住在北京“外卖村的”老朱42岁了，却一直单身。他本以为遇上了一个彼此中意的对象，还送了对方金首饰，如今却是一场空。（图/文邹璧宇）
送了一天外卖的老朱，回到出租屋傻了眼——之前老家人给介绍的女朋友不见了，她的衣物和洗漱用品也不见了，电话也打不通。就在前两天，老朱花了半年积蓄，用一万多元给她买了金戒指、金手镯作为订婚礼物。现在，这些都不见了。“完了，上当了！”老朱立刻打电话给公司请假，他原本过两天要去上海参加公司的培训，现在只能作罢。（图/文邹璧宇）
老朱想找到当时购买金银首饰的发票，却发现发票都一并被这位“女朋友”带走了，没有发票便很难立案。好在老朱找到了“女朋友”的身份证复印件，那是帮她找工作时准备的材料。
在派出所报完案，老朱给老家的介绍人打电话，说着说着忍不住哭了起来。介绍人是自家亲戚，当时他拍着胸脯跟老朱说对这个姑娘知根知底。老朱满脸的委屈，反复要求介绍人在24小时内去当地派出所报一个失踪案。
呆坐在派出所里，老朱琢磨着这到底是怎么回事。他记得事发这天早上，他为“女朋友”做好了早饭才出门，完全没有发现任何的异样。42岁的老朱，单身了多年，本以为遇上了一个彼此中意的对象，如今却是一场空。
居住着两千万人口的北京，有着各种各样的职业。而在所有职业里，工作节奏最快的可能是外卖送餐员。老朱便是其中一个。老朱来自河北张家口下属的一个县城，上过大专，在当地是个“有学历的人”。他曾经在煤炭局工作过，算是体制内的人。2001年前后，工资降低，一个月才挣三四百，老朱没干几年咬牙辞了职，来到离家5小时车程的北京，成为一名打工者。这两年，他加入了送外卖的队伍，每天早上9点出门，晚上9点才结束工作。
送餐的工作辛苦，但为老朱带来一个月6000多的收入，是十五年前煤矿局工资的20倍。但北京生存压力大，日子过得仍然很“紧巴”。圆明园附近聚集了很多同行业的人，被称作“外卖村”。老朱在这儿的一栋小二层楼租了一个10平米的房间，一个月租金700，厕所需要去街道的公用厕所，洗澡则只能去附近的澡堂。他说700元的房租是自己的承受极限，因为每个月必须要存一些钱，没有积蓄就是白干。
他反复寻思着自己不对的地方——不应该跟女方认识几天就决定订婚。可是42岁的人了，独自在这个城市打拼，太想拥有一个家了。报了案，在外头吃了东西，老朱晚上回到出租屋，生活又变回他自己一个人。
在屋里呆着，老朱总免不了想起这两天的遭遇。他索性出了门，加班，送餐，赚钱！此时是晚上9点，遇到别的送餐员下班，跟老朱打了个照面。
自从唐家岭搬迁后，北京的城中村不剩下几个了。图为老朱居住的“外卖村”，到处都停着送外卖的电动车。
老朱没有太多的时间悲伤难过。在经历“人财两空”后的第二天，他准时去上班——损失已经这么大了，再影响工作挣钱就更不值当了。图为早上9点半，送餐员们到达集合点开会。领班每天都要交代送餐员们保证速度、注意安全。北京的送餐业务被日益壮大的平台划分成了不同的片区，每个片区除了同一个公司的送餐员，还存在着其他平台的竞争对手。
送餐，最重要的是准时把餐送到顾客手里，超时会被顾客投诉。所以干这活儿的多数是年轻人，老朱入职时超过40，原本不符合年龄要求，但因为人老实，算是破格招录。有一次，一位在30多层的写字楼里上班的顾客订了餐，然而老朱到达办公楼的时候离超时只有10分钟，又赶上高峰期电梯拥堵，他只好从安全通道的楼梯跑了上去。
晚上9点多，结束了一天的工作。回家路上，老朱接到父亲打来电话，说着说着情绪就激动起来，父亲希望他自认倒霉；而老朱则希望父亲去亲戚家问问情况。他有太多的不甘心，买首饰的那些钱都是自己一个盒饭一个盒饭送出来的，只有自己才知道有多辛苦。
二层小楼房的楼梯陡峭且窄，老朱搬运两块电动车电池上楼。为了保证电瓶车续航，不耽误送餐，他一次带两块20公斤的锂电池出门，一块备用。
一层楼住了6户，每一户都是一间不足10平米的小屋子，大家共用一个洗手台。邻居们都漂在北京干服务行业，例如咖啡店店员或者超市收银员。图为老朱在洗手台洗锅，准备晚饭。
曾在大学校园里干了几年厨房工作，老朱做饭烧菜没问题。屋子虽小，但他还是想办法自己做饭。有“女朋友”的那几天，他做饭特别卖力。
老朱的晚饭——鸡蛋面外加土豆和火腿肠，这也是他吃得最多的晚饭；午饭则是两个烧饼配免费的番茄酱。在这个城市生活下去需要钱，想做点啥生意更是需要本钱，对于他来说，在北京成家没点钱更是不可能的事情，所以他尽量省钱，有空就加班。有人曾问他为什么不回家？可是老家的工作更不好找啊，大龄大专生的机会不多，县城里很多地方得看关系。在北京，只要你愿意挣钱就有机会。
墙上贴着2015年的北京交通规划图，老朱在地图上记下了几个电话号码，那是他在北京为数不多的朋友们。虽然每天在外面跑，但也只是在一个小区域打转，和人的交流也只是匆匆见上一面，老朱害怕生活最终成为一个恶性循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