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今年已九十三岁了，多次”跑反”和逃难伴随着我的一生。从山东逃到河南，在河南又几度逃难，度过了我人生艰苦的青壮年时代。到了老年，逃难并没有停下来。到了八十二岁，为了说出中国艾滋病真相，我被迫离开自己的国家，孤身寄居美国纽约十多年。时下又遇到”新冠肺炎”疫情爆发，美国是全世界新冠肺炎重疫区，本人年老多病，无处可逃，奈之何？
疫情期间的高耀洁。（林世钰摄于2020年7月25日）
（一）
1927年12月，我出生于山东曹县一个深闺豪门的富裕家庭，独庄独寨，有田地70多亩，是鲁西南出名的大富户（见曹县志）。我是母亲生育的第一胎，她是续弦。父亲前任妻子病故，留下两个姐姐，高家很盼望我母亲生个男孩，但生的我又是个女孩。在那个重男轻女的社会，他们很失望。为了让我母亲再生男孩，停止了对我的母乳喂养，专门雇奶娘喂养，造成我终生慢性肠胃病，体形消瘦，体力差于同龄人，幸而进入医学院读书，掌握了医学知识，后又从事医疗工作，目前活到93岁，已算长寿。1939年3月，八路军一支部队进入高新庄，拘留我家三人。其中包括我父亲，还有因为中风半身不遂的二伯父，他的罪名是”日本汉奸”。那时日军还没有占领曹县，二伯父生病已年余，哪来的汉奸罪名？为了要钱，八路军对他们三人进行严刑拷打，往鼻孔口腔灌辣椒水。折腾了半个月，高家拿出30万现洋赎身费，他们才放人。同时把高家所有衣物、家具、粮食等抢劫一空。连吃饭的米粒，一匙都没留下。无奈之下，我父亲携全家逃亡到柳河镇九女集村。这是第一次跑反，那时我11岁。（二）九女集是一个大集镇，除了五天一次集会外，在大道上还设有商铺多处。镇后方有庙宇，每逢集会时日，外地香客前来朝拜，非常热闹。全镇有几户驻有国民党第七路军，经费靠政府发放，他们不抢劫，全镇相对安定。我家在镇中租赁了一处小院，三座房。上房三间，我父母和小弟弟们住。我和两个姐姐、两个妹妹，五个人住东屋三间。西屋三间做饭，放一些杂物。在那里住了几个月，终日提心吊胆，不敢外出，怕外人知道我们是高新庄逃出来的大户，遭到意外的抢劫。有一天，我们全家正在院子里吃午饭，等了多时，我父亲匆匆忙忙走进来，说：日本鬼子已经到了寨外，赶快走！我母亲抱着我小弟弟，拉着我大弟弟，还有我姊妹五个走出住处。这时街上十分混乱，人们都向东边跑，我们被裹挟在人流中，出了东门。这时南门那边突然爆发了激烈的枪声，七路军与日本鬼子交上火了，他们阻止日本鬼子前进，掩护老百姓撤退。东门外更乱了，人们出了东门向北跑，我母亲是小脚，拉着两个弟弟走不动了。我父亲领着全家走过约一米深的土壕，坐在小树林里休息。这里与大路只隔着一块约十五米宽的高梁地，可以很清楚看到日本鬼子在大路上行走。约有三四百人，两辆炮车，向城武县方向进行。夕阳西下时，听到城武县方向炮声隆隆，并可以看到几处灰黄色烟柱。九女集平静了，傍晚，我们随着逃难的人群回到镇上的家。（三）我父亲认为社会动乱短时间不会平息，必须远离故乡，到抗日后方四川生活。但我母亲想回高新庄，吵吵嚷嚷多日后，双方折中，决定逃亡到河南省会开封市。那里有几家亲戚，特别是吕家，是我父亲第三任死去的妻子的娘家。她有六位兄长在开封定居，平时有来往。于是我们决定迁居开封。1939年6月（或7月）的一天，我们全家从曹县天主堂乘马车离开，中午到了柳河集火车站，进入候车室旁一间空房。里面很脏，地上有几片破席子，我们全家坐下来休息。一会儿来了四个民警检查行李，我父亲应付完他们后，全家很快登上了开往开封的火车。在火车上，我第一次近距离看见两个日本兵。傍晚日落西山，火车到达开封南关火车站。当时开封是河南的省会城市，我第一次看到那么大的棚子，棚顶全是花玻璃。火车站有两个月台，四条铁轨。我们出了检票口，离开火车站。全家拉着行李进入庙后街的租房里，据说是吕家舅舅们给安排的。期间，我们与吕家六位舅舅经常来往。两个月后，搬到南聚奎巷，那里臭虫很多，影响睡眠。一个月后，我们又搬到侯家胡同。当年冬天，又迁居北大街。父亲在北大街井胡同口开个杂货铺，当时社会很乱，汉奸、无赖、流氓买东西记账，永远不还钱。因为赔钱太多，父亲只好关了杂货铺。1943年秋季，父亲买了游梁市前街31号独院，生活总算安定下来了。父亲开磨坊维持全家生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