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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中自杀的名人(1)人民日报总编邓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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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中自杀的几个名人(大纪元合成)

编者按:大陆中学语文教材里,邓拓的《燕山夜话》、《三家村札记》若干篇目被选入,供代代学生阅读学习。但可能很少有人想到、作者邓拓是文革中第一个自杀的文人,这些短小杂文,是在怎样的大背景中出现的呢……

一、鼓吹马列毛和大跃进的党报总编——邓拓

邓拓被中共称为“为传播毛泽东思想做出了贡献”。1930年,邓拓18岁即加入中国共产党,写过大量关于毛泽东思想的文章。中国第一套《毛泽东选集》就是1945年由邓拓主持编印的。

1949年以后,邓拓担任北京市委宣传部部长,《人民日报》总编。

毛泽东高度介入《人民日报》的编辑工作。在毛泽东主导下,《人民日报》对《武训传》批判、《红楼梦》批判、胡风批判等运动都直接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比如,从1955年5月18日到6月8日,《人民日报》每天连篇累牍刊登声讨文章、读者来信和漫画,并在公安部直接干预下,刊登胡风与其“集团成员”的“反动信件”。

1956年6月,刘少奇布置中宣部起草《要反对保守主义,也要反对急躁情绪》,作为社论在《人民日报》发表。邓拓收到稿件后略作修改,排出清样送给刘少奇、周恩来陆定一,他们都做了亲笔修改,最后清样交给毛泽东审定。毛只批了四个字:“我不看了”。

邓拓看到批语左右为难。如履薄冰的邓拓说过一个原则:“宁犯政治错误,不犯组织错误。”只要是根据领导指示办的,哪怕是犯了政治错误也算轻的;自作主张一旦得咎,那就可能被扣上“反党”的帽子。最后,邓拓小心谨慎地做出选择:发排文章,使用五号字,不用社论惯例使用的四号字。此文是中共建政以后全国最早公开反“左”的社论。毛说:“骂我的东西我为什么要看?”于是,邓拓失去了最高领导的信任。

1956年,邓拓本来要被提名为八大中央委员,但他坚决推辞,并萌生了辞去人民日报总编辑的念头。

1956年4月,毛泽东提出“双百”方针。1957年2月,又提出希望党外人士帮助共产党整风。各大报纸纷纷响应号召,刊登给党和政府提意见的文章,而《人民日报》表现得十分“保守”。邓拓特别规定,对来稿要严格把关,在保持作者原意不变的前提下,删改激烈语言再发表,并且要加编者按语以缓和火气。

1957年4月开始,《文汇报》、《光明日报》大量发表大鸣大放的文章,在社会上引起强烈反响。毛泽东多次公开表扬这两张报纸,指示鸣放要“加温再加温”。对于《人民日报》的不温不火,毛泽东批评邓拓“书生办报”。

4月10日下午,毛主席在卧室召见《人民日报》全体编委。邓拓汇报工作,屡次被打断。毛说:“你们按兵不动,反而让非党的报纸拿了我们的旗帜整我们。过去我说你是书生办报,不对,应当说是死人办报。”“你不要占着茅坑不拉屎。中央开了很多会,你参加了,不写,只使板凳增加了折旧费。如果继续这样,你就不必来开会了。谁写文章叫谁来开会。”“你养尊处优,只知道汽车进汽车出。我看你很像汉元帝,优柔寡断。你当了皇帝非亡国不可!”邓拓几次想解释都被顶回,最后他说:“我不知道自己像不像汉元帝,不过我实在是感到能力不够,难以胜任,希望主席撤掉我的职务。我几次诚心诚意提出过这个请求。”而毛说他是“假辞职”,并批评在场几个副总编辑“不敢革邓拓的命”,鼓励他们和邓拓“拍桌子”,“只要不到马路上去闹,什么意见都可以提。”“为什么一点风都不透,没有一个人向中央写信报告情况?”整整批了四个多小时,邓拓等人终于可以离开。

6月,毛泽东派贴身秘书吴冷西到《人民日报》任总编辑。吴冷西分管新闻,看大样,定夺版面。邓拓任社长,分管理论和文艺。

1958年1月,邓拓参加南宁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这次会议上周恩来受到批评,承认“反冒进”是错误的。毛泽东点名批评《人民日报》,提到那篇被邓拓改小字号发表的反冒进社论。大跃进运动蓄势待发。

之后,彭真安排邓拓到北京市委书记处担任主管文教的书记。

1959到1961年的三年大饥荒中,老党员韦君宜在其《思痛录》中有过这样的记录:

“北京已经买什么都困难了,——食物匮乏的情况越来越严重。肉已断档,鲜菜也没有了。有一段时间,我们家每天吃的是白米加白薯煮的饭,菜是腌菜叶,稍炒一炒。”

到了1960年,“情况越来越坏了。北京郊区不断传来饿死人的消息,城里人也出现了浮肿。我的婶娘双膝以下都肿了。人的肚子无法用气吹起来,批判也不管事。于是各种办法都出来了:提倡’再生菜’,就是把吃剩的白菜根用土埋在盆里,让它再长出几个叶子,可以吃;机关做’小球藻’,就是把池子里的绿色漂浮物捞起来培养,也吃,据说有蛋白质。”

“一切能进口入肚的东西都想绝了。我有个妹夫李××,当时任市政府副秘书长。他们竟想出一个奇特的办法,想到厕所里的蛆是动物,有蛋白质,竟把蛆捞出来洗干净,试图做熟了吃,考虑推广。李××秘密地告诉我们,说他本人就亲口试尝过这种异味。”

韦君宜在其书所述,邓拓应该是很清楚的,他是韦君宜丈夫的好友。而且,邓拓对灾荒有过非常深入的研究,早在1932年,邓拓就出版了学术专著《中国救荒史》。1958年大饥荒时,邓拓任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主席,但邓拓如何记录这个大饥荒的呢?

在《庆春泽迎接一九五九年元旦》中,邓拓写道:“中国飞奔,全球注视,东风吹遍大千。领导英明……新年又值春光早,看棉粮歌舞,钢铁腾欢。一望高潮,竟然倒海移山……”“……跃进京华新岁月,青春生命发狂歌。”

当时灾荒严重的江南,在邓拓的描绘下,“百里千家足稻粱”“……到处气像一新,令人鼓舞。跃进声中,山川倍见壮丽,风物美不胜收……”。

1961年冬,邓拓写过“昔年边塞地,今日稻粱仓。跃进经三载,红旗举八荒”这样的诗句。

“高举三面红旗”的同时,邓拓在北京晚报《燕山夜话》专栏里,陆续对食不果腹的读者发表杂文。《不怕天》强调“革命的人民是一切都不怕的,首先是不怕天”,“天不可怕,人能胜天”。他还写了《白开水最好喝》、《大胆练习写字》、《交友待客之道》、《谈“养生学”》、《养牛好处多》、《中医“上火”之说》、《握手与作揖》、《大豆是个宝》、《谈谈养狗》等与政治无涉的杂文,平和而散淡。这时期,邓拓确实写过一些对“大跃进运动”中某些现象进行批判的文章,但《燕山夜话》和《三家村札记》所提倡的,也是当时中央所提倡的,《燕山夜话》和《三家村札记》所反对的,也正是当时的中央所反对的。邓拓小心翼翼地把握这个大前提,他对说大话、空话、假话的批判,也是对“中央精神”的呼应。

但1966年,从5月8日开始,北京各大报公开批判《三家村札记》、《燕山夜话》,深挖所谓“三家村反党集团”的幕后人物。当时,有一首童谣在全国传唱:“邓拓、吴晗、廖沫沙,一根藤上仨黑瓜”。邓拓被定性为“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

5月16日,戚本禹发表文章,称:“邓拓是一个什么人?现在已经查明,他是一个叛徒。”

当过十年《人民日报》总责任人的邓拓,在历次运动中,都一次次签发过批《武训传》、批胡风、反“右”批判的文章,一次次激起过“革命群众”对批判对象的愤恨,所以他深知自己将面临什么。邓拓表示:“群众是对的。既然宣布我反党反社会主义,那就是敌人,他们当然理应表示憎恨。群众从来是相信党、相信党报的。”

5月18日凌晨,54岁的邓拓自杀。

邓拓很清楚,按照共产党的逻辑,自杀是有罪的,自杀者一律罪加一等,一律被定性为“叛党”、“畏罪自杀”、“自绝于党自绝于人民”,甚至“以死向党威胁向党进攻”。所以,在遗书《致北京市委的一封信》里,邓拓讳言“自杀”二字,他为自己开脱:“作为一个共产党员,我本应该在这一场大革命中经受得起严峻的考验。遗憾的是我近来旧病都发了,再拖下去徒然给党和人民增加负担。”

在遗书中,邓拓至死不悟,他表白说:“我的这一颗心,永远是向着敬爱的党,向着敬爱的毛主席。”

“我要离开你们的时候,让我们再一次高呼:伟大、光荣、正确的中国共产党万岁!我们敬爱的领袖毛主席万岁!伟大的毛泽东思想胜利万岁!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伟大事业在全世界的胜利万岁!”

在另一封给妻子的遗书中,邓拓写道:

一岚:

你和孩子们离开我是对的,同样,我不能让你们再跟在一起了。盼望你们永远做党的好儿女,做毛主席的好学生,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坚持革命到底,为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奋斗到底。我因为赶写了一封长信给市委,来不及给你们写信。此刻心脏跳动很不规律,肠疾又在纠缠,不多写了。

你们永远不要想起我,永远忘掉我吧。我害得你们够苦了,今后你们永远解除了我给予你们的精神创伤。

永别了,亲爱的。

大云

五月十七日夜

戚本禹指控邓拓是“叛徒”的同时,也点名批判了中共北京市委宣传部长李琪。此后,李琪遭到批斗,受到辱骂、殴打,其妻被隔离审查,子女受株连。1966年7月10日晚,李琪亦自杀。

与邓拓同案的廖沫沙,后来在狱中被关押8年后,又被送去劳改3年。

中共的报纸说邓拓是叛徒,邓拓的子女们相信了,他们就与父亲“划清界限”。他们被骂“狗崽子”,母亲要求他们要“爱党爱群众”。子女们说,我们爱党,但党不爱我们。

1979年2月,邓拓被平反,结论有几行字:邓拓、吴晗、廖沫沙三人都不是反党,所有被株连的人都撤销处分。以“反对毛泽东思想”的罪名自杀的邓拓,后来被中共称为“毕生从事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的宣传”。

评述:

哈维尔说过,“我们每个人都是极权社会的受害者和缔造者。”邓拓既是被迫害者,同时也是那个迫害制度的拥护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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