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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闻天老婆:周恩来与张闻天的冲突

——周恩来与张闻天的冲突

“闻天反对大吃大喝,说宴请要简单些,这就同周总理有矛盾。周总理觉得中国是大国,要吃得好,要吃鱼翅海参,每次宴会都要上茅台,表示中国的气派。在这个问题上,闻天和周总理两个人不合拍。总理就是好排场,这同他的官僚出身有关。当年他就要我带头穿绸缎。“

中共早期领导人张闻天1951年后曾任中国驻苏联大使、外交部第一副部长,与国务院总理兼外交部长周恩来共事多年。关于如何搞外交,两人之间存在一些矛盾与冲突。据曾任中国驻苏联大使馆参赞、外交部部长助理、人事司司长的张闻天夫人刘英(1905-2002)透露,张闻天反对周恩来大搞吃喝外交。刘英说:“闻天反对大吃大喝,说宴请要简单些,这就同周总理有矛盾。周总理觉得中国是大国,要吃得好,要吃鱼翅海参,每次宴会都要上茅台,表示中国的气派。在这个问题上,闻天和周总理两个人不合拍。

总理就是好排场,这同他的官僚出身有关。当年他就要我带头穿绸缎。闻天说:吃东西不一定要吃得太好,外交工作主要靠政策,不讲吃,吃得再好,要反对你还是要反对。不一定要用茅台,茅台那么贵。闻天是节省惯了的,也是太节约了。我说:这钱也不花在你身上。闻天说:没必要一定要喝茅台啊!菜搞那么多,吃那个海鲜,你觉得很高贵,人家还害怕有河豚呢!外国人吃熊掌这些(菜)觉得害怕。”本文选自2014年第11期《炎黄春秋》,原题为《刘英谈外交部的人和事》,作者何方系张闻天秘书、中国社科院荣誉学部委员。全文如下。

张闻天认为搞外交的需要了解情况

张闻天夫人刘英同志,晚年人称“活党史”,也可以说是我的一位忘年交。在我放弃从事50余年的国际问题研究改行研究中共党史后,找她谈话、搜集和订正一些材料就是很自然的事了。我和她谈得最多的是中共党史中的一些问题。由于我和刘英是1950年底一同进入外交部、又同在部里工作近十年,外交部的人和事也是我们经常触及的一个话题。现在就把这一部分介绍如下。文内加方括弧的是我所做的补充或说明。

1950年调我们到联合国代表团工作,我们就到了北京。总理安排得很细,说洛甫的房子还没搞好,先住颐年堂那边吧!中办主任杨尚昆就把我们安排到那里去了。住得近,毛主席散步就散来了,常来。我们有时也去看看他。有一次毛主席来看我们,当时闻天到胡乔木那里聊天去了。我找人去把闻天叫回来。毛主席说:我没什么事,就是来看看你们。闻天说,我没有做过外交工作。毛主席说:王稼祥告诉他,苏联人有一句话:“不讲话是金,少讲话是银”,别的我就不知道了;外交我是不懂的,靠你自己去体会,多请示汇报就是了。在中南海住了两三个月吧,杨尚昆就叫我们去看房子,两处,一处是梅兰芳住过的四合院[无量大人胡同五号],那里一进一进的,不方便。一处是景山后街,只有一座小楼。我看中了景山后街。

准备到联合国去,代表团的干部由外交部和中组部调。李一氓当副团长,刘贯一当秘书长,李克农当顾问。冀朝鼎管经社理事会,他是正代表,我是他的副代表。他是经济博士,对联合国的经济非常熟悉,他爱人叫罗什么[罗静宜]的,我和她关系密切,经常有来往。她也是专家,研究经济问题的,不久前才去世。冀朝鼎在美国待的时间长,用英文演讲,讲得非常漂亮,在雷任民那里的国际贸易促进会当会长。后来他和雷任民合作得不太好。雷任民不怎么重用他。对于从外国回来的人,他感到摸不准。

闻天认为搞外交的需要了解国内情况,就带了一些人到上海去看看。那时潘汉年是副市长,很帮忙的。饶漱石也是很客气的。闻天又叫大家学一些国际方面的东西,了解联合国各个组织的情况。研究联合国的东西研究得比较深。

闻天认为搞外交的需要了解国内情况,就带了一些人到上海去看看。那时潘汉年是副市长,很帮忙的。饶漱石也是很客气的。闻天又叫大家学一些国际方面的东西,了解联合国各个组织的情况。研究联合国的东西研究得比较深。

在驻苏联使馆时,张闻天引起王稼祥不满和毛主席疑忌

王稼祥在担任第一任驻苏联大使后不久就劝闻天去接替他。后来他又向毛泽东反映了他的这个意见。周恩来也要闻天去做大使。我们一到大使馆就看到了王稼祥过去的工作情况。他有一个“孤岛论”,说使馆是远离祖国的孤岛,工作倒也没有什么,无非是送往迎来,有打麻将够一桌四个人就行了。实际上是他不安心工作,认为在使馆不可能有什么作为。闻天到任后就批这个“孤岛论”。他批得透彻,是为了做思想工作,使大家安心国外的工作环境。王稼祥手下有一个参赞,就把闻天批“孤岛论”的谈话反映到王稼祥那里。王稼祥以为这是在批他,气得要命,又跑到毛主席那里讲闻天坏话,说他“左”。

[杨尚昆同刘英谈话时说:毛主席这个人非常多疑,后来洛甫到莫斯科当大使时,我想毛主席可能也有点怀疑。因为那个时候中央委员里头当大使的就是张闻天和王稼祥两个,而在王稼祥当大使同张闻天当大使时比较,苏联政治局对张闻天就比对王稼祥要重视,规格要高。你们回来的时候苏共政治局委员不是请你们吃了饭,送了东西吗?刘英说,莫洛托夫讲他是杰出的外交家。杨尚昆又说:当然洛甫同志都如实报告了,他并没有隐瞒这个。这就又联系到你张闻天是苏联培养出来的,王稼祥也是苏联培养出来的,为什么对你就比对王稼祥要好?

所以为什么高岗的事情也把张闻天扯进去了。你大概不知道吧。刘英说知道,不是也检讨了吗?因为那时他去看他了。杨尚昆说:你看这里有个我们不知道的内部毛主席的想法问题。其实张闻天他去看高岗有什么关系呢?刘英说:就是嘛,他同高岗在东北一起工作,回国自然去看他,当时还不知道高岗出了问题呢。杨尚昆说:因为有个说法是,高岗那个时候反对少奇、反对总理,也可能这个是毛主席的意思,是因为毛主席后来看到形势不对,他就反对高岗了。反正他对少奇同志既觉得他是党内不可多得的人才,又觉得有些事情没有经过他。庐山会议以后,那时候我不是有时也跑到你们那里去看一看,去了我还要跟他(毛主席)报告,不然将来又说我如何如何。毛主席问洛甫怎么样?我说情绪还好,他在做研究工作。在那以后,洛甫就是一落千丈,这个中间实际就牵扯着一个高岗,一个彭德怀这些案子。毛主席觉得张闻天在后头都起一定作用。反正我看他对这个事情是深信不疑的。]

闻天一到使馆就认为要加强政治思想工作。我担任支部书记,就对留学生介绍国内情况。闻天在莫斯科抓学习抓调研,把大家团结了起来。他不是让你做报告,自己也去听吗?刘晓当大使后,就留恋闻天当大使时期的使馆情况。闻天回国当副部长后,伍修权[外交部副部长]还发通报说,苏联大使馆搞得好。第一次使节会议没有讨论大事,就是谈降低工资的事情。两位将军大使不同意降工资,说自己原来就是兵团级干部。伍修权很为难。结果驻苏联大使馆带头降工资,九级以上干部都降一级。张闻天降一级,我也从七级降为八级。所以伍修权表扬了驻苏使馆。

闻天当时每月拿4000卢布[按官方汇率等于2,000元人民币],我3,000卢布。我从来不买什么东西。我就是要买,闻天也不让。他自己用钱就是买书,每周同你去转书店,剩下的钱买公债。他一共捐了12万元给特别会计室。特别会计室是中办下面的一个单位,老同志的稿费等就交到这里,它也给老同志报销一些特别的开支。

张闻天对于总理夜里办公不佩服

“八大”把闻天从政治局委员改成候补委员。事前同他商量说,因为要增加几个军队的人,林彪啊,刘伯承啊,还有个谁当政治局委员,要去掉现在的两个政治局委员:张闻天、康生。闻天说没有意见。康生表示谦虚,说最好连候补委员也不要。闻天说,康生还表示谦虚,我没有谦虚,组织确定了,怎么定的就怎么定,谦虚有什么用?都已经确定了,政治局都开过会了,推也没有用,要也没有用。候补就候补吧!无所谓,不计较。

总理不兼外长了。他不提要张闻天当外交部部长,因为他知道毛主席不喜欢闻天。他提出让陈毅当,其实陈毅并没有干过外交。但是总理对闻天是很尊重的。他对闻天是又怕又有顾虑。闻天过去是同他一起搞领导工作的,他知道闻天写东西、搞哲学和马列主义,都高一头。所以他对待闻天,不像对待李克农这些副部长那样。总理和毛主席一样,晚上办公。闻天说:我要熬夜,明天就起不来了,白天就不能上班,我是按时上班的。闻天这个人是很守规律的,说几点钟起床就几点起床。我没有起床,他就喊我:快点快点,要走了。他上班从来没有迟到过,规定几点上班就几点上班。在外交部时早上8点上班,他按时到。乔冠华、龚澎、章汉夫就常常迟到。他下午2点开会,1点半他就催我快起来,2点准时开会。他说,自己规定的制度不执行,那别人怎么执行啊?

对于总理夜里办公,他并不佩服。他说,难道晚上不睡觉才有效率吗?为什么白天不工作,要晚上干?周总理是要适应毛主席[刘少奇也是如此]。白天睡了,晚上当然熬夜;晚上睡了,不是就可以在白天工作了吗?各个部门都是白天工作,白天请示汇报,事情运转得快;晚上工作,许多部门都关门下班了,你一个人工作,找人要把人喊醒。后来总理也知道洛甫的习惯,半夜有事先通知章汉夫,第二天再转告洛甫。后来总理开外交部的党组会,好多次都挪到下午2点钟开,不再那么晚才开会了。

干部工作、政治工作过去都是李克农搞。李克农的工作作风是大刀阔斧。我回来时,李克农已经离开外交部,我还是到他那里去请示工作。我向他请示,当部长助理是不是不要再兼干部司长了。他说:要兼,兼了才有直接的权力;外交部要整顿,邪气要整一整,不然干部是调不动的,说龚澎“娇得很”!什么乔冠华、龚澎都碰不得,都是周总理讲了才算。他支持我做工作。

外交部副部长太少,分工搞不过来。[中组部管外交外贸干部的]帅大姐[帅孟奇]几次提出,应该提我,说当年在莫斯科留学的几个女同学,只剩下刘英没提了。闻天准备提乔冠华、曾涌泉和我三个人。安子文批了同意,帅大姐告诉我可以向上报送。干部司于是写了报告,但是被闻天压下了。他要先请示总理。总理好久都不批。问张彦[总理办公室主任],张彦只说总理还没有批。后来总理对闻天说,此案不批,因为张闻天是常务副部长,如果刘英是副部长,对外不好讲。对刘英不当副部长,闻天没有意见,后来只提了曾涌泉。

陈毅当部长后,给闻天写了一封信,说周总理告诉他,刘英还是应该提副部长,可以采取两种办法:或者当个不对外的副部长,或者党委设常委,刘英当常委。闻天把这封信拿给我看。我说,我什么都不要。闻天把我的意见告诉了陈毅。庐山会议后陈毅来看闻天时,见我在里屋待着不出来,就说刘英你怎么不出来?我出来了,但一言不发。他对我说:你这个大姐,我对你的印象还是好的,你就是个态度问题,就在会上听听意见,说说你有什么问题吧。他对我的印象好,指的就是我什么都不要。

给周恩来总理提意见

[我谈到柯华写文章,不点名地诬称闻天同志反总理。]根本没有这个事。当然,闻天也谈到过总理的一些问题。总理不兼部长,陈老总当部长了,就到我们家来征求闻天的意见,说你对过去的工作有什么意见?当时他们两个谈得非常投机,兴高采烈的。闻天说,你当部长,当然很好,我很欢迎;总理太忙了,总理管得太宽,忙得又顾不上,所以你来了好;至于工作,大家一起做嘛。陈老总问闻天,对总理过去的工作有什么意见,你也可以提提。闻天提了些意见,说:总理过去管得宽了,小事抓得紧了,大事丢掉了,对外交方面比较重要的问题找他批,要排队。他每天早上起来,那些有分工的秘书,管外贸的、管文化的,都排队等着总理批文件。

负责我们那一摊的是陈浩。我们催陈浩,她说没办法,排不上。总理晚上不睡觉,我们吃中饭了,他才起来。人家笑说他从坐在马桶上起,就开始办公,大家这时也就到厕所里去排队了。[我说这不是玩笑,是真的。闻天同志也来过一次。那次要批的是我管的事情,所以我跟着。闻天同志不排队,叫我到厕所里去排队。]有一次我看见廖承志他们在排队,他问我为什么不排。我说我是来开党组会的,党组会都要找总理一起开。还看见周扬、雷任民、范长江他们,一排一排地坐着。我说:你们坐在这里干什么?他们说:排队嘛!雷任民在背后就跟我发牢骚说:我忙得要死,一个钟头还没轮到我,他不批我又不能走,我们得等他起床,吃饭。

那次到了要开会的时候,总理和他们说,不谈了不谈了,我们要开会了。把他们都赶走了,我们就在西花厅开党组会。这次会开得很及时,总理很重视。有些问题他管得宽,干部问题也要管,政策问题也要管。他管政策问题,但不能最后做决定。外交工作,总理直接向毛主席请示,他是完全顺着毛主席的。总理把毛主席的话都当成圣旨,总是改变自己的主张。但是毛主席又没有研究。所以外交工作很被动。反“反冒进”后,总理在什么会上都做检讨,闻天说你不要老是检讨。但他还是检讨。

关于释放被俘美国人的问题,同英国建交的问题,这样的问题,在部里是有分工的。主管的乔冠华他们都是很有才干的。闻天非常赞成他们的意见,同意放美国俘虏,和英国建交。在会上,总理也是同意的。但他什么都要听毛主席的。跟毛主席一汇报,毛主席说:俘虏不能放,一个也不能放,放了,我手里就无牌可打了。

结果总理从毛主席那里赶回来,马上又召集会。闻天最讨厌半夜三更开会。这天,半夜1点钟来电话了:开会。那只好去呀。总理说:主席不同意,政策要改变。结果弄得乔冠华、张闻天灰溜溜的。对这些,闻天是有意见的。他认为我们是在认真研究材料的基础上提出的意见,怎么毛主席一句话就改掉了?

他觉得这样不合适。要根据实际情况制定政策,不能完全由一个人说了算。他后来跟陈毅讲了这个意见,把这个例子也告诉了陈毅。陈毅很同情。陈毅这个人很开朗的,说:周总理这个人我了解,他什么都要抓,一个人哪里管得了那么多。

闻天对总理这种做法有意见,就同陈毅讲。我对他说:你不要管,你管这个没有用的。我了解周恩来。几十年了,我了解他。向忠发当总书记的时候,实际上负责任的是他。向忠发倒好,净去玩儿去了。湖南的事本来是由李维汉和李立三负责的,但是周恩来也管了起来。他是包办惯了的。在白色恐怖那样艰苦的条件下,他管得很仔细:哪个机关要被破获了,哪个电台得搬到哪里去,都管。夏之栩被捕了,其他人要转移,也都是他亲自去指挥。大的事,各省的事,他都安排。

在长征路上,刘伯承,还有很多人都跟总理不合拍,看不惯周恩来的做法。刘伯承那时跟闻天能谈到一起,说:恩来管得太多了,我这个参谋长管的事情他也管。你看他那个本子,连背行李有几匹驴驹子都记着账,大小琐细的事都管。累得他写字的时候都打瞌睡,字迹就成了一坨一坨的,要让人猜都是些什么字。可电报还是要亲自写,这个怎么能行?对他这种作风有意见的,不是一个人几个人。

李克农和闻天谈得来,也知道总理是负责任的,但是过分了。闻天讲,总理事务主义,连西瓜带芝麻都捡,应该是抓住西瓜丢掉芝麻嘛。而且各个部门都有人。李克农这些人都是很强的嘛。什么都干涉,让别人不好工作。

所以陈毅来,闻天很高兴,说你来了好,我们可以配合。陈毅很积极,说:那就开个会,我们给周总理提提意见。部里的务虚会就是这么来的。陈毅也是好心。提意见,张闻天当然带头了,大家也提。提了以后,陈毅就把记录拿给总理看。总理一看:对我有意见的人有这么多?他很注意看哪些人发了言,就在西花厅召集个党组会。我是党组成员,乔冠华他们不是成员,是列席的。总理说:提意见的记录都给我看了,好啊,大家提提意见好啊,我看见还有几个人没有提意见,一个耿飚,一个黄镇,一个刘英,你们三个人也都提提。结果他们两个都不肯提,说才从国外回来,没什么意见。他们不敢提,也不好提。

总理说:刘英同志工作时间很长,应该提呀。我说:对,我同总理一起时间很长,[19]28年就同总理熟悉了,所以我这次没提什么意见。现在总理管得宽一点、多一点,有人有意见,因为有些人确实不好工作。总理可以考虑一下这个意见。我呢,对总理没什么意见,干部问题跟总理商量,都是党组会讨论的,他也很听意见的,我没意见。

这次提意见,本来是帮助总理,没想到帮助不大,反而引起总理反感。提意见前,总理和闻天是很好的,在这之后,两个人就有些疙瘩了。

闻天反对大吃大喝,说宴请要简单些,这就同周总理有矛盾。周总理觉得中国是大国,要吃得好,要吃鱼翅海参,每次宴会都要上茅台,表示中国的气派。在这个问题上,闻天和周总理两个人不合拍。总理就是好排场,这同他的官僚出身有关。当年他就要我带头穿绸缎。闻天说:吃东西不一定要吃得太好,外交工作主要靠政策,不讲吃,吃得再好,要反对你还是要反对。不一定要用茅台,茅台那么贵。闻天是节省惯了的,也是太节约了。

我说:这钱也不花在你身上。闻天说:没必要一定要喝茅台啊!菜搞那么多,吃那个海鲜,你觉得很高贵,人家还害怕有河豚呢!外国人吃熊掌这些觉得害怕。这些小事,闻天不管了,让姬鹏飞管,姬鹏飞也不管了,叫礼宾司管。那时我们在东南亚,不在北京。萧扬[张闻天的政治秘书]在北京,给我们写信说,总理讲了,没有茅台,我出钱。在党组会上对总理提了意见,总理做了点检讨,但也做了一些解释。

闻天对外援也有意见。说,人家上层一变,对这个国家援助的影响就完了,实际收获不大。闻天在外交部做一些事,毛主席是不听他的意见的。

外交部反右派

反右派的时候,闻天不在部里,到东南亚去了。定右派是姬鹏飞、章汉夫搞的,总理没有插手。闻天从印尼回来,一看搞了那么多右派,就说不要搞那么多,要搞少一点。龚子荣讲,外交部搞右派搞得太少了。后来机关党委叫去汇报,他们说我们定的右派不够比例,规定是5%。部里反右派,后来让右派下去劳动,这些都是经总理同意的。闻天的意思,外文好的知识分子不要到下边劳动,叫他翻译东西,说这就是劳动嘛!这样外文不会丢掉,又可以锻炼他们。不要去搞那种劳动,这些人搞那种劳动,身体是吃不消的;另一方面,把外文也丢掉了,闻天是非常重才的。

庐山会议后受到批判

1959年庐山会议之前,闻天去看望正在住院的陈毅。陈毅说,两个政治局委员,去一个人开会,一个人看家。我身体不好,在家,你去开会。

闻天去参加庐山会议,本来准备谈的是国际问题的意见,但是后来谈了大跃进问题。我那时正在北戴河。有一天张茜和我说,告诉你一件事,你不要紧张。昨天闻天给陈毅打了电话,说犯了错误,缺点讲多了。陈毅说,缺点讲多了有什么?不要怕。

我对闻天犯了错误感到震惊。我说,庐山会议,人家不讲,你去讲什么呢?我埋怨他。明明毛主席对彭德怀有一肚子意见,总是要发泄的。彭德怀讲了,你还要讲。胡乔木也打电话来打招呼,你还讲什么?他说,我不讲能行吗?国家要垮。我说,国家要垮,靠你一个人能行吗?

庐山会议后,陈毅到家里来和闻天谈话。陈毅对大跃进也有看法,认为许多事是假的。他说,他本以为闻天是在国外问题上出问题,没有想到是在国内问题上出问题。

批判时闻天住院去动手术,陈毅到医院去看他,说:告诉你一点消息,主席请彭德怀吃饭,我也去吃了这顿饭;彭德怀讲了三点,一不自杀,二要求下去劳动,三什么的;主席对彭老总说,也许你是对的。陈毅对我说,刘英,这个话你不能往外讲。我是政治局委员,闻天也是,我们之间讲的话,你不能往外讲。

闻天住了院,我在外交部首当其冲,被重点批判。韩念龙叫萧扬来家,交出钥匙,不准萧扬再来。当时我很寒心。闻天平反后,韩念龙在医院见到我,对1959年的表现也表示内疚。

外交部那时候党的工作是罗贵波管得多。陈毅没有怎么管。

罗贵波、姬鹏飞他们批判我态度不好,说我和闻天划不清界线,要给我戴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帽子,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在整我时主要是关于人事问题,说我把何方这些亲信在几个司里安点,说外交部搞了一个所谓宗派。对这一点,斗争一开始时还比较公正,姬鹏飞就不同意说我们搞宗派。龚澎也说,一个政治局委员要搞宗派,也不是和自己手下的几个干部搞。搞着搞着就不行了,后来硬是说我们在外交部搞了个宗派。闻天一直心里不安,曾对陈毅表示过,说我犯错误,不应该牵涉这些人。

闻天出医院以后,陈毅又来家里看他。对闻天说,好多人揭发你,秘书们揭发你的材料,要不要拿来你看看?你也去外交部讲一讲。闻天说,我什么都不看,在外交部里没有什么好讲的,我就是在庐山犯了错误。陈毅说,那好,你好好养病。

外交部批判我后,我就给杨尚昆打电话。杨尚昆说,哪个不了解你?少奇同志就说,刘英没有什么问题。这又不是什么株连九族,闻天是闻天的问题。他要我写信,说他可以夹在文件里转给毛主席。

我给毛主席写信,说从长征开始一直到现在,我向来拥护毛主席,是毛主席通知让我离开苏区参加长征的,我对毛主席从来没有反对过,向来是爱戴的。我和闻天的政治经历不同,从来是听党的话,服从领导,没有什么自己的独立见解。不能丈夫有什么错,老婆就犯什么错误呀。我和他不同,又不懂经济,过去也没有犯过什么错误。信后还附了个说明,对所谓我诬蔑攻击毛主席的揭发材料做了解释。(阿波罗编辑注:老公这一倒霉,这老婆为了自我脱困,如此撇清关系?!)

我的信毛主席批了,大体上是说,刘英应该同张闻天区别,她同张的问题不是一样的,这是我的意见。陈毅批同意主席批示,外交部党委由我去做工作。周总理批同意主席批示和陈毅所提做法。少奇、小平都圈阅了。毛主席的批示发给了外交部和中组部。外交部不对我说毛主席有批示,但是杨尚昆、安子文、乔明甫、帅大姐都对我说,毛主席批了,叫我放心。陈毅后来对杨尚昆讲,毛主席有批示,我不好找刘英说,你去找她谈谈。杨尚昆就找我谈,要我放心,不会划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杨尚昆非常公正,说你[指刘英]又没上庐山,有什么问题?

我就去问姬鹏飞,他说不知道。这是违反组织纪律的。问章汉夫,也说不知道;再去问罗贵波,他最凶,说:谁说的?不可能。我知道毛主席的意见后,就不再理会外交部,随他们去弄吧。毛主席批的意见压了20年我才看到。

罗贵波在“十四大”时,他和我同桌吃饭,说要来见我。第一次来时,正好有许多干部子弟在场,罗贵波就说下次再来。我知道他有话要谈。再来的时候他就谈他自己受冤枉,抓“五一六”抓到他,说他批准火烧英国代办处,要我帮他到组织部去说说,为他平反。我说,我也没有得到平反,还不是张闻天的事一平,我也就平了。罗贵波还不甘心,又要李涵珍[罗的夫人]来说。我不了解外交部的文革。我被拉到外交部陪斗时,他们喊“打倒陈姬乔”。我还以为这是一个什么人呢,我搞了那么久的干部工作,怎么不知道有这样一个人啊?我也不了解罗贵波在文革中的情况[她确实不了解,不知道“五一六”是怎么回事,更弄不清外交部“打倒罗(贵波)、徐(以新)董(越千)”是怎么回事],只好劝劝他:你不是已经平反了吗?

运动最后,没有给我定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定了个严重右倾。1962年又把处分改为严重警告。因为八届十中全会后张闻天又受审查,这次改变处分没有同我本人见面。直到这次平反时才讲了甄别时曾经修改处分,没有和本人见面这些情况。

开外事会议斗张闻天,主要追两个问题:为什么从苏联回来劲头那么大?是里通外国?与彭德怀是什么关系,开过什么反对毛主席的黑会?查闻天的“里通外国”,闻天和郭肇唐的关系成为一个大问题。闻天说,康生这个人厉害!郭肇唐是他介绍来的,就说同我有牵连。郭肇唐[又名郭绍棠]本来在红色教授学院教书,后来挨整,吃了好多的苦头。他1957年来中国访问,由孔原招待。孔原就请我们几个中大[莫斯科中山大学]的学生作陪。郭肇唐和孔原讲,他不认识刘英,但是认识她的爱人张闻天。孔原要我告诉闻天,好好招待招待郭肇唐。我向闻天转达了。郭肇唐又去看康生,也说想见张闻天。所以,是康生让闻天见郭肇唐的。张闻天见了郭肇唐,给了他一些公开资料。批斗闻天,李井泉、柯庆施也很左。闻天说,别的错误都可以承认,唯有这个“里通外国”,怎么斗,我也没有办法承认。他们要我揭发,我说没有什么可揭发的。彭德怀是直脾气,从来不搞阴谋开黑会。说闻天“里通外国”,是他最无法接受的。

张闻天离开外交部去经济所

1959年倒霉以后,闻天先找小平同志,小平说可以研究国际问题;又去找少奇同志,少奇同志说还是暂时回避国际问题,可以搞经济问题。闻天还是愿意搞经济问题的。富春非常欢迎,说我们这些人搞实际工作,你来可以帮大忙,我们欢迎搞经济理论工作的,这样可以把经济工作理论化,搞得更深一点。他说,你来还可以参加党委。可以参加党委,闻天高兴极了。几天没消息,过后李富春回了信,说很抱歉,没批准。后来他就去了[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经济研究所,没有参加党委。我就被分到近代史所,没有任何职务。我就借些书来看,参加支部会。我没有车,每天都走路去。

闻天在经济所每天看书做卡片,写的文章就经过杨尚昆送给毛主席。毛主席先还看,批给政治局同志看,后来不看了。在经济所,李泽中当过闻天的助手。他住在我们家那个小房子里,帮闻天抄抄写写,常和闻天在院子里散步,谈些问题。真正提供材料、谈些问题的是李泽中。闻天很赏识他,说:你这个人老实,品质很好。他等于是孙冶方[经济所所长]派来的。本来要派孙尚清,孙尚清不愿意来。孙冶方是闻天在莫斯科时的老同学,闻天很器重他。他和孙冶方谈得好深。孙冶方常来我们家,一谈就谈半天,都是听闻天讲。他说:你在理论方面,在辩证法方面提高了我们的工作。他们要搞政治经济学。结果康生、林涧青告了状,说孙冶方亲张闻天,搞什么价值规律。

1964年康生说,批孙冶方吹利别尔曼,为什么不批张闻天?根据就是张闻天参加了孙冶方起草的政治经济学大纲。经济所批孙冶方时,实际上就已经在批闻天了,只不过闻天自己那时并不清楚。有一天他告诉我,他去经济所时觉得许多人见了面都跟过去不一样了,表面上都很客气,实际上别的什么都不谈,孙冶方见了他也是客客气气。他看到书架上也改变了样子。他就弄不清楚究竟是为什么。我从历史所范文澜那边多少知道一点风。一次我同我弟弟刘彬谈话时透露了我的担心。我说,闻天一直不停地写,不要将来再出问题啊。刘彬说,学术问题没有什么关系,历史将来是会说话的。不过他建议要多写点毛泽东思想的东西给上面看看,于是我转告了闻天。闻天就写了一些关于毛泽东的哲学、军事思想的文章。

杨尚昆1959年后对闻天还是照顾的。生活上不变。还是用专车,到供应站买东西,每年主动安排他到青岛休养,来去挂公务车。1965年,他被调到广东,由汪东兴接替,就不行了。专车取消了,煤也没有了,只好烧个炉子。闻天专门写了一封信,说没有煤,暖气管要冻坏的。这样才拨了2吨煤来。

长征时是苦,但是精神愉快。1959年后精神压力大,比肉体上受苦要苦得多。庐山会议后,我们很孤独,连我弟弟都不肯来看我们。因为我受闻天连累,所以他总是照顾我。我不快活,他就领我到公园去走走,连下雪天也要散步。把小倩领来养也是为了调剂一下生活。我们两个是工作的伴侣,患难的夫妻。

阿波罗网责任编辑:白梅 来源:炎黄春秋 转载请注明作者、出处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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