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1948年春季，我考入开封女子师范，属中等专科学校，是培育小学教师的。那时我想将来当个小学教师，生活可以自立。第一学期将要结束，八路军攻打开封，开封女师是枪战重点。同学们都藏在第三宿舍楼大陆下室里，外面的枪弹像下雨一般密集。当时开封女师的伤亡情况不得而知。三天之后，八路军自动撤退了。只见到开封城墙内外躺满了阵亡将士的尸体，尸横遍野，臭气熏天，惨不忍睹。真如孟子云：”争地以战，杀人盈野；争城以战，杀人盈城。”开封各所学校奉河南省政府和教育厅之命，准备迁往外地，在校学生纷纷报名。全体同学随学校南迁，临走前，我父亲用一辆破自行车给我送一床旧棉被。到了学校门口，他说：”谁也不知道自己将来是死是活，你安心跟学校走吧！”我没有想到和父亲已是永别了。晚上，全体同学在王少明校长和十几位教师的带领下，乘上开往南京市的火车。火车上，同学们出现各种情绪：有人流泪，有人昏昏欲睡，有人唱悲歌。大家都在前思后想，谁也无法预料未来的日子是什么样。两天后，火车停在江苏南京市江北下关火车站，这是一个码头，大家等候木船摆渡，分批（以班为单位）到南京。这时同学们都席地而卧，躺在水泥地上。幸亏父亲送我一棉被，使我少遭湿冷。同学们在南京聚集后，奔赴浙江嘉兴，那是我们迁校的目的地。我校迁址在嘉兴市池湾镇，三年级和二年级住西真寺，我们一年级住池湾茧场，生活靠当地政府和民间人士捐助粮食。天天吃大米稀饭，里面加入少量油盐和各种不同的蔬菜叶，没有炒菜。同学们闲余之时，到田间或小河旁采集野蒜和其它野菜。回家后，把野菜洗净，用盐拌，大家分着吃。当时我是一年级的伙委，所以这个过程记得很清楚。随学校来的老师很少，我们在池湾镇茧场的房子很大，两个年级两个班一起上课。一间上物理课，另一间上化学课。有时候，一边上体育，另一边上健美操。有的同学心情烦躁，闹情绪，闹不团结。他们因为想家，常常哭泣。我也很难过，跟着流泪，后来就变成嚎啕大哭。茧场只有教师殷进德先生夫妇住在那里，负责管理我们。他们还带着三个孩子。同学们白天在茧场一楼上课，晚上去二层睡觉。这个时期，有办法的同学都走了，我和榆惠璋、时荣华同学等四个人转往江苏嵩云中学高中二年级下学期。入学没几周，校长王哲夫宣布搬迁。这个学校是随当时的河南省政府行动的，不久迁往四川万县（现重庆万县）。途中，我们乘坐无蓬木船，雨淋日晒，有种自生自灭的感觉。通过长江三峡时非常可怕，让人胆战心惊。走了五天，终于到达万县。全校同学住在辅城法学院，学校生活较好，每周末还会改善一次伙食，同学们终于可以安心上课了。老师都是当地请来的，有时他们说的四川话我们听不懂。他多用板书，一学期后，榆惠璋、时荣华的父亲都是河南省政府官员，他们认为形势不好，就把女儿带往台湾。我们上了一学期课。1949年底，我到了山东同乡、万县红十字会医院院长沈丕模家住。之前我去看病认识了沈院长，他与我二伯父高圣君认识，因此拉上关系。当时沈家生活很富裕，有三个孩子都在上学。他的太太比较年轻，不工作，只负责相夫教子。1950年元月，沈太太回山东济南探亲，我随她回到河南开封家中。我回到开封后，是年8月考上河南大学医学院。50年代给沈太太写过感谢信，那时院长沈丕模当了万县卫生局局长。”反右派”时，他被划成”右派”，最后被迫害致死。（五）2009年3月下旬的一天，我接到法国驻华大使馆打来的电话，告诉法国要给我发一年一度的”杰出妇女奖”。我没怎么听清楚，便说：”4月中旬，我要到上海参加《南方周末》颁奖典礼，到时我们可以当面详谈。”对方回答说”好”。不巧，《南方周末》主办的”中国梦践行者”致敬盛典时间推迟，我也就没去成上海。
5月6日上午9时许，我突然感觉气氛不对。家里电话又出了故障，打不出去，也打不进来。电脑也出了问题。我去小区门外超市买东西,发现小区内有不少陌生人。他们目光异常,让我感觉不妙，很象2007年2月我赴美国领奖前夕的情况。
我午饭也没来得及吃，假牙也没来得及带，两手空空,只取出电脑的硬盘(里面有三本书稿,我不能放弃)，把硬盘放在内衣兜里,匆匆从小区后门离开了家。就这样，我一步步离开自己的家乡和祖国，从此踏上一条不归路。
我这次外出，完全是为了让艾滋病人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资料,不能在这个世界消失。我要为他们发声。2007年3月,我赴美国领取”生命之音”奖，很多美国要人和权贵出面留我住在美国安度晚年,我没有接受,仍坚持回国了。因为我还要继续为艾滋病人伸冤，很多事情没有完成。但是这次，我不得已出走，因为我已经没有说话的地方了。
我是一个风烛残年的老人，非万不得己,不会只身离开自己的国家。这次盲目外出,不知所如,只是为了把这些资料(关于中国艾滋病疫情的三本书)留给后人。苍苍大地,茫茫人海,何处是我的归宿？
82岁的我颠着一双小脚，步履蹒跚,行走困难。离家后，我先到了成都,最后到广州，住在一个农村,天天修改书稿,。此处离大学城很近,有不少志愿者和大学生过来帮助我。每天都有两到三人帮我打字，这给了我莫大安慰。但是一想到那个回不去的家，我多次流泪。我不是不想回家，而是因为揭露艾滋病真相使得我不能回家。
目前我仍为艾滋弱势群体说话，救助他们。往日的防艾工作，一切活动都是自费,不敢收任何人给我的钱。即便情面难却时收下钱,改日又把钱还他。比如2000年8月的一天，北京”爱知行”负责人万延海到郑州给我送钱,他两次给我两万八千元。2003年冬，我从邮局寄给他3万,多给的2千元作为利息。
我为艾滋病受害者呐喊,是一个医生的职责,为什么要对我进行各种打压、造谣和诋毁？为什么要对我的工作中进行阻扰？甚至在农村疫区悬赏500元举报我,阻止我进入艾滋村。我往贫困地区邮寄的书籍、衣物经常丢失。我的电话经常打不通，我出门经常有人跟踪。如此种种，令人难以忍受！
我想来想去，不知哭了多少次！
我权衡了利弊，心想，本人若无声无息地死去，手里的资料便如石沉大海，外界一无所知，最后我决定出走。我托香港的朋友帮我联络，请他往国外给我2007年认识的朋友打个电话，说我已经离开了家,无处可去,需要出国。2009年7月中旬，我与美国有关人土取得联系，7月下旬开始办出国手续。有朋友托付在美华人组织,请他们派人来接我出国。
8月7日，我离开了广州白云机场，途中三次转机，8日抵达目的地。到了美国后，我心中的一块巨石落了地。接待我的是山东同乡,我住在他家里,他们全家对我的生活照顾得不错，前后住了半年多。我非常感谢他们。2010年3月,我被哥伦比亚大学聘为访问学者,由外州搬往纽约,现住在一所公寓里。我深居简出，尽心尽力，把我的书稿编写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