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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剑英邓小平的惊人政治分歧 体制内外的联手和分野

——从西单民主墙看叶剑英邓小平分歧

叶剑英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上说“西单民主墙是人民民主的典范”,胡耀邦认为西单民主墙是“人民新的觉醒”,邓小平则斥责西单民主墙“搞乱中国”。

1978年至1979年间出现的西单民主墙是中国民主运动的开端,其宣传民主化的短暂自由时期被称为“北京之春”。1979年,魏京生在西单民主墙贴出大字报《要民主还是要新的独裁》,点名批评邓小平“走的是独裁路线”,随即被捕,判刑15年,西单民主墙亦遭取缔。前《人民日报》记者祝华新2006年撰写的《人民日报,叫一声同志太沉重》系列报史札记,叙述了西单民主墙的由来,以及中共高层对西单民主墙的分歧。叶剑英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上说“西单民主墙是人民民主的典范”,胡耀邦认为西单民主墙是“人民新的觉醒”,邓小平则斥责西单民主墙“搞乱中国”。

1978年5月,主持中央军委工作的叶剑英和邓小平在主席台(图源:中华网)

《人民万岁》的民主蓝图

天安门事件终获平反后,人民日报痛定思痛,思考如何总结天安门的历史经验,避免这样粗暴践踏民意的罪恶重演,党应该如何正确对待草根民主运动,这就有了1978年12月21日“本报特约评论员”文章《人民万岁》。

文章开头就引述革命导师恩格斯的一段名言“把革命的发生归咎于少数煽动者的恶意的那种迷信时代,是早已过去了”,大规模群众运动只能“是人民的要求和需要的自发的不可遏止的表现”,强调广场运动的自发性质,完全是民意的聚集和表现。

“(天安门)运动发生之前,并没有谁来号召,谁来动员,谁来组织,也没有谁来事先确定斗争的目标,拟定斗争的纲领,准备斗争的旗帜。人民群众既是这场运动的勇敢战士,又是杰出的组织者和指挥员。”

广场运动发生后,如此汹涌的民意为何不能赶走大家如此憎恶的领导人?文章认为,这是国家民主法制不健全的结果。我们的国家在革命胜利后仍然存在着“封建主义的残余势力”,存在着“反人民、反民主”的势力:

“‘四人帮’馨香祷祝的所谓‘社会主义’,原来只是涂着社会主义色彩的彻头彻尾的封建主义。”

文章深刻地指出:天安门事件实质上是人民群众同“四人帮”之间展开的“民主与专制的激烈斗争”。

“如果人民真正能够按照他们的利益和意志选择各级政府机关的领导人,真正能够对这些领导人进行监督和在事实证明他们不称职的时候,能够把他们罢免掉,那么,‘四人帮’这类骗子怎么可能爬到那么高的位置?怎么能劣迹斑斑而竟然长期地发号施令?如果我们的人民真正能够行使宪法所规定的各种民主权利,‘四人帮’又怎么能对天安门广场革命群众运动采取反革命暴力手段,使人民付出血的代价?”

文章接着写道,除了“四人帮”,还有一些共产党员和国家干部“在人民赋予他们权力之后,不是用这种权力来维护人民的利益,而是一味追求自己的锦衣玉食和高楼大厦,企图剥夺人民当家作主的权利,甚至对人民进行压制、打击和迫害”,“人民就有权抛弃他们”。文章号召:人民群众需要“坚持不懈地进行争取和保卫人民民主的斗争”:

“人民的民主权利,靠人民用自己的斗争去争取和保卫,而不是靠什么神仙皇帝来恩赐。”

文章为天安门所代表的民众力量觉醒和崛起而欢欣鼓舞,乐观地展望民间力量是新中国的希望所在:

“他们不仅鲜明地提出了自己的政治要求和经济要求,而且尝试着按照自己的方式、自己的手段、自己的步骤来推动实现这些要求的社会变革,尝试着给整个革命发展的进程打上自己的烙印。”

“特约评论员文章”表现了1978年那一代共产党人的清醒头脑和深刻觉悟,告诫全党特别是党的领导干部不要害怕群众运动:

“人民群众这种高度的政治觉悟和历史主动性,正是我们党和国家充满力量的最重要的表现。

唯一的答复就是:走历史的必由之路。不管任何政治力量、任何个人如何设想,愿意或不愿意,自觉或不自觉,中国必须实现以四个现代化为中心任务的历史转变。这是党心、军心、民心所向,是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不可避免的趋势,是一个历史的法则,是任何力量、任何个人都不能扭转的。”

这篇文章是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出任政治局委员兼中央秘书长的胡耀邦策划,中央书记处研究室副主任林涧青主笔,参与撰写的还有中央党校的阮铭。没想到,《人民万岁》见报后,立即受到被视为天安门事件“总后台”的邓小平本人批评!

在“凡是”派退出历史舞台后,邓小平对国家的权力基础、发展动力,对随时可能聚啸广场的民众,显然已经有了一些新的想法,或者原本对这个广场运动就是一则以喜一则以忧。

体制内外的联手和分野

胡绩伟总编辑认为,《人民万岁》表明胡耀邦心中已经初步形成“民主运动”的“宏伟蓝图”。

在体制内酝酿为天安门事件平反的时候,广场上体制外的力量也在按照自己的逻辑发展壮大。从1978年清明节起,天安门广场的悼念诗词渐少,政治性的宣示越来越多,用毛笔字写在白纸上,户外老远都能看得一清二楚,人称“大字报”。4月6日,广场出现一张署名霍华、尹明的“大字报”,呼吁把天安门变成舆论广场、民主广场。

“我们应该把这块地方作为不中断的论坛,不闭幕的会场,不休战的阵地,随时把我们的思想言论写出来,把我们的作品发表出来,在这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

在这里,每一个人都可以作为政治家、思想家、科学家、艺术家、理论家、作者,同时又是读者、听众、观众、批评家。在这里,每一个人都是社会的主人。”

广场张贴“大字报”毕竟多有不便,于是越来越多的“大字报”贴向北京闹市区西单路口一排约200米长的灰色矮墙,观者如堵,逐渐形成所谓“民主墙”。“大字报”的内容,包括公开议论毛泽东的功过,要求言论自由、民间办报、保护人权,主张“第5个现代化”(政治民主化)、呼吁警惕出现“新的独裁”等。一些外地“访民”也在这里张贴大字报、小字报,甚至在街头发表演讲,申诉自己的冤情。一些未经登记注册的民间组织,未经官方出版许可的民间刊物,未经组织核准的民间讨论会,也活跃起来。

哲学家周国平1978年时33岁,还是个容易激动的壮年,他回忆道:

“在官方允许下,西单墙成为集中贴大字报的地方。那些天正开三中全会,仿佛是一种呼应,社会上思想也十分活跃,并触及了体制问题,诸如终身制、领导人历史和现实表现的透明性等。每天,民主墙前热闹非凡,马路边停放着数以百千计的自行车,人群熙熙攘攘,挤在前面的人高声朗读,其余的人侧耳倾听,有的人在埋头记录。老外格外活跃,挤在人群里给大字报拍照,或者兴高采烈地与周围的中国人交谈。”

叶剑英元帅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上说出一句名言:

“十一届三中全会是党内民主的典范,西单民主墙是人民民主的典范。”

胡绩伟分析:在“民主墙”日渐兴盛引起党内高层疑虑的时候,胡耀邦策划《人民万岁》,表明他希望把体制内、体制外两股民主势力结合起来,共同推进中国的改革开放。

胡耀邦认为西单的“大字报”同“文革”中和“文革”以前的“大字报”不同。以前大都是某些领导者利用“大字报”来整人害人,这次的大字报同1976年“四五运动”天安门“大字报”一样,是人民出自内心的呼声,是人民新的觉醒。胡耀邦还指示人民日报,采访在北京十分活跃的贵州民间组织“启蒙社”,并在办公室专门听取了奉命前往贵州调查的人民日报记者周修强的汇报。

胡耀邦曾于1978年4月10日在《人民日报》匿名发表《一位老干部给青年的复信》,告诫说对于社会落后现象不可能“乱打一气”,只能准备“长期的艰巨的斗争”。这封信表现出正在取得政局主导权的老干部对体制内改良的自信,对年轻人“连起码的东西都还不知道”的自负,但难能可贵的是,耀邦对于年轻人不同的政治主张,反对“四人帮”“施行镇压的办法”,而是主张“引导”,并且认为“引导”比“教育”更妥当。

胡耀邦还要求各地做好群众上访工作,并在中央层面上不断扩大政治平反的政策范围,让更多的基层干部和普通老百姓冤屈得伸,缓解民间的不满。对于合法性待定的民间组织,胡耀邦召集中宣部、新闻界、共青团、工会等单位开会研究,从抗日战争爆发前的“一二·九运动”谈起,强调共产党应该善于深入群众,站在群众之中去做工作,去取得群众的信任,并批评共青团、工会“越来越脱离群众”。

而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核心邓小平,随着政治局势的发展,对天安门事件的评价角度也在发生变化。在中央刚刚为天安门事件平反的1978年11月,邓小平告诉日本客人:

“有人有一个错觉,以为重新评价天安门事件,又要乱,其实不会,人民是可以信任的。我们的群众经过‘文化大革命’,绝大多数人,包括青年人,辨别是非的能力提高了,关心国家命运,这点是了不起的。

写大字报是我国宪法允许的。我们没有权力否定或批判群众发扬民主,贴大字报。群众有气让他们出气。群众的议论并非一切都是深思熟虑过的,也不可能要求完全正确,这并不可怕。”

在12月的中央工作会议的总结讲话中,邓小平掷地有声地说:

“群众提了一些意见应当允许,既使有个别心怀不满的人,想利用民主闹点事,也没有什么可怕,要处理得当,要相信绝大多数群众有判断是非的能力。”

“一个革命政党,就怕听不到不同声音,最可怕的是鸦雀无声。”

然而,当“西单墙”上体制外的欲求与“三中全会”后新中央班底的政治权威和治国思路产生冲撞的时候,特别是在1978年末、1979年初的中央理论工作务虚会上,王若水等体制内人士也开始从根子上否定传统意识形态、要求彻底的政治体制改革时,邓小平即与陈云联手给理论务虚会纠偏,收拾体制外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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