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义祖国，又要从何处得来那革命的一线光明？
清政府统治时期，不是还有康乾「盛世」，其中天朝上国地大物博么？讴歌这份「光明」的人们，又哪里看得见西方正进行的科学技术与社会制度的革命，以及某已经延续数千年的中央集权王朝制度里行将就木的黑斑？
国民政府统治时期，我们不是也号称拥有了共和体制、拥有了三民主义么？按你意思，这又为何不是「光明」的时代？假令在这体制下工作和生活的鲁迅们，都众口一词沆瀣一气的对它感恩戴德、歌功颂德，人民何以得见国民政府压制言论、残害政敌、漠视民生，又何以得见改变之希望？
我们倒是想说，很多时候问题并非在于过度关注黑暗，而恰恰在于我们过度热爱光明了——乃至让这种强光损害了我们的视力。
去年十一月，知乎上有人提了一个问题：「如果再遭遇一次非典，以现在的城市规模，人口流动速度，医疗条件，中国是否会付出更大的代价抵御疫情？」
当时所有的回答都极其乐观，我们仅在此摘抄几例：
这些答主难道没有看到、没有歌颂光明吗？歌颂「光明」和盲目乐观是下一场灾难的起始，而在下一场灾难中罹受苦难的人民，又要再次成为粉饰太平时被歌颂的新素材么？
那个坐在阳台上敲锣鸣病的人、那个深夜追着殡车凄厉地喊着「妈妈」的人、那个为求助而即时学会用微博发了一句「你好」的人、那个写下「能、明白」并印上红手印的死了两次的人、那个被扣上「视武汉市自军运会以来的城建结果于不顾、是影响武汉市安定团结的罪人、是破坏武汉市向前发展的元凶」帽子的人——这些人和其他人，每一个人，就这么被忘掉了么？
判断一个时代是否光明，不只要看最亮的顶层有多闪耀，更要看最暗的角落有多幽暗。这些幽暗恰恰需要如方方的作家去依实记录反映；因为已经成为了光污染的「光明」会干扰视线、会使人精神患病、会使人们遗忘黑暗和深陷苦难中的人们。
捂住眼睛和耳朵培养出的「自信」不叫自信，叫掩耳盗铃。
2020年1月31日
未亡的人们，要去骂谁？看到一个作家在与记者访谈中还提到「完胜」二字。简直不知说什么好。武汉都这样了！全国都这样了！千千万万的人有如惊弓之鸟，更有人命悬一线躺在医院，无数家庭业已支离破碎。胜在何处？完在哪里？都是同行，真不好意思破口。你说有人说话不过脑吗？不是。为讨上面欢心，他们是很过脑的。所幸，立即看到另一个作家的批评文字，一声声质问，措词严厉。这让我知道，有良知作家应该很多。现在我虽然不是湖北作家协会主席，但我还是个作家。我非常想提醒一下我的湖北同行，以后你们多半会被要求写颂文颂诗，但请你们在下笔时，思考几秒，你们要歌颂的对象应该是谁。如要谄媚，也请守个度。我虽然人老了，但我批评的气力从来不老。
3
你说，方方不应当「眼里只有现实中的不足」。
然而这个世界的黑暗又的确需要被揭露。「眼里只有现实中的不足」的「不应当」是谁说的「不应当」？是谁判断的「不应当」？恐怕，是黑暗判断的「不应当」，是恶人判断的「不应当」！
一个只有一种声音的世界不是一个光明的世界。因此，我们需要让这个世界上有不同的声音，从而让黑暗被揭露。在这种揭露的过程中，「眼里只有现实中的不足」，难道不恰是在做一种必要的区分？将黑暗从光明中剥离，不是为国家好？
你说，
作为社会一员，每个人有义务和权利监督社会，不仅是作家。但是，一个人如果满眼都是党和国家的不足，那他关注的焦点或许已经偏离了为『国家好』的初衷。老师举例说，一个人给同事提建议，说他某个方面没做好，人家会感激他，如果这个人不管什么时候，什么地方、什么场合，见面就指责人家不好，这仅仅是提建议吗？方方阿姨，政治老师说的对吗？
我们想你的政治老师混淆了一点：公民与政府的关系无法与同事关系类比；公民与政府，是被服务者与服务者的关系、是主人与公仆的关系。公仆的工资以纳税人的钱维系、他们的政治权力由人民授权。公民与政府，是共同构成国家的成分。因此，你老师所做的类比不恰当。同事没有为彼此服务的责任或义务，但政府和「领导」却必须负起为人民服务之责任。所以对于你的疑问，我会自豪地宣称：恰恰相反！正是持续的批评和指正，正是「无论什么地方、什么场合，见面就敢于指责人家不好」的精神，才使得党和国家的生命力经久不衰、备受人民的爱戴和尊敬。正如伟人所说，
群众是从实践中来选择他们的领导工具。他们的领导者，被选的人如果自以为了不得，不是自觉地作工具，而以为「我们是何等人物」，那就错了！我们党要使人民胜利，就要当工具，自觉地当工具。各个中央委员，各个领导机关都要有这样的认识。这是唯物主义的历史观。
毛泽东《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的选举方针》
《毛泽东文集》第 3 卷第 373-374 页
而今天，我们发出批评声音的空间却在越来越小。扪心自问，我们在网上看到的夸赞声当真不多？这些歌功颂德声有何意义？
我们缺的并非轻浮的褒奖，而恰恰是严肃的批评。我们最需要的，甚至也不是「中庸」的建议，而恰恰是批评。因为，在如今的社会环境下，「人民的建议」已成为了某些有鸵鸟心态之人的一种有利话术——当然可以提意见，但要讲场合，要在任何情况下无伤大雅！人们不断强调提意见的方式，便错过了提意见的真正意义，即揭示并督促解决问题。此时，本当反对某种观念和其实践的意见却必须服从于它所反对之对象。何其可笑！当真诚的批评被认为是居心匿测而被铲除，温和的建议也会面目可憎，最终，所剩的将与沉默无异。
这也是对你说「见面就指责人家不好」的一点见解。既然是一家人，当然能说，当然不怕说，当然要说。不然，你的家长指责你犯错误，你难道还要反问「你是不是真的为我好」吗？究竟是谁不懂感恩？
你说，
小时候，妈妈告诉我，家丑不可外扬，不知道方方阿姨您小时妈妈告诉过您没有？方方阿姨，您知道人最困难的时候，需要的是什么吗？不是垂头丧气，不是满眼失望，而是坚持的理由和活下去的信心。
我们想问，什么是「家丑外扬」？对家里人提出批评建议难道是「家丑外扬」？退一步讲，当你强调「家丑不可外扬」的时候你所反对的究竟是「外扬」还是谈论「家丑」？恐怕你更倾向于反对后者。
在这里我们要再次强调，如果不正视「丑」，我们就无法解决它。
疫情危机中，「丑」部分约莫集中于湖北和武汉政府，这从最初八位医生被训诫到后期湖北大范围政府官员免职可知。让「家丑外扬」发生的，是丑本身。没有丑何来外扬？但你说的恐怕是颠倒的逻辑：未有外扬，就不会有丑。这无疑错误，无论如何掩饰，丑还是已成为了真实的事情。 我们绝不能忘记马克思和恩格斯所讲述的、关于「现代德国革命哲学家」的这个笑话：
有一个好汉一天忽然想到，人们之所以溺死，是因为他们被关于重力的思想迷住了。如果他们从头脑中抛掉这个观念，比方说，宣称它是宗教迷信的观念，那末他们就会避免任何溺死的危险。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
如果组成「家庭」的广大人民群众不去努力解决如此「家丑」，那这「丑」只会逐渐累积、愈演愈烈、最终再无法不「外扬」。姑且不讨论在全球化大背景下「家丑」可否还能不「外扬」，就此次危机中的「丑」而言，正视它、继而团结起来解决它才有可能真正地消灭它。
而当「担当着时代使命感」的方方，记叙在武汉中个体的真实经历、让祖国的大家庭中的每个成员更清晰地看到家里存在的问题和矛盾、试图揭露这种「丑」时，你却不干了。你这眼一闭、嘴一张的行为，是否合乎尊师「一个人说话要拍胸膛，而不是拍屁股」之教诲？只不过你拍的不是自己的屁股。
你也许还想说，《方方日记》指责国家；但只需一点点认真阅读，我们就可以看到方方非但没有指责国家，反而在字里行间透露出了对国家与人民最大的赞许和鼓励。
2020年1月29日
关在家里的武汉人，只要没被感染，大家的心里基本都还踏实。最可怜的还是那些病人以及他们的家属。因为病房一床难求，他们仍在煎熬之中。火神山工地建设得热火朝天，但毕竟远水救不了近火。他们是最大的受害人。不知道有多少家庭从此破碎。一些媒体，在记录这些。更多自媒体，也早就在默默地记录。我们能做的，也只有记录。早上读了一篇写母亲在初一去世，父亲和兄长都被感染的文章。心里特别堵得慌。这一家，也算中产了。那些更穷的病人呢？不知道会活成什么样子。其实前些天，看到诸多医护人员疲惫和病人崩溃的视频，那种悲哀无助的感受，我今生从未有过。川鄂（湖大教授）说，他每天都想大哭一场。谁不是呢？为此，我一直跟朋友们说，走到今天，可以清晰地看到人祸的比重。复盘之后，那些渎职者，一个也不宽恕，一个也不放过。但是现在，我们先全力以赴，熬过难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