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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组部内部文件:中央领导每家一人接班做高干

——中共政治家族化 老同学看薄熙来

按著两位一言九鼎老人的意思,很快形成了一个规矩:高层领导每一个家庭都有一个人安排做高干,家里的其他人就“下海”敛财。中共中央组织部为此发过一个文件,把内部规矩正式变成官方政策。文件规定本来仅仅适用于高层领导干部的子女,但实践起来各级领导都仿效这个做法,变成举国上下的不成文规定。

近日薄熙来同学魏亚南网上刊文,披露了薄熙来在香港参加招商活动时,公开否认自己参政是得益于父亲薄一波的影响。魏亚南表示,中共内部曾形成一个规矩并以文件形式下发,高层领导每一个家庭都有一个人安排做高干,家里的其他人就“下海”敛财。上行下效,中国县级政治权力同样存在家族化的问题。学者何清涟分析了其中几个原因。

大陆人民日报原驻香港办事处主任、首席记者魏亚南,是薄熙来上世纪八十年代、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新闻系读研究生时的学长。

近日魏亚南在网上发表了《薄熙来二三事》一文中提到,1993年是他被派驻香港的第二年。以《人民日报》驻香港记者的身份,应邀前往香港贸发局,参加大连市在那里举办的93大连(香港)经贸合作洽谈会。这是大连新任市长薄熙来在香港举办的第一次大型招商活动。

在会场他遇到了薄熙来。当时薄接过旁边人递上的一个口袋给魏亚南,里面装着厚厚一叠宣传资料,顺便又递过来一件包装精美的T恤衫:“这是我们与韩国合资生产的服装,品质不错!”

魏亚南见距离开会还有点时间,就低声好奇地向他求证,近期港澳台报刊舆论的一个热点问题。

他问薄熙来:“我问你个事,这里的报刊风传中组部内部有文件规定,每位中央高级领导的子女,每家有一名可以作为从政培养物件,而且只能有一名。听说你们家里曾为此开会,认为你可堪造就,报上去的是你。你哥薄熙成自感仕途无望,为此近日辞官下海,不当北京旅游局长,去北京工艺美术品总公司当老板了……”

没等魏亚南说完,薄熙来的脸色便阴沉了下来,答道:“我84年下到地方,从中央机关到金县当的是小宣传部长,哪是什么中央安排的呀,是我自己去的。后来当大连副市长、市长,我自认为是靠自己本事干出来的!劝你在香港不要相信这些东西。”

话不投机,正好主持人宣布开会了,薄熙来不辞而别,起身走上主席台。

新闻发布会主要由他主讲,介绍大连的高速发展、投资政策和环境条件……轮到答记者问了,不料一些提问几乎跑了题,海外记者变着法儿问道:

“可否谈谈你的兄弟薄熙成为什么弃官不做,旅游局长不当,下海去当工艺美术品公司总经理?”

“中央是否有内部规定,中央领导人每家要培养一位当接班人?”

“您是中央内定培养的接班人吗?”

一位记者提的更直接:“薄先生,你的父亲是中共高官,你做市长,是不是并非主要因为政绩,而是沾了老子光?”

面对这些刁钻的提问,薄熙来微微一笑,来了个先承后转,借题发挥。他先承认自己确实“沾老子光”,而且所沾之光使自己“终身受益”,继而巧妙地引申、发挥,说自己所沾之光是恶运和磨难,而正因为如此,才锻炼了自己的意志,学会了思考,认识了社会和人生,逐渐成熟起来。所沾之光是巨大的精神财富,使自己受益非浅。

薄熙来对“沾老子光”的妙解,使得所有在场的人立即对台上这位来自大陆的年轻市长刮目相看,但这不等于人们都认可了他的回答,因为他没有说实话。

据魏亚南回忆,后来证实,记者们的提问并非空穴来风:“六四”之后,中共大佬陈云有言:“看来还是我们的孩子可靠,不会掘自己的祖坟。”并据此向邓小平建议:“江山是我们打下来的,因此继承这个江山也应该是我们的后代。”他提出中央领导人一个家庭至少出一个人,意思是出一个人掌握大权。邓小平默许了这个提议,忘记了自己曾高调表示过“高干子弟要退出权力圈子,以免造成不良影响”。

就这样,按著两位一言九鼎老人的意思,很快形成了一个规矩:高层领导每一个家庭都有一个人安排做高干,家里的其他人就“下海”敛财。中共中央组织部为此发过一个文件,把内部规矩正式变成官方政策。文件规定本来仅仅适用于高层领导干部的子女,但实践起来各级领导都仿效这个做法,变成举国上下的不成文规定。

魏亚南在文中写道:“现在看来,薄熙来就是这一政策的受益者,但他却对我和当众矢口否认,这种撒谎不脸红的政客作风,早已将他的人格堕落显现无疑。”

2011年9月1日,《南方周末》发表《“中县‘家族政治’现象调查”》一文。2015年,这个“中县”被证实为河南南阳新野县,该报告作者是北大社会学系博士生冯军旗,曾在新野县挂职副乡长与县长助理,有机会观察该县各种盘根错节的政治关系。

在该调查中,作者完整记录了这个县级政权系统内部各家族成员的任职关系,在中县之内,竟然梳理出21家政治“大家族”(一个家族产生5个以上副科级干部),140家政治“小家族”(5个以下、2人以上的副科级干部),总共161家大小政治家族。

在现代政治中,一国的政治资源被某些家族成员垄断,其实是该国社会的精英选拔机制出现了严重问题。纵观中共统治60余年的历史,除了在上世纪80年代90年代前期曾出现过按“成就原则”选拔精英的短暂阳光之外,从未脱离按血缘选拔精英的文化窠臼。

在《中国为何容易出现“政治家族”?》一文中,著名学者何清涟指出,中国家族政治产生的几个原因:

A.家族政治在中国有源远流长的历史。早在殷周两朝,中国就形成了完整的宗法制度,政治权力按等级分配,世袭罔替;

B.中共执政时期从未真正建立过合理的精英选拔机制。在毛时代,这一时期的精英选拔以血统原则为主。与以前的血统原则重视精英相比,毛则是逆向而行重视草根与边缘人的“出身论”。在毛的所谓“红色接班人”的选拔标准中,最重要的就是出身即血统原则。

从1998年高等教育产业化开始至今,社会呈现向“身份型社会”复归的迹象。党政事业机关除了技术性极强的岗位之外,一般可替代性强的非专业技术职位,血统原则在竞争中的作用日显重要,“二代”现象表明中国精英阶层的素质严重退化。

那么“曾经的风云人物”薄熙来为何后来却落败了呢?对于很多人都感兴趣的这个问题,魏亚南在文末也进行了反思。

他认为,在专制制度下,无法监督的权力,极易使人变成极权人物。推行权力意志,让治下的国民、居民都整天为着自己的想法转,唱红打黑说一不二;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睚眦必报,毫不含糊;和尚打伞无法无天,一意孤行;好大喜功,甚至觊觎最高权力。薄熙来就是这种体制下“由人变成鬼的例子”。

魏亚南最后总结道:“薄熙来意外失败带有偶然性,如不真正落实自由、民主、法治,不彻底铲除极权人物产生的土壤,就难免还有薄熙来似的人物出现!”

阿波罗网林亿综合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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