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继绳为3600万饿死的亡灵树碑立言，新著《墓碑》面世后好评如潮。(曾慧燕／摄影)
饿死3600万人是什麼样的概念？相当於向中国农村投下450枚原子弹，相当於发生150次唐山大地震。第1次世界大战死亡人数只有1000多万人，中国1960年一年就饿死1500万人以上……
2008年是中国「大跃进」50周年和「改革开放」30周年，发生在半世纪前的「大跃进」运动导致的3年大饥荒，是人类歷史上空前的大悲剧。在气候正常的年景，没有战争，没有瘟疫，却有几千万个鲜活的生命死於人为的饥饿，出现大规模的「人相食」、人吃人。如今大饥荒过去50年了，这段歷史始终含糊不清，几千万亡灵魂归无所。
新华社退休高级记者、现任《炎黄春秋》杂誌社副社长杨继绳，今年5月在香港出版《墓碑－中国六十年代大饥荒纪实》（天地图书公司），此书长达80万字，分上下两册，堪称是血泪交加、资料翔实的长篇调查报告，也是一幅真实记载大饥荒的全景图，详细记述了1960年代大饥荒饿死3600万人的史实，并著重介绍其中12个省饿死人的情况。
请看书中记载的一段文字；「没有呼天抢地的哭声，没有披麻带孝的礼仪，没有送葬的鞭炮和纸钱，没有同情，没有悲哀，没有眼泪，也没有震惊和恐惧。几千万人就这样无声无息地，精神麻木地消失。有的地方用大车将死人成批地拖到村头的大土坑裡，有的地方因无力掩埋，死人的胳膊和腿还露在外面，有的地方死人就倒在寻找食物的路旁，还有不少死人长时间放在家裡，被老鼠啃掉了鼻子和眼睛。……」
「信阳五里店村一个14、15岁的小女孩，将4、5岁的弟弟杀死煮了吃了，因为父母都饿死了，只剩下这两个孩子，女孩饿得不行，就吃弟弟。……」
饥饿比死亡更恐怖
此书是作者逐一实地考察、走访大量当事人，包括当年各级干部、饥荒倖存者及见证人，并详细阅读档案资料写成。对没有实地考察的其他省分，他则透过各种渠道查阅了大量的资料，包括公开或未公开的各级档案、会议纪录、谈话纪录及各种地方誌、县誌，也参阅了许多专著、统计资料等。他穷10年之力，收集了近千万字的资料，写成《墓碑》一书，填补了歷史空白。书中涉及的事件、引用的资料，都详细註明来源、出处，有些还配有照片。
这是一本承载了许多倖存者集体记忆之书，亦是纪念3600多万饿死亡灵的墓誌铭。
1999年秋，杨继绳到信阳淮滨县防胡乡高油坊瞭解当年情况。70多岁的农民余文海把他领到村外一块麦地边，指著麦地中间的几棵树对他说：那长树的地方原来是一个大坑，上百具尸体就成堆的埋在那裡。杨继绳感嘆：「如果不是当事人余文海指认，谁也不会知道，在绿油油的麦苗和挺拔的树木下面，深埋著惨烈的悲剧。」
他在书中描述，死亡前的饥饿比死亡更恐怖。玉米心吃光了，野菜吃光了，树皮吃光了，鸟粪、老鼠、棉絮都用来填肚子。在挖观音土的地方，饥民们一边挖，一边大把大把地往自己嘴裡塞著观音土。死人的尸体，外来的饥民，甚至自己的亲人，都成了充饥的食品。
作为一个有良知的新闻工作者，骨肉亲情是杨继绳写作《墓碑》的动机之一。他的父亲是一位善良、正直的农民，1959年死於饥饿，事隔半世纪，父亲临死时的惨状、家乡惨不忍睹的情况仍歷歷在目。
杨继绳说，这本书原打算名为《天堂之路》，后来改为《墓碑》。他指出书名「墓碑」有四重意思：一是为在1959年饿死的父亲立墓碑；二是为3600万饿死的中国人立墓碑；三是为造成大饥荒的制度立墓碑；四是在这本书写到一半时，杨继绳在体检时发现有「病变」（甲胎蛋白呈阳性），「於是我加快了写作的速度，下决心把这本书写成，也算是为自己立一个墓碑。后来有幸在复查时排除了病变，但写此书有很大的政治风险，如因此书而遭不测，也算是为理念而献身，自然也就成了自己的一个墓碑」。
因此，杨继绳决心为歷史作见证，记录这一旷世灾难，以警后世。他强调，把真相公诸於眾，不是为了唤起仇恨，而是希望今后不再出现这样的悲剧。大饥荒始终是巨大的歷史包袱，迟早要卸掉，并要从中汲取教训。他深刻指出，大饥荒的成因及结果，间接引发了另一场浩劫──文化大革命。
字字血泪不忍卒读
美国西东大学、21世纪中国基金会和中华学人联谊会10月17日至19日在纽约联合举办「中国的歷史教训和未来挑战─大跃进50周年和改革开放30周年国际研讨会」，邀请来自中国大陆、香港、台湾、加拿大及全美各地40多名学者与会，旨在探讨中国当代史上大跃进和改革开放这两大歷史事件的意义及影响。《墓碑》作者杨继绳也是与会者之一，这次应邀访美，在会上发表「大饥荒期间中国的人口损失」调查报告，并接受《世界周刊》专访。
「叫墓碑，太沉重」！《墓碑》确是一部令人心情沉重的书，不少人在阅读此书时，难以忍受锥心之痛，几番掩卷，不忍卒读。知名作家倪匡形容，「读《墓碑》，感觉每一个字，都有30个魂縈绕在旁，深深体会什麼叫『令人髮指』的感觉。」他并形容《墓碑》文字的震撼力，有「字字血泪」之说。
杨继绳在「墓碑」前言部分，详述了他父亲悲惨死去的一幕。那是1959年4月底，杨继绳在湖北浠水第一中学读高中，他儿时的朋友张志柏匆匆赶到学校通知他：「你父亲饿得不行了，你赶快回去，最好能带点米回去。」他还告诉他：「你父亲没有力气去刨树皮，饿得没办法，想到江家堰去买点盐冲水喝，没想到倒在半路上，是湾裡的人把他抬回来的。」
杨继绳当即向老师请假并到食堂停伙3天，取出他的口粮──3斤大米，然后赶回他下湾的家。「走到湾裡，发现一切都变了样：门前的榆树（浠水称之为油树）没有皮，白花花的，底下的根也刨光了，剩下一个凌乱的土坑。池塘乾了，邻居说是为了捞蚌放乾的。蚌有股难闻的腥味，过去是不吃的。没有狗叫，没有鸡跑，连过去欢蹦乱跳的小孩子们也待在家裡出不来。湾裡一片死寂」。
他走进家门，发现没有一颗粮食，没有一点能吃的东西，水缸裡连水也没有。「饿得走不动，哪有力气挑水啊！父亲半躺在床上，两眼深陷无神，脸上没有一点肌肉，皱纹宽阔而鬆弛。他想伸出手招呼我，但没有伸起来，只是动了动。这隻手和上生物解剖课时看到的人体骨骼标本上的手差不多，外面虽然有一层乾枯的皮，但没有遮住骨骼上每一处的凸起和凹陷！看到这隻手，我心裡陡起一陈酸楚和震撼：原来通常说的『瘦得皮包骨』是这样的恐怖和残忍！他嘴裡嘟啷著，声音很低，他是叫我赶快走，赶快回学校去。」
父亲变成这个样子，杨继绳心裡充满了懊悔和自责，「我为什麼不早点回来挖野菜呢，为什麼不早点请假拿点米回来呢？」他用带回的米煮成稀饭，送到床边，然而父亲噎不能下嚥了，三天以后与世长辞。
埋葬了父亲，他很悲痛，但没有丝毫埋怨政府。「我不认为这和政府有什麼关係，也不认为这和『三面红旗』（指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有什麼关係。我对当时宣传的大跃进的成就、人民公社的优越性依旧深信不疑。我不知道更远地方发生的事情，我以为我家乡发生的事是个别现象。我以为父亲的死只是我一个家庭的不幸。想到伟大的共產主义即将到来，家庭的这点不幸算什麼？党教导我遇事要牺牲『小我』，维护『大我』，我绝对听党的话。这种认识一直保持到文化大革命时期。」
杨继绳说，那时，他没有怀疑过共產党和政府，所有被灌输的东西都全盘接受。「1957年反右派时，党组织说右派分子坏，我就认为坏。1958年大跃进，我也是学校裡的积极分子，我写的讚美大跃进的诗曾送到黄冈地区教育展览馆。当时我是团委宣传部长，兼任学校《青年共產主义者》油印小报的主编。白天参加劳动，晚上编报纸。1959年元旦，我为这张报纸写《元旦献词》，热情地歌颂『大跃进』。在全校庆祝新年的大会上，校长王占崧一字不差地宣读我写的这篇文章，作为向全校师生的献词。」
杨继绳说他不怀疑「三面红旗」，除了无知以外，还有整个社会强大的政治压力，使他不敢怀疑。「不停顿的革命大批判，耳闻目睹的严酷惩罚，使人们產生了一种恐惧心理。这种恐惧不是看到毒蛇猛兽那种陡然產生、陡然消失的恐惧，而是化解在神经和血液中，成为每个人的生存本能。人们像避开炽热火焰一样而避开政治危险」。
1960年他考入北京清华大学，大学期间还是很听话，一直担任团支部书记，1964年5月加入中国共產党，使他认识最初发生转变的是文化大革命。1966年8月到12月，他和几名同班同学一起到20多个城市「串联」，各地大字报揭发出高官的腐败和特权。「我开始不迷信权威，不迷信高官，也不迷信报纸上所说的一切。我开始怀疑中国共產党多年来向我灌输的神话。我和多数普通群眾一样，是以反对高官的特权的心态参加文化大革命的。在文化大革命中，湖北省长张体学说的一句话使我震惊：湖北省在3年困难时期饿死了30万人！这时我才知道，发生在我家庭的悲剧不是个别现象。」
杨继绳在清华大学拖拉机製造专业毕业后，分配到新华社。新华社记者可以接触到其他人无法接触到的社会层面。他不仅知道了很多与党史教科书上不一致的真实情况，也看到了城市工人的贫困及许多与生活。「作为新华社记者，我更知道报纸上的『新闻』是怎样製造出来的，知道新闻机构怎样成为政治权力的『喉舌』。」
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的思想禁錮比过去鬆动了不少，一些真实的歷史开始透露出来。杨继绳说：「过去党教导我们，在抗日战争期间，只有共產党抗日，国民党一味投降妥协；现在才知道，国民党支撑著抗日的主战场，有一、两百位将军为国捐躯。过去党教导我们，由於自然灾害，少数地方发生了饥荒；现在才知道，完全是由於人祸，几千万人饥饿而死……我开始知道，中国共產党党史，甚至近百年的中国歷史，都是按照共產党的需要，进行了歪曲和编造。」
还原歷史追求真实
一旦知道自己过去长期受到矇骗，就產生出一种摆脱矇骗的强大力量。当权者越是掩盖真实，就促使他更加追求真实。他不仅大量阅读新发表的史料，也在採访新闻中努力了解真实的过去。「我亲身经歷的1989年北京风波（六四事件），更使我大彻大悟。年轻学生的鲜血，把我的头脑裡过去几十年接受的种种谎言洗刷一尽。作为新闻记者，我力求发表真实的报导和言论；作为学者，我有责任还歷史的本来面目，并把真实歷史告诉受矇骗的更多人。」
在摆脱矇骗和追求真实的努力中，杨继绳一步一步地弄清楚了他父亲死去的社会背景。虽然时间过去了几十年，他对父亲死因的思考却日益深入。
当他得知，父亲因大饥荒饿死的年分，中国并没有什麼天灾，是一些正常的年分，虽谈不上丰收也谈不上灾害。当他得知，河南省发生人吃人的惨剧时，信阳100万人死於饥饿时，河南至少有25亿斤粮食库存，临近的湖北省至少有13亿斤粮食库存，仅动用这两省库存，根本不会饿死人。明知道大面积饿死人，毛泽东还大幅增加当年全国徵粮库存额度，他的愤怒无以復加。大饥荒完全是人祸，原因是谎言，加上人民公社对人身控制、计画经济的荒谬以及极权政权的残酷。
当一个人从当年迷信的谎言中醒来时，首先是愤怒，然后陷入对歷史真相的沉思。杨继绳说，发生在他家的悲剧，同时发生在全国上千万个家庭中。
在新华社的第1个10年，他跟潮流写了许多稿子，以上人民日报头版为荣，有一年曾在人民日报发了14个头版头条。现在回顾，杨继绳说90%的稿子都应当烧掉。第1个10年，他只有两篇稿子是凭良知写的：一篇是《天津驻军大量占用民房，严重影响军民关係》，经中央批评军队全部退出民房；另一篇是《天津劳动生產率调查》。
第2个10年，杨继绳尽可能说真话，坚持不说假话，但有时还不得不跟一下潮流。
第3个10年，杨继绳决心不跟潮流，只写自己想说的真话。「说真话，求真理，做真人」这是他的追求。
他说：「在权力面前说真话。」「一无所求，二无所惧，就能自立於天地之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