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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四屠杀是政变 与戊戌政变的惊人对比

—枪响以后 再热闹都是末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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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巳政变”终结了中国八十年代改革运动,“六四屠杀”是这场政变的高潮,从此中共与中国人民楚汉分明,再也没有政治协商的空间。

图为天安门“六四”屠杀现场。(视频截图)

三十年前,天安门广场的枪声宣告了十年改革运动的终结,同时宣告中共走向末路,不管此后还会有怎样的喧闹。现在,高潮的烟火已经化为冷灰,最后的乐章已经快到尾声。结论已经做出,判词已经写就,曾经风云一时的人物,或向下坠落,或向上飞升,各因其作为而不同。

一、广场屠杀是政变的一个环节,而不是大戏的全部

1,先有政变,后有屠杀

八十年代改革运动是以“六四屠杀”收场的,但它仅仅是一场政治改革失败的标志,而不能涵盖这整段历史。完整地看,是先有政变,后有屠杀。

自从1978年改革开放启动以来,在进行经济体制不断改革的同时,对政治体制改革的呼声从未停止,因为经济体制的改革屡屡遇到陈旧政治体制的阻碍。主要是思想层面的人道主义、新闻自由、法治改革和自由选举等方面。这些呼声,作为八十年代社会改革运动的辅线,一路被压制:1983年“反人道主义”、“反精神污染”;1986年“反资产阶级自由化”,罢黜胡耀邦;1989年5月17日中常会决定在北京实施“戒严”,准备对天安门民主运动武力清场,赵紫阳反对无效被迫辞职,标志着胡赵相续推动的政治体制改革努力最终失败,连同赵的下台,完全是一场政变,可以称为“己巳政变”。

“己巳政变”终结了中国八十年代改革运动,“六四屠杀”是这场政变的高潮,从此中共与中国人民楚汉分明,再也没有政治协商的空间。

2,“己巳政变”其实就是“戊戌政变”的翻版

“太阳底下没有新鲜事”,“己巳政变”与九十年前发生的“戊戌政变”惊人相似。

两场政变的参与者表现出精准的对应:

慈禧:邓小平

两个朝代改革的决策者,也是继续改革的阻挠者、断送者。

醇亲王(奕譞)、庆亲王奕匡:陈云、李先念、薄一波

顶层当权者,保守派靠山,红色江山原始股东,足以牵制最终决策者的权力。

都致力于江山永固、血统相传。陈云的名言就是“江山还是要掌握在我们自己子弟的手里”。经过二十年努力,他的愿望今天终于实现了。

倭仁、徐桐:胡乔木、邓力群

与枪杆子并立的笔杆子。徐桐是晚清保守思想的巨魁,邓力群是倒胡倒赵的先锋。因为保守而得益,关键时候对改革派下手毒辣不择手段。

刚毅:王震

军头、莽汉,深得独裁者信赖,关键时候勇于出头打先锋。

荣禄:杨尚昆

对军队的影响力仅次于决策者,为决策者保驾护航。

袁世凯、杨崇伊:李鹏、陈希同

投机分子、告密者,在独裁者面前传递消息、挑拨离间、煽风点火,是促使决策者下令镇压最积极的人。

结果也差不多。袁世凯李鹏政变之后都得到重用,位极人臣;杨崇伊和陈希同都功臣自居不受待见被贬斥出局凄惨收场。

光绪:胡耀邦、赵紫阳

都是弱主秉政,名义上是一把手,实际是二把手。

都想进行政改突破,结果被一把手罢黜。

都被圈禁致死。

康有为、梁启超:陈一兹、鲍彤、方励之、严家其、苏晓康

政体改革的鼓动者,改革领袖的得力助手,最后都流亡海外。

谭嗣同六君子:刘晓波、王炳璋、天安门广场牺牲者

主动留下来、赶回来者、政变牺牲者。

二、邓的历史地位与习的政治命运

1,慈禧邓小平

都曾经垂帘听政,推动经济改革,清朝洋务运动。只改经济体制,不碰政治体制。

都不能容忍失去权力。慈禧因听说光绪联络日本人逼其退休而发动政变。邓小平罢黜胡耀邦,因为他对香港报纸披露了邓私下交代的退休计划,疑为逼其退休;监禁赵紫阳,因为他不肯为学生运动持续不止为邓背锅。

权力危机仅仅是多种因素的一种,实质上是不许后者进行政治改革。

都以政变的方式扑灭政改,邓主持的“六四屠杀”更惨烈,死人更多。

血腥政变以后,迫于国内外形势压力,不得不继续进行改革,慈禧搞了“十年新政”,邓以“南巡讲话”推动二轮改革。余生时间都差不多,前者亡于政变后的第九年,后者亡于镇压后的第八年。

慈禧的新政比邓小平的二轮改革更激进一些,起码她放行了新闻自由、地方议会,而且对天下人承诺十二年后实施宪政,后者连一件都没做,连只饼都没画。

为什么当代中国人对邓的评价比慈禧高得多?因为会见比较切近,还在享受他的改革果实,还没来不及遭受其政治遗产的祸害。等到他的政治遗产的祸害充分发挥,邓在历史上的评价不一定会比慈禧高。

海外流传过一个“邓小平政治遗嘱”,要求后继者向美国学习、建设法治社会,条件成熟后要“有所作为”。即使这个文件大体上是真的,给他的政治评价加分也有限,这跟路易十四的“我死之后,哪管洪水滔天”有什么区别呢?正因为他自己的不作为,江、胡、习三代越来越左,以至于今天终于重回闭关锁国,与全世界为敌。

2,两次政变同中有异,但殊途同归

圣经《传道书》说:“太阳底下没有新鲜事。”中共政权与满清一样是集权体制,所以其末期的表现如出一辙。

另外的相似之处是:经济改革帮满清续命五十年,中共自七十年代末期改革,至今也有了四十余年;第二,满清亡于“皇族内阁”,现在中国由“红二代”习近平掌权,都是靠血统掌权,都与文明世界为敌,亡国之相暴露无遗。

两者的不同之处在于“洋务运动”四十年后才发生“戊戌变法”,失败后十年左右就垮台了,胡、赵经改十年左右就要进行政改,失败后三十年还没有垮台。这应了另外一个观察历史的成语“世事如棋局局新”,即历史经常反复,但细节各有不同。胡赵政改之所以在经济改革十年后就准备启动,原因是总结满清历史,人民等不得再一个四十年。之所以失败后至今三十年还没垮台,原因有:其一、第三次技术革命、全球化、发达国家加工业外移,让中国有可乘之机,成就了制造大国;其二、基督教文明与伊斯兰文明持续冲突,让中国可以韬光养晦埋头发展;其三、美国放中国加入WTO,续命二十年。

现在中共也走到“皇族内阁”这个最后阶段,而且也发生了像清末一样的大瘟疫,并祸害全世界,规模是前者的百倍,其覆亡时间应该屈指可数了。“天网恢恢,疏而不失”,历史的节律就是这样无情,谁都不可能侥幸逃脱。

三、赵紫阳续政将如何?

那场政改失败广场屠杀之后,赵紫阳被罢黜,然后圈禁16年,直至辞世。作为那场运动的鼓动者之一、电视系列片《河殇》的主笔苏晓康先生避居海外,一定从未中断对八十年代的反思,午夜梦回,一定感慨良多。近日推出的《赵紫阳留下的遗憾》记录了他独特的思考。

首先,在邓主导下的改革,回想“戊戌政变”,其结局和胡赵的命运几乎是注定的。在这个大前提下,如果有另一种可能,比如赵继续掌权,继续改革,会是什么结果呢?苏晓康文中断言恐怕难以摆脱叶利钦模式,跟江也差不多。原因是他也主要关注“经济改革”,可能像叶利钦一样滋生若干金融寡头,像江一样搞成野蛮资本主义。

他已经走出了对赵和他自己理想主义的想象和沉醉。

他再次提到八十年代的一个难解的问题:“鱼汤怎样变回活鱼?”

他认为赵没有答案。唯一出路也是“羊吃人的运动”。

对这个问题,我在二十年前曾经回答过他们那批人物之一,我当时的原话是:“等鱼汤腐败,新一批微生物就滋生出来。”跟苏的推测大致相同。

叶利钦的寡头分赃模式,让社会资源从政府转移到少数寡头手中,社会缺乏自由的流动资本,因此走不出资源依赖型和重工业模式,至今依然如此。这种经济模式还衍生了普京独裁,宪政俄罗斯至今没有真正实现。江泽民时代(涵盖胡锦涛任期)就走了这条路,不过因为体量更大,加之加工业兴起,寡头化比例不如俄罗斯那么严重,产业模式也完全不同。实质则是一样的。所以,中国至今也开不出宪政。

原社会主义体制所谓经济改革,就是逐步把原来由政府专营的经济改为民营,而企业经营是需要资本和政府支持的,因此,官僚子弟捷足先登根本难以避免。官员大笔一挥就成就了惊人的财富转移,为什么给普通百姓呢?况且天下是自己的祖辈、父辈打下的?尽管他们知道中华民国当初就是因为以权谋私被他们推翻的,他们仍然难以抵挡这种惊人的财富诱惑。无神论者一旦拥有财富变现的权力,他们是不可能不用的,所以现在中国最富裕的企业集团大多都有红色背景。

陈小鲁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他在九十年代初从官僚体制出走以后,开办了一家咨询公司,最初帮一个企业集团搞定一件批文,收到三十万元咨询费,而那家企业赚了几千万。从此以后,他就不再干这样的傻事了,开始谈股权,然后一发不可收拾。他还是个以清高自律的人,至于那些教养不及他的红二代、高干子弟,切割起资产蛋糕来毫

责任编辑: 李广松  来源:《纵览中国》 转载请注明作者、出处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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