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业之发达，必持有完备之法律，以为监督保障。 大陆各种已举之实业，旋起旋灭，非法律不备，即用法不善，有以蹙其性命。”
这是商业的基本规则，也是晚清商人的切身感受。所以，他们再不甘心“视官宦如帝天”的地位，他们的认识由浅而深，有此认识的人数由少而多，越来越积极地参加立宪运动。
其最终目的，当然是为了维护自己的基本权利、是为了商业的根本利益。要言之，在没有宪政的语境下，商人“在商言商”必然会要求立宪，而商人要求立宪，也就是“在商言商”。
▍中国的传统不是制造一个更好的捕鼠机，而是从官方取得捕鼠的特权。
1932年就到了北平城的美国学者费正清，一生以中国为研究对象，商人阶层当然是他关注的一个群体。在《中国与美国》一书中，他充满困惑地写道：“一个西方人对于全部中国历史所要问的最迫切的问题之一是，中国商人阶级为什么不能摆脱对官场的依赖，而建立一支工业的或经营企业的独立力量？”
为了更形象地描述看到的景象，费正清用了捕鼠的比喻：“中国商人具有一种与西方企业家完全不同的想法：中国的传统不是制造一个更好的捕鼠机，而是从官方取得捕鼠的特权。”
政治权力对工商业阶层的打压，是中国数千年专制社会的典型特征，历史学家雷颐认为，市场经济的中坚力量，商人阶层对官场的严重依赖，是晚清洋务运动失败的根本性原因。
其实，无论是郑观应，还是南通商人张謇，都对大清朝表达过类似的观点。然而，大清国不懂反思，不仅亡了自己，也把中国拖入了革命和暴力的深渊。可是现在，我们的反思够彻底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