响起，俘虏倒进约一丈以下的沟凼里，脑袋削去一半，倒栽葱下来正好像坐太师椅一样，背靠着岩壁，双腿搭在坑沿上。武装人员随即长扬而去。我听说此人姓余，系本公社小溪大队的农民，曾当过兵是民兵排长。原本要押他到前线指挥部接受讯问，不料前来接应人员得知他曾参加了天池观战斗(“秋派”在此初战失利损失惨重)，当即就毫不犹豫把他“敲”掉了。几年后，我在此处插队落户当知青，每每经过于此都感到一阵阵心悸。
云阳武斗闻名四川，据说双方死了一千二百多人。其中，逐渐升级的武斗形式加起来总共战死百余人，绝大部分是作为俘虏虐杀殒命的。杀俘，云阳堪称全国之最!其手段之残忍、方法之多样令人胆寒。我以孩童的眼光目睹了历史的惨剧，其时，我个人朦胧观点倾向于“秋派”，虽然觉得这样也有点解气(亲属曾遭到“拐派”迫害)，但又感到似乎过于残酷了点。四十余年岁月拂过，我已过半百之年，二十多年的理论研究生涯，催使我对当年所目睹惨痛景象的深层原因有了些新的认知。
“文革”中兴起的群众造反组织逐渐演化为两派，肇始于上海“一月风暴”夺权以后。国家机器被砸烂，各级各单位因“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靠边站所留下的权力空间迫切需要“新生力量”去填补。对于造反中崛起的群众组织的潜意识中，谁能成建制地进入各级各单位的“革命委员会”掌权，就意味着谁就是文化革命的胜利者。就好似改朝换代中的论功行赏，赏赐越大越多，享受的荣华富贵就越多，还可荫妻庇子鸡犬升天。
于是，第一步，文争席位：唇枪舌剑争谁最先造反，谁最“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谁是真正的造反派，谁的功劳最大。结果“一碗水端平”是不可能的，因为“革命委员会”筹备权实际上都是由军代表在掌握着，而问题是军队本身也分成了两派。第二步，武力剪除对手：这时的造反派都在“誓死捍卫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旗帜下，信奉着“枪杆子里面出政权”一条颠扑不破的革命真理，分别在军队的支持下走上了一条民间的武装夺权政权、战争解决问题的“革命”道路。先拳头、后砖瓦、后钢钎，再后就是枪炮，“文化革命”演变成为“武化革命”。战端既开，唯一决定胜负的就是实力的强弱。在刀光剑影之中杀红了眼的人们的眼中，人类社会的文明规则统统扫荡殆尽。什么人权啊、什么良知啊、什么法律啊，都只不过是资产阶级温情脉脉的面纱。
在复仇的烈焰中、在刺刀的强势下、在对权力的贪婪欲望驱使下，没有什么东西是不可以被践踏的!在政治争斗过程中，广大民众要么决大多数充当看客漠然置之，要么少数介入其中赌一把生死荣辱。什么政治参与投票选举，什么少数服从多数但又要保护少数，什么司法独立，人权保障，公民的人身权利和财产权利未经法定事由不被任何组织和个人剥夺等等，都远远没有在社会中扎下根来。直至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层出不穷的群体性事件，均可说明对立双方法治精神之稀微，法治环境之缺乏。长久演变下去，当年黄炎培先生所指的那个“治乱循环周期律”是否还危及我们，值得考量。如果是这样，三十几年改革开放所取得的举世公认的经济成就，就存在被这个周期律所毁损之虞，但愿这不是无数有识之士的杞人忧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