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了一位中学生从美国的来信，被深深触动。她父母见香港每下愈况，去年举家移民，只有16岁的她却心生内疚。她一直记着梁天琦入狱前的一段话：「去或留故然是许多人面临的抉择。但假使香港人，特别年轻一代，都不再留恋香港，退居其他地方，香港的未来也就从此有了定数。相反，我们只有扎根这片土地，这里才有改变的可能，香港也不再是座浮城。」
她喜爱香港的俚语、扫街的美食和港人的团结。身在他乡，在6月那个晚上，她隔着时差的萤幕，看着催泪弹射入人群中，彻夜难眠，流泪痛哭。看见同代人在抗争，她感到担忧却又无奈无力。
这种花果飘零之苦，过去百年，有许多人曾默默承受。譬如日治时期的台湾，商人林献堂每年用一半收入去资助「台湾议会请愿运动」，要求日本准许台湾成立民选议会。他亦是台湾文化协会的主要金主，通过出版、读报、讲习启迪民智，争取自治；虽屡遭挫折，亦被同路人攻击，仍勉力维持。1927年文化协会演化成民众党（最近柯文哲以同名建党），林献堂出任顾问，但其后因反对该党走向「阶级解放」路线而黯然退出。
日本战败，林献堂是少数被蒋介石邀请往南京出席受降典礼的台湾代表。但当台湾人热烈期望国民党东渡接管时，换来的却是彻底的失望。陈仪政府贪污腐化、重用外省人、排斥日治时期的本土反对力量、打压自治的诉求，最后更出现二二八屠杀事件。警备总部整理的「二二八事件叛逆名册」，竟将林献堂排名第一。
1949年，国民党在大陆战败，全面撤退至台湾之前，林献堂已意兴阑珊，以养病为由离台赴日。蒋介石为稳住局势，积极笼络本土士绅，多次派要员游说归台，所得的回覆是：「危邦不入，乱邦不居，是圣人教训。」林献堂一生为台湾鞠躬尽瘁，最后却宁愿望乡不归，客死日本。
但说到乱邦不居，又如何比得上1949年的中国呢？国民党败退的时候，除了带走黄金数百万両和故宫的珍宝以外，许多人都不知道还有个「抢运学人」计划。第一个被这计划带离北京的是胡适，而紧随他上机的是陈寅恪。但到了南京之后，陈寅恪并无跟随国民党撤退台湾，而是去了广州出任岭南大学历史系教授，这是多么出人意表的决定！
做自己坚信为正确的事
陈寅恪世代书香，在哈佛大学取得博士学位，通晓多国语言和古文字，曾被牛津大学延聘为教授。他推崇「自由之思想，独立之精神」，选择留下，并非因为信奉共产主义，而是一种与华夏文化共浮沉的心志，觉得必须活在孕育这文化的土地上。加上当时他因病失明，有更深的落叶归根之感。
其后他的遭遇可在《陈寅恪的最后20年》读到，都是在多次政治运动中备受批判和凌辱。幸亏他有超然的学术地位、失明加上断腿，才能迴避政治活动，默默地写出了《论再生缘》和《柳如是别传》，以诗证史，寄忧伤之情。相反，胡适旅居美国，做了一些无大意义的考证研究。他虽鼓吹台湾要成立新政党却无全力以赴。最后回台出任中研院院长，在一次宴会中猝死。
这些人物，面对历史的转折，或去或留，都有合理之处。乱邦不居，但生于乱世却有种责任。好像写信给我的中学生，说她在网上听了我的「最后一课」，最触动之处是我引用梵高年轻时老师勉励他要顺性地去做自己坚信为正确的事，才不枉此生。她打算升大学时报读社会学，希望能了解社会更深，「日后能助香港踏上民主之路，哪怕是细微的一臂之力。」读后让我感慨万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