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利用这点作为宣传。
远远地我看到基督新教会上面飘扬着英国国旗，我立即跑到那里，因为我晓得我可以从那里得到协助。在路上我遇到英格兰教会医院的护士长拜尔纳特小姐。他找到一位医生和一位男护士陪同我来到城里。圣约翰耶稣兄弟会的几位中国教友正在协助救人和安顿伤患的工作。在我们教会里避难的妇女和儿童，已经陆续归来，寻找家人。有一家的妇女们都站在门前啼哭，不敢走进家门，好像她们已经晓得面临的惨凄景象。我用话安慰她们，但她们不相信我的话；为了鼓励她们，我自己走了进去。在坑旁边的地上躺着被刺刀刺死五脏外露的男人，是他们的丈夫和父亲，正和我看到的其他死者是一样的惨状。
一家家的人都在伤恸他们的死者，计算她们的金钱损失。有的家只剩下一堆灰烬，有的房子虽未遭破坏，但家俱锅灶已经荡然无存。
我们日夜不停地工作。有些在早晨被救灭的火，在夜里又告复燃。焖熄的燃屑被日落后的春风吹燃起来。此后几天，帮忙的逐渐增加，藏在附近村庄、教会里人逃到其他地方的本城人民都陆续回来了。我们在绝望地从事一件好像是永远无法完成的工作──埋葬死人。第三天，所有工作的人们，包括一百名教会的中国兄弟，和许多自愿作掘坑工作的人们，都看到他们必须掘较浅的坑以节省时间，否则在来不及埋葬以前会被野狗吃掉。我们一面竭力驱逐来自各地的半野狗，这些杂种经常漂荡在每一个中国城市里猎取食物。但是死尸太多了，我们真来不及迅速掘坑。
过了一些时候，我又看到了吕正操。当我为了一些事务到他的司令部里准备交涉的时候，他不容我讲话。我看出来他在发怒，我觉得奇怪；又是为什么事？
“我听说你曾经设法救护受伤的老百姓？”他问道。
我想，自然是我误会了他的怒容，他的发怒不是为了我，而是来自刚才开过的一个会议。他讲的话极像是电灯开关，燃起我在日本撤退后亲眼在安国所目睹的一切人类痛苦的可怕形象，这些形象，我曾企图在黑暗深沉的记忆中埋去。我用双手把眼睛蒙住，对吕正操讲话，因为我不愿意他看到我情感激动的情形。
“我希望我能多做一些，将军！”我说，“可怜的老百姓，如此罪恶的屠杀！我愿意──”他打断我的话头。“你再这样做我就抓起你来，按叛国罪枪毙。”
我看着他，听不懂他的意思。我发觉他不像往日那样称呼我“神父”或“同志”，显然他是气怒得竟无法装出和善的样子。
“再做什么事？”我问道。
“救那些受伤的老百姓。”他答道,“日本杀的中国人越多，对中国越有利益。”他继续说。“日本人的屠杀会鼓励起人民的仇恨，这就是我们所需要的。那也是我们使我们人加入我们队伍的方法！”
他的话激起我的愤火。我很想抗议他的丧心病狂，虽然我也知道这是无济于事。但直到现在我已经看出，共产党是想征服中国，而不想击退日本。我又看出，在我和他交涉时，我不能表示出愤怒，而应出以冰冷的突击。那样会使他吃惊而处于防御地位。
“将军，你没有出力打日本。”我说。“我不明白你何以需要这样庞大的军队。真的我有些惊奇。你一向强调人民加入你们的部队去打日本。但是你并没有尽力和他们打仗──不常打，打得不起劲。”
他用眼睛盯住我。
“我们的最大敌人不是日本。”他说。
“不是日本？”我惊奇地反问。
“不，不是的。”他愤然说出。
“谁是你们的大敌人？”我问道。
“蒋介石，他是我们的大敌人。”吕正操说。“正因为蒋介石是我们的大敌，中国共产党才不能全力打日本。我们不能让日本在中国太强，但是我们也不能对他们拚命作战而使他们太弱。假如日本太强，共产主义便无法在中国获胜。假如日本太弱，蒋介石便不会失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