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十年前，当中国大陆被文革的风暴席卷得天昏地暗时，加勒比海的社会主义岛国古巴也经历了一场类似的大折腾。本文拟根据当时的历史材料对这场运动作一个总的介绍。
左图：1961年，卡斯特罗吸雪茄烟。中图：2000年，卡斯特罗在记者会上。右图：2016年，卡斯特罗在家里
历史背景
古巴在1959年初推翻巴蒂斯塔（Fulgenico Batista）独裁统治後，卡斯特罗（Fidel Castro）领导的“七．二六”运动掌握了武装，采取了一条激进的社会改革路线，导致在推翻旧政权中建立起来的联合战线瓦解，民主派和自由派纷纷离开政府或出走他国。
在武装斗争时期，卡斯特罗一再宣称他的革命是民族民主革命，决不是社会主义性质的。然而他掌权不到两年，古巴就成为一个由“七．二六”运动独揽大权的高度计划经济的国家。同时，古巴又向拉美各国输出革命，派遣游击队，训练各国激进份子，展开游击战。
古巴的这种内外政策，使它在国内和国际都付出沉重代价。在国内，古巴自1961起就面临严重的经济萎缩和商品短缺，虽然美国的封锁有一定作用，但美国拒绝供应的能源和拒绝购买的蔗糖都由苏联东欧集团包了下来。
导致古巴经济困难的根本原因是高度集权的领导集团毫无基本的经济知识和经验，实行了严格的计划经济，同时把“社会主义觉悟”作为生产的基本动力，否认个人的物质利益。
自1962年起，古巴的食品和其他生活物资实行了配给制。
在国际上，古巴输出革命的政策使得美国对它的制裁受到拉美绝大多数国家的支持，古巴陷於空前的孤立，只有墨西哥一个国家和它保持外交关系。
到了60年代下半期，古巴甚至和它的盟国苏联集团的关系也变得紧张起来，其原因是苏联当时在国内实行了有限的经济改革，承认物质利益和价值规律，国际上有“和平共处”的主张，反对盲目输出革命，这些都和卡斯特罗和格瓦拉（Ernesto Che Guevara）的极左路线发生冲突。
1967年底，是古巴革命胜利以来最困难的时刻：国内长期的经济短缺日益严重；国际上自1967年10月格瓦拉在玻利维亚被杀後，卡斯特罗的拉美“大陆革命”计划破产，苏联集团和欧美共产党对格瓦拉的牺牲不但不同情，反而冷嘲热讽，卡斯特罗一怒之下宣布不出席苏联十月革命五十周年的庆典，苏联则以撤走部分专家和减少燃料供应作为报复。
在国内外空前孤立和困难的时候，卡斯特罗不但不检讨其极左政策，反而准备用更大规模的运动来强化其路线。
粉碎“反党集团”
1967年底、1968年初，古巴国内的气氛十分紧张，社会上流传着各种各样的谣言。一切迹象都显示将要有一场大变动。
1968年1月28日晚，古巴全国人民都集中在电视机和收音机面前收听卡斯特罗的重要讲话，他宣布在党内揪出了一个以中央委员埃斯卡兰特（Anibal Escalante）为首的高级干部反党集团。
埃斯卡兰特是原古共领导人之一，他奉苏联之命在卡斯特罗领导的“七．二六”运动从事武装斗争时实行议会斗争，反对暴力革命。卡斯特罗上台後，苏联要古共和卡斯特罗结合，卡斯特罗也看在苏联的面子上，在1965年底成立新古共时将一部分前古共领导人结合进中央委员会。
埃斯卡兰特一夥的罪名是主张物质刺激，反对卡斯特罗所主张的“道德动力”；污蔑格瓦拉是托洛茨基份子和冒险家，说他要为古巴的经济困难负责；攻击卡斯特罗盲目自大，好像古巴成了“地球的肚脐”（意为世界的中心）；以及预言古巴来年的一千万吨糖的计划会破产，等等。结果，这个小集团的多数人被判处了徒刑。
从这些材料来看，埃斯卡兰特等人大致上反映了古巴在内外交困时一些头脑比较清醒的干部的认识，也间接反映了苏联的态度，而这都是卡斯特罗所不能容忍的。藉着这场党内斗争，他不但压制了不同意见，同时也向苏联显示自己在困难局面下仍然牢牢地控制着党和国家。
向小贩开战
卡斯特罗发起的这场党内斗争不过是为一场1959年以来最大的运动扫清道路，预先消除反对的声音。
1968年3月13日，卡斯特罗在哈瓦那大学发表了向全国实况转播的讲话，宣布革命的下一个目标是向小贩宣战。他先公布了大哈瓦那市政管理局的一个关於街头小贩的调查报告，结论是绝大多数的小贩都是反社会、反道德的，他们要为古巴的经济困难和多数人生活物资的匮乏负责。
小贩们的罪恶是：不参加革命组织，不参加义务劳动，利用摊贩非法赢利、剥削人民，目无物资配给制，从黑市进货等等，而且在小贩中提出移民美国的人最多。
卡斯特罗宣布革命不是为了做生意的权利，古巴必须消灭所有私人商业的形式。他的这次演讲一直持续到午夜。
当演讲还在进行，古巴的“保卫革命委员会”（一个以街坊为基本单位的负责动员基层群众、贯彻政府各项号令和监视敌对份子的组织）和民兵就紧急行动起来，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扑向私人小店和街头摊贩，没收他们的财产。同时，私人酒吧也被占领。这些酒吧出售用甘蔗酿造的兰姆酒，提供一些桌椅给客人，和中国的茶馆差不多，是古巴当时唯一没有被组织化的场所。这些私人业主都被集中起来，统一分配到各个劳动地点。
很多人被抄家，抄出来的东西在电视和报纸上公之於众，作为这些小贩生活奢侈的证明。一夜之间，小贩和私人业主成了人人喊打的过街老鼠，除了抄家和没收财产，很多店铺被砸，业主被打。
在这场打击和取缔私人商业的运动中，一共有57，000多个私人产业（绝大多数是小摊贩和小店）被没收。它不仅有应付当时的政治经济困难的用途，而且有更深刻的历史背景，反映了国际共运历史上一直存在的一种乌托邦幻想：消灭商业和小生产，建立一个完全由国家统一调拨所有物资的经济。古巴党报周刊《格拉玛》（Granma WeeklyReview）4月初发表的社论引用了列宁的“小生产是每日每时地、自发地和大量的产生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名言（这句话也是70年代中国农村“割资本主义尾巴”的主要“理论根据”），用它来说明这场斗争的性质，宣布“我们必须彻底拔除商业制度的经济和意识形态的根源”。
古巴的特色是在消灭了私人商业之後，并不是像苏联和中国那样由国家商业机构出面组织和安排生活物资的调配，而是成立了一个由政府和“保卫革命委员会”共同负责的“人民管理者委员会”的半官方群众组织，其职能从调配生活物资到管理店铺和监察生活服务部门，无所不包。卡斯特罗是想以此来开创一个用群众运动的方式管理社会流通领域的先例。
全国总动员和劳动军事化
古巴社会自从60年代初就被逐步地组织化了，除了党、团、工、青、妇和少先队这些从苏联照搬过来的以外，上文提到的“保卫革命委员会”是古巴的独创，它在形式上像中国的居民委员会，但职能却大得多，从监视异己份子、贯彻政府号令到监督地方学校和注射预防针，几乎无所不包，几成半个地方政府。
此外还有许多职能匪夷所思的组织，例如一个叫“教育的战斗母亲”，其职能是统一监督小学生的课外作业和活动，在学校教师参加义务劳动时代替他们去教学。
可以说，古巴社会生活的每一个方面都在组织的管理和监督之下。正是依靠这些组织，卡斯特罗得以动员整个国家投入“革命攻势”。
“革命攻势”的主要战线是最大规模地动员城和居民下乡劳动或者从事建设工程。1967年卡斯特罗提出一个“环哈瓦那绿带工程”计划，要把哈瓦那周围全部种上咖啡和柑桔，这个工程就靠哈瓦那居民的“志愿”劳动，从1968年开始实行。卡斯特罗的理论是：城市是靠农村养活的，革命後城市人必须自己养活自己。
他提出的一个口号就是：“如果你要喝咖啡，就必须自己去种。”在数十万哈瓦那人下乡後，他宣布“哈瓦那省现在不是国家的负担了”。
劳动军事化是“革命攻势”的又一条主要战线。1968年，古共XX局和书记处的成员都作为特派员分头到各省去指导，省一级的书记和副手就是当地的司令和参谋长，各级地方党组织和政府以及工厂和农场都照此办理。每个地方和单位领导都分作两部分：前线指挥部（设在甘蔗地或工地上，由“司令”挂帅）和後勤部（设在原来的机关，由“参谋长”坐镇），人马也相应分作两拨。
卡斯特罗的家乡奥连特省可以作为全省劳动军事化的典型。
卡斯特罗的弟弟和继承人劳尔（Raul Castro）亲自坐镇，授予各级干部象徵性军衔。“战斗”就是假定某一天外敌入侵，警报响起，全体男女老少各就各位，青壮年男子前往“战场”（即甘蔗地），妇女在後方接替男人留下的岗位。奥连特省还根据这个军事化的安排举行了若干演习。如4月1日全省在凄厉的空袭警报下动员起来，93，000名男子登上卡车下了甘蔗地。
在城市，为了制造真实的战争效果，很多工厂甚至拉掉了电源，把工人先赶到防空洞，然后再解除警报，让他们重返车间，有的还故意在照明不足的情况下生产，意在让这种紧张的战时气氛刺激工人的生产积极性。
劳动军事化使得旷工、迟到早退以及磨洋工等等都成了由“战场纪律”处置的问题。大量的劳动营被组建起来，收容那些受“军法”制裁的工人，强制他们干艰苦的工作。劳动军事化的另一个表现是大量的军队成建制地派到劳动前线，有的地方军官直接代替了行政长官在指挥。
总之，古巴全国在这种劳动军事化下变成了一个巨大的军营。
“革命攻势”的主要战役
“革命攻势”的主要战役，是卡斯特罗提出的一千万吨糖的奋斗目标。蔗糖是古巴唯一能换取外汇、维持国内经济的大宗出口产品，自1965年卡斯特罗第一次为蔗糖生产制订指标以来，没有一次产量达标，长期徘徊在六七百万吨左右。
1969年是古巴革命十周年，卡斯特罗两年前就提出要在这一年内达到一千万吨产量。1968年3月，他甚至说这个产量已经不是一个经济指标，而是革命的荣誉了。他把这一年命名为“决定性奋进的一年”（古巴革命後每年都有特别的年号，如农业改革年、组织年、团结年、英勇的越南人民年、英勇的游击队员年等等），把整个古巴的人力和物力资源动员到了极限，统统投入到甘蔗地里。
1969年1月2日，近百万古巴人从半夜就开始排队进入哈瓦那的革命广场，收听卡斯特罗将在早上十点开始的讲话。卡斯特罗在这次讲话中宣布为了让更多的食糖出口，糖要实行配给。
此外，他还宣布将1969年和1970年的头七个月并在一起算作一年，这是为了一千万吨糖而战斗，而且取消1969年所有假日，把年底的圣诞和新年假日延至翌年的7月份，和一千万吨糖的胜利一起庆祝。这样，卡斯特罗把日历也改变了。
1月底，他说一千万吨糖“将使古巴变成巨人”，这种“岛国巨人”的心态就是他发起这场史无前例的运动的潜意识。6月14日，卡斯特罗来到奥连特省参加砍甘蔗开工仪式，并宣布一千万吨糖的战斗正式打响。
创造“新人”
古巴革命的一个特点是始终把塑造“新人”放在最重要的位置。
格瓦拉首先提出革命要创造的是“二十一世纪的人”，这样的人是革命车轮上的“幸福的、有觉悟的、有自己特点的齿轮”。格瓦拉死後，卡斯特罗在发动“革命攻势”之前曾把格瓦拉树为全体古巴人，尤其是古巴青年的榜样。
在为格瓦拉举行的追悼大会上，卡斯特罗提出让古巴青年全都成为格瓦拉那样的人。
古巴当时还树立了很多“新人”的集体典型，最突出的是松树岛青年公社。松树岛在古巴南面加勒比海上，革命前是监狱，卡斯特罗等人曾在那里坐过牢。
1965年，这个岛被交给古巴共青团，先後有五万左右青年人移居岛上，在那里开荒。卡斯特罗的目标是把这个岛变成古巴出口柑桔的基地，产量要超过整个美国和当时另一个大量出口柑桔的国家以色列的总和。
岛上实行社会主义的分配制度，报酬完全平均主义化，唯一的区别是每个家庭人口的多少。卡斯特罗曾经多次说过要取消金钱在分配中的作用，这个目的在青年岛上基本实现了。青年岛成了社会主义古巴的社会主义飞地。在“革命攻势”开始後，大量的古巴人被组织成“纵队”来到这里，一边参加劳动一边取经，准备回去推广。
这个岛也是外国客人来访的必到之处，卡斯特罗常常亲自陪同外国人前来，向他们介绍这里的“新人”实验。
教育革命
在“革命攻势”和塑造“新人”的社会工程中，教育是一条重要战线。卡斯特罗本人对教育、特别是早期教育有特别的热情。
还在马埃特腊山打游击时，卡斯特罗就对一个来访的法国记者畅谈了他心目中未来的农村公社：把儿童和他们的父母、家庭分开，一出生就过集体生活，自幼年就参加劳动……这些都是农村公社道德教育的基本措施。
从60年代早期开始，卡斯特罗就根据这个原则大力改造旧教育，创造新教育。古巴斥巨资在农村建立了许多新学校，把城市少年儿童送到乡村，让他们在和家庭、父母、城市环境相隔绝的情况下接受军事化的教育，把学习和生产劳动结合起来。
1960年古巴就建立了一个培养小学教师的学校系统，学校全部设在山村和边远地区，挑选13岁以上的少年男女住在那里接受长达四五年的训练。实践儿童与家庭隔绝、受到无区别对待的寄宿制学校也受到大力提倡。
60年代下半期，略早於“革命攻势”，卡斯特罗又提出了“学校办到农村去”的计划，古巴全国的中学，每年要有一两个月把全体学生和教师送到农村去，在那□边劳动边学习。此外，学校办工厂、农场，和农场、工厂办学校，当时也是教育革命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在“革命攻势”中，这些已经实行的措施得到进一步强化，同时高等教育成为了主要目标。
卡斯特罗对高等教育的基本态度是轻视课堂教学和高级研究，对高级知识份子尤其蔑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