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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1999年，巴金先生病重入院。
一番抢救后，终于保住生命。
但鼻子里从此插上了胃管。
“进食通过胃管，一天分6次打入胃里。”
胃管至少两个月就得换一次。
“长长的管子从鼻子里直通到胃。
每次换管子时他都被呛得满脸通红。”
长期插管，嘴合不拢，巴金下巴脱了臼。
“只好把气管切开，用呼吸机维持呼吸。”
巴金想放弃这种生不如死的治疗。
可是他没有了选择的权利。
因为家属和上司都不同意。
“每一个爱他的人都希望他活下去。”
哪怕是昏迷着，哪怕是靠呼吸机。
但只要机器上显示还有心跳就好。
就这样，巴金在病床上煎熬了整整六年。
他说：“长寿是对我的折磨。”
2
“不要再开刀了，开一个，死一个。”
原上海瑞金医院院长、中国抗癌协会常务理事朱正纲，
2015年起，开始四处去“拦刀”。
他在不同学术场合央求医生们说，
“不要轻易给晚期胃癌患者开刀。”
现在中晚期胃癌患者一到医院，
首选就是开刀，然后再进行化疗放疗。
“就是先把大山（肿瘤主体）搬掉，
再用化疗放疗把周围小土块清理掉。”
这种治疗观念已深植于全国大小医院。
“其实开刀不但没用，还会起反作用。
晚期肿瘤扩散广，转移灶往往开不干净。
结果在手术打击之下。
肿瘤自带的免疫系统受到刺激。
导致它们启动更强烈的反扑。
所以晚期胃癌患者在术后几乎都活不过一年。”
而现在欧美发达国家很多都采用“转化治疗”。
“对晚期肿瘤患者一般不采取切除手术。
而是尽量把病灶控制好，让其缩小或慢扩散。
因为动手术不但会让患者死得更快
而且其余下日子都将在病床上度过。
几乎没有任何生活质量可言。”
所以，朱正纲现在更愿称自己是“肿瘤医生”。
外科医生关注的是这次开刀漂不漂亮。
肿瘤医生则关注患者到底活得好不好。
“这有本质的区别。”
3
美国是癌症治疗水平最高的国家。
当美国医生自己面对癌症侵袭时。
他们又是如何面对和选择的呢？
2011年，美国南加州大学副教授穆尤睿
发表了一篇轰动美国的文章——
《医生选择如何离开人间？和我们普通人不一样，但那才是我们应该选择的方式》。
“几年前，我的导师查理。
经手术探查证实患了胰腺癌。
负责给他做手术的医生是美国顶级专家。
但查理却丝毫不为之所动。
他第二天就出院了，再没迈进医院一步。
他用最少的药物和治疗来控制病情。
然后将精力放在了享受最后的时光上。
余下的日子过得非常快乐。”
穆尤睿发现，其实不只是查理。
很多美国医生遭遇绝症后都作出了这样的选择。
“医生们不遗余力地挽救病人的生命。
可是当医生自己身患绝症时，
他们选择的不是最昂贵的药和最先进的手术。
而是选择了最少的治疗。”
他们在人生最后关头，集体选择了生活品质！
“在奄奄一息的病人身上，
被东开一刀，西开一刀，
身上插满各种各样的管子后，
被挂在维持生命的机器上……
这是连惩罚恐怖分子时都不会采取的手段。
我已经记不清有多少医生同事跟我说过：
如果有一天我也变成这样，请你杀了我。”
一个人失去意识后被送进急诊室，
通常情况下家属会变得无所适从。
当医生询问“是否采取抢救措施”时，
家属们往往会立马说：“是。”
于是患者的噩梦开始了。
为了避免这种噩梦的发生，
很多美国医生重病后会在脖上挂一个“不要抢救”的小牌，
以提示自己在奄奄一息时不要被抢救，
有的医生甚至把这句话纹在了身上。
“这样‘被活着’，除了痛苦，毫无意义。”
4
罗点点发起成立“临终不插管”俱乐部时，
完全没想到它会变成自己后半生的事业。
罗点点是罗瑞卿的女儿，
有一次，她和一群医生朋友聚会时，
谈起人生最后的路，大家一致认为：
“要死得漂亮点儿，不那么难堪；
不希望在ICU，赤条条的，插满管子，
像台吞币机器一样，每天吞下几千元，
最后‘工业化’地死去。”
十几个老人便发起成立了“临终不插管”俱乐部。
随后不久，罗点点在网上看到一份名为“五个愿望”的英文文件。
“我要或不要什么医疗服务。”
“我希望使用或不使用支持生命医疗系统。”
“我希望别人怎么对待我。”
“我想让我的家人朋友知道什么。”
“我希望让谁帮助我。”
这是一份叫作“生前预嘱”的美国法律文件，
它允许人们在健康清醒时刻通过简单问答，
自主决定自己临终时的所有事务，
诸如要不要心脏复苏、要不要插气管等等。
罗点点开始意识到：“把死亡的权利还给本人，是一件意义重大的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