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山县槐店人民公社1959年秋灾，全社平均亩產172斤，总產1191万斤，公社党委报亩產626斤，总產4610万斤，县裡分配徵购任务是1200万斤，超过了全公社的实际总產量。为了完成徵购任务，他们不惜採取一切手段，大搞反瞒產，把群眾仅有的一点口粮搜刮一空。食堂普遍停伙，死人现象相继发生。刘文彩和公社党委把食堂停伙死人归於富裕中农进攻、阶级敌人破坏，归结为两条路线的斗争在粮食问题上的表现。反瞒產斗争持续8个月之久，60、70天内粒米全无，造成人口大量死亡。
被打的有3528人，当场打死群眾558人，打后致死的636人，致残的141人，迫死14人，打跑43人。
除了毒打、脚踼、冻、饿外，还採取了冷水浇头、拔头髮、割耳朵、竹籤子穿手心、松针刷牙、点天灯、火炭塞嘴、火烙奶头、拔阴毛、通阴道、活埋等数十种极为残忍的酷刑。
原公社党委书记江某等指使炊事员把13个到公社要饭的小孩拖到深山，全部活活冻饿而死。
广大群眾处於上天无路、入地无门的绝境，骨肉不得相顾。妻离子散，家破人亡，遗弃子女，拋尸路旁。全公社有381人因饥饿难忍破坏尸体134具（作者註：这裡说的「破坏尸体」就是从尸体上割肉回家吃）。……
在正常情况下，如果遇到饥荒，或者得到外界的救助，或者外出逃荒。但是，在当时的制度下，农民没有求助和外出逃荒的权利。各级政府千方百计地对外封锁饥饿的消息。公安局控制了所有的邮局，向外面发出的信件一律扣留。中共信阳地委让邮局扣了1万2000多封向外求助的信。为了不让外出逃荒的饥民走漏消息，在村口封锁，不准外逃。对噎外逃的饥民则以「盲流」的罪名游街、拷打或其他惩罚。
根据毛泽东的喜好和宣导大办公共食堂，是造成农民饿饭和死亡的重大原因。此书作者根据资料分析认为，如果没有公共食堂，饿死的人数可能减少三分之一，在有些地方可能减少一半。大办公共食堂的过程，就是前两个月吃饭不要钱，大吃大喝，然后闹饥荒的过程，就是强迫农民入伙，统一用粮，没收锅碗瓢盆，谁家冒炊烟抓谁，使农民家徒四壁、一无所有。
公共食堂的最大危害是「把无產阶级专政贯彻落实到每一个人的肚皮」，干部掌握了让谁吃饭和不让谁吃饭的权力，同时得到多吃多占，搞特殊化的基地。
政府和干部滥用权力使饿得快死的农民雪上加霜，他们派民兵围、追、堵、截，设卡抓捕，不让农民逃荒，断了饥民的最后一条求生之路。
中共共领导面对自己一手製造的大惨剧，编造出大饥荒是出於「三年自然灾害」和「苏联修正主义逼债」的谎言，把罪责推给老天爷和苏联，长期以来，「三年自然灾害」和「苏修逼债」成了中国人回顾大饥荒年代的口头禪。《墓碑》对此作了详细的考证和有力的批驳。
杨继绳引证权威的气象资料和权威的气象学家的观点，说明1959至1961年是正常年景。中国地域辽阔，每年发生天灾在所难免，但这3年的自然灾害并不比其他年分严重。
他进一步指出，歷史资料表明，粮食產量和天灾之间并不存在正比相关关係，在大饥荒期间，中国政府以巨额资金和物资援助一些国家，其中许多国家的生活水準大大高於中国。在农民大量饿死的同时，大量粮食被用於出口，1959年与1957年相比粮食减產，但出口量增加一倍以上，创造粮食出口歷史最高纪录，这个数量够2450万人吃一年。
1960年，在大批农民饿死之际，当局不仅没有考虑开仓放粮，反而刻意继续增加国家粮食库存，这一年饿死人最多，而国家尚有几百亿斤粮食库存。
当毛泽东得知信阳发生饿死人的严重事件时，他说事件的性质是阶级敌人窜夺了领导权，是反革命復辟，对劳动人民实行疯狂的阶级报復，解决办法是实行民主革命补课，这导致对基层干部大规模的斗争、撤职、逮捕。
有人曾辩解说，毛泽东在3年困难时期也和全国人民同甘共苦，不吃肉。此书引证官方出版物说明，毛的一份西餐菜谱记载了各式风味的鱼虾共有17种。另一位知情人说，医生鑑於猪肉胆固醇高，建议毛不吃猪肉改吃牛羊肉。在此期间，各地为毛和一些政治局常委修建的别墅、宾馆豪华程度超过国宾馆。
十分人祸无关天灾
前全国人大代表香港代表团团长吴康民高度评价杨继绳及《墓碑》。说他是一位治学严肃、搜集资料丰富，而又思想开放、大胆敢言的作家；《墓碑》是继杨继绳此前出版的《中国改革年代的政治斗争》（内容涉及访问赵紫阳的敏感题材）、《中国社会各阶层分析》等著作后，「对中国现代政治史的一大贡献」。
吴康民指出，杨继绳的「墓碑」，触及大规模的「人祸」，揭露了极大的「黑暗面」，书中强调四点，一、中国大饥荒的真相长期不为人知，大多以三分天灾七分人祸搪塞民眾，其实完全是十分人祸，没有天灾。
二、一般人们知道河南省当年饿死了300万，却不知道中国死人最多的省分是「天府之国」四川，保守估计为1000万人。原因是四川省委书记李井泉跟毛最紧，四川揭盖子最晚。大饥荒与反右打压敢言者有直接因果关係，大饥荒是文革的重要起因。
三、人吃人不是特别的例子，而是普遍存在，有明确纪录的已达3000多例，其中纪录有一次政府把吃人者与煮熟的人肉拿到会场批斗，结果群眾饥饿难忍，一人说：「我也尝尝！」眾人蜂拥齐上，批斗大会变成抢人肉、吃人肉大会。
四、中国大饥荒的影响超过文革，其死亡人数相当於全世界二次大战死亡人数的总和，当然也远远超过8年抗战中国死亡人数，大饥荒死亡数相当於向中国农村投了450颗广岛原子弹。
英国《金融时报》专栏作家、美国哈佛大学博士丁学良称此书为「你不能不看的墓碑」、「一本值得尊敬的书」。他说：「我从来没有写过任何书评，因为没有时间。可今天，在回顾中国改革发起30年的时候，我却要破例写一次，因为《墓碑》太有价值、太有意义了…。」
丁学良指出，此书在香港一上市，西方的好几家大报刊即用严肃书评予以反应，对它评价极高。他也认为这是他20年来所读到的研究「大跃进」著述「最全面、最实证、有最多第一手资料和最多细节的一部杰作」。儘管他一直关注这方面的资料，但这部书「依然让我吃惊─有些细节我都看不下去，时常要放下来，喘一口气，因为裡面的内容太沉重了」。
杨继绳表示，这本书题材沉重，估计出版后会让他面对更大的政治压力和风险，但是追寻真相的使命、反省歷史的责任，让他「必须给自己一个交代」，也为父辈和那个时代立起一座文字的、也是更永久的墓碑。
「我坚信，在中国，总有一天极权制度会被民主制度取代。这不是很遥远的事情。……在极权制度彻底死亡之前，我提前为它立了个墓碑，让后人知道：人类社会在歷史的某一阶段、在某些国度，曾经有一种以『解放全人类』的名义建立的、实际是奴役人类的制度。这个制度宣扬并实践的『天堂之路』，实际是死亡之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