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来说，凡敏感词，都得是二字或二字以上。但在满清时期，不仅词，单字也有很多敏感的，用错一个，很有可能就项上人头不保。
上一篇讲了程明諲代作寿文案，因为敏感词“创大业”而掉了脑袋，其实在此案两年前，即乾隆四十三年(1778)发生的九宗文字狱中，就有三宗是因为某些敏感字而出事的。
第一起发生在四月，山西武乡县，秀才李抡元的父亲李范去世，李抡元请了举人出身的灵石县训导（教育局干事）王尔扬为其父写墓志铭。王尔扬撰写完，由该县另一举人赵扩负责书写，再刻在墓碑上。
群众的眼睛在哪个朝代都是雪亮的，李父尸骨未寒，墓志铭就被路人甲发现了问题：“皇考”！
父亲死后称“考”，母亲死后称“妣”（如丧考妣即形容人极度伤心，像死了父母一样），“考”字谁都能用，没毛病，可是，你一小文人，也配在“考”字前加“皇”字？想反了你。
武乡县教谕（教育局长）王廷诏接报，不敢擅自处理，上报知县江廷泰。江廷泰吓了一跳，派衙役将李抡元、王尔扬拘捕到案，另一涉案人员赵扩正在北京参加科举考试，江廷泰和王廷诏便向山西巡抚巴延三禀报。
巴延三一看，用他后来在奏折上的说法，“不胜惊骇愤恨”，立即汇同有关部门研究案情，很快得出初步结论：李抡元敢这么做，他家里肯定还藏有其他违禁书文。于是，赶紧让山西按察使派员到三个涉案人家中严查，同时知会直隶总督，请求协同缉拿上京考试的赵扩，又让知县江廷泰派得力捕快，带上认识赵扩的保邻①，到山西至北京的必经之路严查访拿，务必早日将赵扩捉拿归案。
当然，最重要的，还是第一时间将此案向乾隆奏报。
据《清代文字狱档》载，巴延三的奏折是四月初四递上去的，山西离北京近，四月初八，乾隆就有谕旨批复，巴延三等接到圣旨，傻眼了，上面只用了十个字为此案定性：“此系迂儒用古，并非叛逆。”
这只不过是迂腐文人套用古文，不能算叛逆。
仿佛怕这些没文化的官员看不懂，乾隆又详加解释说：
“皇考”之字见于《礼经》，屈原《离骚》及欧阳修《泷冈阡表》俱曾用之，在臣子尊君敬上之义固应回避，但迂腐无知，泥于用古，不得谓之叛逆。
也就是说，皇考这词并不算皇家专用。皇，本指灯火辉煌，后来引申为大，早在《礼经》中就有“父曰皇考，母曰皇妣”的说法，这样显得更庄重一些。屈原《离骚》开篇就是“帝高阳之苗裔兮，朕皇考曰伯庸”，我是颛顼帝（即帝高阳）的后代，我爸名叫伯庸（他还自称为朕）。宋·欧阳修祭父文《泷冈阡表》开篇也是：“呜呼，惟我皇考崇公！”
所以王尔扬替李抡元用“皇考”一词，虽是欠妥，但不能上纲上线。代为书写的赵扩，罪责就更轻了，他是候选公务员，这次如果考上，刷下来就行。不过他没考上，所以下一次仍然可以去考。至于请人为父亲写墓志铭的李抡元，当然也是无辜的。
乾隆最后说，我处理这些案子，都以公平为原则，无罪就无罪，所以，“此事竟可无庸查办”。
说了这些，乾隆意犹未尽，在巴延三的结案奏折上批道：“彼既迂腐，而汝之不读书及幕宾之不晓事又可知矣。”
那些文人是迂腐了点，不过，像你这样不读书，还有你那些秘书、办事人员多没文化，可想而知。
啧啧，有文化的皇帝就是不一样。
问题是，这些官员难道都不知道“皇考”的出处和用法吗？
巴延三是满人，没文化也正常；知县江廷泰、教谕王廷诏，可都是通过科举上来的汉族文人，他们怎么可能不懂？
很明显，并不是这些官员过敏，而是乾隆一直以来对此类案子从重从快的态度，导致奴才们宁可将运动扩大化，也不敢担失察之罪。
所以，这事过去才两月，湖南临湘县又发生了类似案子。
一个叫黎大本的监生，其母八十大寿，很多诗友发来贺诗，黎大本将这些贺诗编成一本《资孝集》。不料，该县“民妇黎李氏”不知道是出于妒忌还是怕被牵连，跑去向有关部门告密，理由是，集中不少诗文，竟将黎母“比之姬姜、太姒、文母等”。
姬、姜原是中国历史上两个最尊贵的姓，古代一般用“姬姜”来称贵族妇女；而太姒、文母则是同一人，是周武王的母亲。黎大本这么一比，相当于说“我妈是国妈”，你不死谁死？
更严重的是一个叫黎道魁的人写的跋，干脆称黎母为“女中尧舜”，这就是赤裸裸的僭越+悖逆，妥妥的凌迟大罪。
岳州知府赶紧将黎大本等一干涉案人员收监，又查抄了原书板片，然后上报湖广总督三宝及湖南巡抚李湖。
李湖大惊失色，一方面命人将所有人犯押解到省，另一方面将案情写成奏折，交由乾隆定夺。
没想到，乾隆看后认为，这些写祝寿诗的文人“皆系迂谬不通之人，妄行用古，与今年巴延三所奏、举人王尔扬代人作墓碑，率用皇考字样者，仿佛相似，并非狂悖不法”。
迂腐、荒谬，食古不化，但性质不严重，跟王尔扬擅用“皇考”一样，不能算“狂悖不法”。
此语一出，多少人头得以留在项上。湖广总督和湖南巡抚的结案奏折中特别写到，当不予追究的圣旨向所有涉案人员宣读时，“不仅集中有名人等感激皇仁欢呼雷动，凡属士民无不颂扬圣德，共戴生成，各勉自新。”
皇恩又浩了个荡。
此案最后，乾隆特地在湖广总督和湖南巡抚的奏折上批道：“似此无甚紧要之事，何必四百里驰驿，汝何尚不解事若此。”如此芝麻绿豆的事，动不动就加急投递，你们怎么就这么不懂事。
还是那句话，这怪得了下面的官员吗？他们怎么判断什么是“紧要之事”？揣摸上意，从严从重，就算被斥责，也比落一个“意存姑息”要好。
第三个案子发生在十月，江苏赣榆县（今属连云港）一个叫韦玉振的秀才，为父亲立传，文中写到他爹当地主时很仁慈，“于佃户之贫者，赦不加息，并赦屡年积欠”。
你猜，哪个字敏感？
赦，免除或减轻之意，皇帝专用，你一个秀才的爹，也配用“赦”，这是罪无可赦！
韦玉振案发，还是他叔韦照向知县告的密。因为没看到韦照的告密状，也不知道他是出于妒忌、害怕，还是报复，但这每一个动机都细思极恐。
知县也不敢怠慢，立即上报江苏巡抚杨魁。杨魁判定，韦玉振“殊属狂妄”，依然是常规三部曲：抓人、抄家、上奏。
乾隆了解案情之后，再一次网开一面，认为韦玉振用“赦”字确属无理，“但此外并无悖逆之迹，岂可因一赦字遂坐以大逆重罪乎”？
不但如此，他还直斥杨魁“所办殊属过当，即此可见杨魁之不能实心办事也”。这就不是能力问题，而是态度问题了。
颤抖吧杨魁。
杨魁为什么会将此事扩大化，除了上面说过的，还有一个特别原因，乾隆自己说出来：
今杨魁因前案之失意存惶惑，遇有控首逆词之案，不论其事之轻重，纷纷提讯，株累多人，自以为办理认真，而不知其过当以饰其前次不能查察徐述夔逆词等之罪。
乾隆说的，是两个月前发生的徐述夔《一柱楼诗》案，这是另一件血腥恐怖的大案（将另辟专文），也在杨魁的管辖范围内，韦玉振案发时，《一柱楼诗》案还没结，但乾隆认为他失察，严加斥责过，所以这一次，乾隆看出来了，杨魁用力过猛，是为了掩饰他上一次的失察。
鉴于此，乾隆最后下旨，将杨魁交由刑部论罪。但最后似乎也是大事化小，从清史中查到，杨魁在江苏巡抚任上一直呆到两年后才迁河南巡抚，一年后又迁福建巡抚，所谓“议处”，也就吓吓他而已。
所以，这是唯一涉案者被判无罪而办案官员被乾隆警告的文字狱案。
但你要是真的以为乾隆从此放下屠刀，那就大错特错了。先不要说同时发生的徐述夔《一柱楼诗》案搞得腥风血雨，同一年，文字狱案就发生了九宗，第二年是十宗。你想想，这两年就有多少人头落地。
满清时期的敏感字，除了以上这些皇家才能用的特供字，还有就是各任皇帝的名字，如福临（顺治）、玄烨（康熙）、胤禛（雍正）、弘历（乾隆）等。如民间门联喜欢写“五福临门”，就得改为“五福登门”；福建巡抚陈宏谋，原名陈弘谋，因为弘历当了皇帝，他就得把“弘”字改为“宏”。还有前面讲过的吴英献策案，就因为里面用了两个“弘”字，当事人就被凌迟处死。
避皇帝名讳，满清应该是向汉人学的。但因为夺了汉人天下，又多了些执政合法性的敏感点，如蛮、夷、胡、戎、裘等，任何能让人联想到“以夷犯夏”事实的字，若不慎用了，乾隆可毫不手软。
敏感词易躲，敏感字难防。当敏感词降维成敏感字，一字一坑，防不胜防，字词的存在也就失去了意义。到头来，只剩皇帝一人能自由书写，他再有文化，也没人看懂他在写什么了。
注①：保邻，即编入同一保甲的邻居，发现案情不举报，有连坐责任。这是从秦朝开始的制度。
本篇引文全部出自《清代文字狱档》之《王尔扬撰李范墓志称皇考案》《黎大本私刻<资孝集>案》《韦玉振为父刊刻行述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