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继承毛的历史错误
毛泽东去世后，胡耀邦曾发起真理标准讨论，一度战胜继续神化毛泽东、拒绝纠正毛泽东历史错误的“凡是”派。邓小平则左右摇摆，始而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上支持胡耀邦“解放思想”，提出“民主制度化法律化”；继而又支持胡乔木“反自由化”，提出“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在党史问题上，邓小平继承毛泽东，仍用胡乔木这枝笔来起草《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邓小平对第二个历史决议的指导思想，是继承第一个历史决议的神话。邓小平说：
“六届七中全会通过的《若干历史问题决议》，主要是批判三次左倾路线，对照着毛泽东同志的正确路线，没有专门讲毛泽东思想的内容。现在这一次，要科学地确立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地位，把毛泽东思想的主要内容，特别是今后还要继续贯彻执行的内容写出来。”
胡乔木遵照邓小平指导思想写出的稿子，在提交党内四千人讨论时受到批评，许多人提出决议没有从建国以来毛泽东错误造成的巨大灾难中总结出历史教训，指出今后改革的方向，并主张不该继续第一个决议对毛泽东的神化。
胡耀邦根据四千人讨论的意见提议，《决议》可考虑改变一种写法，着重联系历史经验，写当前任务和今后的做法。也就是避开对毛泽东思想的争议，从错误中记取历史教训，明确前进的方向。
胡耀邦的“第二方案”被邓小平、胡乔木、邓力群否定。邓小平说：“决议稿阐述毛泽东思想，不只是个理论问题，尤其是个政治问题，不写或不坚持毛泽东思想，我们要犯历史性的大错误。”邓小平去同陈云商量，陈云出的点子是专门加一篇话写建国以前的历史。他说：“六十年一写毛的功绩、贡献就会概括得更全面，确立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就有了全面的根据。”
胡乔木为代表的党史伪造学派，在邓小平、陈云的指导下“一锤敲定”，重塑了被建国以来巨大历史灾难击破的毛泽东神话。
二、清算胡乔木学派的“党史编篡学”
何方指出，延安整风产生了胡乔木学派的中共党史编篡学，罢黜百家，定于一尊，垄断了整个党史研究领域。
毛泽东在延安整风时说：“过去不但没有关于党史的研究，甚至整个党的历史没有哪个人考虑过。”毛的说法不符合历史事实。早在一九二六年，已有蔡和森的《中国共产党史的发展》一书问世。后来又有瞿秋白的《中国共产党历史概论》（一九二九年），李立三的《党史报告》（一九三○年）。张闻天的《中国现代革命运动史》和华岗的《大革命中的中国共产党》，内容也都包括党史。何方认为，这些早期党史著作“直抒己见，不为尊者讳，没有清规戒律的限制，没有审查制度的约束，对问题有不同看法，错误虽在所难免，有些史实也不尽正确，但基本上都秉笔直书，继承了中国史传不虚美、不隐恶，追求实际的优良传统。”
胡乔木伪造党史学派
延安整风创建的胡乔木学派“党史编篡学”，正是背叛了这个优良传统。名曰“反教条主义”，却是十足仿照斯大林伪造《联共党史》的教条主义。《联共党史》以斯大林划线伪造联共两条路线斗争的历史，中共党史编篡学以毛泽东划线伪造中共两条路线斗争的历史。编篡历史文献《六大以来》时，毛泽东有错误的文献，如毛泽东反AB团的《前委通告第一号》（一九三○年二月十六日），毛泽东提出“肃清富农领导、肃清AB团、根本改造赣西南党”给中央的信（一九三○年十月四日）等，均不收入。却收进《中央政治局关于富田事变的决议》（一九三一年三月二十八日），把反AB团和富田事变的责任从毛泽东转移给中央。毛泽东导致西路军覆灭的有关文电，如下令“打通苏联通道”的《十月份作战纲领》（一九三六年十月十日），“组成西路军，创立河西根据地”的《作战新计划》（一九三六年十一月八日），以及西安事变后中央军委对西路军的重要指示电，均不收入，以掩盖毛泽东的错误决策，把西路军覆灭的责任转嫁给张国焘。
相对于对毛泽东错误的掩盖，对所谓“反毛”的“左”倾中央的错误则予以夸大。如“左”倾中央反对“邓（小平）、毛（泽东）、谢（维峻）、古（柏）”的文献，《六大以来》收进四篇之多。事实上对“邓、毛、谢、古”的党内斗争，受错误批判的人，只是受到撤职处分，调走做别的工作。如邓小平被撤销江西省委宣传部长职务，不久调任总政治部秘书长，后又出任《红星报》主编。而毛的反AB团富田事变，错杀成千上万红军指挥员和革命战士。
一部以毛泽东划线精心取舍、形塑中央两条路线斗争的历史文献《六大以来》，三年延安整风和中共历史上最长的一次中央全会（从一九四四年五月二十一日到一九四五年四月二十日开了十一个月之久的六届七中全会）“原则通过”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胡乔木根据《历史决议》撰写、经毛泽东审定的《中国共产党的三十年》，完成了胡乔木学派的党史编篡学或胡乔木伪造党史学派对中共党史研究的绝对统治，同时制造了毛泽东思想的绝对权威和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
毛泽东死后，胡乔木学派曾一度遇到危机。胡耀邦领导的真理标准讨论否定了对毛泽东的两个“凡是”，也就是否定了毛泽东思想的绝对权威，否定了以毛泽东划线作为判别历史是非的标准。随着胡耀邦对中共历史上大量冤假错案的平反，重新检讨中共历史问题，恢复历史本来面目成为当时的主流意见。
邓：要写毛泽东思想的历史
一九八○年三月，邓小平提出起草《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邓小平的指导思想，仍然沿袭延安时期第一个历史决议的写法，以“确立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作为“最核心的一条”。邓小平说：“不仅今天，而且今后，我们都要高举毛泽东思想的旗帜。要写毛泽东思想的历史，毛泽东思想形成的过程。要正确评价毛泽东思想，科学地确立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地位。”
陈云讲得更露骨：“对毛主席的评价要一锤子敲定，否则我们这些人也会被否定。”
至于普遍关心对历史问题的重新检讨和恢复历史的真实面貌，邓小平说：“对过去事情的总结，宜粗不宜细，总结过去是为引导大家团结一致向前看。”
这第二个历史决议的起草小组，仍由胡乔木负责。
从一九八○年三月到一九八一年六月，胡乔木、邓力群在邓小平、陈云直接领导下，第二个历史决议起草了一年零三个月（胡耀邦只是名义上的领导之一，他的意见被邓力群传出邓小平的一句话，“耀邦的第二个方案不考虑了”，即予否定），在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何方指出：“两个决议一脉相承，前者（第一个决议）是后者的基础，后者（第二个决议）是前者的延续。第二个决议还特意（根据陈云意见）在前面加写了一段对第一个决议的概括和复述，这也使两者一起成为中共党史编篡学的基础和一般研究不得逾越的雷池。两者的基本精神和主要目的又都是在实际上为毛泽东的个人崇拜服务。区别只在于前者是制造，后者是维护。”
何方正确地指出，胡乔木由于“长期的经历和所处的地位，使他成为思想理论界的官方权威和不容有任何越轨的意识形态监謢人。”但他又肯定“胡乔木还是有一定的耿直，具有一定的正义感，也帮助过一些专家学者；在包括党史在内的理论问题上，那种敢于提出问题和拨乱反正的精神，至今尚无出其右者。”我以为这是何方以己之真诚与正直，错度了胡乔木虚伪与阴险之心。
历史学家黎澍，对胡乔木的人格品质曾有一针见血的揭露。黎澍说：“胡乔木是毛泽东在延安整风中树立的知识分子思想改造的典范。毛泽东的知识分子改造，就是制造伪君子。毛泽东把胡乔木立为标兵，称赞他‘灵魂最美’、‘改造最好’，胡乔木正是毛泽东心目中最美最好的伪君子。”
胡乔木猎杀“自由化”对象
从毛泽东到邓小平，从延安整风、反右、文革到反自由化、清除精神污染，历次整肃知识分子、篡改伪造历史。树立毛思想、邓理论绝对权威，靠的就是胡乔木这类知识分子中的伪君子。我曾亲见胡乔木怎样出谋划策，不但构陷陆定一、周扬等与他同辈的党内知识分子，就连他的后辈青年都不放过。
文革时胡乔木患眼疾，在家休息，但不时接待来访者谈陆定一。胡乔木揭发陆定一的大字报就贴在中央宣传部大院。胡乔木揭发毛泽东同陆定一在陕北行军时曾遭敌机轰炸扫射，而向敌方通情报的可疑者是陆定一。描述过程离奇如间谍小说。我曾为此问过陶铸，陶铸说他从未听说，也不可信。那时陶铸任中宣部长，同时担任审查陆定一的项目组长，他对胡乔木的构陷不予理会。后来陶铸被打倒，专案组被另一名伪君子陈伯达接管，陆定一竟被定为叛徒，到一九七八年才由胡耀邦予以平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