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本人是学生革命家出身，一直主张学生造老师的反。在革命刚胜利的1959年4月，他就在哈瓦那大学对学生说要让他们来修改教科书，让他们教老师甚麽是对和错。他还把旧大学贬得一文不值，说那里充斥着骗子和不学无术的人，是一个“腐烂的、对欺诈比对教学更感兴趣的地方”。
1969年3月，“革命攻势”期间，他又来到哈瓦那大学发表有关系统的大学改革的讲话。他说古巴需要的是技术人才，高等教育要改变过去那种把脑力和体力劳动分开的做法。大学要大大缩减，变成技术学院，每个专业都要在实践中完成学业，学农的下乡，学工的下厂，学畜牧的进养殖场，学制也要缩短。
他还提出要大大缩减乃至取消人文学科。
总之，他说古巴要成为一个“技师的民族”。对高级知识份子，卡斯特罗有一个嘲笑的说法，叫做“人行道上的农学家”，用来指那些在他看来不学无术或是只有一些迂腐学问的知识份子，他们在城市的人行道上连一行庄稼都没有种出来。
革命攻势的“升温”
古巴的“革命攻势”是在和苏联集团发生理论和政策分歧的情况下展开的，然而苏联1968年8月对捷克“布拉格之春”的镇压却为古苏和好创造了条件，使得“革命攻势”更加升温。
苏联入侵捷克後遭到举世谴责，然而和苏联关系冷淡的古巴却出乎意料地表示支持。卡斯特罗在8月23日晚向全国发表广播讲话，他完全同意苏联对捷克局势的分析。他认为在西方国家的经济援助和政治渗透下，捷克正在放弃社会主义制度，倒向西方阵营。
虽然他承认，从国际法的角度来说，华约国家的军事行动是对捷克主权的破坏，但社会主义者只能从政治的必要性去接受这个“令人痛苦的”事实。
卡斯特罗之所以支持苏联的行动，是为了达到一个更重要的目的：对苏联和东欧国家前一阶段的改革思潮算总帐，让苏联人知道捷克的演变正是他们曾经鼓励的改革政策的恶果。
卡斯特罗说，存在於捷克的很多现象也存在於苏联和其他东欧国家，特别是对物质刺激的提倡和对个人利益的纵容。
他引用塔斯社的声明，其中说：不幸的是，在捷克，经济改革的讨论发展到了危害社会主义原则的地步。卡斯特罗问道：
我们很想知道这是否意味着苏联打算在经济领域限制那种日益导向商业关系和自发倾向的现象，是否打算限制那种日益为市场的用途和市场在决定价格的过程中的作用而辩护的做法？苏联是否意识到了必须制止这种倾向？
他还大力批判了苏联东欧国家和帝国主义“和平共处”的幻想。在批判社会主义阵营自由化的问题上，他把根子一直挖到了南斯拉夫和铁托（Josip B. Tito）身上，反对苏联在1956年和南斯拉夫恢复友好关系，这样卡斯特罗就把问题一直追到了赫鲁晓夫（Nikita Khrushchev）的非斯大林化。
卡斯特罗的这次讲话是国际共运史上反改革势力的宣言书。藉捷克事件，卡斯特罗宣布了苏联东欧改革路线和和平共处政策的破产。无疑，这次事件更坚定了卡斯特罗的信念。
半年後，1969年初他就发起了一千万吨糖的战斗，把“革命攻势”推向高潮。
“革命攻势”的失败
革命攻势”的主要战役是一千万吨糖，这个指标是整个运动胜败的象征。政府取消了星期天的休息，和平时一样劳动十二个小时。为加强对工人劳动的监督，政府发布了第1125号法令，规定为每个工人建立劳动档案，上面载有个人历史、劳动技能、教育程度、出勤率和“革命觉悟”的程度，它是确定工资、退休待遇以及分配住房等等的凭证。
然而，全国总动员加上严刑峻法都於事无补。到了1970年5月，所有人心里都清楚：一千万吨糖是个无法完成的指标，但谁都不知道如何替卡斯特罗找到一个承认失败的场合和台阶。
就在这时，流亡美国的古巴反革命在公海上绑架了几个古巴渔民，提出用他们来交换古巴的政治犯，卡斯特罗利用这个事件掀起了一场新的反美运动。
数十万群众包围了瑞士驻古巴大使馆（瑞士大使馆的房子是前美国使馆的所在地，瑞士大使馆又是美古断交後两国之间打交道的中间人，因此是全古巴最能令人想起“美国”这两个邪恶字眼的地方），威胁要冲进去。
这件事引起了一场外交危机，後来美国联邦调查局迫使古巴流亡份子释放被绑架的渔民回古巴。卡斯特罗亲自去欢迎这些人，并把他们带到围困瑞士大使馆的现场，作为一场反美斗争取得胜利的象徵。
就在这次大会上，他第一次宣布没有达到一千万吨糖的指标。
7月24日是甘蔗收获期的结束，政府宣布产量是850万吨。7月26日，在纪念“七．二六”（即1953年7月26日卡斯特罗带领人马袭击蒙卡塔兵营，这是卡斯特罗武装斗争的开始）的讲话中，卡斯特罗承认一千万吨糖的战斗失败。
他说失败的主要原因是领导人对“客观因素”判断失误，并说要为这个重大失误追究责任。出乎所有人的意料，他自己提出“辞职”，但在群众的反对声中收回了这个要求（在群众大会上宣布重要决定并由群众的呼喊来“批准”，是卡斯特罗“直接民主”的主要表现），然後他撤换了糖业部长和教育部长。
和一千万吨糖差不多同时展开的“环哈瓦那绿带工程计划”这时也面临失败。无数工人、干部、学生和家庭主妇辛苦了一年多，开荒种地，撒下了十亿颗咖啡种子，长出来的咖啡树却不结果，原因是哈瓦那地区不适於种植咖啡。
由于整个国家的经济和其他工作在一年半以来都围绕着一千万吨糖而运转，这场战斗的失败使得古巴的经济陷於瘫痪状态，其严重性到了无法掩饰的程度，连卡斯特罗自己也不得不在“七．二六”的讲话中承认，领导人已经让古巴人民付出了太大的代价。
8月份他对古巴妇联大会发表讲话的题目就是“自我批评”；9月份他在另一次讲话中说：“让我们再也不要像过去习惯的那样……把一个来自於我们头脑里的主意直接在实际中实施，这样的方案常常在现实世界中碰壁。”
以一千万吨糖为中心的“革命攻势”的失败，在古巴革命後的历史发展中影响深远。在一段时间内，卡斯特罗汲取了这次失败的教训。
自1970年开始，古巴党和政府逐步放弃了直接依靠群众运动来完成经济计划的做法，对最高领导人在制订经济指标时的随心所欲和直接干预也有了一定的限制；同时，一些过去受到忽视的机构和制度开始建立和健全，向苏联模式看齐。
西方研究古巴的人士将这种种举措称为革命的“制度化”，意为革命有了一定的制度束缚，不再一味地激进化和用非常规的手段来达到经济和社会目的。
古巴首都哈瓦那市区一角，2016
古巴模式的大跃进和文革
中国的大跃进和文革是两个分别开展的运动，前者以经济指标为主，背後的动机是直接向社会主义过渡；後者则基本上是一场没有经济指标的纯政治运动。而古巴的“革命攻势”可以说是古巴模式的大跃进和文革的结合，兼具政治和经济双重目的。
在现象层面上，我们可以看到在中国和古巴的这些运动之间存在着许多相同点，例如：
用揪出党内反对派作为运动的开始；
在社会上确定一个阶层作为公敌，然後发动群众进行批斗甚至抄家；
全国总动员，使用远远超出常规的手段去达到一个并不现实的经济指标，甚至正常的工作全部停顿下来，一切围绕着中心任务运转；
在人民群众中用个人和集体的典型强行推广普通人难以做到的道德标准，存公废私；
在教育方面要彻底废除重视基础教育和高级研究、以全面发展人的个性、心智和道德为目的的教育制度，发展起一种以意识形态为中心的、在知识上只强调实用知识和基本技能的教育，目的是培养一种政治上完全定型的、技术上能适应普通工农业生产需要的中低级人才。
值得一提的是，在国际背景上，中国的大跃进、特别是文革和古巴的“革命攻势”，都是对苏联模式的否定和挑战。
所谓苏联模式，这里指强调物质基础、技术水平，现实地制订经济发展指标，依靠官僚阶层和技术人员的管理水平而非用群众运动的方式完成经济计划，以及有限的经济改革，承认个人物质利益和价值规律的作用，等等。
在60年代上半期，尤其是围绕“利普曼主义”的讨论中，这些都是苏联东欧阵营的热门话题。而中国和古巴这两国之所以反对这个意义上的苏联模式（而非高度集权或计划经济意义上的苏联模式），除了意识形态的原因外，经济上是因为它们没有苏联那样已经具有相当规模的物质和技术水平，只能诉诸他们所独有的或者说唯一的资源：群众运动和政治觉悟。
在更深一层的意义上，古巴的“革命攻势”和中国的大跃进和文革一样，都是一种寻求向社会主义直接过渡的形式。或者在保守一点的意义上来说，是希望通过和平年代的继续革命，确保已经达到的觉悟水平不至下降，为向共产主义的过渡作好准备。
1968年，古巴总统多铁戈斯（Osvaldo Dorticos）对外国客人说：古巴正在用最快的速度进入社会主义，其主要方法就是一部分一部分地转变古巴社会。针对马克思主义对物质基础的强调，他说：“马克思设定了最终目标，解释了未来社会的性质，剩下的问题就仅仅是找到正确的方法去到达这个目的。手段越合适，达到目的的速度就越快。”在这个意义上，他用苏联作为反面教材：“自从1962年以来，……俄国人共产主义讲得越来越少，利润和恢复市场机制讲得越来越多。”
他甚至对社会主义是一个独立的发展阶段这个当时国际共运公认的原则提出质疑：“一些东方国家（指社会主义国家）的理论家试图用他们的改革把社会主义阶段永久化”，而不是把这个阶段看作从资本主义通往共产主义道路上的一个短暂的休息站。
令人深思的是，尽管古巴的“革命攻势”和中国的大跃进、文革之间存在着现象和本质上的相似，但基本上卡斯特罗在发起这场运动时并没有受到中国的影响或启发。
古巴和中国之间的关系以1965年为界，之前双方维持友好关系，卡斯特罗在中国和苏联之间维持平衡。但随着古巴经济日益依靠苏联，以及中国1964年开始削减对古巴的大米输出，中古关系恶化了。卡斯特罗在1965年1月的新年讲话中挑起了中古论战，但这场论战只持续了几个月就沉寂了。
此後古巴对中国的态度是不骂也不提，例如从1966年2月到1970年左右，《格拉玛》基本没有单独的介绍或报导中国的情况，只有在1966年6月的一次报导中介绍了北京大学的人事变动，这是对中国文革和整个中国情况唯一的一次报导。相比之下，越南和朝鲜倒是经常出现在报纸的头版。
根据一些在这个时期访问古巴并和卡斯特罗等高级领导人有过密切接触的西方左派人士的记载，卡斯特罗对中国以文革为高潮的极左路线很有好感，但具体了解得很少。
例如，波兰社会主义者卡洛尔（K. S. Karol）（此人因对苏联模式不满而长期住在巴黎）60年代访问过中国，并在1967年出版了一本题为《中国：另一个共产主义》（China： The Other Communism）的书。次年当他访问古巴时，发现古巴政府把他书中的部分章节编成小册子在内部发行。他所遇见的一些读过这本小册子的干部都对中古之间的论战表示不解，因为双方的内外政策特别是平均主义和反对物质刺激实在太相近了。卡斯特罗这样对他说：
中国人也许正在做令人感兴趣的实验，但我们比他们走得更远。在他们的社会计划中，钱还是核心，虽然是从平等的角度，而俄国人则处心积虑地鼓励收入的不平等。我们则想摆脱金钱的神话，而不是去迁就它。我们要把钱彻底废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