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欢迎关注新闻看点，我是李沐阳。
今天是6月20日，又到周末了。明天是父亲节，我们首先祝所有的父亲和准父亲们节日快乐。今天继续在固定板块“病毒有眼睛”当中，跟大家聊聊中共病毒对整个世界的冲击和影响。今天要谈的是德国。
图为德国施威林（Schwerin）一家咖啡馆为了保持社交距离，要求顾客戴上特制的“竹蜻蜓帽”。
截止到今天早上6点，中共病毒扩散全球188个国家，总确诊数876万6880人，病亡数字是46万2714人。其中德国总感染人数是19万零660人，死亡8960人，这组数据在全球排第12位。而在此前的3月份，德国受创曾一度位列全球第五。
6月17日，位于德国北威州的肉类加工厂Tönnies再次发生大规模群聚感染。目前有关当局已经指示，7000人进行隔离，工厂关闭10天到14天。
当晚有近千个测试结果就出来了，有657人确诊感染了中共病毒，326个呈现阴性。外界估计，确诊病例数字可能还会有所上升。
这波疫情惊醒了已经逐渐放松警惕的人们，也加重了对德国的冲击。我们这个板块叫“病毒有眼睛”，其实后面还有一句话。很多朋友应该知道，就是“亲共疫情重”。那么德国遭受如此重创，是不是也与亲共有关呢？我们从几个方面来说一说。
多地医生是首批感染者
今年3月底，中共病毒疫情已经在海外开始爆发了一段时间。大纪元的德国记者祝兰在采访中发现，德国有不少州的首批感染者当中都有医生。
这是一个让人吃惊的事情，因为德国的医疗体系非常强大，除了美国之外，没有第二个国家能出其右。但是，让德国总理默克尔感到骄傲的“优秀医疗系统”，也无法抑制中共病毒在德国的肆虐。
当时最严重的是北威州，感染人数几乎占了全德国的1/3。北威州是2月25日晚上确诊的第一例中共病毒患者，随后不久，与这名患者在狂欢节活动中有接触的门兴巴赫市医院的一名医生也被确诊了。
第二严重的巴符州也是在2月25日确诊的第一例病患，是一名从意大利旅行回国的女士。随后这名女士的父亲、图宾根大学附属医院的主治医生也被确诊了。
2月27日，州级市汉堡确诊了首例病患。汉堡大学附属埃普多夫（Eppendorf）医院的儿科医生，也是去了意大利旅行，回来就被查出感染了中共病毒。
当时疫情第三重的是巴伐利亚州。除了首先感染的14名伟博思通（公司）员工和家属外，之后确诊的也是一名医生。埃尔朗根（Erlangen）大学附属医院的医生在参加工作会议时，被当时无症状的意大利同事传染了。
萨安州是德国最后出现确诊病例的联邦州，首例病患也是从意大利度假回国的医生。
医学界人员在工作场所之外感染，这个现象引起了我们德国记者的注意，随即也做了一些深入调查。
中共的双肺移植
5月9日，中共官媒新华社的两名记者黎昌政和梁建强报导了一则消息。一名用“ECMO辅助73天的新冠肺炎患者，核酸转阴后在华中科技大学协和医院接受了双肺移植手术”。并且说患者移植的肺“功能良好，各项生命体征平稳，能和医护人员交流，正逐步康复”。
对于接受双肺移植的患者情况，新闻中没有提，也没有提及肺的来源。
什么叫“双肺移植”呢？说白了，就是把人的两个肺都换了。因为被中共病毒感染，是两个肺同时都被感染。如果换肺，就要两个一起都换。它不会换一个好的，再留一个坏的。即使这样换了，换上的这个肺还是会慢慢被感染的。所以它换，就要2个一起换。
懂医学的朋友应该知道，给一个人换器官，必须要血液、器官等等都要匹配才行。如果不匹配，可能会产生排异，移植不会成功。
如果给这个患者同时换2个肺，那就是意味着，要取下别人身上的2个肺。而一个人只有2个肺，如果2个肺都被取走了，这个人也就活不了了。
换句话说，双肺移植，就是救一个人的同时，必须至少要杀一个人。因为谁也不能保证一次移植成功，如果一次移植不成功，那就可能需要第二个人，第三个人，甚至可能更多。也就是现在国际社会广泛关注的“活摘”。
终止中国滥用移植国际联盟（ETAC）执行主任休斯（Susie Hughes）质疑：这些快速、完全匹配的器官是从哪里来的？
其实，对于中国移植业器官来源的质疑并不是现在才有。从2000年中国器官移植数量呈爆炸式增长以来，对于器官来源的质疑和各种调查报告就从来没断过。仅“追查国际组织”罗列出的证据，就有厚厚一大摞。追查国际的网址在我们的文字稿中，里面有大量详实的证据，声音文字相当完整。大家可以去看看。【 http://www.zhuichaguoji.org/taxonomy/term/15 】
但是，中共的这个罪行，很多年来，一直间接得到外国医院和专家的支持，例如培训中国器官移植医生等。在这方面，德国的医学界深涉其中。十几年中，德国不少医院与中国医院在器官移植方面有着密切合作，还有不少德国专家去大陆传授经验，甚至帮中共说话。
“武协”涉嫌活摘，“德医”与之有染
今年3月1日，“追查国际组织”公布了去年对大陆上百家移植医院的跟踪调查报告，报告指出，中共的活摘罪恶依然在进行着，其中就有前面提到的华中科技大学协和医院。
华中科技大学协和医院，人们通常简称武汉协和医院，全称是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协和医院。
2019年，德国总理默克尔访华时曾专程去了一趟武汉协和医院。默克尔到访医院的照片，现在就是协和医院的网站主页招牌。
在“追查国际组织”的早期调查录音中，武汉协和医院的医生亲口承认，他们移植手术使用的器官来自法轮功学员。
在协和医院的官网，明确罗列着海外的合作医院，其中有7家来自德国。分别是汉堡大学附属埃普多夫（Eppendorf）医院、巴伐利亚州维尔茨堡大学医院、巴符州乌尔姆大学医院、巴伐利亚州慕尼黑工大附属伊萨右岸医院、德尔门霍斯特医院（Delmenhorst）、汉堡巴姆贝克医院和汉诺威医科大学（MHH）医院。
这些德国医院中，汉诺威医科大学医院、汉堡大学埃普多夫医院、维尔茨堡大学医院和慕尼黑工大附属医院都有移植中心。乌尔姆大学医院原本也有，但是在2011年撤销了，因为移植手术数量不够。
柏林心脏中心——500名刽子手的培训基地
2014年6月，德国西南广播电台SWR2报导了中国的器官移植产业。他们在质疑和批评的报导中，提到了柏林心脏中心与中国医院的合作。
2012年5月，柏林心脏中心主任海策（Roland Hetzer）在上海举行的心脏外科会议上表示，多年来，中国有500名医生参与了与柏林心脏中心的合作工作。
在柏林心脏中心的网站上可以看到，它们在1999年11月与上海大学签了一份合作协议，其中包括培训中国的心脏外科医生。签协议的第二年，2000年4月19日，上海成立了中德心脏研究所。
去年7月24日，隶属于中国卫生健康委人才交流服务中心的中国卫生人才网发表了一篇文章。文章作者是“李军”，单位是位于北京的中国医学科学院阜外医院。
文中透露，柏林心脏中心当时还在培训中国医生。文中介绍，2018年12月到2019年2月，“李军”本人曾到柏林心脏中心进修心血管麻醉。
“追查国际组织”调查显示，“李军”所在的中国医学科学院阜外医院也涉嫌参与活摘器官。在2007年，这家医院被中共卫生部指定开展心脏移植手术。
心脏移植，同样是救一个人，就得至少杀一个人。
在上海东方医院网站，有一篇2014年3月发表的文章。其中介绍，上海中德心脏研究所成立后，有几十人曾到德国心脏中心接受培训。而所有前往培训的医生，德国心脏中心免去他们所有的费用，甚至还提供衣食住行。
这些人回到中国后，都在重要岗位担任工作。后来，中国大陆各地都有医院与德国心脏中心建立合作关系。
上海东方医院，也就是同济大学附属东方医院，“追查国际组织”调查发现，这家医院在2001年到2005年期间，也涉嫌参与了活摘器官。
高明医术和严谨作风，本来是德国医生为人称道的。但似乎在与中共的合作中，这些成了一把双刃剑，为中共培养出了许许多多杀人刽子手。
在正常社会，医生是救死扶伤的。医院之间的合作，本意也是为更好地治病救人、服务社会。但是中共让医生到德国学习技术，回国参与器官移植。德国的医学界在有意无意当中，已经成了中共杀人的帮凶。
人人都知道天理昭然，善恶必报。从德国医学界与中共深度有染的角度来看，很多德国医生被感染，是不是病毒有眼睛呢？
接下来再说说因为疫情冲击而陷入危机的德国汽车业。
宝马将裁员6000人
在大陆民间流传着一种说法，“坐奔驰开宝马”。意思是说奔驰车坐着很享受，开宝马车很舒适。这句话有没有道理，没有考究过。但我知道，拥有一辆德国汽车，无论是奔驰、宝马还是奥迪，的确是很多人的追求。
今天很多大陆媒体都在根据德国媒体的消息报导一件事，宝马要裁员了。据德国电视一台报导，这次裁员幅度很大，有6000人之多。这是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宝马的第一次裁员。
原因很简单，中共病毒疫情的冲击，今年的销量锐减了1/5。德国《商报》援引宝马内部消息，全球销量从去年的250万辆跌到了约200万辆。《南德意志报》报导，预计本季度宝马将出现亏损。
宝马公司昨天也发布声明，表示公司将采取必要的步骤，以帮助宝马更有力地应对外部冲击和市场波动。
世界公认的汽车巨头出现这种情况，让整个世界为之震惊，也惊讶中共病毒对宝马的冲击之大。其实中共病毒对德国的冲击不只体现在宝马身上，整个德国的汽车工业都因为中共病毒疫情陷入了危机。
“德国荣耀”遭遇最大危机
汽车工业，一直被称为“德国荣耀”。但是在疫情冲击下，这个欧洲重要的工业国却遭遇了巨大挑战。大众、奥迪、奔驰、宝马等企业在欧洲几乎全部停产，供应链受损，全球三大销售市场同时受到冲击。
今年1月，中共病毒疫情从武汉向全球各地蔓延，特别是被德国视为最重要市场的中国大陆，更是首当其冲。中国汽车工业协会（CAAM）2月宣布，1月份中国汽车销量同比下降20%。这是自2012年1月以来的最大跌幅。
德意志银行3月6日发布的调查报告，2月上半月的销售量同比减少90%。仅大众集团，2月份中国销售同比减少了近四分之三。
很快，疫情传入了德国。从出现全国首宗病例的1月28日，到3月30日为止，德国南部两大州巴伐利亚和巴符，感染人数都超过万人。
而这两个州汇集了德国汽车业五大品牌中的四家，分别是宝马、奥迪、奔驰和保时捷。大众所在的下萨克森州感染人数当时排在德国第四位。
随即各大车企相继宣布停产。有专家在4月初估计，德国汽车业可能要至少裁员十万人。
情势之重，让德国媒体一片惊呼。《时代周报》表示，这是“汽车工业二战以来最大的危机”，《商报》称这是“有史以来最严重的危机”。而《世界报》表示，“汽车工业或被夷为‘荒芜之地’”以及对“后病毒时代的恐慌”。
瑞士圣加仑大学的德籍著名汽车专家费迪南德·杜登霍夫（Ferdinand Dudenhöffer）曾在德新社发表一份研究报告。他认为按照金融市场危机的经验来说，因为中共病毒带来的危机，德国车企的“整个复苏过程可能会长达十余年”。
“德国荣耀”遭受致命打击，背后的原因也不简单，与中共的勾连由来已久。这其中，以德国大众最为典型。
科尔（Helmut Kohl）无视六四，大众坚持与中共合作
德国大众，在中国几乎是家喻户晓。不过这个第一批进入中国市场的企业，1978年的谈判并不顺利。
1982年，有两个人物需要特别注意，一个是卡尔·哈恩（Carl Hahn），另一个是科尔。哈恩那一年成了大众总裁，开始着力推动与中共的合作。科尔成了德国总理，开启了与中共的订单外交。
1984年，科尔第一次访华，与中方签署了上海大众合营生产桑塔纳轿车的协议，决定合资成立上汽大众公司。
1986年，大众又与长春一汽开始了洽谈合作。
1987年科尔第二次访华时，中德经贸总额已经达到了89亿马克，相当于51亿多美元。当时的德国，成了中共第四大贸易伙伴。
哈恩在晚年接受采访时说：“我们将一部分在中国生产的发动机，出口到大众汽车集团在全球的工厂，可以说我们是中国首家出口汽车零部件的企业。这些建厂、产品出口，离不开中国政府给予的大力支持。”他同时提到，大众集团还把50家最重要的供应商带到了中国市场，这些供应商带着自己的资本和技术来到中国。
哈恩当时提到，1990年，一汽和大众15万辆合资项目在北京正式签约。1991年2月6日，一汽大众正式成立。
40岁往上的人应该知道，在一汽和大众签署15万辆合资项目的前一年，也就是1989年，中共在天安门屠杀了上万名学生和市民。这起事件震惊了国际社会，当时有很多西方公司因此撤出了中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