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并非是一个虚构的小说，书里的人物故事都是真实的。
在生活的摧残下，她精神失常了。被安排给一个需要女人的残疾农民为妻，奏出许多不和谐的生活颤音……
1995年2月1日，宜川，赵晓华（右二）一家。出生于1949年的赵晓华作为"反革命"分子的子女，被动员到了陕西宜川插队落户，第二年她疯了，失去了生活自理能力。公社党委安排她嫁给了残疾农民李根管，婚后，他们生了3男1女。（摄影：黑明）
赵晓华，一个能歌善舞的北京女知青。初中六八届学生。插队第二年患精神病。食花椒，吞醋糟，不辨麻辣苦涩。当地干部安排其与一残废农民结合，现身边已有三男一女四个孩子。
一件阴丹蓝布褂子，皱巴巴，脏兮兮。市面上早就不出售这种布料了，这是遥远年代在农村妇女中曾经流行过的服饰。这件褂子穿在她的身上。她站在六月太阳照耀着的斜坡上，凝然不动，仿佛一根枯木。头发灰蓬蓬粘成一团，额前朝前戳，脑后朝后戳，宛如茅草庵的两檐，即便花工夫去梳理，似乎也很难服贴。脸倒白净，眉毛弯弯，一双凤眼，下身穿一条又窄又短的灰裤子。脚上是一双新布鞋，但是有一只不知在哪儿踩湿了，黄土一扑，成了湿土疙瘩。
她面无表情，僵硬地站在仲夏的阳光下，不动。或许一个小时。或许两个小时，三个小时。
我不相信这个人会唱歌，会跳舞。把她与一个能歌善舞百灵鸟一样活泼的姑娘联系在一起，是吃力的。
年少时的赵晓华
可是所有了解赵晓华过去情况的人都告诉我，当年她的歌舞才华，相当突出。曾在县知青办工作过多年、现在是县志办副主任的北京知青高敏告诉我，过去县上召开知青大会，她总要动员赵晓华唱几支歌。回回博得掌声。
赵晓华村里的一位姑娘说："好哩，赵晓华唱的好哩，那时我们是娃娃家，她唱我们就拥到窑门口听。"
现在，这个赵晓华的歌声呢？——那欢乐的歌，妻凉的歌。她的歌喉哑了。她只会默然无语地站在烈日暴晒或者风雪交加的高原上，没有欢乐，没有痛苦，没有思维，甚至也没感觉。世界在她眼中，或许只是一团模糊混沌的色块，惚惚、凌乱杂荛的画面，或许压根儿就是片空白。
很有可能，那第一个晚上，她的精神就受到了摧残。
那天下大雪。所有那一批下乡的北京知青都不会忘记那个白雪皑皑的日子。火车把他们拉到富平，然后转乘县上派来的卡车。车顶蒙着帆布篷子，车轮子上装着防滑链。车队小翼翼爬行在白雪覆盖的山道上。车内有人情绪高昂，不时扒开帆布眺望辽阔壮丽的雪原景色，毛XX的《沁园春·雪》在车厢内唱起来。她和几个人挤坐在一只破轮胎上，浑身冷得缩成一团，手脚冻麻了。她不说话，紧迫而来的恐惧袭击着她。她不敢看车厢外面总担心卡车会翻。有人叫她的名字，让她也来唱一支，她的歌声同伴们非常喜欢听。她企图摆脱恐惧，打起精神，和大家一块乐一乐，可是办不到。会翻车一这种不祥的预感象魔影一样纠缠着她。当她推说晕车，可怜巴巴地把头伏在膝头的时候，有人看见她的身体一阵阵哆嗪。
车到县上，天已经黑了，街道上的积雪被人踩成稀泥烂浆。欢迎的人很多，敲锣打鼓。也有很多看热闹的男男女女，他们大都穿着黑色家织布棉袄棉裤。在狭窄窄的街道上一堆儿堆儿拥挤着，给这些新来的知青一种很刺激的印象。他们不明白为什么当地人喜欢黑颜色。县上的干部拿扩音话筒指挥着人群和车辆。有的车已经停下来，知青们纷纷跳下车;有的车还在泥水中往前走或者往后倒，寻找合适的停车地点。一片乱哄哄的景象。
赵晓华刚跳下车，便听见身旁不远处传来一个尖锐短促的声音。声音刺激极了。她扭头看去，只见一个黑乎乎的影子躺在一辆车轮下。她还没有反映过来是怎么回事，就听见有人大呼大叫："压死人啦！""出事啦！快！快"。压死的是一个看热闹的小女孩。人们把她从车轮下拉出来的时候，两只胳膊还在抽搐，但是人已经没救了。
赵晓华傻呆呆地站在那里。人们乱纷纷从她身旁跑过，涌向出事地点。她被人撞了一下，猛地清醒过来，随即恐怖地尖叫一声，几乎是被本能驱使着，捂着脸逃向远处。
也许这以后她就一直没能抹去那绝望的、撕心裂肺的短促叫声刻在她心头的印痕。她常常莫名其妙地感到恐惧，不敢听见有人突然发出叫喊。来到陕北的第一印象，成了她不幸的开端。
与很多北京知青不同，赵晓华从一开始，就不愿意插队下乡，尤其不愿意到很远的陕北插队下乡。家里七口人，父亲是工程师，"文革"开始不久，便以反革命罪被抓进监狱。母亲没有工作，哥哥上北工院，姐姐患小儿麻痹后遗症，是个瘫子，两个弟弟都还小，正在读小学。父亲关进监狱后不久，母亲便疯了。动员插队开始后，赵晓华没有报名，想留在北京，照料家。可是街道、学校一天几次找上门，不走不行，她只得办了插队手续。她难以预料她走后，家里的生活将怎样维持。
刚插队下乡的赵晓华
她插队的村子叫里沟，地处Y县南部山区，共有十七个知青。象许多知青点一样，这是一个乱哄哄的集体。做饭把破袜子下进锅里；一个月的粮食，不到十五天就吃个精光；打架斗殴；把老乡的狗勒死炖着吃；干起活来却凶得要命，生产队记工分，他们非常诧异：插队干活还记工分？……
在这群人里，赵晓华一般情况下是个不起眼的角色。她缺乏很多伙伴那种狂热劲头，远不象别人那样洒脱和无忧无虑。她沉默寡言，总喜欢把自己缩在一个角落。同伴们知道她牵挂北京家里，有些人同情她，有些人因此而瞧不起她，认为她接受再教育的决心不坚定。她默默地接受着外来的一切，在十七个人的小集体里，她是最顺从的一个。她也有显眼的时候。生产队开会，知青给老乡教唱歌曲，这时候大家就要推出她来。她的歌声甜美动听，老乡跟着唱会，不唱了，干脆叫她一个人唱，大家听。她唱了一支又一支歌声里，她似乎忘掉了一切，千里之外的家，不幸的父亲，可怜的母亲和姐姐、幼小的弟弟以及自身眼下的处境。她表现出少见的活泼神情来，白净的脸颊和弯眉风眼显得楚楚动人。老乡听迷了，咂巴着嘴直赞叹："简直跟广播里的人唱的一样。
这就是赵晓华插队后最初的情景。
知青点上，乱哄哄的集体生活很快就维持不下去了。这群毫无经验的年轻人把生活弄得一团糟，经常为做饭、吃饭的事情吵架。他们中间，没有几个会做饭的，常有这样的情况：吃饭时，饭盛到碗里了，咬一口，生的，于是便有人抱怨，甚至骂骂咧咧，很容易便导致吵嚷一通。
赵晓华在家时经常做饭，但她不会烧陕北的灶火。队上分的千柴早让大伙烧光，抓一把新砍来的湿柴塞进灶洞里，只冒黑烟，不起火苗，急得她用嘴吹，扇子搧，都不顶事。下工后，大家都回来了，谁也进不了窑，里边呛得人喘不过气。待烟散尽。打开蒸笼一瞧，蒸的窝头稀软松散象黄泥巴一样平糊在笼屉上，根本不能吃。没等大伙说什么，赵晓华自先捂着被烟熏得又红又肿的眼睛，缩在灶角哭开了。
小集体瓦解了。十七个人分开重新打伙。这次赵晓华谁也没跟，独自一个生活。队上给她分了一孔小窑。小窑在一个僻背处，人不常去，她也不大同其他知青们往来。她成了一只离群的孤雁。
她是静心地向远方寄托着自己的思念，或者需要默默地咀嚼牵挂亲人的痛苦？
可以肯定地说，她的内心是极不平衡的，她并不喜欢孤独。不论怎样讲，知青们生活在一块，总有一些欢乐，而一个人的日子总是难捱的。她曾对同村一个知青说："我能象你们一样就好。"她指的是象他们一样对一切都不在乎，心头没有那么多忧虑。她渴望这样，但是办不到。
有段时间，公社组织文艺队，她被吸收进去在文艺队里，她又唱又跳，和大家关系处得不错，工作相当努力。看得出，她企图通过一种热烈而丰富多彩的生活来改变自己的心境。她确实做到了这一点。那段时间她显得轻松而愉快，性格变得开朗了，见了人常说说笑笑。可是文艺队一解散，她回到她那孔小窑洞里后，现实世界又在她面前无情地展开，她又回到原先的生活中了。
1970年春节，插队整整一年的知青们早就急不可耐，有钱的打票，没钱的扒车，纷纷回北京过年。
赵晓华随四五个知青，步行120里，来到黄河边。他们打算从这儿渡河，到山西境内扒车回京。他们都没有乘车的盘缠。
到黄河岸边已是日落西山。踏着浓重的暮色，他们走进个小小的村子。
一拨年轻人，谁也没有见过如此荒凉的村庄。他们插队的村子，虽说偏僻落后，但村子里终归有树木，有高音喇叭而眼前这个小村庄，一棵树木也没有，光秃秃裸露在寒风凛冽的黄河的峭岸上。村里死寂无声。房屋清一色是用从河滩捡来的石块垒起来的。走进村子，除了石块，还是石块，景象之荒凉宛如一处原始部落。
他们在一个跛子老汉开的"黑店"里住了一夜。
第二天一早来到渡口。从乱石瘫上一个小窝棚里叫出船工。船工见是一帮北京知青，知道挣不来钱，推推辞辞不想过河。他们死磨硬缠，每人过河的开价从三毛钱增加到五毛，船工扛不过，说："船漏水，要过就坐羊皮筏子。"
"在寒风呼啸的河滩，他们帮船工吹起羊皮"浑脱"，然后再把几只"浑脱"连在一块扎成筏子。筏子拖到河边船工说："一次只能坐两个人。"
冬季的黄河里，漂浮着大大小小的冰块。河水翻卷腾起剌骨的寒气，冰块子顺流而下，相互碰撞，发出彭彭的响声。皮筏子放进水中，急促地打着旋转，不是被冰块撞翻，就是被冲回岸边。船工又吹了几只浑退，加在皮筏子上。分两批先把四个男生送过河，最后来接送赵晓华和另外一个女生时，她们却怎么也不敢登上那只颠簸得非常厉害的皮筏子了。
别说登上皮筏子，即便站在岸边，赵晓华和那位女生也觉得一阵阵头晕目眩。他们分明看见那几个男生的衣服已被浪花打湿，在河心里，有几次皮筏子被冰块撞击得几乎翻倾。那情景太可怕了。她们瑟缩在岸边，心里充满恐惧。这趟没有盘费的长途跋涉，肯定会有没完没了的冒险，她们退却了。
他们回到村里。
那个女生是邻村的，春节期间，里沟村只剩下赵晓华，这是一段异常难熬的日子。孤单单一个人呆在一孔又小又破的窑洞里，听佳节爆竹声声，闻街巷笑语喧哗，她不能不格外思念远方的家，挂牵亲人的处境。
母亲的病时轻时重，轻时还能干点家务活，重时就只会乱说乱跑。有一次跑出去，被自行车撞伤胳膊，邻居送回来又跑出去。姐姐的大小便都得要人照理。弟弟小，不懂事。父亲是冤案，哥哥已为父亲翻了几年案，还没翻过来。她来陕北前哥哥还在为此奔走。插队以来，家中很少给她来信，哥哥偶尔来一封，也绝口不提家中的事。
她急于了解一年来家中的情况，可是憋在陕北这深深的山沟里，回不去，她只好瞎猜乱想了。
春节后，回京的同学陆陆续续返回村里。一位女同学告诉赵晓华，她去过一趟她家，她母亲的病更重了，这一阵不再乱跑，一天到晚围床烂被套坐在床上傻笑。她姐夏天生了褥疮，没人管，直到冬季背上还烂着。两个弟弟不再上学，在排水沟里掏煤渣泥向蜂窝煤厂出售。她一听就急哭了，找大队，找公社，要钱，打算立即回北京。
钱没有要来。
于是她又找县知青办。里沟离县城200里，一星期通一次班车。没钱坐车，也等不及，她步行着去。路上要钻一条40里长的老虎沟，还要翻两架山，一天赶不到。人们不知道途中的她晚在哪度过的。在县知青办哭磨了两天，当她一分钱也没有拿到手，迫不得已返回里沟那孔小窑里时，她便病倒了。
她病得不轻。发高烧，说梦话，水能喝一点，饭一口也吃不进去，躺了四五天。
病未痊愈，有消息传来，说本县一个知青的家长，从北京赶来看望孩子，在黄河滩上，心脏病发作，死了。赵晓华听到这个消息，支撑着虚弱的身体，从窑里跑出来，在野外山梁梁上愣愣地坐了大半天。
从这时开始，可怕的迹象就在她身上出现了。
也许悲剧的根子早就潜伏在她的遗传基因中，不错，这种可能性是存在的。但是，在精神病学的遗传学说中，外界环境因素的影响同样为研究家们所强调和重视。精神病与心理现象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而人的心理理解是具有社会性。精神病学家指出：人的认识活动、情绪和情感反应、意志行动，是在人的实践活动中同时由外界事物引起，并又在人的实践活动中协调和统一地发挥作用。认识、情绪、情况和意志行动之间如能保持谐调性，便保证了精神活动的完整和正常地发挥其作用，反之，心理过程便产生障碍，极有可能陷于病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