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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文道:叫人尴尬的五四

这当然叫人尴尬,就好比清华大学在108周年校庆这个大日子当天,用围板封堵了校内著名景点“海宁王静安先生纪念碑”(也就是俗称的“王国维纪念碑”)一样。陈寅恪先生写的这篇碑铭,最有名的是它最后这句话:“先生之学说,或有时而可商。惟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

五四运动百周年,习近平选择提前在4月30日发表纪念演讲,除了“听党的话,跟党走”等备受关注的言语之外,其中还有这样一段话:“当青年犯了错误、做了错事时要及时指出并帮助他们纠正,对一些青年思想上的一时冲动或偏激要多教育引导,能包容要包容,多给他们一点提高自我认识的时间和空间,不要过于苛责”。不只如此,他还说“要积极鼓励青年到艰苦的一线吃苦磨练、增长才干”。然而,4月29日,也就是这篇演讲发表的前一天,却有五名北大前马克思主义学会的学生“失联”。那五个青年消失的时候,正好就在工厂打工,可说是贯彻工学结合,真正体验着劳动人民的生活。

这当然叫人尴尬,就好比清华大学在108周年校庆这个大日子当天,用围板封堵了校内著名景点“海宁王静安先生纪念碑”(也就是俗称的“王国维纪念碑”)一样。陈寅恪先生写的这篇碑铭,最有名的是它最后这句话:“先生之学说,或有时而可商。惟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

有人认为这纯粹是巧合,清华只不过是想维修这座珍贵的纪念碑罢了,外界不宜过多猜想。不过,假如这真的只是正常工序,那就说明清华大学校方的公关触觉和社会敏感实在太糟。明明知道清华法学院著名学者许章润先生才因为撰文批评习近平而被停职,明明知道五四运动一百周年的大日子即将到来,明明知道“王国维纪念碑文”已经成了现代中国知识人品格理念的象征,竟依然在这么敏感的时刻跑去维修这座纪念碑?这如果不是太过害怕发生政治错误,就是绝对的愚蠢。同样的道理,也完全适用于那五位北大学生的失联事件。

中国最顶尖的两所大学在五四前夕发生了这些事情,恰好可以说明五四遗产的尴尬,那是一份你不能不继承,但又不可能完全继承得了的历史资源。

广义的五四非常复杂,结合并且促生了众多流行一时的近现代思潮(其中还包括已经被时人淡忘的无政府主义和世界主义),乃至于后来各种不同立场的知识份子和政治意识形态都能够声称自己是五四的传人。又由于它的影响实在太大,所以即便是亮明旗帜反对五四的人,在正面宣说自己主张的时候,也不可能完全绕过这座巨大的路标。由中国共产党执政的中国政府,则一直在党史和官方国史的叙述当中,把自己树立成五四精神的不二嫡传,其中最标准的说法是五四孕育了后来的中国共产党。但五四孕育的可不只是一个中国共产党,所以它还是有必要说明五四运动的真髓到底是什么,以及它怎样承续发扬了这股精神。有趣的是,随着时代变化和现实需要,这段故事叙说的阶段重点也在不断转变。它曾经特别强调“德先生”和“新民主主义”的关联,以此对抗蒋介石政权的专制独裁。后来则高扬五四运动反对封建吃人礼教的那一面,接上了自己打倒孔家店的文化革命。改革开放之后,“赛先生”往往被等同于科教兴国,符合国家经济建设的需要。

正如余英时先生在最近发表的〈试释“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历史作用〉所言,直到最近几年,中共官方的五四故事却出现了奇妙的变化,“否定‘五四’受到鼓励而无所不在”。为什么一个把自己合法性和五四运动捆绑在一起的政府,能在严密的文网当中替否定五四的声音网开一面,甚至提供舞台为他们鸣锣开道?最主要的原因,大概就是在过去四十年通常作为修饰语使用的“中国特色”,渐渐变成了核心主语。

身在海外的余先生非常敏感:“从江泽民到习近平,儒家的政治语言越来越占上风,而马克思主义的政治语言则已沦为附庸的地位。习在各种讲演和谈话中引用传统经典,层出不穷,以至官方必须编一部《习近平用典》(北京:人民出版社,2015)以供读者查考”。包括北大那几位失联学生在内的一批青年左派,尊崇马克思和毛泽东,甚至还“听党的话”,深入前线和劳苦工人站在一起,却遭到校方和安全部门的打压;而这个政府却容许党员资本家马云公开宣称员工“九九六”(每周工作六天,每天从早上九点上班到晚上九点)光荣,其理在此。也就是说,除了共产党作为先锋党这一面之外,整套马克思主义理论都已经变得越来越不重要,甚至到了几成包袱的地步。在中国特色为本,西来的马克思主义(或者其中大部分精髓)可能需要淡化的现在,激烈批判中国传统的五四自也需要让路。余先生又说:“今天大陆上新左派和新儒家提出了形形色色的‘天下’论述,都以‘中国独特文明’为理据,彻底否定‘五四’的历史意义。我又进一步指出,这些论述基本上是为‘党天下’寻找一个新的意识形态”。

然而,只要这个意识形态转换的工程尚未大功告成,马克思主义和五四精神尚有一日不得弃,政府就不得不“创造性地转化”这些遗产。于是五四的丰富义蕴,在当下便只能独扬爱国主义这一面,或者在有需要的时候,特别强调其它局部主张(例如在推崇儒家的时候批评五四反对封建传统太过,但在压制佛教、伊斯兰以及基督信仰的时候,则不妨弘扬五四反迷信的精神)。但就算只说爱国,五四史事也还是能令政府困扰。因为在最正统的官方史述里面,若要强调当年学子爱国情操之壮烈,便不能不痛斥卖国北洋政府之罪恶;若要批判北洋政府之过,便不可不说它如何粗蛮对待那批学生。那北洋政府当时到底干了什么坏事呢?五四当天烧掉了国家官员住宅,把外交官打成重伤的那批学生,被关三天获释,事后不止没被追究,还成了国民英雄,这在今日固是耳熟能详的佳话。其实1919年六月上旬,学生运动达到高潮的时候,一样有些现在看起来非常有趣的“违法达义”事件。那时候正好在北京访问的美国哲学家杜威在六月五日一封写给女儿的家书里面如是记述:

“此刻是星期四的早晨。昨天晚上我们听说,大约有一千左右的学生在前天被捕了。北京大学已做了临时‘监狱’,法学院的房子已关满了人,现在又开始关进理学院的房子”。那天傍晚,他又补记:“我们从电话里知道,把守北京大学周围的那些兵士,都撤走了;他们住的帐篷也都拆掉了。接着,在那里面的学生们开了一个会,决议要质问政府能不能保证他们的言论自由。如果政府不能保证言论自由,他们就不离开那里。因为他们是打算还要讲话的,免得再度被捕又关进来。这些学生不肯离开这个‘监狱’倒给政府很大的为难”。后来的事情我们都晓得,徐世昌总统在六月六日派官员去向学生道歉,学生才肯撤出宿舍……。这就是一百年前的六月。

阿波罗网责任编辑:江一 来源:苹果日报 转载请注明作者、出处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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