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值临近中共六四屠城29周年纪念日，已故中共前总书记赵紫阳的秘书鲍彤再次证实，六四事件起因中的前中共总书记胡耀邦并非是“气死”，而是邓小平激化矛盾并一手导演了血案，为中共历史上最荒淫残暴的党魁之一江泽民铺就一条血路。
鲍彤先生日前在美国《纽约时报》刊登的他与毛泽东前秘李锐的女儿李南央对谈中，大致叙述了胡耀邦从发病到病亡的过程，这一过程当年记录在赵紫阳所撰写的《胡耀邦同志逝世前后》一文之中，但文章被中办扣发。
鲍彤还表示，邓小平之所以这样做，是要激化矛盾。
邓小平在“危机”前夕暗藏杀机激发矛盾酿血案
在六四事件的大致定义中，外界认为，胡耀邦之死是一个重大因素，不过，有胡耀邦的“智囊”、“文胆”之称的阮铭，曾在2007年撰写的《八九六四天安门屠杀的历史教训》中谈到，六四事件可谓邓小平的“新淮海战役”。
阮铭对1989年的全球大背景分析说，第三波民主化浪潮已经不可阻挡汹涌而上，冲过欧洲共产党国家，即将来到中国天安门广场了。他还认为，“邓小平对此已有预感”：
对邓小平来说，六四是他的“反自由化”题中应有之义，是他抵挡“世界大气候”和“中国小气候”、抵挡全球第三波民主化浪潮的重大战略部署。
事实上，被公认为政治学者以及政治评论家的阮铭，在1988年离开中国之后，有多部著述，特别是对胡耀邦以及邓小平相关的研究也有相当口碑。阮铭曾梳理过在毛泽东病亡之后的中共高层的权力更替过程，包括搞下华国锋，矛头指向有改革动向的胡耀邦，到最后软禁赵紫阳。
鲍彤也在他与李锐女儿谈话之后发表的另一篇文章中叙述了“六四黑幕：邓小平谋划的政变”的过程，从罢黜赵紫阳到将学运定性为"动乱"，进一步激化矛盾，并在舆论与造假的铺垫之后，血洗天安门。
现在看来，邓小平面对中共不可避免的危机，困于中共的邪恶基因中，深知以暴力起家，并以暴力维持非法政权的中共，要稳固政权，没有第三条路可选，而唯一的解决之道就是杀人，“杀二十万，保二十年稳定。”用最残暴的方式虐杀了在他看来的“自由化倾向”。而最终将权力交给能够对中共相互利用的党魁江泽民手中。
邓小平成就了江泽民这个“千古罪人”
2017年12月，英国解密的文档显示，"六四"事件中，中共军方杀害了至少一万人。那些人或在极强扫射中罹难，或在坦克碾压中惨死。
1998年6月《北京之春》杂志刊登“原八九戒严部队部分官兵致江泽民的公开信”，信中称江泽民是六四事件的最大受益者，江在中国的统治权力是建立在六四死难者的血和肉的基础之上的，并利用六四受难者的尸骨提拔将领，拉拢军心，信中称江泽民是千古罪人。
阮铭曾回忆说，江泽民“给我感觉他比较官僚，善于投机。”邓小平选择江泽民却是一个必然：江泽民的历史与中共的历史契合相当紧密，如抗日期间，中共觊觎国民党的政权而欲消灭国军，江泽民却选择进入日本汪伪中央大学；中共对其党魁的顶礼膜拜、唯命是从，与江泽民对邓小平的阿谀奉承以及他个人的品行、道德观都适合在邪教式的政党中担任最高头目。
自由亚洲2004年的《江泽民的“洪福”与中国的不幸》一文中，对江泽民的评述包括：“行为举止荒唐，不成体统”、有强烈的妒忌心，又有对权力不可遏制的欲望。纨绔子弟、一路招摇撞骗、爱出风头、好卖弄、贪虚荣。而江泽民执政期的““江泽民现象”，对无形的民族精神、社会道德基础、国家的凝聚力造成的损害是不可估量无法弥补的。
历史学者冯崇义在《中国宪政转型》一书中，直接说，江泽民是胸无大志、浑浑噩噩的利禄之徒。至于江泽民的淫乱、生活豪奢，拥有的行宫乃至于食谱都令外界震惊不已。
前中共高官阮铭在“江泽民时期是中共最腐败的时期”一文中说，江泽民跑到华尔街去敲开市钟，把高盛引入中国，压低农民工的工资，让圈地的地产商发财，以前说只有劳动创造价值，当然不全面，但是江泽民时代，变成劳动不创造价值，只有资本才创造价值——只有华尔街创造价值。金融海啸的祸源就要追到华尔街和江泽民。
六四至今过去了29年，中共通过枪杀无辜保住了其政权，但却将共产主义的所有的罪恶昭示给全人类。尤其在1999年江泽民对真善忍法轮功群体灭绝式大镇压，彻底颠覆了中国人的道德观念，中国的社会生态与生存环境不可逆转的恶化，没有任何一个三位一体的新任领导人有能力在中共专制之下改变恶化现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