自己亲叔叔刘文辉和亲哥哥刘元琮去参加国民党的什么“反共救国军”。
文革期间，刘元迁的儿子刘世勋问过当时的县长王汉卿（前文写了，刘文彩在病重期间曾救过他的性命）：“当年为什么枪毙我父亲？当时说的是第二天放人，怎么第二天就把他枪毙了？”王汉卿推口说：“是解放军叫枪毙的，我们也没得办法。”前些年，刘世勋还问过刘氏庄园的老馆长吴宏远：“文革期间在地主庄园展出我父亲被枪毙的照片还在吗？”吴宏远回答：“早就销毁了，就是大邑县公安局里的照片可能也都销毁了。”真是做贼心虚，可见1990版《大邑县志》上说刘元迁的事情完全靠不住！
四、四哥刘文成家破人亡
刘文辉一共有5个哥哥，其中最有钱的是四哥刘文成，他是一个银行家。研究刘文彩的资深学者笑蜀称他为“财神”。“刘氏庄园”的老馆长吴宏远在《西蜀大宅门》54页上说刘文成“有田地15935亩”。刘文成“在成都买的房子甚多，妒忌他的人就给他起了个外号——‘刘半城’”（见笑蜀《刘文彩真相》122页）“他还有三辆汽车：一辆大客车，一辆小卧车，一辆小奥斯汀。”（同上）刘文成具体有多少钱笔者不清楚，但可以肯定的是他比刘文彩富有许多。
正因为如此，土改一开始刘文成就被逮捕，关押在成都。刘文成本来天生一副好身体，可是在监狱里为逼要财产不知遭遇到怎样的折磨，1952年就病故狱中。
刘文成娶了3房太太。原配早年病故。二太太和三太太在土改中因为无法忍受逼要财产的酷刑，一个投水自尽，一个服毒自尽。
刘文成有3个子女。
第一个是女儿，本人只知道她嫁给一个朱姓人家。土改中因无法忍受逼要财产的酷刑，上吊自尽（当时还怀着孩子）。
第二个是儿子，本名刘元舟，字伯华，当地人都称他刘伯华。他的情况下面再详谈。
第三个是小女儿刘元蕙，嫁给安仁镇的廖维。吴宏远的《西蜀大宅门》是这样介绍廖维的：“刘文成的女婿。抗战前日本法政大学预备学校肄业，‘七七事变’后辍学。后任岳父办的‘成益银行’经理。”土改一开始，为弄清楚刘文成的钱财抓了廖维，关押在成都。刘元蕙则关押在安仁，为逼要财产，土改打手用细麻绳把她的两个大拇指栓住吊起来考打。拇指的肌肉被吊断撕裂，拇指的骨头都露出来了。整个土改期间她都是这样过来的。土改结束后，她一人拖着7个孩子在农村艰难度日。在“统购统销”期间，家里已经断粮了仍被逼着交粮，没办法丢下7个孩子悬梁自尽了。
刘元蕙的7个孩子很快就死了5个，只有两个活下来，一个是现在还在安仁镇的廖开弟，一个是小儿子廖开华。刘元蕙生前就把小儿子廖开华抱养给了他人，改名石富清，现在是浦江县甘溪三大队三小队农民。
现在来讲刘文成的独子刘伯华的情况。刘文成虽富甲四方，但很不幸，独子刘伯华是一个精神分裂症患者。这件事使刘文成愁眉深锁，再多的钱也治不了他的心病。为了优化后代，他给刘伯华找了一个绝顶聪明的媳妇陈纯贞。陈某为刘伯华生了7个子女：刘世模、刘世权、刘世材、刘世书（女）、刘世宁（女）、刘世棣、刘世桐等5男2女。这几个后代既有母亲聪明的好基因，也或多或少有父亲的病态基因。
长子刘世模早逝。
次子刘世权当时在西南大学读书，李维嘉主管的土改机构通知学校把他退学，让他回安仁镇。回来就被关押在土改“金娃娃牢房”里。因为抗受不住逼要财产的酷刑，很快就“病故”在里面。
三子刘世材当时在成华大学（即四川财经学院）读书，也被李维嘉主管的土改机构通知退回安仁镇。回来就被关进“金娃娃牢房”。逼要财产的酷刑很快把他逼疯了，还是通过公安局同意才把他送到精神病院治疗的。土改结束后，他又考取兰州大学生物系，因为当时兰州属于偏远地区，到那里去读书有免学费与免生活费的优惠政策，要不他没钱上学。毕业后分配到贵阳第一卫校当生物课老师。1957年反右运动，刘世材既没有任何言论，更没有写过一张大字报，但上级下达了名额，结果就把有家庭问题的刘世材拿去凑数完成任务，他就这样成了右派份子。接着被押送到劳教队改造（做苦工）。由于先天身体不好，体力跟不上，当局说他没改造好，就一直关押，一直关押到1974年（整整关押16年），病死在劳教队里，改革开放后才平反。
五、惨绝人寰的“金娃娃牢房”
刘文成次子刘世权和三子刘世材都是大学生（当年很不容易），先后惨死在那个时代，死前都没能结婚。
接下来的两个女儿刘世书和刘世宁，当时还是文彩中学的学生，都是未成年人，依然不能逃脱关押和拷打。为了要挟他们的父母，两姐妹被关进“金娃娃牢房”。小女儿刘世宁尤其被打得惨，听当地老人刘结熙告诉我，刘世宁在关押中被土改工作队弄来坐“老虎凳”，回到家后在床上躺了整整半年才能下床走动。刘世宁的儿子邓谦近年告诉我，他妈妈的小腿肚没有肉（所有人的小腿肚都有凸起的肌肉），而是一个很深的凹形伤疤，问她是怎么一回事，她不说话。这其实是在“金娃娃牢房”里受酷刑留下的疤痕。刘世宁刚能下床走动，就逃到成都去读书了。土改结束前后，刘世书和三哥刘世材也先后逃到成都去读书。前面写了，刘世材考上甘肃省兰州大学。刘世材走后，刘世书考上四川大学政治系，后来合并到重庆西南政法大学。当时高考填写居住地址都不敢写自己的，写的是同学家的地址，由同学转交，怕李维嘉、周鼎文的土改机构知道了从中作梗。毕业后，刘世书被分配到贵州省都匀中级法院。刘世宁后来考上四川财经学院。毕业后分配到四川内江地区白马电厂。
两姐妹后来的情况下面再交代，现在来讲刘伯华、陈纯贞和两个小弟弟刘世棣、刘世桐的土改经历。
前面讲过，刘伯华的媳妇陈纯贞是个绝顶聪明的人，又因为刘伯华是一个精神分裂症患者，所以家里的财产有许多是她在管理。当局急于逼要财产，这就使得她受到万般折磨：栓着两个拇指吊在梁上整夜拷打、用烧红的火钳灼烧人体的敏感部位、冬天用凉水浇透全身等等。刘文成关押在成都拷问，刘伯华的媳妇及刘文成的女儿在安仁镇的土改牢房里拷问，没几天就把他们家的财产弄得干干净净。但当局还认为没榨干净，整个土改期间都用酷刑来逼要刘文成家的财产。
即便精神分裂症患者刘伯华，也被弄来整夜吊打，土改工作队当然不指望从精神分裂症患者手中拿到财产，他们的目的仅仅是取乐！看到精神病患者刘伯华惨叫的样子都哈哈大笑。他们甚至把刘伯华的媳妇陈纯贞弄来当众活埋！好些当地人当场就吓跑了。活埋的过程中都还在逼要他们家的财产，陈纯贞站在坑井下面气息奄奄地回答：“你们要活埋就活埋嘛，我们家的财产已经全部交出来了，实在拿不出来了。”当陈纯贞即将死去之际，土改工作队又把埋进土里的陈纯贞拖出来，接着就到处宣传说：“你们看她多吝啬！要钱不要命，宁愿被活埋都不愿交出财产！”这就是他们的强盗逻辑！
在此期间，刘伯华和陈纯贞的两个10岁上下的小儿子刘世棣和刘世桐被土改工作队关进“金娃娃牢房”。据亲身经历的李国康说：“金娃娃牢房”里关押的地主娃娃小的还不到6岁，里面没有床，困了就睡在地上；“金娃娃牢房”里不提供牢饭，由家里的人每日送饭。这些娃娃在牢房里挨打受虐待，成天都在哭。孩子是父母心里的肉，土改工作队就用“金娃娃牢房”的手段来敲诈他们的父母。
堂姐刘世书告诉我，她母亲陈纯贞有一个贫民朋友胡二嬢（住在刘文辉公馆附近），经常受到陈纯贞经济上的周济。土改时，当局凭空栽赃她帮助陈纯贞藏匿金银，逼她拿出来。她没有帮别人藏匿金银，一个穷人家，怎能有金银拿出来？于是被强行灌注大粪，回去不久就死了。
整个土改期间，陈纯贞从肉体到精神所受的折磨和痛苦不是我的笔墨所能尽述的。他们一家人无法存活下去，只能逃走。前面讲过，陈纯贞的儿子刘世材和两个女儿先后逃到成都继续上学自谋生路，两个10岁上下的小儿子刘世棣和刘世桐被迫送给外面的人家领养。最后就只剩下刘伯华和陈纯贞夫妇两人。不久，精神分裂症患者刘伯华活活饿死，死前，当地人看见他在地里吃苕菜（一种野菜）。陈纯贞因为受到的酷刑严重伤害了身体，不久也在贫病中离开了人世。
其实，刘文成家的财产在他们被关押后不几天就全部交出来了，对于什么财产都没有了的人家，酷刑能逼出什么呢？但土改当局总说他们还藏有财产没交出来。其实，土改当局根本没有任何依据，有的只是无止境的贪欲和嗜血的残忍！
刘伯华家的两个小儿子刘世棣和刘世桐，自从抱养他人后就音信渺无，估计在1960年前后的大饥荒中饿死了，要不他俩长大后总会回来寻找亲人的。
刘伯华家的故事到此并没有完。自刘世材冤死在劳教队，刘伯华的7个子女就只剩下刘世书和刘世宁两姐妹。刘世书从西南政法学院毕业后分配到贵州都匀中级法院。四清运动时期，全国城乡无孔不入的“水牢”、“刑讯室”、“大斗进、小斗出”、“飞轮风谷机”等等妖魔化刘文彩的阶级斗争宣传，使刘文辉和他所有的亲人都受到极大冲击。法院是最讲政治背景的。作为刘文彩的侄孙女，刘世书当即被法院开除。为了生存，刘世书到处谋取职业，每找到一个工作，法院的人就去通知该单位，说她是刘文彩家的人，不能用！最后好不容易找到一个缝纫工作，活出来了。文革开始后，她的遭遇更惨，到处开会都拉她去批斗，去了就挨打。一次她的头部被打了一个大窟窿，鲜血涌流不止，人都快死了，这才有一个人从街上的商店抓来一把烟丝堵住伤口止住血。现在刘世书头部的那个部位都没有长头发。身上还有好几处挨打时留下的疤痕。
刘世书在外整整漂流了18年！她从大学毕业到退休，从来没有提过一次工资，拿的是最低工资。一生的坎坷给她留下了一身的疾病，身体非常虚弱，夏天都得穿羽绒服。但不管怎样，刘世书都是刘伯华7个子女中最幸运的人，她居然活到了今天！时年83岁。
在内江地区白马电厂工作的妹妹刘世宁，经历同样的灾难。因为是刘文彩的侄孙女，1964年的四清运动期间，厂领导把她下放去当卸媒工（这本来是男人干的重体力活），当时刘世宁正怀着小儿子，但在仇恨宣传下，厂里就是不肯收回成命。生下小儿子后又强迫她去喂猪，没想到不久这些猪患瘟病死了。这种情况当年四川时有发生，一点不稀罕，官方却说这是阶级斗争，是阶级敌人故意破坏，就停发她的工资。她有两个儿子，丈夫因为右派被单位开除，全家就靠刘世宁的工资生活。刘世宁每天去干重活、脏活，却常常几个月不发工资。1968年“清理阶级队伍”的运动来了，厂里又拿刘世宁开刀。一个晚上，厂里的“革命群众”到刘世宁家抄家（单位宿舍，最穷的一家），把他们一家关起来，就连12岁的长子邓谦都被关押。几天后他们才放出来，回到家里，家里一片狼藉，什么也没有了。全部“财产”拿到厂里展览去了，无非就是一些盐、米、锅，吃饭的碗、筷子、蚊帐，睡觉盖的被子等等，真是又好气来又好笑！接着就是无休无止的批斗会，在这些批斗会上刘世宁受尽了打骂和侮辱。历尽磨难的刘世宁在1995年病故，享年62岁。
刘伯华家的故事到这里还没有完。近年官方媒体证实了刘文彩家没有水牢，冷月英的讲述不实。这是一个进步。可是，又把水牢的罪名栽赃到精神病患者刘伯华的头上。请问栽赃刘伯华的官方媒体，你们能提供确凿的证人吗？说刘伯华把冷月英关在家中一个类似水牢的地方，能去刘伯华的公馆里把这个地方找出来吗？
六、刘文辉终生有家不能归
这里要特别提一下刘文辉的另一个侄子、二十四军中将副军长刘元瑄。李维嘉从重庆逃命到成都后，曾受到刘元瑄的保护，李就介绍他加入了共产党。刘元瑄入党后，出资金给共产党办报纸，因为报纸内容太直白，被国民党当局查封。刘元瑄还缴纳了多次党费，都是一笔笔巨款，都是李维嘉一人收的。中共建政后李维嘉翻脸不认账，刘元瑄的党籍由此告吹，缴纳给李维嘉的一笔笔巨款分文未退，去向无人知道。多年来刘元瑄一再对他的后人说：“李维嘉这个人太不要脸了！”
整个土改期间，刘文辉家族都是如此过来的，我这里就不一一讲述了。其间，刘文辉被长期隔离在重庆。后来唯一一次安排刘文辉从重庆出差到成都，当局恰在此时在成都劳动人民文化宫举办所谓恶霸地主刘文彩的罪行展览，他们不敢在大邑县、安仁镇搞这些名堂，却以大邑县安仁镇老百姓的名义在成都来办展览、来“控诉”刘文彩的剥削压迫、来“揭露”刘文彩如何荒淫、奢侈，并利用所有报纸拼命炒作，煽动仇恨。从时间节点看，明显冲着刘文辉而来，所谓出差，其实是精心安排，用妖魔化刘文彩来侮辱刘文辉，让他知道对手们的厉害，也让刘文辉家族误以为家乡不欢迎他们。
刘文辉家族起义投奔共产党，刘文彩家的财物大部分被胡宗南部队抄走，没什么东西可供展出，这些展品是哪里弄来的？事情很简单，当时正在土改，成都所有地主、官僚的财产被悉数没收，当局手里有的是资源，展品就是从那些没收的物品中挑出来的，根本就不是刘文彩家的东西，完全是造假！在成都炒作完了，当局又把这些展品发往北京、重庆等地展出，为的是把影响做大，把刘文辉家族搞臭、搞倒。据上世纪50年代在刘文辉身边工作的三叔刘元富说：刘文辉此次到成都，身边全是“保卫人员”，行程住宿全是官方安排，防范非常严密，根本不准他与成都的亲人会晤，如同押解的犯人，完全没有个人自由。这些所作所为都是在威胁刘文辉。从此，刘文辉再没有回到自己的家乡安仁镇。
1951年3月，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在镇压反革命中处理涉及民主人士爱国分子的指示》。6月4日，又发出《关于在土改和镇反中对高级民主人士家属照顾和宽大处理规定》，指出，“我们‘对于解放前已经开始参加反蒋斗争，已经与我们合作的民主人士，对于真正起义的军官在土改和镇反运动中必须有意地予以特殊的照顾或宽大处理，这对于统一战线和革命胜利的巩固是十分必要的，决不可不加区别地把他们与一般反动地主和反动军官一样对待’。”对于上述人员的家属（祖父母、父母、子女、兄弟和妻室），更是作出了五条照顾和宽大处理的具体规定（苏庸碧编著《中共统战史简明教程》成都出版社1995年3月第二版第二次印刷）。如果照上面的政策规定，刘文辉家族集团的所有成员都在保护之列，事实却完全不是这样。
刘氏家族当时和后来的命运不管是怎样，我都不否认是咎由自取。固然没什么可抱怨的，但是，作为影响中国半个世纪的历史，我有责任把真相讲出来，让世人听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