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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灏年:大中华民国的卫国战争胜利万岁

全世界的历史、全世界的人民都不能想象的是,一个在本民族生死存亡的卫国战争时期,一个居然敢于不抗战、假抗战、甚至卖国通敌的党,怎么可能拥有对这个民族进行统治的历史合法性呢?就不说这个党所实行的专制统治,又是彻头彻尾的“专制复辟统治”呢?是对孙文、辛亥革命和我们亚洲第一个民主共和国――大中华民国的彻底背叛呢?

2005年8月13日、14日讲于美国达拉斯和休士顿(根据讲演现场录音整理、补充)

【提要】

◆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就是――大中华民国的卫国战争

◆大中华民国卫国战争的中流砥柱――只可能是国民党、不可能是共产党

◇从理论上来对比国民党和共产党

◇从力量上来对比国民党和共产党

◇从事实上来对比国民党和共产党:

△国民党十四年卫国抗战是血写的事实……

△共产党领导和坚持抗战是墨写的谎言:前六年共产党在干什么?后八年共产党在怎么干?

◆苏共为中共建立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先为阴谋,后为阳谋

◆中共为求图存、更求扩张夺权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自始至终都是阴谋

◆大中华民国国民不可能因为共产党假抗日、不抗日甚至卖国通敌而选择共产党

前言

各位父老同胞,各位中国留学生朋友们:

谢谢各位!谢谢举办了这次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纪念大会的朋友们!我们虽然远离故土,但是,我们的心始终都是在和国人一起跳动着的:我们记住了自己民族的历史光荣,同时也为这份光荣至今仍然被窃据而深感悲哀。而我们特别感到悲哀的是,今天,有一个党,虽然他的先辈们曾为保卫我们的国家、民族和人民而流过无量的鲜血,坚持领导了那一场旷日持久的卫国战争,直至取得了最后的胜利,但是,这个党的上层势力,近二十年来,不仅早已忘却了这份光荣,而且还想要割断、甚至要抛弃这一段历史。

今天,它又因为惧怕那一个恶党,要甘心为他所统战,竟然不论是在岛内还是岛外,岂但对纪念抗战胜利悄然不语,甚至还要变相地对那个恶党“积极配合”,将自身的历史功绩默默地相让给那个恶党……而那一个恶党,当年虽然不抗战、假抗日,甚至通敌卖国,但五十年多来,他非但持续地将那个始终坚持了抗战和坚持领导了抗战的党,诬蔑成不抗战的党,而且持续地把自己打扮成了“领导全民族抗日直至走向最后胜利的英雄”。

甚至直到今日,当全世界都在纪念反法西斯战争胜利60周年之时,在中国大陆人民已经经过了二十年之久的历史反思,早已经对“究竟是谁抗日、谁不抗日”的抗战历史,有了相当明确的了解之后,这个已经日暮途穷的恶党,居然还要在全世界、特别是海外华人社会,到处藉纪念抗战而搞统战,甚至是热火朝天地拉开了它“新一轮统战的大戏”――继续把自己打扮成“抗日战争的中流砥柱”――说自己曾经“是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领导全民族走向了抗日胜利的伟大、光荣、正确的党”,并因此而自说自话道:“所以,中国人民才选择了中国共产党!”

1、一个立场两个标准

朋友们:请不要听了我上面的开场白,就以为我是在帮某个党讲话,又在抨击另一个党。在纪念我们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的日子里,我首先想说明的是:如果我们当真想了解中国人民的抗日历史,想知道“抗战究竟是谁打的,是谁领导打的”,我们就必须首先解决一个立场的问题。这个立场,就是“凡我华人,都要让自己的双脚站在国家、民族和人民的立场上,而不是站在任何一个党派、任何一股政治力量和任何一个领袖及个人的立场上”。也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公正地了解和辨析抗战“究竟是谁打的,是谁领导打的”;中国人民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究竟是谁用鲜血写就的和赢得的;又是谁,不仅不可能成为这一场民族战争的中流砥柱,甚至是中国人民持久抗战的破坏者和出卖者,虽然它恰恰因此而赢得了后来“夺权打天下”的成功。

然而,光光是站在国家、民族和人民的立场上还不够,我们还必须根据这个立场,确认一些共同的标准。因为,只有拥有了大家都乐于接受的共同标准,我们才可能对任何一个政党、任何一股社会力量、甚至是任何一个人,特别是对于他们自己所写下来的历史,进行公正的评判。而在这些标准当中,最紧要的,一个就是进步和倒退的标准,另一个就是爱国和卖国的标准。

诚如我在《谁是““新中国””》一书中所言:“因为中国自近代开始的,从专制向民主的艰难过渡,无疑为辛亥之后中国现代历史的发展,带来了一个是推动民主进步还是造成专制倒退的大问题;因为中国自近代以来屡遭外患的痛苦历史,又带来了一个是爱国还是卖国的大是非。换言之,即辛亥之后,凡是在民主与专制之艰难、复杂和长期的较量中,推进了民主历程和民生发展的,就是进步的;凡是在国难当头、民族危亡之际,能够为祖国、为民族而勇于牺牲和委屈求全者,就都是爱国的。反之,则无疑是倒退的和卖国的。这显然是一个公正的标准,一个客观的标准,和一个大家都乐于接受的标准。找到了这个标准,才会找到检验中国现代历史发展的试金石,才能对中国现代历史上形形色色的党派和个人、即一切社会力量,进行公正的研究、分析和判断,才能拨开重重迭迭的历史迷雾和形形色色的政治谎言,揭穿假象,辨别实情,回答种种的诬蔑和诘难……”

今天,我就要守住这样一个立场,遵循着这样两个标准,特别是爱国和卖国的标准,来说一说“中国人民反法西斯战争的历史”;说一说“抗战究竟是谁打的、是谁领导打的”?说一说“谁才可能是抗日战争的中流砥柱”?说一说“在中国人民长期的抗日战争之中,国民党和共产党都干了些什么?他们又是怎么干的?”从而期望大家对我们都异常关心的这一段侵透着鲜血和谎言的历史,有一个真实的了解,作一个知情的人。

2、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就是我大中华民国的卫国战争

我为什么要说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就是我大中华民国的卫国战争呢?

首先,我想说明的是,所谓“大中华民国”,就是指由孙文和辛亥革命所创建的亚洲第一个民主共和国。这个亚洲的第一个民主共和国,在疆域上,不仅包括外蒙古在内、而且包括在一九四五年以后已经回到祖国怀抱的台湾岛在内。她不是“在台湾”,更“不是台湾”,决不是中国国民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主席台上所悬挂的那个小小的台湾岛;而是他不再悬挂的、巨大的和美丽的“海棠叶”,是真正的全中国,和真正合法的“全中华民国”。

其次,我想说明的是,今天,如果有人问中共,现在你说的“一个中国”,究竟是哪一个中国?国号为何?中共当然会毫无疑问地回答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这是它从来没有改变、也不会放弃的说法。但是,我如果也想问一句,一九四九年之前的“一个中国”,是哪一个中国呢?,我想,不论是当时执政的中国国民党、还是当时的绝大多数中国人,都会说,是“中华民国”,也就是我说的“大中华民国”。我想,那个时候,大概没有人会说一个中国不是中华民国。就连中国共产党大慨也不好意思说“一个中国”,竟然会是“9.18”之后、他们在苏联命令下篡立的、位于中国江西省瑞金地区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吧?

再就是,孙文创建的大中华民国,不仅是合法的,而且是得到当时的国际社会所一致承认的,更是中国人民推翻满清、结束帝制、实现过统一并正在艰难地“走向共和”的大中国。

如果我说的没有错,我想请问,既然世界各国人民反对东、西方法西斯侵略的战争,就是各国人民的卫国战争;亚洲各国人民反对日本法西斯侵略的战争,就是亚洲各国人民的卫国战争;特别是中共在他的大中小学教科书里,从来就兴奋地将红色法西斯――斯大林反对黑色法西斯――希特勒侵略的战争,说成是“伟大的苏联卫国战争”,那么,我们为什么不能说我“大中华民国国民反对日本法西斯侵略的战争”,就是我们“大中华民国的卫国战争”呢?何况,我刚才已经说了,那个时候,我们中国人,就只有一个中国,这个中国,就是我们的大中华民国。所以,我们说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是我大中华民国的卫国战争,就是理所当然的;更是中国人民那一场反法西斯侵略战争的本相和本质所在。

这才是历史,更是历史的真相,是任何人不能否认也否认不了的。

朋友们,明白了这个道理,才能对我们识别谁才可能是我们伟大卫国战争的中流砥柱,谁根本不可能是我们伟大卫国战争的中流砥柱,带来最为透彻的了解。才能对我们了解国民党和共产党究竟是谁领导了抗战,谁坚持了抗战,究竟谁的抗战是血写的事实,谁的“抗战”是墨写的谎言,带来认识和辨识的历史前提。

3、伟大卫国战争的中流砥柱只可能是国民党、不可能是共产党

3.1、从理论上来对比国民党和共产党

就国民党而言,是她的前身中国革命同盟会推翻了满清、结束了帝制、创建了亚洲第一个民主共和国――大中华民国。所以,她上认中华民族及其历代祖先,如孙文所言,自认与尧、舜、禹、汤、文武周公、直至秦皇汉武、唐宗宋祖一脉相承;下开中华民国的“走向共和”之路――对外卫国,反对东西方列强欺凌分裂共和的““新中国””;对内护国,反对袁世凯复辟帝制、张勋复辟满清和“北洋军阀假共和之名义行专制之实”。1927年之后,她不仅因领导北伐打倒了军阀而重建了大中华民国的南京政府,而且执政于我大中华民国的国民政府……。所以,从理论上、也就是从道理上来说,当年的中国国民党不可能不捍卫这个由她创建的、由她捍卫的和由她执政的大中华民国。孙文既然被国民党和大中华民国的国民尊称为“国父”,则国民党又有何理由居然“不爱、不卫护这个国家”?

就共产党而言,由于他是苏共在1920年8月派人来中国所建立,它在1921年7月所召开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又是前苏共派人来领导召开的,它的党名又为苏共所取――名叫“第三共产国际中国支部――被命名为中国共产党”;特别是苏共又交给了它“颠覆中华民国和消灭中国国民党”的无产阶级革命使命;而它又称自己“没有祖国”,它的“祖国是社会主义的苏联”,它的父亲是斯大林;它所要一脉相承的,是“马恩列斯……”――甚至至今仍然要“马恩列斯毛邓江胡……”地传承下去,要根据马克思主义来彻底批判、否定、焚烧的中华民族的祖先、历史和文化。所以,中国共产党,这个上不愿继承中华、下则要推翻民国、只认苏俄、不认中华――“非国家、无民族”(蒋介石语)的“外来政党”,不论是在道理上,或是在感情上,都没有可能把那一场中国人民反对法西斯侵略的战争,看成是我大中华民国的卫国战争、因而也就没有可能会为了这一场伟大的卫国战争而“甘洒热血为中华”了!

3.2、从力量上来对比国民党和共产党

就国民党而言,第一,她是一个合法的执政党;第二,她拥有一个合法的国民政府;第三,这个政府拥有1040万平方公里的国土和四万万人民;第四,这个政府在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之前,已经拥有270万陆军兵员,10万吨位的海军舰艇和600架飞机的空军;第五,这个政府还拥有一位杰出的领袖蒋介石――他不仅参加过辛亥革命、亲自带领炸弹队冲进巡抚衙门、光复过浙江省;而且参加过反对袁世凯复辟帝制、张勋复辟满清的共和奋斗;特别是他曾亲自领导北伐打倒军阀、重建了大中华民国的南京政权、并正在内忧外患之中对外对大陆保护着和建设着我大中华民国……所以,从力量上来看,中国国民党具有领导和坚持这一场伟大卫国战争的起码力量和基础。

就共产党而言,在一九三七年全面抗战爆发之前,第一,他是一个一直在接受外国命令、旨在颠覆自己国家的外来政党;第二,他是一个造反失败、刚刚逃亡到陕北落脚的残余势力;第三、他在陕北仅仅占有三县之地;第四,他所拥有的中国红军(即苏联红军的中共支队)其时只有二万人马,一万三千杆枪枝,并正一再地向国民政府提出“四项保证”,公开要求归顺国民政府;第五,他所拥有的领袖毛泽东,则是一个马列子孙,曾在北伐成功、中华民国重建之后领导了失败的秋收暴动、受俄命为分裂中国、颠覆民国而篡立了伪中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并担任了这个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的主席……。所以,从力量上来说,要当时的毛泽东和他的中国共产党来担负起领导大中华民国卫国战争的重任,显然是痴人说梦。因为单单只是一九三七年的“八一三”淞沪抗战,日本即投入兵力五十万,大中华民国国民革命军即投入了七十万,如此一场空前规模的残酷会战,远在数千里之外的中国共产党能够领导得了吗?中共的那一万三千杆枪能够抵抗得起来吗?稍有常识的人,或头脑稍稍正常的人,都不可能想象共产党能够领导并能够打赢那一场空前的卫国战争。

3.3、从事实上来对比国民党和共产党

3.3.1、国民党十四年卫国抗战是血写的事实

3.3.1.1、是抵抗,不是不抵抗

在中国共产党所编制的所有大、中、小学的教课书里,都明白地指斥蒋介石国民党“不抵抗”。这个谎言,因为有心人的造谣和传播,似乎已经成为“铁定的事实”了!然而,它却是一个彻头彻尾的栽赃。中国大陆著名的《炎黄春秋》杂志于2004年第1期发表了大陆历史学者曾景忠教授的文章――“不抵抗的命令是我下的”,详细地叙述了一个历史事实,这个历史事实就是:“蒋介石从未对张学良下过不抵抗命令、而是张学良本人在九一八之际下达了这样一个命令”。

这篇文章指出:早在两蒋早已过世的1990年6月8日,张学良在接受日本NHK电视台采访时,就已经明确地说过:“九一八事变时,我认为日本利用军事行动向我们挑衅,所以我下了不抵抗命令。我希望这个事件能和平解决……我对九一八事变判断错了。我不能把九一八事变中不抵抗的责任推卸给中央政府。”此其一。

其二,1991年5月28日,张学良在纽约曼哈顿中城贝公馆接受纽约东北同乡会会长徐松林偕老报人李勇等8人访谈提问时回答:“是我们东北军自己选择不抵抗的……是我下的命令,与蒋介石无关。”

其三,据为张学良所信任、替张氏口述历史的哥伦比亚大学图书馆工作人员张宇之记载:“张氏曾自疚,告诉笔者:……外间传说我有蒋(介石)先生不抵抗手谕在于凤至手中,是扯淡。于凤至不是那种人。”(编按:张宇之女士相关稿件现存黄花岗杂志社)

其四,华人历史学者唐德刚曾主动要为张学良录载他的口述历史。唐曾笑着对张感慨道:“我们听了五十多年了……都说是蒋公打电报给你,说吾兄万勿逞一时之愤,置民族国家于不顾。又说你拿着个皮包,把电报稿随时放在身上。”张学良回答说:“瞎说,瞎说,没有这事情。我这个人说话,咱得正经说话。这种事情我不能诿过于他人。这是事实,我要声明的。最要紧的就是这一点。这个事不是人家的事情,是我自个儿的事情,是我的责任。”

虽然,张学良在上述历次谈话中,都没有说,当日军进攻锦州时,虽然蒋委员长一再命令他坚决抵抗,他却一枪未发地席卷着他的数十万东北军逃之夭夭的“故事”。

3.3.1.2、是安内攘外,不是只安内不攘外

在中国共产党对蒋介石国民党的深仇大恨之中,大概除掉1927年的“清党”,就要算是三十年代南京国民政府所决定的“安内攘外”政策了。但是,只要把上个世纪三十年代中华民国南京政府在外患内忧交相进攻之下所决定的安内攘外国策,和当今中共在改革开放的一片大好形势之下所坚守不移的“稳定压倒一切”的国策,进行一番对比,我们就自然能够发现,蒋介石的“攘外安内政策”或曰“先安内后攘外”的政策的完全正确性。

因为,正是“军阀残余之残余”(陈独秀语)的武装叛乱,才破坏了北伐成功、中华民国南京政府重建之后,整个国家的初步和平统一局面,也才给了“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实际上是苏联命令中共在中国发动武装暴动、土地革命和建立苏维埃政权”的大好时机,甚至给了日本敢于侵略、占领我国东北的机遇和胆量。

也正是1931年9.18事变这一国难的发生,才又逼迫着正在南昌指挥剿匪的蒋介石,不得不停止对中共的第三次征剿,转身回京处理日本侵略之事。其结果就是中共“欢呼第三次反围剿的胜利”,就是中共竟然敢在国难当头之下,并且在9.18事变仅仅发生两个月之后,就听从苏联的命令,为彻底推翻我亚洲第一个民主共和国,以分裂中国为手段,在江西瑞金篡立了“伪中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

而也正是在1933年春,日军为侵占我华北、企图西进长城沿线攻城略地之时,正在对江西中共红军实行第四次征剿的蒋介石,又只好罢兵北上,亲自指挥了热河、榆关、和长城三大战役,艰难地保住了华北。可是,中共江西红军却乘机在苏联的命令和指挥之下,发展到了三十万人,占领了四十五个县城,用他们的话来说,就是终于将赣东到闽西的“白点”――即国民政府的统治区域,全部拔除,把他的苏区――也就是苏联在中国的武装统治区域,从江西到福建连成了一线……。就不说其间由中共策划的“闽变”和由其它分裂势力所发动的“粤变”,又给国难当头的中华民国带来了怎样的痛苦了!

正是鉴于种种腹背受敌、交相压迫的情形,1932年六月,本着“为不使国家于忧患苦痛之中增分崩离析之惧”,为“不完成国家统一、乃不能攘外”这样一个至理,也就是“家不和外人欺,家乱外人更欺”这样一个人人皆能够明了的道理,蒋介石才在庐山会议上颁布了安内攘外的国策,“冀消除我民族根本之大患”。就是必须消除“中共在前苏联直接命令和指挥下对中华民国的武装叛乱和疯狂颠覆这一背后威胁”。因为,不论是日本侵占了中国,还是苏联侵占了中国,对我们所有的中华儿女,都是同样的痛苦,除掉甘当马列子孙的中国人以外!

比较一下国民党的“安内攘外”国策和共产党的“稳定压倒一切”国策吧!前者是为了“卫国攘外”而不得不求“内安”;后者,则是为了“维护专制”而绝不容许五十余年来毫无民权的人民对现存的极端反动统治表现丝毫的不满。而我“民族的大患”――赤祸,就是俄祸,倘若当真被当年国民政府“安内攘外”的政策所扫荡干净了,又何来1949年之后中国大陆人民无边的血腥和苦难!

所以说,蒋介石的攘外安内政策,不论是从当时看,还是从今日来看,都是正确的。因为,历史的事实告诉了我们,他,“不是只安内不攘外,而是既安内又攘外,安内更是为了攘外”!

3.3.1.3、是积极抗战,不是消极抗战

五十多年来,中国共产党在不得不承认“国民党也抗战”的时候,他一定要一再地和不厌其烦地告诉我们,国民党的抗战“是消极抗战,不是积极抗战”。然而,这又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历史性谎言”。

我首先想对中日军力作一个对比。我在前面已经说过,有资料统计,1937年7.7事变之前,中国有陆军270万,海军舰艇10万吨位,空军有飞机600架。日本呢?它拥有陆军448.1万,并且他的一个师的装备相当于我们一个师的三倍。中国士兵三个人伙用一杆枪的情况比比皆是。日本的海军舰艇吨位已达190万顿,1933年世界海军会议时,美、英、日海军吨位之比,就已经是5:5:5了。日本还拥有2700架飞机。悬殊如此军力,就不说我们在国力上和政治上因外患内忧所带来的落后、甚至是难以言状的艰难了。

所以,针对这样力量悬殊的实际状况,我想告诉大家的是:

第一:不是不打,是要准备好了再打。9.18事变后不久蒋介石就说过:“不是不打,是要准备好了再打!”7.7事变之际,他又说:“和平未到绝望时期,绝不放弃和平;牺牲未到最后关头,决不轻言牺牲……我们希望和平而不苟安,准备应战而不求战……。”在庐山讲演中,他曾坚决地告诉全国人民:“如果战端一开,就是地无分南北,年无分老少,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皆应抱定牺牲之决心!”

蒋介石不但不是消极抗战,而且从来就是积极地在准备抗战。1932年蒋介石就已经告诉记者说:“万一与日本发生全面战争,我们就把首都迁往四川,以应长期抗战。”1935年蒋介石在另一次接受记者采访时又说:“即使是我们中国关内的十五个省份都被日寇占领了,只要四川、云南、贵州还在我们的手里,我们就一定能够战胜日本侵略者。”正是为了在未来长期和全面的抗战之中,使西南诸省能够服从中央的全面和长期抗战决策,1935年,蒋介石才“单骑走西南”,终于使西南三省与中央政府保持了统一,并保证中央的政令和军令能够顺利的在西南三省被执行。他的预见和做法,确实对后来蒋介石、国民党领导全民族的长期抗战直至最后胜利起到了巨大的保证作用。1935年底,中国当时的最高领袖蒋介石还在北京芦沟桥我方河坡之下,亲自带领一名工兵营长爬行一千米,并根据这一实地侦察而在我河坡高地上设计了“反斜面阵地”,对后来我军在芦沟桥对日军作战,起到了相当的作用。此其一。

其二,自9.18事变发生到1937年“7.7”全面抗战爆发,蒋介石、国民党执政的南京国民政府,首先在德国购买了一亿金马克的武器装备,武装了四十个师,并聘请德国军事顾问训练军队。原来打算武装八十个师的计划,因日寇提前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而没有来得及完成。其次,在芦沟桥事变发生之前,南京政府就已经在山东、江苏、安徽、浙江等省的五个战区先后修建防御工事约4900座,被称为中国的马奇诺防线。同时为迎接未来的全面和长期抗战,蒋介石特别号召推动了“新生活运动”,以求焕发我们的民族精神和改进我们的人文素质,以为未来的全面和长期抗战做好精神、心理和人格的准备。日本官员阿部信行就曾一再地警告他的政府说:“决不能小看中国政府现在正在做的三件大事:整顿财政,整顿军备和新生活运动。特别是新生活运动,就是排日运动的结晶。”

其三,自1927年中华民国南京政府重建、1928年东北易帜、中华民国获得初步的统一,其后直至1937年7.7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正是因为蒋介石和国民政府始终怀有对未来长期和全面抗战的思想准备,才能在这个外患内忧的岁月力,荡平了残余军阀多达十数次的大小军事叛乱,发动了五次对“苏俄在中国的国中之国――中共武装叛国势力的征剿”,一方面在政治上逐步地使国家走向了稳定,使得蒋介石及其南京政府愈来愈能够成为中国政治的中心;一方面在经济上获得了迅速的发展,以每年百分之十二至十八的增长率,为未来那一场长期抗战奠定了起码的国力基础……。因为,如果蒋介石和他的政府真的从来没有积极地准备抗战,那么,后来也就不可能破灭日军迅速灭亡中国的迷梦,而我们想要赢得卫国战争的胜利也就更加没有可能了!

第二、不是不打,是该打的必打。我想,大家都知道第一次淞沪抗战,也就是1932年的1.28淞沪抗战。我想,大家也都“知道”,“1.28抗战,不是蒋介石要打的,是蒋介石不给打,但十九路军的官兵们要打,是他们不服从蒋介石不抵抗的命令,而坚决要打的……”但是,这却是大错特错了!

1.28淞沪抗战,固然十九路军是参战的地方部队,但因蒋介石认为这一战是该打的,非打不能向国际扬我中国人之正气,中华民国之国格,所以,他将黄埔精锐87、88两个师合并而成立第五军,任命后来投共的张治中担任军长,积极地、壮烈地战斗在上海1.28抗日的战场上。虽然,当时的国际和国内均不知87、88两个精锐师才是淞沪战场上更重要的主力;虽然,国际国内的一切鼓励、嘉奖和慰劳物资均只送给了十九路军,甚至连所有的抗战荣誉都集于十九路军一身,蒋介石和他的中央军还要背负不抵抗和不抗战的骂名……。对此,大陆历史学者早已在1991年出版的蒋介石传一书中,就已经深怀着倾佩之心,把蒋介石两次给87、88师的亲笔信件公布了:

2月28日,蒋介石在信中勉励第五军说:“抗日为整个民族存亡所关,决非个人或某一部队荣誉问题,决无彼此荣辱之分。此次第五军加入战线,固为敌人所畏忌,亦必为反动派所诬蔑。苟能始终以十九路军名义作战,更是足以表现我革命军战斗力之强。生死且与共之,况于荣辱乎何为?”

其后,蒋又致电张治中说:“在前线必须让功于十九路军,只期歼敌,切勿有所竞争,即有不能堪者,亦必为国家忍辱负重。当知在此生死关头,与十九路军应视同一体,外间毁谤,一切置之。如外间不知我八十七、八十八两师同在苦战,正吾人所求之不得者。”其意无非是为了向外界标明,他的政府“欲‘不抵抗‘,而中华民国的国民诚不可欺……”如大陆史家借《陈布雷日记》所言:“蒋如此精诚,真堪泣鬼神而动天地者。”我承认,我每一次说到这里,都不觉眼眶发热。说蒋介石不抵抗和消极抗日,天理何在!?

除1.28淞沪抗战之外,就在蒋介石“为免除民族之大患――赤祸即俄祸”,而正在进行成功的第四次征剿的关键时刻,由于日本欲占领华北,开始攻击我长城沿线,只因蒋介石认为“遏制日本对我华北的侵略野心,是为必打之战”,所以,他才会立即离开江西剿匪前线,转身数次亲赴长城沿线指挥了榆关、热河和长城诸口的对日战役。我军虽然牺牲惨烈,数位国民党将军阵亡在长城抗战的战场上,却保住了华北,也为中央政府对未来全面和长期抗战的准备,争取了时间。

第三、是战略退却,不是“拱手相让”。9.18之后,蒋介石就曾一再地说过:“千万不要逞一朝之愤,置国家民族于不顾……而应该采取不屈服不扩大的方针,准备好了再干!”7.7之后,以蒋介石为首的最高统帅部则将蒋介石早已决定和早已从事准备的抗日总方针定为:“以守为攻,以退为进,以持久对速胜,不是为了打垮敌人、而是旨在拖垮敌人”的持久战大战略。即以“空间争取时间”的总战略。所以,一方面,蒋介石既决定在京绥、京汉、津浦三线对日军节节抵抗,防止日军自北而南地切割我战场,占领我后方,然后由西向东逼我就范;一方面却决心在上海摆出决战的态势,大战日军,以万般勇敢和牺牲的精神与顽敌死战,藉以破灭日军“三月亡华”的迷梦。一俟目的达到,立即撤军,以保存有生力量,准备长期抗战。上海会战如此,徐州会战亦如此,武汉会战、三次长沙会战同样如此。在徐州会战中,我五十万精锐神奇地摆脱了敌军的包围,撤出鲁南和苏北,使敌人企图消灭我主力的希望毁于一旦。在武汉会战前,蒋介石就已经决策“主要是消灭日军有生力量,而不在保一城一地之得失”,在歼敌二十余万并将华中重要物资安全运往四川之后,方决心弃守武汉,为后来的持久抗战,保留了重要的军事力量。第三次长沙会战虽然消灭了日军六万余兵力,只因其时广州已经失守,长沙已经守无可用,我军亦是为保存有生力量而主动撤离会战……可以说,直至全面反攻前,蒋介石领导的国民革命军,即所谓的国民党军队,虽然打了太多的大战,无数的小战,但是,却都是遵循着持久战的总方针,既消灭了敌人的有生力量,又把日军深深地拖在中国的泥淖之中而不能自拔,直至历史性的大反攻开始。

然而,中国共产党却在他的大中小学教科书中,岁岁年年地指骂国民党军队“望风披糜,把祖国的大好河山拱手相送。”与此同时,中国共产党却又岁年年岁岁地在它的教科书里,把“伟大的苏联卫国战争”吹到了天上,把“他们的父亲斯大林”领导伟大的苏联卫国战争的“丰功伟绩”吹得神乎其神。却忘记了,1941年6月当德国以闪电战进攻苏联时,德军转眼之间就打到了莫斯科城下,使他们的“伟大工人阶级祖国”的欧洲土地几乎丧失殆尽。斯大林的仓皇应战和无边退却,那才是真正的望风披糜,才真正是将自己的国土“拱手相让”。

但是,斯大林的望风披糜却不是“战略退却”。相反,1812年当拿破仑进攻俄国、俄军元帅库图佐夫以焚烧莫斯科为标志的大撤退,才是真正的战略撤退。因为它也是“以退为进,以守为攻”,诱法军深入,将法军拖进寒冷的俄罗斯冬天,从而造成法军的必然失败,为世界战争史提供了一个成功的战例。而我大中华民国以持久战为根本方针的战略退却,乃是将强大而且疯狂的侵略者拖进了更加广阔的泥淖而不能自拔,以期与世界战争“接轨”,直至最后地彻底地打败敌人,这就在世界战争史上,增加了一个弱国如何打败一个强国的更加光辉的范例。

3.3.1.4、是血写的事实,不是墨写的谎言

根据中国大陆历史学界的种种小心考证,现在我以大多数人已经公认的研究结果告诉大家:诚如大陆学者杨树标所言,“由于蒋介石坚持领导抗战,国民党军队自始至终地坚持抗战”,在其十四年抗战中,发动投入十万兵力以上的大型会战就有22次,大型战役如平型关、台儿庄者就有1117次,小型战斗28931次。面对面地战死在抗日疆场的国民党将军就有206人。陆军牺牲、失踪者共3211419人,;空军牺牲4321人,毁机2468架;海军舰艇全部打光。在1929至1933年自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毕业的两万五千名青年军官中,就有一万名青年军官壮烈牺牲在全面抗战爆发的前四个月。从山海关到上海会战,从武汉会战到历次大会战和大战役,国民党军队成连、成营、成团甚至成师壮烈牺牲者,不可胜数……国民党军队抗日,实在是血写的事实,而非墨写的谎言!

正是由于国民党军队在伟大卫国战争中的杰出表现,当大中华民国的伟大卫国战争,如蒋介石早就预料和准备的那样,终于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接轨”之后,西方列强终于在蒋介石和他领导的大中华民国抗日政府的要求之下,废除了所有不平等条约,去除了我们的百年国耻,实现了孙文的一个最大愿望,那就是:“废除不平等条约,是中国国民革命胜利的第一个标帜!”从此,大中华民国不仅成了联合国的创始会员国,成了“联合国宣言”的三大起草国之一,而且成了世界反法西斯“四强”之一。不仅扫尽了百年以来中华民族所遭受的一切欺凌和污辱,而且开始自立自强于世界。从而使得这一场伟大的卫国战争傲然矗立在我大中华民族五千年卫国卫族的战争史上――而蒋介石作为一个身先士卒、不顾安危、始终坚定地领导着和坚持着对日抗战、并终于夺取了最后胜利的伟大民族英雄,则不论政治上的丑恶敌人和卖国者们要如何地诬蔑他和丑化他,他都将永远地屹立在我们民族历史的峰巅地位之上,而永难动摇。

美国总统罗斯福曾说:“假若没有中国,假若中国被打败了,……有多少师团的日本兵可以因此而调往其它方面来作战?他们可以打下澳洲、打下印度——他们可以毫不费力地把这些地方打下来。他们并且可以一直冲向中东,和德国配合起来,举行一个规模进攻,在近东会师,把俄国完全隔离起来,合并埃及,斩断通往地中海的一切交通线……”如此,“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前途就不堪设想了!”

美国学者易劳逸教授终于能够公平地说道:“为国民党军队说一句公平话,它与一个在组织、训练、装备上占绝对优势的敌军的战争中,坚持了整整八年,与法国相比,——法国对德国的抵抗仅仅六个星期便崩溃了;和英国相比——英国则从美国获得了大量的物资支援。所以,国民党军队的抵抗,乃是一个决心和自立的奇迹。它积极地战斗在上海、南京、华北和华中平原,彻底地挫败了日本人对速决胜利的期望,自己也遭受了可怕的损失。然后,他们从沿海地区撤退,远离于交通网络所能达到的地区。他们转向消耗战的战略,从而使日军陷于中国辽阔的国土而不能自拔。

这一顽强抵抗,对于反轴心国的整个盟军的战争努力,做出了重大贡献。它在亚洲大陆上拖住了大约一百万日军(否则这些部队便会用于太平洋地区对于西方盟国越岛部队的战斗。如果历史在一九四五年后对国民党人更为仁慈些,如果没有内战,如果战后年代国民党能成功地在大陆创建一个稳定的国家,现在的历史学家将会把国民党人对日本侵略的抵抗作为一篇大无畏的英雄史诗来叙述。然而,由于战后的垮台,国民党军队在战争中的积极贡献,便不可避免地被它的失败而掩去了光彩……。”(易劳逸:《毁灭的种子》一书)

让全世界“势利的历史学家们”都见鬼去吧!中国大陆的新一代历史学家们,中国大陆新一代正在追求着“承上启下、继往开来”的爱国民主志士们,一定会永远地记住我们中国国民党先烈卫国的壮烈史诗,为我大中华民国的辉煌明天而继续顽强地奋斗下去!

3.3.2、共产党领导和坚持抗战是墨写的谎言

我刚才已经说了,国民党抗战是血写的事实;我还要说的是,共产党“抗战”是墨写的谎言。为了简洁明快地说清楚这个太大的历史是非,揭穿那个太大的历史谎言,我首先想问的是:国民党说抗战是十四年,共产党则一向说抗战只有八年。那么,前六年共产党在干什么?后八年共产党在怎么干?

3.3.2.1、前六年共产党在干什么?

自1931年9.18事变至1937年7.7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这六年中,中国共产党一共干了这么几件大事:

第一件,就是在9.18后两天,即9月20日,中共中央即根据斯大林和共产国际的命令,起草并通过了“关于执行共产国际紧急任务案的紧急任务案”。公然声称:“9.18是帝国主义进攻苏联的导火线”,从而再次提出“武装保卫苏联”的方针,而再次“武装保卫苏联”的方法,就是“红军要夺取中心城市,以实现一省、数省胜利和在白区普遍实行武装暴动……”乘国难而将“武装暴动、土地革命和建立苏维埃政权”推向了一个高潮,从而大大地扩展了红军的力量,从原来只占据五个县发展到了二十个县……。

第二件,就是918事变之后两个月,在共产国际的直接命令之下,于1931年11月7日前苏联国庆日,在中国江西瑞金篡立了伪“中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不仅意在分裂中国,制造两个中国,为日本制造第三个中国伪满洲国做出了榜样,而且颁布“宪法”,号召“中国境内的各少数民族和各个地区的人民都脱离中国、独立建国”(第十四条)。为此,共产国际东方部部长米夫立刻于前苏联《真理报》攥文说:“当此日本占领满洲和帝国主义瓜分中国之际,这次苏维埃代表大会,显示了一个革命中国的存在!”

第三件,1932年1月28日,就在第一次著名的淞沪抗战开打、全国人心振奋之际,中共非但没有派一人一枪支援上海抗战,却大派他的地下党员混入正在上海积极抗日的十九路军军中,号召下级官兵造反,起来夺取军队权力,并成立革命军人委员会,审判和处决正在与日寇杀得血肉横飞的“国民党反革命军官”(请大家参阅北京师范大学主编的“中国现代史”)。

第四件,1933年春,因蒋介石离开江西亲自指挥长城抗战,中共不仅再一次高呼“第四次反围剿胜利”,而且进一步扩大了武装叛乱和武装割据,从5万红军发展到三十万,从占据20座县城扩张到占据四十五座县城,将赣东至闵西的所有白点、即所谓“白区”全部“拔除”。也正是在这一期间内,中共在它已经占据的“苏维埃国土上”,对所谓改组派,托派AB团大开杀戒,将整个“苏区――即前苏联在中国的革命占领区”,杀得愁云惨雾。其间,仅毛泽东一人所发动的“富田事变”,就杀了十万人。

第五件,1933年,中共又勾结曾在上海抗敌的十九路军陈铭枢部叛变南京国民政府,篡立所谓“福建人民革命政府”,甚至篡立“福建人民共和国”,以进一步分裂中国。

第六件,1934年10月21日,在江西的中共中央红军――即“前苏联红军的中国支队”,虽然一边声称“反对第五次围剿失败,南下突围”,但却在同一时间内,“宣布长征,北上抗日”,从而制造了红军北上抗日的第一大人间谎言。但是,他们先向南逃跑至湘西,后再南逃至贵州东部,因先后想在湘西和贵东建立苏维埃政权的目的破灭,只好再西上逃跑到川北的懋功,并在此与从大别上西逃五千里而来的红四方面军、从原湘鄂川黔根据地逃跑而来的红2、6军团会合。1935年9月12日,中共中央在甘肃俄界会议上,决定放弃川、陕、甘方针,策定经过甘肃东北和陕北,以游击战争的方式打通国际路线,到接近苏联的地方去建立根据地,以便在不测之时,能够逃入前苏联。后因于无意中发现陕北还有一支刘志丹带领的共产党红军,于是,中共中央遂在1935年9月28日,于榜罗镇召开会议,决定留在陕北,会合刘志丹。1935年10月下旬,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遂发表讲话称:要在陕北来领导全国的革命!请大家注意,不是“要在陕北领导全国的抗日”。

第七件:红四方面军张国焘部,因与毛的中央红军内讧分裂,其一部遂接受斯大林的命令“西进”企图占据甘肃和新疆;一部则南下,企图另立“革命根据地”,实际上是为斯大林吞并我国土的野心“作前驱”,结果,几乎被我国民革命军全部歼灭,只剩下数百人逃亡到了苏联。请注意,他们也是西进和南下,而不是北上或东进打日本。

第八件,就是已经逃至陕北并插脚在刘志丹地盘上的中央红军残余,就在他们在一边在毛泽东的带领之下、以红军将领的名义,要求向国民政府投降的同时,又利用军阀残余杨虎城和少不更事的张学良,特别是利用了杨的阴险和野心,张和东北军失土怀乡的情绪,策动了西安事变,以至于连斯大林都误以为是日本间谍所为。并且要不是斯大林的命令,蒋介石则险为共产党借杨、张之手所杀。

朋友们,我还用再说下去吗?自9.18事变到7.7事变的六年中,从我仅仅举出的这八件事来看,那一件可以称作是抗日之为?实际上又有那一件不是在乘国难以造反、甚至乘国难来加紧出卖祖国、分裂中国?日本侵占的是我国的东北,可中共自始至终逃跑的前方都是西南和西北,可谓“风马牛不能相及”。就不说他的那些“赤裸裸的革命言词而非抗日行为”了!特别是中共虽然将“逃跑”换成了“长征”,将“西上”说成了“北上”,将“革命”说成是“抗日”,但是,历史终究是历史,事实总归是事实。那被中共及其御用文人年年岁岁都要大吹特吹的“北上长征抗日”,也终于有被戳穿而为人所不耻的这一天!

3.3.2.2、后八年共产党在怎么干?

现在我终于能够讲到“中国共产党是怎样领导全中国人民坚持八年抗战直至最后胜利”这一“史无前例的伟大历史谎言”了!

3.3.2.2.1、是要日蒋火并,不是要拥蒋抗日

7.7事变发生,日本全面侵华战争打响,当国民党军队的浴血抗战已经震动全国震憾世界、特别是山西国民革命军的抗战已经打得血肉横飞之际,已经归顺了国民政府和中华民国国民革命军、并已经两次向蒋介石立下了“四项保证”的毛泽东及其中共,还想继续拖延八路军不上前线,已经再也找不到理由了。于是,8月20日至25日,中共就在离延安五十公里的洛川县召开了一次会议,中共党史即称它为“洛川会议”。

在洛川会议上,中共名义上的总书记张闻天在开场白中就已经“引证列宁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曾采取使沙皇政府失败的政策为根据,认为中共在抗战中的基本策略应该一箭双雕……使日本和蒋介石都因战争而瓦解”。毛泽东立即支持张闻天的见解。他认为“日本的军事势力远胜中国,抗战绝无侥幸之理……他警告不要为爱国主义所迷惑,不要到前线去充当抗日英雄,要知道日本的飞机大炮所能给予我们的伤害,将远过于蒋介石以前所给予我们的危害……”。

苏联《塔斯社》记者、共产国际驻延安联络员彼得‧弗拉基米洛夫曾在他的《延安日记》中记述道:“据他看(指毛泽东)战争有利于夺取政权,因为战争能削弱和破坏重庆政府的力量……中共领导把国民党看成是主要的敌人,不遗余力地要夺取中央政府所控制的地盘,用各种手段来达到目的。”

毛泽东的前秘书李锐在他已经出版的中共八届十中全会回忆录中,曾对此明确地证明说,毛要和日寇夹击国民党,毛还说:“一些同志认为日本占地越少越好,后来才统一认识:让日本多占地才爱国。否则变成爱蒋介石的国了。国内有国,蒋日我,三国志。”

洛川会议之后,毛泽东即命令林彪的115师潜入晋察冀山区,贺龙的120师潜入晋西北山区,刘伯承的129师向鲁冀平原发展。其目的,均在绕到敌后,以谋扩张。因为毛泽东一再指示“八路军应避开与日军的正面冲突,避实就虚,绕到日军后方去打游击,主要任务是扩充八路军的实力,并在敌人后方建立中共所领导的抗日根据地。”

历史的事实是,“毛泽东曾在九月十二日致彭德怀电;九月十六日致林彪电;九月二十一日致彭德怀电;九月二十五日致朱德、彭德怀、任弼时、周恩来电;同一天致周恩来、刘少奇、杨尚昆电等一系列指示中,反复强调了我军……应该把工作重心放在放手发动群众……深入敌后,建立根据地,独立自主地发展和壮大革命力量。”

历史的事实是:一九三七年九月二十一日,平型关战斗发起前,毛泽东在给彭德怀的指示电中曾说:“……仍应适时把工作中心转向群众工作为宜。”

这就是毛泽东制止八路军抗日的“五封电报”,也是中共党内、军内曾盛传八路军参加平型关战斗是违背了中央指示的由来。至于中共在1937年8月对内发出的两个秘密指示,是如何命令它的地下力量变成地上力量,如何继续打正在抗日的国民党,以及怎样利用抗日这顶大帽子来发展和扩张的,我就不说了……

3.3.2.2.2、是游击革命,不是游击抗日

大家都知道,在八年全面抗战中,毛泽东及其中共,曾将“共产党的抗日游击战”吹嘘成了他们领导全中国人民走向抗战胜利的“法宝”。但是,毛泽东制定的中共抗日游击战,只是毛泽东及其中共在中国人民艰难万分的反侵略战争中,乘机为共产党夺地扩张的一个“法宝”,而绝不是中国人民赖以战胜日本侵略的一个“法宝”。因为毛泽东就在他的“毛选第三卷”中坦率地承认说:“抗日战争的命运取决于运动战……”;毛还更承认说,共产党在全面抗战之前为前苏联所命令和指挥的“武装暴动打的就是运动战”;他甚至说,“将来要打倒蒋介石夺取政权,还是要打运动战”;但是,他却说,“共产党在抗日战争中只能打游击战”。直至强调说:“我党的军事战略方针,由国内战争后期的正规战争转变为抗日战争前期的游击战争,是何等的重要和必须。”

这到底是为什么?就是因为毛泽东在1938年11月6日所写的“战争和战略问题”一文中,说打游击战有“十八条好处”。其中第二条:“扩大了我军根据地”――就是扩张了共产党的地盘。第四条:“相持阶段……有利于正面整军”――就是有利于训练将来打内战是能打运动战的正规军。第六条:“能最迅速、最有效地扩大军队”――就是在抗日的旗号下能够最迅速、最有效地发展共产党革命造反军队,为打江山做准备。第七条:“能最普遍地发展共产党,每个农村都可组织支部”――就是为发展共产党和建立、扩张共产党的农村独裁政权大大有利。第八条:“能最普遍地发动民众运动,全体敌后人民,除了敌人的据点以外都可组织起来”――就是将敌后日寇管不到的广大地方全部统治在共产党之下,以便于发动打倒蒋介石的革命运动。第九条:“能最普遍地建立抗日民主政权”――就是在实际上建立中共敌后独裁分裂政权,借国难而进一步分裂中国,将从前公开的“中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变成隐形的、却得到了更大发展的伪中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第十七条:“能最迅速、最有效地创造出大批领导干部”――请注意,是领导革命而非领导抗日的中共干部。第十八条:“最便利于解决给养问题”――就是用抗日的名义来取之于民,用之于共产党扩张、夺权打天下……。显然,毛泽东所说的这许多“好处”,对于不打日本、却要借抗日而进行革命扩张的中共及其军队来说,实在是好得“不同凡响”,但也将中共假抗日真扩张的阴谋伎俩暴露得一干二净。

等到中共藉抗日而招兵买马而终于发展壮大,胆子也大了起来时,毛泽东终于敢讲出他只准中共军队打所谓游击战的底牌了。1939年,他首先说在《共产党员》发刊词上将中共的武装斗争定性为:“中国共产党的武装斗争,就是无产阶级领导下的农民战争。”然后他才对中共武装斗争和“中共游击战争”的性质及关系,作出了这样的分析:“游击战争是什么呢?它就是在落后的国家中,在半殖民地的大国中,在长时期内,人民武装队伍为了战胜武装的敌人(这个敌人可不是日寇而是国民党!),创造自己阵地所必须依靠的因而也是最好的斗争形式。”毛泽东甚至更明白的说道:“离开了武装斗争,离开了游击战争,就不能了解我们的政治路线,也就不能了解我们党的建设。我们的政治路线的重要的一部分就是武装斗争。……在中国,离开了武装斗争,就没有无产阶级的地位,就没有人民的地位,就没有共产党的地位,就没有革命的胜利。”

请注意,1939年,毛泽东就已经对他的“抗日”游击战对于夺取共产党革命胜利、而不是中国人民抗日胜利的特别性质和特殊功能,作了上述赤裸裸的说明。大家总该明白毛泽东共产党的抗日游击战争是个什么东西了吧!而中共抗日游击战的精华战略――“农村包围城市”,可是中共曾大吹特吹的,然而,遍布敌后、“包围”了一座座城市的中共八路军和新四军,却为什么在抗战中,连任何一座城市、哪怕是一座小小的县城都没有解放过呢?却非要等到日寇投降之后才发动内战来“解放”呢?

3.3.2.2.3、是专打国军,不是专打日军

如果说,在全面抗战刚刚开始时,毛泽东及其中共还不敢过份地“冒天下之大不韪”,公开地不抗日、假抗日,八路军甚至还局部地参加了抗日、毛泽东甚至还写下亲笔信歌颂蒋委员长说“先生领导全民族抗战,凡我国人无不景仰”……,对外做足了团结抗战的宣传。但是,到了1939年,当大中华民国的卫国战争已经进入艰苦的相持阶段,特别是毛泽东及其中共已经发展到了五十万人马时,毛泽东要不抗日和假抗日的阴谋,便开始迅速地暴露出来了。中共军队终于敢于专打国军、而对日军却是“游而不击”了!

对此,彼得‧弗拉基米洛夫曾在他的《延安日记》里写道:“中共军队放弃前线阵地,向与国民党军队接界的地区调动,这种政治丑闻突然在重庆传开了。中国的很多组织要求把特区和中共军队无条件地移交给中央政府主席管辖,重庆气愤地谈到了共产党的出卖,把国土拱手让给了侵略者。”

然而,毛泽东则反而藉此机会,以“反对国民党第二次反共高潮”的名义,将共产党一心要乘机扩张的心机暴露无遗。从来没有上过前线的毛泽东,就在他延安的窑洞里,制造了“国民党顽固派”的概念,称“国民党顽固派就是今天的大地主和大资产阶级,虽然他们今天还在抗日,但是将来他们一定会投降”。毛因此而进一步制造了反对“国民党顽固派”的“革命理论”。第一就是毛泽东强调要在各方面对正在领导抗日的“国民党顽固派”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第二就是毛泽东强调要以军事进攻及军事发展来压迫和打击正在领导抗日的“国民党顽固派”。第三则是毛泽东强调要同时以阴阳两谋的惯技对外“高喊团结抗战”,以继续欺骗舆论。

一九四零年五月四日,毛泽东在向中共中央东南局写出的指示信中说:“中央曾多次给你们指出……所谓发展,就是不受国民党限制,超越国民党所能允许的范围……独立自主地放手扩大军队……独立自主地发动群众,建立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权,向一切敌人占领区域发展。例如在江苏境内,应不顾顾祝同、冷欣、韩德勤等反共分子批评、限制和压迫,西起南京,东至东海,南至杭州,北至徐州,尽可能迅速地、并有步骤有计划地将一切可能控制的区域控制在我们手中,独立自主地扩大军队,建立政权,设立财政机关,征收抗日捐税,设立经济机关,发展工农商业,开办各种学校,大批培养干部。中央前要你们在一年内,在江浙两省敌后地区,扩大武装至十万人和迅速建立政权等项,不知你们具体布置如何……”

在同一封指示信里,毛泽东还指示说:“在国民党统治区域的方针,则和战争区域、敌后区域不同。在那里,是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反对急性和暴露……利用国民党一切可以利用的法律,命令和社会习惯所允许的范围,稳扎稳打地进行斗争和积蓄力量……”

毛泽东的指示信证实了《延安日记》的作者所揭露的历史真相:“……中共军队只能在表面上服从南京,实际上必须服从延安指挥。南京任何命令,必须先报告延安,以保持独立的党,独立的军队,独立的指挥系统,并且主要是扩张地盘。”

大家都知道所谓“皖南事变”,知道周恩来曾矫情地写下过“千古奇冤,江南一叶”的“悲愤之词”,共产党更将“皖南事变”是国民党不打外战专打内战的阴谋,宣传得全世界、全人类都知道。然而,皖南事变就是在我刚才讲的、毛泽东对东南局的指示信背景之下,因新四军绝不服从最高统帅部的命令,一向专打国军、不打日军、甚至是专打我台儿庄大战的抗日主力韩德勤部,才终于造成的悲剧。诚如当时的《大公报》所报导的那样,“苏北方面,新四军陈毅管文蔚等部,于七月擅自由江南防区渡过江北,袭击韩主席(德勤)所属陈秦运部,攻陷如皋之古溪蒋霸等地后,又陷秦于黄桥及泰县之蒋堰曲塘,到处设卡收税,收缴民枪,继更成立行政委员会,破坏行政系统,并截断江南江北补给线。统帅部虽严令制止,仍悍不遵命,复于十月四日向苏北韩主席部猛攻,韩部独六旅十六团韩团长遇害;五日又攻击八十九军,计划去该军三十三师师长孙启人,旅长苗端体以下官佐士兵数千人,五日晚又继续袭击,致李军长守维翁旅长秦团长等被冲落水,生死不明,其他官佐士兵遇害者不计其数。现韩主席部已继续撤至东台附近,而该军尚进攻不已”。

《大公报》的这篇报导,道出了事变的真相,也道出了事变的前因后果,但悲剧仍然在于,当总参谋部向延安反映新四军的恶迹时,他们并不知道,新四军执行的正是延安的命令,特别是毛泽东对东南局的指示。所以,《大公报》记者亦曾感慨说道:“到二十五年冬西安事变以后,共产党取消了建制,共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军令统一了,最高统帅权确立了,国家的统一规模才算告成。我们必须切记,国家这点统一规模,是经过二十八年的内战,流了无量的血,付了无数的牺牲,才产生出来的。我们更须切记,假使我们国家没有这点统一的规模,我们根本就没有发动这次民族自卫战争的资格。这样艰难得来的国家统帅权,我们全体国民必然要坚持拥护,业已统一了的国家,我们全体国民必不让它分裂!”

然而,共产党从1920年八月苏共为他创建的那一天起,他就从来没有停止过分裂我们的大中华民国,从来没有停止过要颠覆我们的大中华民国。全面抗战开始前,它利用国难来分裂中国,颠覆民国;全面抗战开始后,它就干脆乘国难来分裂中国和颠覆民国了!这正是它准备夺权打天下的机会所在,它如何能够放弃呢!

3.3.2.2.4、是种革命鸦片,不是大生产运动

大家都知道,有一首歌颂中共开展大生产运动的著名歌曲——名叫南泥湾,唱的是“花篮里花儿香……”,曾在长达半个世纪的岁月里,唱遍了我们的中国大陆。然而,几代中国人却根本不知道,那花篮里飘出来的竟是罂粟的香味,就是鸦片花香!因为八路军第三五九旅的“大生产运动”和中共吹了六年的、为抗日而开展的八路军大生产运动,不是种粮食,而是种鸦片!这对我们大陆的几代中国人来说,乍一听到,简直有石破天惊之感。这是真的吗?是真的。在今天中国大陆民间的历史反思成就中,这就是它最重要的成就之一;而毛泽东所写下的那一篇光辉著作――《为人民服务》里面所表扬的那位“张思德”,就是“熬鸦片”的,而不是烧碳的!

对此,《延安日记》对它予以了彻底的揭露。彼得这样写道:“到处在做非法的鸦片交易。例如,在茶陵,远在后方的120师部,拨出一间房子来加工原料,制成鸦片后就从这里运往市场……政治局已经任命任弼时为鸦片问题专员。因为当尤任问及毛泽东‘特区的农民往往由于非法买卖鸦片受到惩办,而现在甚至是共产党领导的军队与机关也在公开地生产鸦片——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毛泽东没有吭声。邓发(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代毛泽东回答说:‘从前特区只是把盐和碱运往国统区。我们一挂挂大车满载着盐出去,带回来的钱袋却是瘪的,而且还只有一个钱袋!现在我们送出去一袋鸦片,就能够带回满满的一车钱。我们就用这些钱向国民党买武器,回头再用这些武器来收拾他们!‘……中共政治局甚至批准,要加强发展公营的鸦片生产和贸易……要在一年内为中央政府所辖的各省的市场(叫作对外市场)至少提供一百二十万两的鸦片……鸦片的事情,就是说罂粟的种植与加工,大部分将由部队来做管。贺龙的120师所在地是最主要的提供鸦片的地区(这个师已长期做这项生意)……毛泽东同志认为,种植、加工和出售鸦片不是件太好的事情。可是毛泽东同志说,在目前形势下,鸦片是要起打先锋的、革命的作用,忽视这点就错了,政治局一致支持中共中央主席的看法。”此外彼得还愤怒地说道:“解放区出现了一片怪现象。中共的部队同样也出现了这种怪现象。他们全部在尽可能地与沦陷区的日军做生意……实际上晋西北各县都充斥着五花八门的日货。这些日货都是由沦陷区日军仓库所直接供应的。”

这就是中共大生产运动的真正内容,就是那一曲“花篮里花儿香”的创作源泉,更是一曲“靠种鸦片发财、卖鸦片祸民”和“赚鸦片钱来专打国民党、却绝不是去打日寇”的“中共抗日绝唱”!

3.3.2.2.5、是通敌卖国,不是抗日爱国

中共在“9.18”至“7.7”的6年当中,曾铁定的卖国、裂国事实,我们已经说得很清楚了。然而,就是在后来大中华民国的八年全面卫国战争中,中共除掉和占领了我们国土的日本军队“通商”、“互通有无”和通过日本占领者向敌占区的中国人出售鸦片、毒害自己同胞之外,我还想告诉大家的是,今年已经在北京再版的《延安日记》一书,揭露了比中共种植和贩卖鸦片更要严重的事实。这个事实,就是中共最高领导层曾直接通敌卖国。该书作者写道:“我无意中看到一份新四军总部的来电。这份总部的报告完全清楚地证实了:中共领导与日本派遣军最高司令部之间,长期保存着联系……电报无疑还表明与日军司令部联系的有关报告,是定期送到延安来的。”因为,“叶剑英告诉了毛泽东,我已经知道了新四军发来的电报内容。中共中央主席跟我解释了很久,说明共产党领导人为什么决定与日本占领军司令部建立联系。”“中共领导人中只有几个人知道此事,毛的一个代理人,可以说一直隶属于南京的冈村宁次大将总部的,什么时候需要,他都可以在日本反间谍机构的严密保护下,畅通无阻地往返于南京与新四军总部之间。”

其实,1984年大陆出版的《南京志史》早已披露了中共当年卖国通敌的事实。该书揭露:新四军联络部长杨帆居然能够直进直入南京岗村宁次司令部,并受到礼遇。事因则是:……太平洋战争的爆发,使日本陷于战线过长的困境。中国战场上,国军仍顽强抵抗。为了挽救这种极其被动的局面,至1945年6月,冈村宁次向新四军军部发出了议和资讯……新四军接报,因感到事关重大,立即报请中共华东局请示中央。延安立即密电答复说,“可以和日方秘密接触”。于是,六月初,日军便派出了以日本天皇的干儿子、日军总司令部参谋部对共工作组组长为首的使团,向中共提出了“局部和平”的方案,并建议中共方面派出负责官员前往南京与日军总部首脑直接谈判……经中共中央迅速批复,新四军联络部长杨帆便启程赴南京。抵宁次日,日本中国派遣军总司令部副参谋长今井武夫和杨帆开始正式谈判,并提出“局部和平文本草案”,除双方停止军事行动以之外,日方还答应让出苏北的八个县城给新四军,新四军需保持中立,也可以将来和日方合作,共同对付蒋介石的国军和美、英方面……同时还协商好了保持秘密接触的级别、方式、地点、时间,为进一步谈判做好了准备工作……而这一系列卖国勾当便是弗拉基米洛夫在一九四五年八月发现的秘密……

3.3.2.2.6、是继续制造两个中国,不是建立抗日根据地

中共自1927年始直至1937年前,前苏联交给他的武装叛国任务,就是“武装暴动、土地革命和建立苏维埃政权”。即使是1936年已经失败逃往到了陕北,喘息刚定,中共居然还召开了一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要把前苏联在中国制造的“中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坚守下去。1937年后,当中共就像张国焘所讲的,终于“在抗日的这一顶大帽子下”获得了存在之后,毛泽东为他的中共所决策的“抗日”路线,却是针对着正在抗日的国民党和中华民国政府的“武装斗争、农民战争和建立敌后抗日根据地”。虽然归顺了国民政府的中共不能再将“中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的旗号继续撑持下去,但是,在实际上和在实质上,毛泽东及其中共,还是要在抗日的旗号之下,将他们为分裂中国而篡立的苏维埃国,不仅要继续保存下去,而且要发展和扩张开来,以为在战后发动内战推翻中华民国作准备。这才是全面抗战开始后,毛泽东及其中共所有阴谋的假抗日谋略、不抗日行径、甚至是种鸦片和卖国通敌的种种罪行,之所以“一发而不可以收”的根本原因。

而也正是在这一总方针之下,毛泽东和他的中共终于如愿以偿了。

一九四零年三月,毛泽东终于高兴地说道:“共产党领导下的无产阶级、农民阶级和城市小资产阶级的进步力量,最近时期有一个大的发展,基本上已经奠定了抗日民主政权的根据地”――请注意,连费正清都指责抗战时期,中共在敌后的所谓抗日民主政权,就是中共的独裁政权。

几乎是在同时,毛泽东也已经公然地说道:“目前国民党反共顽固派极力反对我们在华北、华中等地建立抗日民主政权,而我们则必须建立政权,并已经到了可能在各主要抗日根据地内建立这种政权的时候。”毛泽东终于公开指出由中共所建立的敌后政权,就是与中华民国政府相分裂的政权。他说:“在抗日根据地内建立政权的问题上,必须确定这种政权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权,在国民党统治区域,则还没有这种政权。”

难怪中共党史学家们在总结中共抗日根据地的经验和成就时,竟说了如下的大实话:“抗日民主根据地是党总结了中国革命两次胜利和两次失败的经验,进一步认识中国革命的特点,在抗日民族解放战争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条件下建立的……抗日根据地是农村包围城市道路的理论和实践的再发展和再创造。土地革命战争保存下来的革命理论,通过它才得以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继续发展和壮大”,“其规模大大超过了党在十年内战时的根据地”,为“解放战争的胜利提供了丰富的经验和坚实的基础……”中共是利用抗日建立革命根据地而根本就不是抗日根据地的底牌,终于被他们自己的党史学家们彻底地揭开了!

但也正因为如此,当年的《大公报》记者才会更加悲哀地评论说:“八路军和新四军成为华北、华中两支独立的军队,配着他们的边区政府、抗币、共产党旗、国际歌……成为一个独立的体系。若干友邦人士从重庆飞向延安,乃有‘一个中国还是两个中国’之感。”

是的,在抗战的首都重庆,挂的是国父孙文的画像,飘扬的是青天百日满地红的国旗,唱的是“三民主义吾党所宗”的国歌;然而,在延安这个不抗战、假抗战的共产党首都,挂的却是中共党父马克思、列宁的画像,飘扬的是苏联共产党镰刀斧头满地红的党旗,唱的更是“没有祖国、也不要祖国”的所谓“国际歌”……

3.3.2.2.7、是革命夺权的持久战,不是抗日救国的持久战

凡在中国大陆长大的这几代人,可谓无人不晓毛泽东的光辉著作“论持久战”。而我们从小就被共产党教导说,是毛主席的“论持久战”,才指导中国人民打赢了那一场伟大的抗日战争。然而,稍稍知道一点中共党史的人都会知道,当蒋介石和他的最高统帅部运用“持久战”的大战略,早已破灭了日本“三月亡华”的迷梦,就要完全按计划胜利完成第一期抗战的历史使命时,1938年5月,在武汉主持《新华日报》的王明、博古等中共领袖,却坚决不刊载毛泽东刚刚在延安所写的“论持久战”讲话稿,原因就是他们一致认为毛泽东在用“持久战”的烟雾,来掩盖他不抗日、却要藉抗日的旗号来“准备内战”的可耻目的。我们还是用中共党史学家们的话来“高度评价”毛泽东的“论持久战”吧!中共党史专家们说:毛泽东的“论持久战思想,就是在民族战争条件之下,发动人民起来革命夺权政权的伟大革命战略……”

然而,毛泽东及其中共虽然没有为中华民国的伟大卫国战争贡献他们的持久战,却实实在在地为他们自己未来夺权打天下的农民战争,坚持了八年的“持久战”。

他们坚持了六年大种鸦片,并决心要用卖鸦片换来的钱买武器去打抗日的国民党;他们“坚持只到敌人的后方去”,却坚决不到敌人“正在进攻我们的前方去”作战,就是为了抢地盘、闹革命,建立他们的红色政权;他们还派出了大量人马到所谓国统区去,“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他们还坚持了整整四年半的“整风内斗”,不仅将共产党内真正要抗日的派别和爱国者斗得七窍生烟、死去活来,而且为毛泽东斗出了在中共党内的绝对独裁地位,使得毛泽东从此成为中国共产党的绝对残暴领袖……正是由于他们坚持不抗战、假抗战,所以,日寇非但不会打延安,更不会像炸武汉、炸重庆那样,专门找着坚决抗日的蒋介石去炸;毛泽东却因此才有可能在他安宁的窑洞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写出了矛盾论和实践论,为“中国人民的革命事业”、而不是“中国人民的抗日事业”,建设了一整套的“光辉思想”;而毛泽东和他的中共领袖们也才可能在他们的红都延安“笙歌燕舞”;在蓝色多瑙河的美丽旋律里面,搂着从上海投奔而来的女明星们尽情地欢乐歌唱……这,才是毛泽东的持久战,中共的持久战,是与我们大中华民国的持久卫国战争毫不相干的“持久战”……

也许有人会问我,难道中共真的是一点也没有抗日吗?

我告诉你,中共曾害羞地说过自己“是一分抗日、二分宣传、七分发展”。

然而,我要告诉你的却是:不对!是一分抗日、十二分宣传,一百分发展!

因为,他们只是在国民党军队已经消灭了平型关的日寇主力22000人时,林彪才因羞愧而怀着“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的情绪,命令袭击了日寇的一支补给部队,缴获了15000件军大衣!1986年,我们大陆的历史学者就已经把它研究得一清二楚的了!

而“彭大将军”,也只因为一个军人的荣誉心,实在已经使他对本党的不抗战和假抗战再难忍受下去之时,在1939年底和1940年初,不断地派出小股八陆军,炸碉堡、扒铁路、袭击小股的日军、主要是伪军而已。虽然这一“百排小战”却被中共吹成了战绩辉煌的“百团大战”,并且只有胜利,没有伤亡,但彭大将军当年就为此做够了检讨,检讨自己不听中央不给打日寇的命令,检讨自己不小心暴露了共产党八路军的实力……。彭德怀后来在文革中终究还是为此丧了性命。就因为他在抗战时期反对伟大领袖毛主席,因为毛主席他老人家不给他抗日,他却非要抗战!

是的,在中国共产党内,当年确实有些爱国者曾参加过局部的小型的战斗,但是,由于毛泽东明确地制止八路军、新四军打日寇;明确地指示“只有在遭遇日寇、并且是不得不打时才可以打,而且主要是打伪军,打后就宣传别党不抗日,共产党才是抗日的……”(――1937年8月中共中央对南方游击区的秘密指示)。所以,八路军总参谋长左权将军,才是在逃跑时遭遇日寇空袭被炸弹炸伤,然后死在医院里;八路军的另一位将军关响应,就更是病死在延安的医院里了。他们哪是像国民党的206位将军,是活生生地为国家、为民族而壮烈战死在伟大卫国战争的战场上的呢?

然而,毛泽东及其中共虽只有一分抗战,却不是二分宣传、七分发展;而是一分抗战,十二分宣传,一百分发展!因为,战争只有创伤,哪能创强?但是,毛泽东却恰恰是因为不抗战、假抗战、甚至是卖国通敌,才创了强了!因为,历史的事实是,一九三六年底,当毛泽东率领红军将领致蒋介石书,表示愿意归顺,请求不要再攻打红军时,中共红军仅存不足二万人马,其势力亦不足三县之地。全面抗战开始后至一九三七年底,中共因靠抗日招兵卖马和向国民党索要军费,已经拥有十万军队,占地三万五千平方公里,挟人口一百五十万。至一九四三年,在敌后共一亿八千三百万的总人口中,中共已经能够控制拥有五千四百万人口的根据地。至一九四五年,中共已经在全国建立了十六个根据地,其中五个有各级政权,八个有行政委员会,三个为军事区域,中共党员既已达一百二十万人,其军队也已达一百二十万之数,所挟人口已达一亿以上。与一九三六年的中共相比,仅在军力上便是八年前的六十倍;与在八年全面抗战中伤亡了数百万官兵、阵亡了二百余位将官的国民党军队相比,其反差之大,足以令人触目而惊心。难怪中共党史学家们要说,中共正是在“八年抗战”之中,才“为解放战争的胜利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历史就是历史。

4、苏共为中共所制造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先是阴谋后是阳谋

各位华侨、各位留学生:究竟谁才是大中华民国卫国战争的中流砥柱?我想各位自然已经有了结论。但是,由于中共直至今天还在欺骗说――他之所以成为“中流砥柱”的原因,则是他首先号召并建立了全中国人民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才领导全中国人民夺取了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和全面胜利!

什么叫做弥天大谎?这就叫弥天大谎!

因为所谓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根本就不是中共号召建立的。中共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苏共建立和命令的!

大家都知道,自1927年中华民国南京政府重建,斯大林就一直命令中共在中国发动武装暴动、进行土地革命,建立俄式苏维埃政权――分裂中国,颠覆大中华民国。但是,到了1934年夏天,当斯大林已经明显地感觉到了来自东西方法西斯的威胁时,为命令各国共产党“继续保卫苏联”,他终于开始改变专门命令各国共产党、特别是中国共产党颠覆本国政府的共产革命路线,转而要求各国共产党要和本国政府联合起来反对法西斯战争。

1934年5月23日,法国共产党总书记多列士首先发表了“为统一战线而斗争的法国共产党”一文,中共史家们就认为这是“共产国际转向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第一个信号”。

1934年6月14日,苏共驻共产国际代表曼努意斯基向即将召开的共产国际“七大”建议说:“各国共产党的统一战线,不是无产阶级专政,不是社会主义,而是引导群众为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而斗争的统一战线。”――共产国际要建立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阴谋性开始显露出来了。

1935年7月1日,季米特诺夫在给“七大”筹委会的信中,已经具体地提出了共产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具体阴谋策略手段是:“不要对统一战线采取包办的态度,而是要在实际上实现共产党的领导。”

于是,1935年7月6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皮克就在“七大”报告中明确地对中国共产党指示说:“在反对本国资产阶级和日本侵略者的斗争中,要把苏维埃扩张到全中国去!”季米特诺夫则同时指示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既要反对关门主义、又不能放弃党在政治上、组织上的领导地位。”就不仅在实际上成为毛泽东及其中共在后来所忠实执行的根本方针及根本手段,还为毛泽东和刘少奇后来既要说服他的党人搞“抗统”、又要命令他们的党人必须争夺所谓“抗统”领导权、实际上就是利用“抗统”来夺权扩张,奠定了张本。

于是,1935年8月,由中共驻莫斯科代表团起草、由斯大林亲署“同意”的中共“八一宣言”终于出笼了。然而,由于斯大林和共产国际为中共建立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从一开始就深藏阴谋,所以,这个“”八一宣言、即“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也就在公开号召抗日和建立“抗统”的同时,居然声称:“要冲破日寇蒋贼的压迫……组织全中国统一的抗日政府”,就是说,他们仍然要藉抗日来颠覆我大中华民国!直到1936年,当东西方法西斯对苏联的威胁已经日渐其深,中共在共产国际“七大”上公开吹嘘的,中共已经在中国占领了1495个县城、已经拥有一百多万的正规军,并且已经胜利地击败了国民党反动派的“第六次围剿”……已经被证明是通天大谎之时,斯大林才猛然清醒过来,转而命令中共要联蒋抗日和拥蒋抗日,以继续“武装保卫苏联”。由斯大林和共产国际为中共建立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终于从阴谋转向了阳谋,斯大林开始要中共真抗战而不是假抗日了!

5、中共为求图存、更求扩张夺权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从来就是阴谋

然而,诚如我前面所讲,正因为中共从来就是假抗日,所以,它从斯大林那里接过来的所谓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便从来就是阴谋,也就是说,从来就没有变成阳谋。

这是因为:第一、王明在莫斯科发表“八一宣言”时,毛泽东及其中共正在遭遇第五次反围剿的惨败之中,并与苏共失去了电讯联络,其后在逃亡的路上,中共一直都不了解共产国际对中国的政策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等到1935年11月,毛泽东逃到甘肃和陕北时,林育英才把1934年8月共产国际“七大”通过的统一战线阴谋,带给刚逃到了瓦窑堡的毛泽东、所以,毛泽东才会在瓦窑堡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一边立即接过了抗日――这个他们从来就没有想到过的“救命圈”,开始一边大叫要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一致对外,共同抗日”;一边却号召说:“号召千百万民众,组织浩浩荡荡的革命军,是今天的革命向反革命进攻的需要……”。于是,毛泽东也就顺理成章地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具体化为“反蒋抗日”。并立即一方面开始联合著名的残余军阀,以在抗日的名义之下共同反蒋,继续颠覆;一方面则立即派刘少奇潜往华北,藉发动“抗日救国运动”来“抗日救共”。而共产国际领袖曾指示中共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所有阴谋指示,则全部为刘少奇所“活学活用”了。

但是,当毛泽东及其中共已经落定在陕北之后,当斯大林要求中共执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阳谋、也就是要在蒋介石的领导下真抗战、而不是假抗战时、毛泽东则从理论到实践,自始至终地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坚持并发展成了他“不抗战、假抗战”之彻头彻尾的阴谋。请大家看一看毛泽东选集第三卷,就立即能够明白,毛泽东是怎样对内和对外把玩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又是怎样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当成了他对外欺骗、对内制约自己党人的“法宝的”。

简略地说就是:毛泽东首先在理论上一再地警告他的党人,执行中共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第一条就是要“独立自主”。也就是说,他的中共绝不能因为要执行“抗统”来听蒋介石国民党的指挥。他的理由是,听了国民党的指挥,就是听从了资产阶级的指挥、就是丧失了无产阶级在“抗统”中的领导权。其次,则是中共在抗统中必须采取“既联合、又斗争”的策略,用张国焘揭露毛的话来说,就是“不联合、只斗争”――毛泽东制造的打击“国民党顽固派”的阴谋理论,中共在抗战中“专打国军、不打日军”的事实,都是突出的例子。再就是用“民族斗争说道底就是阶级斗争”和“阶级斗争是可以调节的”理论,来警告和要求他的党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也是阶级斗争,只不过它的表现形式是民族斗争罢了!而正因为“阶级斗争是可以调节”的,就是说我要它大,它就大;我要他小,它就小;所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才能真正成为中共领导“革命武装斗争、革命农民战争和建立敌后革命根据地”的“三大法宝”之一……至于毛泽东及其中共是怎样在中国人民艰苦的卫国战争中,运用这个“法宝”来帮助他“革命打天下”、而不是“抗日救中国”的目的,我想,毛泽东已经在他的第三卷“雄文”里,讲得清清楚楚的了!

6、我大中华民国的国民不可能选择不抗日假抗日和真卖国的中国共产党

今年,不抗日、假抗战的中共,曾为纪念抗战胜利、实际是要用纪念抗战来继续进行欺骗和统战,在党内发出过一个“通知”。这个通知,除掉老调重弹是他领导了抗战、并且只有他才是抗日战争的中流砥柱以外,还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说正是因为它才是抗战的中流砥柱,所以,“中国人民才选择了中国共产党!”也就是说,直到今天,中国人民仍然必须置身在中国共产党专制统治之下,是活该的,更是自找的,因为是你自己选择我的嘛!由此看来,胡锦涛的中国共产党,在制造谎言的胆量和技巧上,确实已经发展甚至超过了毛泽东直至江泽民的中国共产党了!

然而,这却是彻头彻尾、彻里彻外的谎言!是一个以制造“时空错乱”为手段,所“创造”的更加悲鄙的历史性谎言!

因为,单就抗战的事实而言,中国共产党在中国人民十四年艰苦伟大的卫国战争中,非但不抗战、假抗战、甚至是分裂中国、通敌卖国的历史真相,决定了1945年的大中华民国国民,不可能选择他!

因为,倘若中国人民选择了他,就等于是对大中华民国国民艰难抗战历史的彻底背叛;

因为,倘若中国人民选择了他,就等于选择了一个我们伟大卫国战争的最可耻的卖国者;

因为,倘若中国人民选择了他,大中华民国的国民就绝不会“迎蒋还都”、而只可能是“迎毛进京”了!

看一看当何应钦上将代表蒋介石元帅飞抵南京接受日本投降时,南京三十万市民是怎样热泪盈眶、欢声雷动的吧!

看一看1945年大中华民国卫国战争终于获得了胜利之时,我们的国民是怎样地欢呼他们的蒋委员长是中华民族的“伟大民族英雄”的吧!

再看一看,当蒋介石委员长在重庆庆祝抗战胜利、特别是他还都南京、巡视武汉、飞临台北的时候,我们的大中华民国国民是怎样为他欢呼的吧!

就连毛泽东及其中共领袖们,当时都不得不称“抗战胜利时,蒋介石的声望真是如日中天啊”!

胡锦涛的中共,之所以敢于继续撒下如此的弥天大谎,无非是因为,抗战胜利四年后,在那场已经被他们准备了整整八年的内战,终于被他们发动并打赢了。所以,中共今天才敢用制造“时空混乱”的手段、以一个曾经是“内战胜利者”的姿态,来撒下“中国人民选择了中国共产党”这样一个若大的历史性谎言。

胡锦涛的中共,之所以必须继续撒下如此的弥天大谎,尤其是因为,当前已经日暮途穷的中共,更需要靠继续撒谎来保住被他们曾经用谎言所骗取的“历史合法性”。因为,全世界的历史、全世界的人民都不能想象的是,一个在本民族生死存亡的卫国战争时期,一个居然敢于不抗战、假抗战、甚至卖国通敌的党,怎么可能拥有对这个民族进行统治的历史合法性呢?就不说这个党所实行的专制统治,又是彻头彻尾的“专制复辟统治”呢?是对孙文、辛亥革命和我们亚洲第一个民主共和国――大中华民国的彻底背叛呢?

这才是中共今年一定要藉纪念抗战胜利60周年来大行欺骗和大搞统战的根本原因。

至于为什么共产党在战后发动的内战中居然打赢了,那就是我另一个要讲的专题了。但是,我今天在这里还是想讲一句话,那就是,诚如大清朝的摄政王多尔衮曾对大明的降臣洪承畴所言:“大清的江山不是得自于大明,而是得自于闯贼!”换句话说就是,“共产党的江山不是得自于国民党,而是得自于日本帝国对我大中华民国的长期侵略和疯狂侵略!”

谢谢!

阿波罗网责任编辑:白梅 来源:《黄花岗》2005年第3期 转载请注明作者、出处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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