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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杰: “敏感”和真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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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是“政治正确”的压力。可见忠实表现事实,理性与常识,坚持这一点,在一个情绪化的乱世,是如何的越来越困难。

《最终行动》剧照

Netflix电影“最终行动”,讲一九六〇年以色列政府派遣特工潜入阿根廷,将潜逃到南美隐居的纳粹屠犹刽子手艾克曼运送回国。

阿根廷不但政府极右,而且民间有庞大的亲纳粹团体。阿根廷与以色列有邦交,将一名伪装了身份的阿根廷公民强行绑架离境,会引起外交风波。但是犹太人决定,这个刽子手欠下的血债,不可以遗忘,一定要运送回国,正式审判。

为什么不在验明正身之后,就地解决?以色列政府认为:这是纽伦堡大审之后第一宗在犹太人的国家直接审判刽子手,而不是什么国际战犯法庭,对全球有重大的象征意义,因此必须要留活口带回国。

其中涉及邦交、特工、亲情,各种冲突,这个潜逃了十多年的战犯,已经在南美洲过着新生活。几个以色列特工如何突破重重难关,押送回国,戏剧张力层层紧扣,历史考据、资料搜集,一切都很精致。

但是电影的对白有一个看来很微小的问题。特工彼此开会,感情激烈,认定这是犹太民族的罪人,他战争时期欠下六百万犹太人命的抉择,因此此举许胜不许败。

然而在一九六〇年,距离欧战结束只有十五年,清理战场和集中营,当时盟国和西方,对于纳粹残害犹太人的数目,是两百万,还没有达到今日所说的六百万。

正如南京大屠杀,死亡数字是多少?一九四六年中华民国政府派石美瑜任法官,开始审讯日本战犯,当时的官方数字,估计死亡数字是十多万到二十万。

到了邓小平时代,南京大屠杀纪念馆正式建立,在招牌上定下的官方数字,变成三十万。

到底是那一个数字真确,不太重要,但是在电影里,若是呈现当时的现实,一九六〇年西方国家对于纳粹屠杀犹太人的数字认知,就是两百万。

这一点,电影编剧知不知道?肯定知道。但是他应该是害怕,万一电影里的对白,忠于一九六〇年的数字论述,但看戏的却是二十一世纪的观众,他们会不会抗议:电影编剧淡化纳粹罪行,减低屠犹数字,质疑是何用心。

这就是“政治正确”的压力。可见忠实表现事实,理性与常识,坚持这一点,在一个情绪化的乱世,是如何的越来越困难。

这部电影一切都很完美,除了这一句对白。就像电影“金枝玉叶”,柯德莉夏萍主演,拍于五十年代,但是戏中男女主角若在一家戏院约会,那间戏院上映的却是史匹堡的“雷霆救兵”。

责任编辑: 赵亮轩  来源:苹果日报 转载请注明作者、出处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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