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前《解放军报》记者江林首次打破沉默，在《纽约时报》公开讲叙她在天安门学生运动和“六四”血腥镇压中的亲身经历。1989年，她还亲历了拉萨军事戒严这样具有借鉴意义的事件，也在“六四”之前看到了解放军内部对北京戒严的反对。纽约时报中文网在此节选了部分与江林的访谈。为表述清楚起见，部分内容经过编辑。
89年6月：天安门一片火
问：尽管你在军队里有军衔、在《解放军报》有职务，在镇压的那天晚上，你和张胜一家人一起穿着便服骑车去了天安门。能不能描述一下那天的经历？
答：那时候天安门火光冲天，从午门看过去就一片火，能看到士兵钢盔的轮廓。
应该11点左右。我们在东华门锁车的时候，门口看门的大爷就说不要进去了，太危险了，你们快走吧。我们没理他，还是往里走，刚走的时候就看到很多外国记者拿着器材，抱着摄像机、照相机，从天安门跑出来。看到我们以后说，不要再往里走了，太危险了，已经被部队占领了，你听现在的枪声特别密集。我说一定要去。他们刚出了东华门，我们就被藏在这里的一队武警截住、包围了。这些人提前隐蔽在这儿，我们都不知道。
我和张胜是军人，而且是高级机关的军人。我是《解放军报》专门从事突发事件报道的记者，张胜是总参军训部战役局局长，一点儿都不知道。他们包围了我们，我想肯定进不去了。我说我们现在就出去，“不行，你们出不去了”，上来举着电警棍就打，我第一次见到电警棍，那时候是第一次装备这些人，是一万伏的高压电警棍。你想它的力量多大，一棍子，打在我后背，电流加上力度。我从这儿就趴在门口儿了，我的记者证放在口袋里，飞出去没了。但是如果我们四个人有任何一个人说明自己的身份，都不会挨打，因为我们身份太显赫了。我们四个人那时候根本没有商量，没有一个人说自己的身份。就这么忍着，直到被打昏在地。
问：然后你进了医院，后来呢？
答：我在协和医院一直待到第二天早上，各种伤员不停地往协和医院送。我算轻的，被安排在协和医院体疗室，做恢复运动的地方，很大。运动的垫子上都躺着伤员，一条绳子拉着输液瓶，人一个挨一个，密密麻麻的。他们问我是哪儿的，我说是记者，哪个报社的，我当时没说我是《解放军报》的，我觉得那天的解放军就是耻辱的代名词，我脱口而出《人民日报》的，他们说《人民日报》好啊，《人民日报》替老百姓说话，那几天《人民日报》是讲真话的，全是大家爱看的新闻。因为我是“《人民日报》的”，就没让我睡那个垫子，安排睡在体疗的床上。等到早晨，协和医院的枪声特别密集，密集到我觉得军队就要开到医院里面来了。又送来好多被子弹打伤的，伤员被不停地转移到别的医院。
我被转移到中日友好医院，我妹夫接我到黄寺的家里，才知道黄寺的宿舍院儿整个空了，除了家属和孩子以外，军人全部不在宿舍，都在办公室，一待七天不能回家，从来没有这种先例。三总部里面唯一在工作的就是杨白冰领导的总政治部，那时候杨白冰是总政的主任，他的哥哥杨尚昆是军委的常务副主席，所以你想这个屠杀会跟他们两人没关系吗？
后来跟报社的人讨论这事儿，我说哪儿用这么多部队进来，13个还是16个集团军，一个天安门需要这么多人吗？他们说怕兵变。这七个上将在战争年代都曾经是这些部队的直接首长。
问：听说一个是怕兵变，一个是所有的部队都参与，谁也逃不开责任的。
答：对，但主要是兵变。
1988年3月，七届人大会议召开，杨尚昆当选国家主席。图为杨尚昆参加解放军空军代表团讨论后，为江林带去的邮票纪念首日封签名。人民日报记者摄。
1980年，江林代任总后勤部专职新闻干部期间，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李鹏参观军事后勤展览。江林说，“六四”期间，中共官媒都不让发声，关于天安门事件的报道都来自戒严部队新闻处，其办公地点就位于中南海李鹏总理办公室。
2019年：真话之罪
问：你觉得现在军队，还有军队出来的人，对待“六四”有你这种态度的多吗？
答：在外地的人，没有参加“六四”的人，基本都不了解情况，他们都相信戒严部队新闻处的东西。那些年也“轰轰烈烈”地搞了很多东西，比如十个共和国卫士。一年以后这十个卫士也不提了。可能邓小平意识到这个问题了，当时在高级机关里，很多人是我这个看法，根本不赞成。
现在我这样想法的人已经退休了，新的人完全不知道“六四”了，而且他们对“六四”完全就是戒严部队思想，军队就应该去镇压。2012年左右，有一次碰到张胜，他说，很多人指责他，说那个时候你们是错误的，如果没有“六四”就没有今天中国的繁荣，这是他们的结论，所以他们认为“六四”是对的，开枪开坦克压死人都没有错，这是他们的观点。这是现在占据主流的观点。
1990年，因“六四”期间受伤的真相遭到举报，江林被总政点名离开军报。自此，她开始创作《沉淀》。
问：我知道你已经想很久要把这些事情说出来？
答：五年以前我就曾经想过把这本书（《沉淀》，我对“六四”的记录和两次失去自由的经历）出版，有这样的准备。我觉得作为一个记者，说出知道的真相，这是一个再自然不过和有必要的事情，但是在中国这种环境，讲真话反而成了一种罪过。我认为中国再怎么经济改革，再怎么经济发达，你不讲真话，你不让老百姓知道真相，你仍然不是一个文明社会，仍然还是一个愚昧的社会。文明社会的标志，首先是思想的自由。你这么个国家，再弄得冠冕堂皇，房子再造得漂亮，吃的东西再好，但是大家都不能讲真话，那是什么人。没有说话的自由，永远进入不了文明社会的行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