瞿秋白夫人杨之华，则将性命留在了秦城荒郊。
瞿秋白早期主持了在大城市发动武装起义的“八七会议”，是左倾路线代表。以后在上海与鲁迅合作写文章期间，又曾被批评为“阶级敌人在党内的应声虫”。但由于身负文名，为人正直，被王明排挤取代，在苏区后期属于靠边站对象，担任教育部长的闲职，与同样赋闲的毛泽东关系不错，时常诗词唱和。当时杨之华在上海，瞿情绪低沉之时毛常开玩笑说：“是不是想杨之华了?”多年后毛还曾对杨尚昆说：“瞿秋白怀才不遇。”瞿杨生别情形与贺昌作别黄慕兰相似，不过杨之华没有奉命与瞿秋白分手另嫁他人。长征出发之时瞿被弃在苏区，被昔日学生宋希濂俘虏，蒋介石下令枪毙，死前留下一篇《多余的话》。
由于这篇《多余的话》发表带来的影响，加上他生前的“政治错误”，瞿秋白的问题曾经成为一个悬案。在1945年“七大”《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瞿秋白被认定为“党内有威信的领导者之一”，“英勇牺牲”，与李立三、博古、王明等有所区别。据瞿秋白养女瞿独伊讲述，杨之华从苏联回国到达延安，毛泽东特邀杨之华、瞿独伊母女到家中做客，郑重地通知她们，瞿秋白的问题解决了。1950年，瞿秋白文集出版，杨之华致函毛泽东，请其为文集题词。根据相关记载，毛欣然命笔，称“在他生前许多人不了解他，或者反对他，但他为人民工作的勇气并没有挫下来”。毛肯定了瞿秋白临难不屈，并且说：“瞿秋白同志是肯用脑子想问题的，他是有思想的。”题词日期是1950年12月31日。
但不知出于何种考虑，毛将题词装进信封，写下“送交杨之华收启”后，却并没有寄出。直到1980年，才从毛的私人档案中意外发现了这封尘封三十载的信件(据马长虹《瞿秋白两度担任中共领袖》，载《炎黄春秋》2012年4期)。1955年，瞿秋白遗骨被从福建移来，安葬于八宝山，周恩来主持仪式。
从1963年开始，形势发生变化，毛泽东由于对刘少奇的恶感，开始关注所谓叛徒集团问题。恰巧后来的文革红人戚本禹发表了《评李秀成的自述》，批判太平天国专家罗尔纲的“假投降”论，认为李秀成的自白是晚节不终。戚本禹写这篇文章本来是影射彭德怀的“晚节不终”。因为周恩来不赞成，在中宣部组织社科院近代史所召开的专家会议上受到众人批判，戚本禹正准备写检讨时，毛注意到了这篇文章，再一次搭救了这位当初反右运动中的“司马”。毛把李秀成《自述》和瞿秋白《多余的话》联系，开始制造“叛徒”“反修”舆论。毛对陆定一说：“今后不要宣传瞿秋白了，要多宣传方志敏烈士。”于是瞿秋白的亡魂被重新召回，成为文革部署的祭品。据文革后中纪委调查组找尚在秦城牢中的戚本禹所做的谈话，戚本人是“瞿秋白的崇拜者”，完全没有针对瞿的意思。文革初期，周恩来找过戚本禹，让戚收集瞿秋白的材料，戚让手下两个人草草弄了一个东西塞责，自己不忍心动手。
一旦被用于制造“叛徒”舆论，瞿秋白难免再次“遇难”，杨之华也就难于幸免了。根据专家披露，关于瞿秋白的历史问题，公安部从1954年开始由罗瑞卿直接指导十三局进行了调查，积10年之功形成《瞿秋白烈士被害问题调查报告》，证实瞿没有变节问题，却因为不合时宜被封存。
为了打造陈伯达提出的“两条路线的斗争”，瞿秋白被与陈独秀、李立三、博古、王明、张国焘进行归类，《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被推翻。毛泽东在文革前夕对周扬、陆定一、周恩来都谈到，说李秀成的问题是16字：“白纸黑字，铁证如山;晚节不忠，不足为训。”瞿秋白也是如此。毛说，瞿秋白的《多余的话》，我看不下去。实际上就是变节。这是宣判了当年挚友的“死刑”。此举也得到了看透其心意的周恩来等人的附和。先前曾组织批评戚本禹文章的周恩来说人死了不一定盖棺论定，瞿秋白虽然死了，但是他晚年还是变节自首。根据当事人披露，周恩来至少六次对红卫兵如此谈到瞿秋白。其他康生、陈伯达、江青、戚本禹都有类似谈话。《多余的话》成为禁书。翻译家杨宪益在文革中坐进半步桥监狱，出狱时狱方没收了在抄家时搜得的两本书，其中一本即是《多余的话》。
江青在一次讲话中暗示地说：“八宝山也不都是烈士，还有瞿秋白嘛!”1967年初，一批红卫兵造反派到常州掘了瞿秋白母亲的墓，另一支红卫兵到济南掘了瞿秋白父亲的墓。2月7日，一批红卫兵到八宝山，砸了瞿秋白的墓碑。5月12日，北京政法学院、北京市法院的造反队伍到八宝山掘墓扬灰。
瞿杨感情甚笃。《多余的话》的结尾在“生命的滑稽剧即将落幕”后说道：“我留恋什么?我最亲爱的人，我曾经依傍着她度过了这十年的生命。”并且说“我许多次对不起这个亲人”。婚后瞿秋白刻有“秋白之华”、“秋之白华”和“白华之秋”3枚图章，以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无你无我，永不分离。杨之华原是瞿秋白在上海大学社会学系任教时的学生，瞿清癯的文人风度让杨之华一见倾心，后在共产国际代表鲍罗廷家中相识，瞿秋白介绍杨之华入党。瞿秋白追求杨之华之时，杨之华原有爱人沈剑龙，系沈玄庐之子。经过三人促膝“谈判”，同日在《民国日报》刊登三则启事：杨之华与沈剑龙离婚;瞿秋白与杨之华结婚;瞿秋白与沈剑龙结为好友。瞿秋白被定案后，杨之华作为遗孀不可避免被牵连。文革初起，《多余的话》被称为叛徒自白书。何况她本人又有1936年在苏联“大清洗”中被王明授意关押以及1941年回国在迪化(乌鲁木齐)被盛世才软禁五年的经历。
1967年下半年，杨之华被关押到秦城监狱，诬为“新疆叛徒集团骨干”。在监狱里，本已患有骨癌的杨之华遭到连续突击审讯。瞿秋白、杨之华的女儿瞿独伊，被视为“同案犯”隔离审查，住了10年“牛棚”。1973年杨之华已经生活不能自理，中央专案组却由于狱规不让女儿瞿独伊前去照顾。瞿独伊给周恩来写信，请求母亲保外就医。杨之华的妹妹杨之英10月17日赶往北京探视，见姐姐已体瘦如柴，说话声若游丝，三天之后凌晨，72岁的杨之华病逝了。杨之华曾对专案组人员说：“不要让我死在监狱里，对党不利”。却未得到理睬。死前杨之华对杨之英耳语：“我知道的东西太多了，非弄死我不可。”瞿独伊始终认为母亲死因不明。
瞿秋白与杨之华的命运悲剧牵连进了另两位女性，其中一位是项英夫人张亮。瞿秋白被捕时，在场者只有身怀有孕的张亮和苏区中央局妇女部部长周月林。两人被判刑关押，后来经人保释出狱。瞿秋白在狱中本来化名一位医生，却被人告密。张亮出狱后去找项英，项英因怀疑她出卖瞿秋白不理她。此后张亮下落不明，传言称项英当场枪毙了张亮。但根据项英女儿项苏云回忆，项英当时只是给了一些钱让张亮离开，从此二人再未见面。项苏云后来了解到，张亮以后带着项英的幼子去了延安，送去保育院抚养，项苏云在保育院见到了三岁的弟弟。但张亮到延安后却莫名失踪，以后再无下落。
直到近年，项苏云得知公安部一位老干部在接受记者采访时透露，延安时期，他在康生手下参加专案组审查。据他回忆，他们抓住了一男两女，怀疑是托派，用黑布绞头审讯。这位老干部负责审查的男的被枪毙了，两个女的被康生下令勒死。他听说其中一个是项英的夫人，她出卖了瞿秋白。这件事情之后，老干部也险些被康生以某种借口除掉，他是罗瑞卿的部下，托人找到罗才保住性命。项苏云听到了这个消息、前去探望这位老干部时，此人已经糊涂得说不出话。
笔者查证，这位老干部是原公安部劳改局长陈湖(复)生，著有回忆录《九死复生——一位百岁老红军的口述史》。书中讲述，1938年3月间，陕北公学来了三名与众不同的学员，一男二女。男的叫张醒，是托派，公开身份是阎锡山手下的军长。一个女的三十来岁，是项英的爱人。另一个女的是胡宗南手下一个宪兵队长的妻子。保安处侦察部立即逮捕了这三人。在审讯中，张醒由于供述康生曾在被捕后参加“托派”而很快被杀，项英的爱人没有经过任何审讯就被处决，事先征求了项英意见，“项英来电，同意处决”。
1955年，在瞿秋白骨灰安放仪式上，杨之华提出，要追查当年告密的叛徒，这使与瞿秋白同时被捕的另一位女性周月林受到了自己人逮捕。周月林是早期工人党员，曾赴苏联学习，回国时把一双儿女留在苏联，下落不明。1934年，周月林与毛泽东等17人当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团成员，是唯一的女性，邓颖超的上级。因为周曾任红军医院院长，长征时被留下来护送多病的瞿秋白和怀孕的张亮去上海，不料途中被俘。周被捕后判刑10年，抗战开始后经人保释出狱，后辗转到上海，不被党组织接纳，被迫自行谋生，与一名长江上的船工同居。1949年后担任居委会副主任。瞿秋白问题专案组成立后，周月林被押送北京，关进了功德林监狱，1959年转押秦城。虽然没有证据，但作为唯一的活证人又不能轻易释放。1965年12月，终究以“出卖党的领导人”的“反革命罪”判处周月林12年徒刑。判决书没有向周月林宣读。周随即离开优待的秦城监狱，到一个京郊农场服刑，1970年被疏散到山西榆次就业。不料没有多久，杨之华也来到了周离开的秦城女监。
直到文革之后，有人在当年国民党的一份报纸上，发现了“赤共闽省书记之妻投诚，供出匪魁瞿秋白之身份”的报道，瞿秋白被捕才真相大白，出卖者另有其人。1979年，周月林获得平反，她已蒙冤25年。平反后的周月林回到丈夫的老家浙江新昌县度过余生，1997年在新昌县去世。
瞿秋白与杨之华的“生死场”中最后一位女性是丁玲。丁玲是瞿秋白前妻王剑虹的密友，曾以王为原型写作《梦珂》。梦珂是瞿秋白给王剑虹起的发文昵称，即“我的心”。王剑虹病逝时，瞿秋白未出席葬礼，此后不久又追求杨之华，使丁玲认为瞿秋白负心，写作小说《韦护》影射。1923年施存统劝丁玲入党，瞿秋白阻止，丁玲晚年称，“实际是希望我在文学领域里飞翔驰骋”。1930年代丁玲在上海入党，瞿秋白参加了她的入党仪式。此后丁玲生涯历尽沧桑，在1956年被打成反党集团，下放北大荒劳改，1970年作为叛徒被押入秦城监狱，1975年出狱管制。1978年中纪委调查瞿秋白问题，丁玲写作了《我所认识的瞿秋白》，为瞿正名。
陈铁健访问丁玲，谈到《多余的话》，丁玲以为瞿秋白叹息的“历史的误会”，不是他自身的错误，而是没有能够跳出一个时代的悲剧。实际上，在整个《多余的话》事件中，不管是瞿秋白、杨之华、张亮、周月林，还是丁玲自己，都没有人能跳出时代的悲剧，只是情节有先后而已。
秦城“夫人族”中的知名者，尚有茅盾的前妻秦德君。
秦德君是彝族人，早期中共党员，大革命史中的著名女性。早期曾与穆济波同居，生有两女，又与刘伯坚有一私生女。1927年后，秦德君与组织失去了联系。1928年7月，秦德君住在上海陈望道家中，请他帮助办理组织手续去苏联，恰逢茅盾因《蚀》三部曲遭到左翼文人批判，也来到陈望道家中。初遇之下，秦德君觉得又矮又小蓄着八字胡须的茅盾“像个算命先生”。陈劝他们到日本去上学。1928年7月初，茅盾与秦德君同乘日本小商轮离上海赴日本。在日本，秦德君把她女友胡兰畦的故事讲给茅盾，茅盾以此创作了小说《虹》。次年，秦德君怀上茅盾第一个孩子，回到上海做完人工流产后于同年9月返回日本。茅盾向秦表示坚决与原配夫人离婚，与其长期厮守。但茅盾母亲及原配孔德坚决不同意离婚。值得一提的是，孔德由瞿秋白夫人杨之华介绍，于1925年入中共。
不得已之下，二人约定暂时分手，茅盾申明以四年稿费作为离婚费，四年后结婚。二人留下六寸分手纪念照片，各持一张以志不忘。此后秦打掉了与茅盾的第二个孩子，因悲痛服200片安眠药被救活，回到故乡养病。四年后秦德君写信请践前约，茅盾却无践约之意，来信说已搬家，却未告知新地址。秦一怒之下，烧掉了茅盾的所有来信和两人合影，茅盾则将合影照交胡风保存。1966年，胡风被押解去四川前，将照片交给了秦德君。
抗战胜利后，秦德君在上海做中共地下交通工作，参与策反国民党军起义，1949年5月被逮捕判处死刑，正欲执行逢上海被攻克而幸免于难。49年后不久，秦德君即被当众宣布，因有人举报其被捕后叛变自首，导致很多党员牺牲而撤销政协筹委资格，接受审查。以后华东局统战部对其做出“留有余地”的结论：“秦德君在上海解放前夕被蒋匪帮逮捕后，虽受刑讯，对于她所知道的中共关系、民革关系及其民主人士的关系，并未向匪特吐露，这是很好的。因此，不能得出结论说，秦德君被捕后有政治叛变行为。”但无形的尾巴依旧拖在秦德君身后，文革开始后，任教育部参事的秦德君被投入秦城监狱八年，在狱中由于被监管拖着两臂从楼上摔下以及平地摔出去，折断了腿骨。
1999年2月，秦德君去世。她的骨灰被安放在八宝山公墓。死后新华社电稿称其为“著名爱国民主人士”。
49年后茅盾、秦德君二人在政协筹委会相见，于北京饭店隔楼层相望，茅盾先是含情脉脉，在秦德君被宣布接受审查之后，又冷若冰霜，连在电梯里对面也如路人。1951年秦德君申请恢复党籍，教育部找茅盾核实，茅盾说他不是党员，不便证明她是党员，只写了“秦德君当时的政治思想是进步的”。秦德君随后给茅盾寄去挂号信，请茅盾证明三年间秦德君积极寻找组织的情形，却如沉石落滩。茅盾在他的回忆录里从未提及，著名的《从牯岭到东京》正是与秦德君厮守期间写成的，他还激动地将秦德君称作“命运女神中最庄严的一个”。1949年后，两人曾在北京街头水果摊上一次不期而遇。茅盾看到秦德君后“惊慌地一溜烟跑了”，连买的苹果都忘记拿。“只见他慌张地钻进一辆黑色小汽车里，把大拇指咬在牙齿中间，歪着脑袋痴望着我。”(秦德君语)此后在公开场合二人还多次相见，形同陌路。
1981年，茅盾去世。治丧委员会给秦德君送来请帖，秦未曾前往。在回忆录里她说：“我们俩的目光还能相碰吗?我和他是个什么关系呢?站在他的灵前算个什么身份呢?”秦德君的回忆录在1980年代末就已写成，据说受到茅盾亲友和研究者的阻挠，一直到1999年才出版。
陆璀或许是秦城“夫人族”中的另类。陆璀出生于书香家庭，曾就读于燕京、东吴和清华多所大学，参加革命始于“一•二九”，是运动中著名的美女，曾在游行中领头打开宣武城门被捕，当时的《伦敦每日先驱报》驻华记者斯诺称她为“圣女贞德”，作家碧野则形容她为“女神”，她站在电车顶上演讲的倩影，被刊登在《大众生活》封面上，感染了无数学生投奔革命。陆璀与饶漱石1930年代中期在欧洲相识结婚。饶漱石被监控之初，发生了“红机子事件”，饶以为中央领导给他来了电话，因此对监控他的秘书陈麒章抱怨他和高岗没有关系，挨整是冤枉的，是被陈毅报复。此事被定性为饶漱石翻案，直接导致了饶由保留党籍到开除的罪案升级，而陆璀当时和陈麒章同样递交了饶漱石“翻案”的材料。饶漱石被捕后陆璀亦受牵连被捕，释放后与饶离婚另组家庭。文革中却难免再次被捕，与饶同押秦城，互不知情。文革后陆璀获释，2001年，陆璀曾给时任中共总书记写信，要求为饶漱石平反。(参见景玉川著《饶漱石》，香港时代国际出版有限公司，2010年1月版)
到了文革中，秦城夫人公案形成的体制原因，是高干夫人担任高干所在部门的办公室主任或秘书角色，极易形成裙带政治，并产生了专门术语“打内堂”。根据时任南京军区空军司令员聂凤智的回忆，此语出自空军的吴法宪、刘亚楼，意即通过首长的夫人、秘书等揣摩首长意图，以求跟上首长意图。凭借此术，空军被林彪树为全军标兵，吴法宪也获得提拔进入军委办事组。从江青、叶群、王光美这三位夫人的角色看，裙带政治确实意义不一般。
一旦高干落马，夫人容易被牵连入狱，王光美、严慰冰、叶群、薛明等人皆不能例外，其中又以江青兼任毛泽东政治秘书为最突出。贺龙被打倒后，毛泽东曾贬损他说“我最反对的是把自己的老婆做办公室的主任”，一方面为与薛明不和的江青出气，同时也敲打林彪和叶群。但联系到江青自己，毛的话实极具反讽意味。夫人之间的公案，实际是党内斗争主旋律的伴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