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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发】仲维光:为共产党涂脂抹粉 注定成为布拉赫教授们的枪下之鬼

——写作“德国极权主义研究大师布拉赫及其二十世纪研究”后记

非黑即白式的否定态度在这个世界上讨论问题的时候是不可取的,但是这个世界上对共产党,对这类极权主义却是只有坚决的拒绝。而这就意味着,所有那些不能和共产党一刀两断,做出反思和反省的人,那些继续为自己的以往,为共产党的现实涂脂抹粉的人,历史注定,一定是布拉赫教授为代表的关于极权主义研究工作的枪下之鬼!

笔者按:

“德国极权主义研究大师布拉赫及其二十世纪研究”一文发表在孟浪主编的《致命的列宁》(溯源书社,2017,香港)一书。这篇六万五千字的文章全文共分四个章节,包括五部分内容。第一部分是为什么选择这个题目总结十月革命百年来的历史,即为什么总结这个历史首先要反省改变自己被十月革命所塑造的思想框架,为什么会选择布拉赫教授。第二部分是介绍布拉赫教授是谁。第三部分介绍他的历史研究和极权主义研究。第四部分介绍布拉赫教授为什么把这一百年的历史称为极权主义的百年,对百年历史的描述分析。第五部分,作者的心得。在布拉赫教授关于意识形态和极权主义研究基础上,提出我们所说的现代社会是后基督教社会,究竟什么是民主社会的最危险的陷阱。

这是中文世界第一次介绍布拉赫,第一次系统地从历史的角度介绍极权主义问题的发生和演进。笔者认为是了解极权主义思想和历史问题必读的一篇中文文章。由于出版了纸本的书,所以这篇文章短期内不会上网。需要阅读的朋友可以到港台书店及邮购网站购买。此外,你也可以从这篇写作后记了解捕捉这篇文章的一些内容。2017.5.7

今年三月十三号,是给战后德国社会的政治文化打下深刻烙印的著名学者布拉赫(Karl Dietrich Bracher)教授诞辰九十五周年纪念日。这篇发表在孟浪主编的《致命的列宁》文集中的“德国极权主义研究大师布拉赫及其二十世纪研究”,本来是计划为这个纪念日写作的一篇祝寿性的、带有研究性的文字,但是由于这本文集要在三月份上市,所以这篇文章只好提前到去年十月完成。

说来话长,我是从九零年开始极权主义问题研究的,走了二十多年,去年才基本走到这个研究的最后阶段:冷战时期的极权主义讨论。为此,我准备在第一篇写完关于弗里德里希的极权主义研究后,第二篇写作介绍关于布拉赫教授的研究。之所以准备第二篇写作这个题目,除了因为内容和历史原因外,就是因为二〇一七年是布拉赫教授九十五岁寿辰。我希望用我的这篇文字在中文界作为首次系统地推崇介绍他的思想及工作的文章,同时也希望作为祝贺他九十五岁寿辰的第一篇中文文字。然而,八月初孟浪兄来信说,二〇一七年是十月革命一百周年,他认为这个事件决定性地影响中国这一百年的历史,在中文世界应该认真总结反思。为此他希望能够推出一些有分量的作品,希望我能够协助提供,但是必须要在十月份交稿,这样才能保证在二〇一七年第一季度出版。

孟浪,以及使我结识他的流亡诗人贝岭,是二十几年来我在中文界少有的几位能够有来往交流的,拒斥极权主义文化及权势的作家、出版人。为了支持孟浪兄的良苦用心,我决定这篇本来计划在二〇一七年三月初完成的文字提前到一六年十月,而且对他说下大话:就凭布拉赫先生的思想及贡献,他对德国和欧洲思想界的影响,更因为这样的学者居然在中文界至今陌生,在二〇一七年他编辑的书中第一次问世,就一定会让这本“纪念讨论文集”在中国当代文化思想史上留下不同凡响的痕迹。而这其实也是我以前计划中写作这篇文章的第三个目的。要用这篇迟来的介绍,要用布拉赫的思想来震动中文知识界。

为此,八月初,我放下了已经基本上构思好,本来准备写的文革五十周年的纪念文章,而开始进入这篇“德国极权主义研究大师布拉赫及其二十世纪研究”一文的准备工作。

尽管关于布拉赫对于极权主义研究情况的资料,我早已经收集准备好,但是作为更为全面地介绍他,却的确还需要一些其它方面的资料,即关于他的生平和他的历史研究工作。而这两方面,由于我一直没有特别关注,所以了解不多。于是从八月初开始,我开始收集、了解这两方面的资料。那一段时间,我差不多每天都要上网搜寻以及查证对我来说新发现的有关布拉赫教授的线索及资料,同时也继续搜购有关他的研究著述。然而,在这个过程中让我始料不及的是,九月二十一号,在我上网再次搜索我所需要的一本布拉赫的书是否能够更便宜地买到的时候,突然发现这本原来二十多欧元的书暴涨到一千欧元。这立刻让我感到非常不安,立即搜索德国报刊,这才知道布拉赫教授已经于九月十九号辞世。这对于我犹如晴天霹雳!它让我悲痛,且再次深感人生之无常。而事实上远超于此的是,就在那一个月补充资料及对布拉赫教授有了更为全面的了解的时候,我更发现,他不仅在极权主义理论研究上是我的老师,而且在德国知识生活中的经历,在精神上及一生的奋斗及遭遇上,都是我的楷模。而这就让我对他的感怀之情更为强烈。为此我痛感,写好这篇文字是我义不容辞的责任。我有义务让中国思想界、文化界早日,并且清楚详尽地了解布拉赫教授及其思想工作,了解布拉赫在德国社会及文化生活中的作用,并且从中对比借鉴,中国知识界应该对过去做出什么样的反思及变化。

2.1我第一次接触到布拉赫教授的研究工作是在一九九零年,也就是大约二十七年前,开始进入意识形态问题研究的时候。那时,我在旧书店第一次看到一本布拉赫教授写的《意识形态的时代》。这本出版于一九八二年的旧书对我来说如获至宝,因为我那时候正在思索,究竟共产党社会的文化和一般社会的文化有哪些不同,使得这个社会的知识界如此变态,共产党社会的所谓“学术研究”究竟有哪些特点,决定了他们和一般社会的学术工作有如此根本性的区别。

说来惭愧,当时已经四十一岁的笔者,虽然一直觉得自己在文革那一代人中在思想上是领先者,但却是第一次接触到“意识形态”问题,并且对于书中的思想及理论还不能够完全理解。当时最直接、最重要的收获就是:我知道了自己的不足,以及逐渐明白对于共产党社会的研究究竟应该从哪里开始。

为了理解布拉赫所说的意识形态究竟是什么,它的历史和社会作用,在共产党社会中的作用,我首先从百科全书的词条开始,找到它的定义,出现的时间、地点,有关这方面问题的研究专家是谁,他们讨论了哪些问题。而也就是从那时起,我走向了“意识形态”和“极权主义”问题的研究,并且亦步亦趋、私淑布拉赫教授二十多年。对于意识形态问题,此后我虽然进一步收集了二十几本不同的有关它的专著,但是布拉赫教授的《意识形态的时代》一书,却始终是无可取代,甚至无出其右的一本。

为此,二十七年的经历让我感到,在这里,在写作这篇后记的时候,虽然我在过去二十多年中包括在这篇文章我不断地强调“意识形态”和“极权主义”问题对于理解当代和中国问题的重要性,但我还是感到,这两个问题,它依然没有引起中文世界的足够重视。所以我要再次并且还会反复强调,这两个问题——二百年前在欧洲产生的“意识形态”一词及思想倾向,一百年前在欧洲发生的“极权主义”及其后的历史,是理解近代,政教分离后欧洲历史、世界历史的关键问题。当代不过是亦步亦趋地复制了欧洲中世纪前的历史,从神学到政教合一,即从代替神学的观念问题,意识形态问题,世俗神学的产生,到代替政教合一的当代世俗政教合一制度的发生和发展。

这两个问题,都是典型的基督教文化及社会中的现象及结果!!

2.2在接触到这个问题的时候,笔者还要痛心地指出,我生长在一个封闭社会,一个完全意识形态化的社会,这个完全意识形态化的精神的封闭,甚至远比信息等的锁国带来的影响更为严重。因为它造成的就是由于这个共产党社会,世俗宗教社会改变了你的视觉与思维,你一定是有眼无珠。

我反叛后走过二十年,到九十年代初才重新逐渐彻底地回归到传统社会,一般社会的思想及认识。

在这个过程中,笔者在中国大陆遇到的知识分子,包括所谓导师在内,都是入鲍鱼之肆久闻而不知其臭,甚至在你嗅到臭味,指出臭味的时候,竟然会引起他们的仇恨和围剿。就为此,二十几年追寻布拉赫教授的经历才让我一下子把握到:“意识形态”问题,“极权主义”问题,是布拉赫教授一生探究的核心问题。而我几乎可以说亦步亦趋地重复了他的这条思想之路,而就在对这两个问题的探索,也正是在这个方向上,在布拉赫教授研究的基础上,我做出了我这一生最重要的对于共产党社会、极权主义问题,及当代历史问题的认识的突破性的工作:提出政教分离后、最近二百年的所谓现代社会,实际上不是现代社会,而是“后基督教社会”。后基督教社会思想的提出,让我一下子不仅对于极权主义问题,而且对于当代和当代思想史、政治文化史中的很多问题得到非常简单明了的理解和解释。

正是为此,布拉赫教授在我对于共产党问题,极权主义问题的研究中,对我的影响及帮助如此巨大,所以听到布拉赫教授去世的消息让我感到非常悲痛,在痛苦中也留下了非常的遗憾。

我和布拉赫教授居住的地理位置,只有一百公里,思想如此息息相应,二十多年来我却从来没有拜见过他。因为我除了太专注于思想问题,而不是个人,更因为我感到自己的语言和理解能力太弱,是很初级阶段的把握和认识,相见可能会浪费老人家的时间。而老老实实地收集他的著述及阅读思考,不会减少我受他的影响、启发和帮助。当然,随着思想的推进,尤其是在这次写作中,我对他的推崇甚至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变成“崇拜”。因为我对他的思想,工作以及学术经历了解越多,就越是感到他实实在在地是自由主义思想,极权主义思想研究的一代宗师。

3.1本来我以为写作这篇介绍性的文章时,就我对布拉赫先生思想的了解,以及我已经积累和掌握的资料来说,应该是轻车熟路,但是没想到在八月份真的开始构思、布局的时候,不断地出现问题。一些问题是我必须把握的,一些问题则是我未曾料到的新的发现,甚至还不断地在思想上有新的,让我感到兴奋的推进。开卷有益——我再次体会到古人的这个教导。

由于我此前一直关注的是极权主义研究问题,因此在构思这篇文章的时候,我知道还有两部分的内容我必须补充,其一是关于布拉赫的传记材料,其二是布拉赫在他的另外一个研究方向,甚至可以说是他的主要研究方向——历史研究中的工作及贡献。

我当然知道,对于这两个领域的了解和把握,是专门介绍布拉赫的文章是不可缺少的。但是此前,我终究从来没有想过全面、专门地研究布拉赫教授,更没有想过研究魏玛共和国,民主失败,纳粹上台的历史。我一直只是关心他的极权主义研究及问题,所以在准备进入这篇文章的时候,我仍然还只是想把这两方面的介绍作为一个背景材料,简单地介绍给读者,而并没有期待在这两方面会有令我惊艳的收获。因为如果有这个期待,我早就会为这两方面的研究深入详细地准备材料。但是,真的是人的存在竟然是如此的奇妙:一个精彩的、有才能的人,处处精彩、笔笔生花。在他的知识生活中的经历和历史研究中,居然就如同他对于意识形态和极权主义问题的研究一样,让我山阴路上、应接不暇,受益无穷。

布拉赫的出山之作,也就是他的教授升等论文,对三十年代魏玛共和国的失败,希特勒上台的历史研究,在我没有深入了解他的这项工作之前,我只是以为,他在对于那一段历史的看法上提出了自己独到的看法,这些看法和德国以往的史学家产生了分歧。但是当我真正开始了解他的历史研究工作,以及他在五十年代初期在德国历史学界的意义的时候,我才发现,他的这项工作的历史意义远远比我想象的要根本、深远,他和德国当时存在的历史学界所产生的对抗和冲突的激烈也超出了我的想象。

布拉赫的历史研究在当时的德国不仅是开拓性的,而且直接对抗了德国传统的历史学界,知识界,德国社会的文化思想传统。这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是他的观点,他把民主制、议会制看得高于国家权力,即所谓国家利益。而三十年代导致德国魏玛共和国走向消亡的,扩大总统制的做法,其根源就在于德国社会固有的国家权力至上的思想。而正是基于这个思想,二三十年代,在知识分子中,在各种专业领域,从哲学、政治学、法学乃至各种文化文艺作品产生对于专制的推崇,在政界及社会生活中则发生扩张总统权力、限制议会权力,破坏多党制的存在的做法,从而最终导致希特勒彻底掌握权力。

战争的失败并没有让德国知识界及社会感到是这种国家至上的思想存在着严重的问题,相反,如果没有人出来清理这种思想,它甚至会潜在地激发人们重新来巩固这类思想。第一次世界大战,德国战败后的情况即是如此。二次大战后在长达四十年的时间中,德国主流知识界、精英阶层坚持的依然是这种思想。但是,布拉赫却是在魏玛共和国失败二十年后,战争结束五年后,就从事这一研究和清理工作,并且在二战十年后的五五年就公开发布了这个研究成果。在这种意义上,布拉赫只身对抗了德国知识界和传统社会。

其次,布拉赫的历史学方法,他一反黑格尔以来的观念论,即充满意识形态导向的那种笼统的大历史的观察及研究方法,而是引入一种具体的、直接从经验历史出发的描述、对比和分析的方法。对此,他的工作有两个显著的特点,一是直接从当时各种有记载的事实及数字资料出发分析,二是他的历史研究有明确、清楚的政治学概念思想基础。因为这样的历史学的方法是描述性的、并且因为没有既定的不可触动的观念及框架,因此从根本上它是带有推测性,开放性的解释,而不是固定的答案。而正是这样的方法导致老一代历史学家攻击、指责他使用了莫名其妙的方法。

3.2在了解到布拉赫的历史研究工作及其在德国历史界和学界,以及对于德国社会的意义之后,尤其是刚好是在中国文化大革命发动五十周年、所谓文革结束四十周年的时候,如果仍然不能够一下子就对比联想到当代中国的历史学问题,文化思想问题,那就真的是弱智了。

这个对比的确非常直接、明显,和具有高度的同质性。因为布拉赫五十年代初期面临的问题是如何描述及分析不到十年前德国经历的专制,而中国知识界面临的问题是如何描述及分析五十年前中国历史、人类历史上发生的少有的黑暗及残酷的一页——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如何描述及分析七十年前就已经存在的,现在依然统治中国的专制。布拉赫面临的是如何认识及反省那个曾经依附于希特勒专制的知识界的知识问题、思想精神问题,而中国知识界面临的是如何认识,甚至可以说是如何彻底颠覆这个专制一手所造就出来的知识界的问题。

如果说布拉赫面临的史学界不过是保守的,对启蒙以来的学术方法抵抗的史学传统,那么中国已经存在的知识界,我们这两代人所面对的几乎可以说从五十年前的文化大革命开始面临的就已经不再是历史学,而是一个意识形态体系,一个世俗神学的附属物,彻底的意识形态化的历史。

“以论带史”不是历史学而是像圣经一样用故事来布道。这故事可能是真也可能虚构,可能有历史性也可能带有文学抒情性,但是归根结底,是真是假,是“历史”还是杜撰出来的“文学”,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为“论”服务,为意识形态及党派服务,即为一种带有教义性质的世俗化观念系统,一个特殊的党派族群服务。

在这样一个所谓历史学、历史学界面前,这样强烈的刺激下,如果没有类似于布拉赫的,对于另外一种历史方法和研究思想的追求的冲动,那么可以说是彻底地丧失了感知和思维能力。所以让中国人丧气的是,五十年来对文革的记述和研究,从来没有产生一篇类似于布拉赫的魏玛研究倾向的历史著述,甚至说,在中文知识界,对于百年来的民国史至今没有产生类似于此的研究及著述。所以为什么没有产生已经同样成为了一件十分严重的历史问题。

思索这些问题,我们可以看到,布拉赫的历史研究十分明确地向我们提出了两个个问题,任何一个要想进入这个领域的历史学者都必须首先回答这两个基本问题:

1.在方法上,一九四九年后的所谓历史学与四九年前,以及一般社会的历史学究竟有没有区别,有哪些区别;

2.在思想上,究竟如何评价文化大革命以及四九年后的共产党制度及社会,国际学界对于共产党社会问题的讨论和研究是否适合中国的情况。

在这样一个质询基础上,对比布拉赫对于魏玛共和国的消亡历史的研究,我们就可以看到,八十年代中国大陆走红的所谓超稳定结构历史研究以及对河殇等的所谓反传统的历史反思,对百年前开始的中华民国的党国及中国社会走向的不假思索的歌颂,以及各类所谓的文革研究,是些什么性质的工作。

4.1在写作这篇文章的过程中,布拉赫在德国历史学领域里程碑、分水岭式的贡献是我不曾料到的第一个收获。然而就在与此同时,伴随这个收获的就是另外一个不曾预料到的、对我来说更有着直接意义的收获。

对布拉赫学术思想的探究让我发现,他在德国知识生活中所发挥的作用及艰难经历。这个经历及教训,对于我来说是竟然可说是楷模性的,而他的典范甚至可以说立刻就成为我的生命,我的学术及思想追求的又一力量来源。

在我这前半生中,在思想领域,如果不算七十年代初期进入经验主义思想时对于罗素等人的关注和追随,只说在当代政治哲学领域中的思想历程,我前后持续专注、阅读过几位著名的自由主义学者,其中包括卡尔•波普、阿尔伯特、阿隆、达伦道夫、布拉赫和迈尔。我几乎收有上述几个人的绝大多数的著述以及一些研究他们的重要的书籍和论文。而在这一思想上的学习及研究中,我居然发现在人生的经历上,他们每个人都让我发现很多熟悉的东西。其中波普在对于认识论和专制及其思想的联系问题上,以及他和他那一代的西方专断、教条的思想倾向及其代表人物的冲突,阿隆一生中和左派知识分子在马克思主义问题,共产党问题上的分歧和对抗,都让我感到就如同发生在我身旁的事情,非常熟悉。而在他们几十年后诞生的我,不过是在黑暗中亦步亦趋地重现他们的一些思想经历。我常常痛感自己的晚知晚觉,他们对我不仅是思想上的启发、支持,而且在现实中是一个不可或缺的鼓舞。所以九五年我在悼念波普逝世的文章中,甚至曾经逐字逐句地引用了当时报刊对他的描述,“他两目炯炯、身材瘦小,声若洪钟,生前没有留下任何子女。”

我在近年来描述阿隆思想经历的文字中,因为自己的体会也多次着重提到,阿隆一生因为对抗依附于共产党倾向的左派知识分子而在法国知识界遭受到的孤立,以及他在具体的思想问题上对于马克思主义者针针见血的批评。

也正因为此,回顾我自己前半生的经历,因为或多或少地有这些前辈经历的影子,所以我非常珍惜这些前人留下的楷模式的经历,这让我在对抗任何谬论和权力的时候,增加了自信和坚定。无论怎样孤独与困难,遭受如何毁灭性的打击,都没有被打倒或失去方向。

但是尽管如此,我却没有想到,在我的前辈中竟然会有一位,在思想学术上,在人生经历上如此的一位几乎每一个主旋,每一个乐章都让我感到熟悉的楷模。

4.2我必须要说,在我半生,即半个世纪的研究与追求中,这一次因为写这篇文章而进入布拉赫的思想及传记史的时候,布拉赫的经历是我绝对没有想到的。尽管到去年动笔时,我追寻他可谓已经整整二十六年,可竟然如此之迟地突然发现,布拉赫的历史学研究在历史学领域中,在德国知识界中的作用及遭遇,他一生在德国社会中的经历,从思想到社会现实竟然都完全成为我的一个典范。它让我发现,我的一生居然是在另外一个社会,中国,重演这出“人生戏剧”。只不过我是历史中的这幕知识大戏的B角,是布拉赫等大师在西方首演后,在世界各地的巡回演出中,在中国的演出中的演员。

我之所以强调这点是希望说明,这个知识和思想追求的经历,对抗的经历,对于社会影响的经历,对于一个生长与极权主义社会的知识人,是一个必然经历的过程。我希望这个艰苦经历能够引起时下中国知识界,尤其是下一代进入思想知识领域的青年人的注意。有了这个参照系,你就会减少迷失的可能,走弯路的可能。因为我的经历告诉我,如果我早就找到这些导师,我这一生就会更有效率,会做出更多的事情。

我在过去五十年经历了的是:一九六九年我以有限的高中知识及可怜的被极权主义所规定能够阅读的有限书籍,就发现这个知识体系和政治制度的荒谬、不合逻辑、不合常理性而产生了背叛。而年轻气盛的我,居然把颠覆这个知识界作为终生的任务,从此只身对抗一个知识界。“早岁哪知世事艰”,第一个十年,我经常被击打到彻底怀疑自己(七十年代),第二个十年我立住了脚跟,开始了解基本的拳路(八十年代),第三个十年,我有了基本的出拳能力(九十年代),第四个十年,我的套路日趋成熟(新世纪最初十年),第五个十年,我开始了这人生拳击场上最后几个回合的对抗。彻底击倒真理部的对手,已经只是时间及时机问题。

为此,对比布拉赫教授的经历,我深切地体会到,他面临的社会和知识环境和波普与阿隆不同,却和我有着非常类似的地方。

首先他生长在第三帝国,希特勒极权主义时代,他和我一样进入知识界时面对的就是他出生于此的,曾经造就了希特勒极权主义的那个知识传统,知识界。

其次,他步入学术领域及人生的主要任务就是对抗这个历史及知识界。

第三,在对抗这个知识界及其文化传统中,他展开了自己的一生。为此,我惊奇地发现,从他步入知识领域,在五十年代中期就被老一代的历史学家攻击为使用的是莫名其妙的研究方法,不能够接受的思想和观点。而这个对抗,被现在的历史学家明确地描述为,是和德国传统历史学,传统知识界,德国传统文化的对抗,他为德国历史学和政治学引来了新的研究方法和思想,为战后德国社会的新的文化思想打下自己的烙印。

4.3在阅读中,我发现,这种对抗的惨烈及强度是我此前难以想象到的。因为布拉赫在二〇〇七年著名的学术刊物《当代史研究》(Zeitgeschichtsforschung)杂志為他最后退休举办纪念讨论会结束的时候,他非常动情地感谢了五十年代他最早进入的历史研究所。他说,因为进了这个所,所以他的研究工作才得以开始。今天这个历史研究所已经很强大,因此他们不再被迫下跪了。对于同代人所迫切需要的启蒙及厘清,他们一直坚持捍卫着不可估量的价值问题、方法问题。对于历史所的同仁,他在讲话结束的时候特别说,要继续坚持做历史的开拓者。

一经读到这句,我立即感受到布拉赫一生在德国知识界、德国社会的经历。

在这样一个刚刚走出极权主义的社会中,布拉赫的知识生涯的经历可谓是教科书式的。追究产生极权主义的原因导致对抗;推崇一种新的治学研究方法,导致压制、打击和污蔑;追求建立一种新的知识和文化传统导致激烈的角力及负隅顽抗。但是布拉赫是幸运的,因为他进入学术领域的时候,极权主义已经在外部遭到灭顶性的失败,德国已经处在盟军的主导和监视下。五十年代初期的布拉赫有美国的后方,在柏林的研究所也是以流亡美国回到德国的知识分子为主建立的。在这样一个气氛中,甚至后来六十年代初宣称要排斥科学研究方法的阿多诺,在五十年代初期申请资助的研究计划,居然是引入美国的经验主义研究社会学的方法。

大约就是这个气氛使得布拉赫在五十年代能够顺利出版他的研究成果,五九年在波恩拿到教授位置。布拉赫接受了波恩大学的这个教席后,从不隐瞒他获得这个教席在教育上的使命。因为在纳粹时代,这类教席及所传授的政治学完全投降了纳粹,使得在这一领域中充满偏见,因此他认为,一种新的政治及政治学的教育是必要的。从而在后来的三十年中慢慢扩展形成波恩学派。

我当然没有布拉赫那样的幸运,因为我孤身努力奋斗了五十年,才到达布拉赫五五年的起跑线。因为我所受到的打击,远远过于布拉赫。我不仅对于逼迫下跪有着深切的体会,而且多次经历他们试图把我置之死地而后快的深渊边缘。这一系列的经历,尤其是九十年代中期后我的几番经历,甚至堪称是荒诞。从八十年代中期后被自然辩证法界的排斥,被自然科学史所的打压,到九十年代中期后由于翻译爱因斯坦问题受到攻击,再到因为纪念李慎之问题受到围攻,甚至所谓“逐出师门”,所有这一切虽然匪夷所思,可现在让我看到,不过是一个放大版的布拉赫经历,一幕荒诞版的围剿戏剧!

而在与此相反的另一方面,对比布拉赫,文革后的所谓导师们,包括所谓标榜启蒙的导师们,却没有一个人能够提出布拉赫对过去知识界提出的问题,并且做出布拉赫在波恩大学的贡献。他们放出来的只是金观涛们,各类真理部的子弟,从而不仅谈不上颠覆,反而是加速了中国知识界的每况愈下。为此,现在已经不只是文化大革命问题,甚至连八十年代的问题,都已经和魏玛共和国对于布拉赫那样,成为我们研究中国当代历史的非常重要的、非常典型的案例。对于下一代中国学人来说,他们只要想起步,首先就要面临如何看待这两个历史时期的问题。

4.4即如布拉赫五十年代初期起步就面临诞生希特勒的德国保守的传统文化及学术,任何一个谈论四九年以后中国大陆文化思想问题的学者,都必须面临并且认清党文化、真理部建立的文化,极权主义社会的文化问题。

不是我被极权主义知识界“逐出师门”,而是从六九年起我就反叛出了这个知识界,以及他们所寄身或依附的真理部;不是二〇〇三年,而是从七〇年之后,在知识和精神问题上,我就成了所有那些和这个知识界割不断血脉联系的人的眼中钉、肉中刺:无论老少,无论是在国内还是在海外。这个对立,在根本的知识和精神问题上可以说是一个逻辑必然。

这个对抗以及它所派生出来的仇恨都只因为我不买账!

我就是不买共产党真理部文化的帐!大大小小各分店的帐,我一分钱都不买!!

这个对抗还在继续,因为由于西方的资助及交流,“动物庄园”的经济得到发展和扩张,因为西方诺贝尔奖的奖励,真理部及其各种分店的生意还异常兴旺。既然我过去在孤独和几近无知中就能够决定不买这个店的帐,并且坚持下来,现在,了解熟悉了布拉赫这样的先贤及其工作,我当然就更不会买他们的帐了。

写作这篇介绍和纪念布拉赫的文字,我坦率地承认、我清楚地感到,它实际上是浓缩了我自己一生的一个扩展的影像。正因为此,我认为,我可以算是布拉赫先生在中文界的嫡传弟子。我沿袭了布拉赫教授的探索和研究,写作此文之后,更希望能够在未来发挥和他一样的社会影响:在中国学界能够有一个对抗极权主义文化,对抗并且改变百年来已经被彻底的基督教世俗化了的中国文化及思想的学派。

五.

5.1我把这篇研究介绍布拉赫教授的文章称为我一生对抗极权主义的习武生涯中,从布拉赫教授那里承袭来的“九转阴阳绝命枪”,这当然是一个借喻式的说法。但是我称它为“九转阴阳”,却也是有所指喻。因为布拉赫教授把这一百年的历史称为极权主义的百年,他把这一百年按照极权主义在不同阶段显现的特点分成了九个时期。从他对于这个分期的描述和分析中,稍微有些智力的读者就能够感到,这个分期及描述是不可否认的,极权主义的百年,极权主义的世纪的看法同样是不可否认的。

与此平行,相应于极权主义的百年,我曾经在谈到中国当代文化问题的时候,把百年来中国文化的崩溃沉沦分成九个时期,认为八十年代是中国文化沉沦、被极权主义彻底摧毁同化的九层地狱第八圈。所以这个“九转”不仅是传统上的一个表示极化的隐喻,而且还带有非常根本的实实在在的分期看法。

至于绝命更绝非是一个虚张声势的看法,极权主义产生于上个世纪的一九一七年俄国,其后它的思想、文化及政治影响迅速在欧洲蔓延。从上个世纪的二十年代初期,伴随极权主义概念的出现,西方的学者、思想家就围绕历史的经验事实以及理论进行了广泛详尽的研究。这个研究在二次大战后的冷战期间更加深入广泛。因为事实上冷战就是一九一七年产生的极权主义潮流及历史继续存在的直接结果。在这个对于极权主义的汗牛充栋的研究中,布拉赫教授可以说是最有建树的学者。因为,甚至几乎可以说只有他的研究,最简单、清楚地直接把握住极权主义产生的“历史”原因及其“本质”。

5.2在极权主义研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弗里德里希的研究,他的研究是围绕极权主义的概念问题,如何定义极权主义问题。

弗里德里希在描述性地定义了六个极权主义特征后,在对于它的使用,它是否能够普遍地应用到实际的社会和历史存在中去的讨论中,弗里德里希不得不接触到历史性的、具体的对于各不同社会问题的解释。为此,他讨论了了极权主义产生的历史性、社会性的条件。他明确地认为,极权主义发生的三个基本条件,第一是基督教的社会文化,第二是民主制度的国家,第三是现代技术。

尽管这三个基本历史性的文化社会条件是任何一个研究极权主义的人都不能够回避的,尽管上个世纪以来极权主义产生于欧洲,蔓延于欧洲,并且以欧洲为中心不断地为世界制造灾难和问题,但是却只有极少数的几位极权主义研究者把这个研究推进到对于“欧洲”的“历史和文化问题”的研究上,即对于基督教文化与极权主义关系的研究上。

在这极少数的几位学者中,最重要的一位是弗格林,他在三十年代中期看到极权主义的威胁的时候,就直接提出了“政治化宗教”问题。他认为极权主义是一种政治化宗教,说的准确些,是一种政治化的基督教,或者说政治化的西方宗教,因为弗格林并没有研究过东方宗教。事实上,东方的宗教和西方的宗教在根本上并不是一回事,因为他们的形而上学前提的性质并不一样。西方的宗教是建立在对于一个具有具体形象的神的崇拜信仰上,而东方宗教信仰的是超出人的存在的“存在”,这个存在是什么,不仅是说不清,或者说并没有企图用一种明确的肉体人身的形象来让它清晰化、简单化,而且是多元、多种存在的。为此说到底可以说是一种自然中的生命的关系、万物的关系。所以弗格林在西文中用的“政治化宗教”,翻译成中文不出误解,最简单清楚的翻译应该是“政治化的一神论宗教”,它既包括基督教、犹太教,也包括伊斯兰教,但是却不包括佛教和道教。

为此,弗格林到埃及和希腊历史和思想中寻找根源。他把文艺复兴以来各种启蒙思想,强调人的认识的思想都称为“意识形态”,观念论,认为这种思想发生的根源是希腊的诺斯提派,即一种对于知识的追求。克服它的办法就是去掉政治化,超越尘世化的追求,也就是超越扬弃启蒙以来的世俗的人的追求和人的扩张,而返回到纯正的基督教社会。为此弗格林认为,现在西方的民主制只有在纯粹的基督教社会中才能够真正实现,任何世俗化中都具有产生意识形态的可能,都有坠入极权主义的陷阱。在这个认识上,他后来也把“政治化宗教”的提法修正为“世俗宗教”。“极权主义”是一种“世俗宗教”。

从某种意义上,弗格林的提法其实也是对于弗里德里希提法的一个佐证,那就是今天的民主“制”,是基督教文化的产物。但是这个制,在弗格林看来,没了神,就一定会,或者说很大可能成为政治化的一神论宗教,而这就是极权主义。在弗里德里希看来,这个“制”,没了神,如果经过调整还是能够保持民主。但是在这里,弗格林忘记了,这个“制”,有了神,就是欧洲中世纪前的政教合一的社会,历史已经证明,对于欧洲社会来说,是欧洲人自己不愿意要它,而产生了文艺复兴及近代的政教分离。这是一个死路。而对于弗里德里希来说,他没有看到这个基督教社会留下来的“制”,恰恰是为今天的民主不断带来毁灭性问题的陷阱,除非改制。

和弗格林平行,继承启蒙思想的欧洲的自由主义学者也注意到这个问题,最早的是法国思想巨擘阿隆。他在三十年代初期在德国生活时就注意到极权主义的发生及威胁。一九四二年他提出极权主义是一种世俗宗教。阿隆在晚年多次强调,尽管他在极权主义研究及对抗极权主义问题上影响很大,但是他认为,他独特的贡献是在于世俗宗教的提出。但是遗憾的是,由于阿隆缺乏思想家的探究特质,而没有在这个问题上的深入研究和阐述。而在这里笔者要再次强调,准确地翻译阿隆的看法是,极权主义是一种世俗化的西方一神论宗教。

5.3在对于极权主义发生发展的历史及思想研究上,布拉赫教授的研究无论在历史上还是在文化上,可以说是最准确地把握到了历史性、思想性的线索。

大约这是布拉赫独特具有的特点和学养决定的,他是一个历史学家,但是又十分深刻地把握了政治学的概念和思想。为此,在布拉赫对于极权主义思想的研究中和其他的学者不同的是,他的思想研究和最近二百年来的历史密切相连,而他在研究这一百年来,一个世纪的历史的时候,却又有着极为清晰的思想基础。他称二十世纪是极权主义的世纪,但是就在此前,他专门论述了意识形态的时代,因此,意识形态问题和极权主义问题的关系,就构成了布拉赫对于这二百年来欧洲历史的理解的基础。

二百年前,在欧洲产生“意识形态”这个单词,一百年前在欧洲发生并且产生了“极权主义”这个单词。这两个独特的在欧洲产生的概念和欧洲文化传统有着密切联系。这两个单词绝对不是普适的,人类社会到处都能够发生的,而是一定时期,一定文化,一定的社会条件的产物,也是在这样的条件下才能够再次发生。

为此,布拉赫教授的这两个历史性、思想性的研究让笔者,一个东方人特别注意到,并且特别强调提出,发生着两个历史现象,产生这两个概念的首要前提就是“基督教文化及社会”。其次在这样一个背景下,意识形态和极权主义产生的第二个条件就是政教分离,宗教退出,世俗化进入并且替代宗教,亦或在一个直接世俗化的社会但必须是全盘二元化、教会式的结构化的社会中,如百年前在全盘西化的潮流中,中华民国曾经推行的政治和社会变化中。

当世俗化的观念进入基督教留下的文化框架,代替神学的位置时,就产生了意识形态;

当世俗的权力进入替代了教区的权力位置的时候,就产生了现代国家;

当世俗的群体进入代替了教会、教派时,就产生了党派团体;

当这些世俗的族群和地域权力和意识形态紧密结合的时候,就产生了世俗宗教,意识形态和政治的合一,于是二百年前的意识形态问题,即世俗神学发展到一百年前,就发生了极权主义。

为此,在布拉赫教授研究的基础上,笔者在一五年进一步提出,极权主义、共产党,是后基督教社会的一个特殊的极端化的世俗形式,我们现在所说的现代社会还不是现代,而只是后基督教社会。为此,这个在布拉赫对于意识形态问题,对于百年来极权主义论的研究的基础上的对于共产党的坐标式的定位,就一枪可以把所有具有下述倾向的人挑下马来:

1.所有那些反传统的论点,那些把中国社会看作是超稳定结构、封建社会的人。

2.所有全盘西化论者、基督教化论者,海洋文明论者。

上述两种观点根本就是西方固有的一神论宗教的世俗化思想,一元论历史观的直接产物。

3.所有马克思主义者、唯物主义者,乃至黑格尔式的唯心主义观念论者。因为它们都是政教分离后取代宗教的世俗观念论,即意识形态,而根本不是学术思想和理论。由此也可以说,凡是要改造世界,凡是自认为是一种真理体系的思想,都具有走向极权主义的倾向,都必须摈弃。

4.乃至所有那些崇洋媚外、挟洋自重、狐假虎威的妄自菲薄者。

为此,它也让我们看到,所有那些投身于共产党队伍中的知识精英都在知识和精神问题上存在着问题:因为共产党是一个货真价实、肯定无误的世俗基督教教派。而这就意味着,这样的人,要么是智力有问题,要么是品质有问题;它同时导致,所有那些三四十年代追随共产党的知识精英,所有那些在五、六十年代遭到共产党残酷整肃,文革后却没有彻底觉悟的人,所有那些到了八十年代还对于这些研究毫无所知地跟随共产党的人,所有那些经过了八九年的大屠杀,还不能够彻底否定共产党,彻底认清极权主义面面目的人,如顾准、李慎之、乃至方励之,都被置于光天化日之下。因为布拉赫的研究再次佐证了阿隆等学者的结论:

共产党极权主义是绝对的不好。

阿隆为此曾经说过,“除了那些极权主义者外,持相反意见的人并非绝对的不好”(入戏的观众,序言)。

“我认为,现代社会中最令人害怕的就是一党专制体制,也就是极权主义。”(210页)

“某些人说我一贯反对共产党,我问心无愧地坚持这一立场。因为我认为,共产党令人憎恶的程度绝不亚于纳粹。”(雷蒙•阿隆-1982,回忆录,928页)

非黑即白式的否定态度在这个世界上讨论问题的时候是不可取的,但是这个世界上对共产党,对这类极权主义却是只有坚决的拒绝。而这就意味着,所有那些不能和共产党一刀两断,做出反思和反省的人,那些继续为自己的以往,为共产党的现实涂脂抹粉的人,历史注定,一定是布拉赫教授为代表的关于极权主义研究工作的枪下之鬼!

2017.5.5德国•埃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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