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的人，一说大清完犊子的原因，基本就是政治腐败、官员昏庸、武器落后和外敌入侵这些话。
最著名的例子就是，连林则徐这样在东南沿海改革开放前沿工作的官员都认为，洋人不下跪是因为腿关节和我们不一样，所以不会打弯；另外洋人吃肉太多，不喝我国的茶叶帮助消化就都得大便干燥而死。
还有就是当年英法联军进攻北京的时候，大清的僧格林沁率领装备着弓箭和长矛的中世纪武装去硬钢洋人的样枪、洋炮。
那时候大清的高级干部真的就都这么二逼吗？滚犊子吧！历史告诉我们，那时候的明白人还真挺多呢。
1876年，第二次鸦片战争被打得满地找牙的大清，在“马嘉里事件”之后，终于不得不向英帝国派出了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个驻外大使，就是郭嵩焘。他曾经给曾国藩当过助手，和李鸿章、左宗棠都是好朋友。是典型体制内培养的干部，十几岁就中了举人，一路从地方干到中央。所以郭嵩焘一开始是不愿意离开天朝，到番邦上班的，是在李鸿章和慈禧太后再三做工作下才勉强去了。
这也是郭嵩焘第一次出国，当时他已经58岁了，在那个年代，这个岁数的人，又是受朝廷儒家正能量教育多年，思想基本就和孔乙己差不多的。按理说郭嵩焘的人生观和世界观应该不会再有啥大的改变了。
然而，从离开中国开始，还没到英国，在船上，郭嵩焘就受到了强烈的刺激。一直到从英国工作再回国之后，只要是一提起欧洲来，郭嵩焘挂在嘴边上的一句话就是“每叹西洋国政民风之美”。
他对西方的社会生活和各种制度简直可以说佩服得是一塌糊涂，如果用今天的话来说，基本就是跪舔西方了。
郭嵩焘是翰林院出身，本身就是一个理学家，他和当时很多中国的知识分子到了西方之后的一个共同感觉就是：这特么的不就是孔夫子说的那个礼仪之邦吗？我们找了几千年没找着那个。
晚清名臣徐继畲在1843年的《瀛环志略》里也说过，“推举之法，几于天下为公，浸浸乎三代之遗志”。意思就是他觉得美国的选举制度正是儒家推崇的尧舜禹时代才有的那种美好的东西。
当时中国的主流正能量观点认为，西方列强其实和中国历史上的匈奴、鲜卑和回鹘这些野蛮民族一样，只不过是能打仗而已，文化啥的根本比不了我天朝上国。
但是在晚清这些大儒的眼里，东西方的真正的差距并不是器物上的，而恰恰是文化和制度上的。
郭嵩焘有写日记的习惯，一辈子写了50多年，从咸丰五年写到了光绪十七年，总共200多万字。
大清当时对各驻外官员也有要求，要汇报每天的工作和见闻：
出使各国大臣应随时（向政府）咨送日记等件。凡有关系交涉事件，及各国风土人情，该使臣皆当详细记载，随事咨报。
郭嵩焘刚去英国当大使的时候，就把一部分日记整理出来，汇报给了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后来还出了本书叫《使西纪程》。
在郭嵩焘看，英国的君主立宪制里面，首相和主要的官员都是靠选举，并不是靠皇帝的任命，也就是说皇帝事实上也管不了这些人啥，但是他们依然对皇帝非常的有礼貌和忠诚。郭嵩焘认为，这才是真正的忠诚。
郭嵩焘当然也很重视西方的军事实力，也正是在他出使英国之后，大清朝才开始按照他的建议派人去英国学习海军，后来北洋水师的大部分军官都去英国学习过。
而大清晚期的军队装备已经是世界一流的了，不仅有北洋水师这种亚洲第一的海军，在左宗棠的年代，就已经装备了世界最先进的火炮和马克沁机关枪，那时候，无论是在新疆和西藏这些地方，清军和境外势力支持的武装作战都取得过胜利，所以大清的武器并不落后。
但在中国，像郭嵩焘这种“崇洋媚外”的人，总不会有好下场的。当时和他一起去英国的还有一个副大使叫做赵锡鸿，这哥们是一个特别正能量，对大清的一切都充满自信的人。他对郭嵩焘这种跪舔西方的态度非常反感。在他看来，我大清自有国情在此，五千年历史源远流长，要啥有啥，何必和西夷学习呢？
赵锡鸿经常给朝廷打小报告说郭嵩焘崇洋媚外、把大清的脸都丢光了。他甚至反对大清修铁路，而且他还反对成了。
1878年，郭嵩焘终于被大清召回国，郭嵩焘是湖南人，当他坐的船抵达长沙时，当地的民众根本不让他上岸，说他是汉奸，甚至建议朝廷要“杀郭嵩焘以谢天下”。
而郭嵩焘的日记也成了他“崇洋媚外”的罪证，尤其是里面那段：“西洋以智力相胜，垂两千年。麦西、罗马、麦加迭为盛衰，而建国如故……”，他居然敢说西方也有两千多年的文明！这还得了？！很多翰林都跳出来说他“有二心于英国，欲中国臣事之”。还有人说他“诚不知是何肺肝，居心何在！”，最后朝廷只能把《使西纪程》给禁止出版了，才算平息了民愤。
后来，梁启超在《五十年中国进化概论》里也提到了这件事：
光绪二年，有位出使英国大臣郭嵩焘，做了一部游记。里头有一段，大概说，现在的夷狄和从前不同，他们也有二千年的文明。嗳哟！可了不得。这部书传到北京，把满朝士大夫的公愤都激起来了，人人唾骂……闹到奉旨毁版，才算完事。
那么玩命反对郭嵩焘的赵锡鸿就真是一个充满制度和文化自信，正能量满满的人吗？滚犊子吧！他心里想的可是另外一回事，因为赵锡鸿也是喜欢写日记的人，但他的日记是直到他死后才发表的。
这一发表可不得了，所有熟悉他的人眼镜都碎了一地。
赵锡鸿的日记简直比郭嵩焘的崇洋媚外更加严重十倍，他在日记里详细记述了他在英国工作期间对英国的各种制度和各阶层生活状态的观察。为了能了解英国社会的真实情况，赵锡鸿故意不参加英国政府官方组织的参观，而是经常自己偷偷跑去看英国的救济院、监狱。
赵锡鸿认为英国的制度从上到下几乎都是非常完美的，他在日记里对英国的评价是：“不徒以富强为能事，诚未可以匈奴、回纥待之矣”。说这个国家可比古代的那些蛮族强多了！而且他对英国的社会福利制度，皇帝、官员和老百姓的和谐共处的评价简直是不要再高了，按他的说法那叫做：“仁义之极端也”。
赵锡鸿还对英国的税收制度进行了深入研究，并对东西方的税收做了比较，他认为让中国老百姓交个税就和要了他们的命一样，而英国的老百姓交税的时候都是开开心心的，原因就是因为英国收税的官员都是老百姓选出来的。
赵锡鸿的日记后来也被郭嵩焘看到了，郭嵩焘简直不敢相信，这特么的是那个天天怼我，说我崇洋媚外的赵锡鸿吗？
事实上，在清朝末年，朝野之中对东西方关系看得明白的人非常多，但当时的言论环境里，主流价值观还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谁敢和皇帝、老佛爷说负能量的话是要掉脑袋的，大清的整个体制事实上已经丧失了最基本的自我纠错能力。
而郭嵩焘、赵锡鸿这些受朝廷教育多年的人，在这个三千年一遇的大变局之中只能眼睁睁地见着他起高楼，见着他宴宾客，见着他楼塌了。
1891年7月18日，郭嵩焘去世，李鸿章申请朝廷按照惯例给他追授谥号、立传，但是最终没被批准。当时的圣旨是这么说的：
郭嵩焘出使西洋，所著书籍，颇滋物议，所请着不准行。
虽然郭嵩焘死后没得到谥号，但历代都认为他是一个被低估了的人物。严复为他撰写的挽联是：“平生蒙国士之知，而今鹤翅童毛，激赏深惭羊叔子；唯公负独醒之累，在昔蛾眉谣诼，离忧岂仅屈灵均。”
民国的《清史稿》对郭嵩焘的评价是：“中国遣使，始于光绪初。嵩焘首膺其选，论交涉独具远识”。
他死后第四年，大清在甲午海战中惨败于日本，九年后义和团之乱引发庚子事变，二十年后大清完犊子。
从1840年到1911年，整整七十一年，三代人的时间，世界巨变，而大清却在盲目自信和抱残守缺中被历史加速前进的车轮无情碾压。
现在写清末的历史人物，大多数都是李鸿章、曾国藩和张之洞这些人。其实从1840年到1911年，整整七十多年的时间里，晚清的历史舞台上牛B的人还是不少的。除了这几个已经脸谱化的人之外，了解另外一些更有意思，也更接地气的人，也许更好玩。
比如李鸿章有个助手叫做张树声，几乎没人听说他，但这个人帮过李鸿章大忙，李鸿章是靠淮军发家的，而张树声就是淮军的创始人之一。张树声还是一员猛将，曾经亲自率领部队和太平天国著名将领李秀成作战，收复了被太平军占领了的常州和湖州。
他后来还在朝鲜打败过日本，晚年也在越南和法国军队打过海战。
张树声在职业生涯最高峰的时候做到过两广总督和直隶总督，虽然没李鸿章辣么有名，但也是封疆大吏、晚清重臣。
而张树声对时局的看法就非常有那个时代特点，他的经历和言论在大清完犊子之前也是非常有代表性的。
张树声随李鸿章操办、研究过洋务，因此他虽然没像郭嵩焘那样做过驻外使节，但毕竟长期在改革开放窗口地区工作，所以对西方也是很了解的。
张树声倒是没打过李鸿章的小报告，但是他也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这个当时政治正确观点的支持者，这个观点认为西方那些一套不过是些雕虫小技，只有我大天朝的文明才是正朔。他曾经在给皇帝写的奏摺里说：
“论中国声明文物高出万国之上，自强之道除练兵、造船、简器数端外，不必一一效法西人”。
意思就是西方国家不过是和匈奴、回鹘那些蛮夷差不多，就是会打打杀杀罢了。我们只要学习他们打仗的技术就行了，至于文化和制度这些东西，我们比他们不知道要高到哪里去了。
是不是政治正确？但这真是张树声在窗口地区工作多年的心得吗？滚犊子吧！张树声直到临死才说出了自己的心里话。
张树声晚年得了重病，眼看着自己日子不多了，坚持着爬起来给皇帝写了一封《遗折》：
“育才于学堂，论政于议院，君民一体，上下一心，务实而戒虚，谋定而后动，此其体也；轮船、大炮、洋枪、水雷、铁路、电线，此其用也。中国遗其体而求其用，无论竭蹶步趋，常不相及，就令铁舰成行，铁路四达，果足恃欤？”
这时候，张树声说：西方的强大，主要原因在于教育和政治体制，他们有大事可以商量，教育也搞得好，真正做到了君民一家。至于那些船坚炮利、铁路、电线啥的只不过是鸡毛蒜皮而已。在他看来，当时的大清只学习西方制造武器的国策是错误的，真正应该学习的是西方的制度，否则就是有再多的军舰、再长的铁路也是白费。
张树声这就是不和朝廷保持一致，公然反对当时的主流思想：“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了，反对也就算了，他简直是要号召大清全盘西化才能有出路。
他的这个《遗折》也为后来的戊戌变法提供了最早的思路。
1884年10月张树声抱恨而死，终年61岁。他死后的待遇比郭嵩焘好，得到了朝廷赏赐的諡号：靖达。
至于张树声为啥临死和之前的政治主张差别这么大？这可能永远是一个谜了。也许是他直到生命的最后才改变了自己的观点，但最可能的是他看到了郭嵩焘等人瞎夸英国的体制，搞得自己差点被杀头了，因此吸取了教训，所以活着的时候和正能量思想不符合的话坚决不说。直到临死才搏了一把。
郭嵩焘死的时候，按照大清的规定，他这个级别的人是应该追授諡号，并由史官给立传的，但就是由于他瞎说实话，这个待遇被剥夺了。就连李鸿章出面求情都不好使。
而张树声和大多数大清干部一样的懂规矩，死后得到了皇帝赏赐的諡号，有这种事，大清完犊子的结局也就是注定的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