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共富豪郭文贵在2月3日爆料说，中国因武汉肺炎而死亡的人数已有3万人以上。图为2020年2月3日，武汉一所医院内的医生与病患谈话
最近，有人在微信朋友圈里发布的一条消息加重了国人的震惊与悲痛。
消息称，“就在刚才17：30分，有一个人从司门口的桥上跳下来了，生前他一直站在桥上哭，哭的很忧伤很绝望”；“他哭诉的大意是：自己被感染了冠状病毒，家里不能待，怕传染给妻小，医院也没有床位了”；“现在连吃的都没有了，生不如死啊……”
有微博披露，消息中提到的这位“武汉肺炎男子”就是“因为得不到救治，又不想感染家中妻儿”，加上“社区医院相互踢皮球”，才“选择了在武汉武昌最热闹的司门口跳桥自杀”。
对此，有中国人痛心的说道，“大家经历了这几天，再审视自己的家底，自问：我们经得起一场重病吗？我反正经不起，就算我的收入已经超过国内百分之多少的人，我也经不起，我连医院里的一张病床都搞不到”。
知乎上有人说，中国的ICU医疗支出“一天2万起”。鉴于国内的调查显示，60%的中产人士年收入在30万人民币以下，因此“国内中产遇上ICU，可能撑不了几天，就会遭遇‘家庭灾难性医疗支出’”。在世卫组织看来，“一个家庭除基本生活费外，医疗支出超过剩余收入的40%”，就是“灾难性支出”。可见，对中国的中产们来说，重病就如同“灾难”一般。
很多人都无法想像，在这个GDP排名世界第二的厉害国，不仅有庞大的群体“因病致贫”，甚至还有难以计数的民众“因病致死”。由于看不起病，中国大量的底层甚至以“在家锯腿”、“离家出走”、“喝药自杀”等极端方式来应对重病。对那些穷苦的老百姓来说，一场重病就真能逼死他们。
在这个“公共医疗”已被当成“生意”的中国，一般人没有钱是住不进医院的。如今，武汉肺炎一爆发，就连带着让中国卫生领域的另一黑幕也昭然若揭，那就是没关系，即没权力、没地位，也同样住不了医院。
一直以来，在北、上、广、深的三甲医院里搞不到床位，或许并不让人感到稀奇。但稀奇的是，不会像今天这样，活生生把人逼死。此时，患者若住不进医院，就只能等死。与其痛苦、无望的等死，还不如自决，在现下人满为患的医院里，不知还有多少迟迟得不到救治的肺炎病人想用自杀来摆脱厄运、寻求解脱？
在这些人中，更多的都是些没权、没钱的底层。如今遍观世界都很难得见，身染重病之人，若是没钱、没关系，就得不到救治。难怪有人说，中国根本就没有中产阶级，只有两种阶级，一种是我们，一种是“能搞到病床”的阶级。
问题是，在公立医院里搞不到床位的往往都是普通公民，二者都姓“公”，却并不是一家人。花纳税人的钱建立的公立医院，只能让征税的官老爷们“搞到病床”，这分明就是赤裸裸的以权谋私、恃强凌弱。如今，在这个疫病高发的非常时期，高干及其裙带们若还霸占着普通老百姓的床位，剥夺他们被救治的权利，那就太不人道了。
有人在网上披露，“大陆常见的因病返贫、网上到处借钱的病人家属在欧洲发达完备的医疗体系中并不存在。此外，欧洲人看病也不需要找关系，对医院来说，只看病情轻重，不看病人身份，是流浪汉还是官员，都一视同仁，更不存在高干病房”。
从这样的对比中不难发现，“完备的医疗体系”以及对病人的“一视同仁”，靠的不仅官员的良知与道德，还有独立的司法以及建立在人性、道义之上的民主体制。中共推行专制暴政，其本身就是一个吃人、杀人的体制。
这样的体制显然不会对人、对生命有丝毫的尊重与敬畏。当中国有大量的肺炎患者因病丧命时，连美国的商务部长都能在新年的庆祝活动上，呼吁所有人为“新型冠状病毒”的遇难者默哀。而中共这厢，却仍在歌舞升平的搞团拜、办春晚，极尽歌功颂德、粉饰太平之能事。习近平在新年致辞时，干脆对“武汉”提都不提。
面对大量、无辜的生命瞬间逝去，武汉市长根本不怕承认，“我获得信息之后，授权之后才能披露”；习近平也十分淡定的说，“这次疫情的防控工作，我一直是在亲自指挥，亲自部署”；而湖北黄冈的那位卫健委主任则更是在镜头前从容不迫、一问三不知。他们的态度与说辞就好像在诠释毛的那句“经典名句”——中国“死3亿人没关系”，令人不寒而栗。
既然“死3亿人”都“没关系”，那么大量的中国人在得了武汉肺炎时只能等死，也就不足为奇了。正如女作家盛雪在其发布的“武汉临时政府湖北独立宣言”中所说的，“酿成此次肆虐全球之灾难纯属人祸，根源明确”，如今武汉成为“死亡之城”，难以计数的中国人面临濒死的绝境，都与有权、有钱的中共觉得死人“没关系”有关。
说到底，此前的重病、此时的瘟疫会成为中国人“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全拜中共所赐。害人、夺命的中共不解体，中国人难获生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