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九”一代人有着什么样的经历和秘密呢？在《天安门流亡》中四位主人公身上，可以看到“八九”一代人的缩影：虽然经历了文革，但不像他们的父辈，文革的经历给他们留下的更多是困惑，而不是创伤；而知识分子家庭的出身，更好提供了他们独立思考的环境。无一例外，无论是北京的沈彤、王丹，还是广州的易丹轩、何晓清，都出身于知识分子家庭，且一直是学校里的优秀学生，很容易在他们身上发现八十年代的精神烙印：独立、理想与思考。这或许注定了他们此后的人生轨迹：从起初的天之骄子，成为流亡者，1989年的“天安门事件”成为了他们生命的转折点和永远不能消失的烙印。
不同的是，每一位流亡者又各自有着自己的故事：与沈彤和王丹为北京学生不同的是，1989年的易丹轩是广东一所高校的学生，先是被捕入狱，后无奈来美国完成学业，却无法再回国；与易丹轩和王丹旋即被捕入狱不同的是，沈彤是唯一没有坐牢的而直接去了美国读书的；与易丹轩和沈彤不同的是，王丹几乎是这场学生运动的代名词，并两次入狱。然而最终，他们成了流亡者，不得不在美国完成他们的学业，在美国继续他们的生活。与他们三人不同的是，何晓清选择的是主动流亡。其实，多年来，何晓清的采访远远不止此三人，在书中，还能看到许多没法呈现的流亡者的身影。这或许是他们那一代人共同的命运：“六四”的创伤注定他们远离，成为“流亡者”，身体上的或是精神上的。他们又是如何看待流亡之后的生活与未来呢？每一个人又都有着自己的思考。在何晓清的访谈中，似乎可以找到答案，又似乎没有答案。因为在八十年代的中国，这一切似乎自然而然，然而今天看来一切又那么不可思议。但，一切都发生了，且就那么发生了。无论是忧郁而内向的易丹轩，还是令人争议的沈彤，或是引人瞩目的王丹，还是想方设法从他们嘴里挖掘秘密的何晓清，或是更多的没法呈现的流亡者及“八九”一代，都如尼采一本书的书名：“人性的，一切太人性的”。在书中，何晓清问：“1989年为什么会参加‘六四’？”王丹答：“我想追求自由生活是人之本性。当像六四这样的社会运动发生时，它就容易激发人们对自由的向往（I think it is human nature to prefer to live in a free environment. When a social movement like June4 happens, it triggers people’s longing for freedom.）”我想，若是那个时代或是“八九”一代人什么秘密，那秘密就在此：人性中对自由的向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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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看《天安门流亡》的时候，正逢台湾大学生因不满服贸协议而占领立法院。两天后，网络上流传着台湾国立大学兼任教师、中央研究院人社中心助研究员陈嘉铭写的一篇短文《为什么都是年轻人出来》。文章讲述其搭计程车去立法院途中，遭遇司机一番冷嘲热讽，“令我心惊的不是他说出了任何支持服贸的主张。而是他的失败主义、犬儒主义、虚无主义的批评。他完全没有立场，就是自我放弃，对所有努力冷嘲热讽。”于是，他突然明白为什么现场只有学生和年轻人，没有成年人。这也让我突然意识到，为什么会出现“八九”一代这样的年轻人。正如学者胡平在王丹的《王丹回忆录》序言中说到：“和他们父兄不同，王丹这一代年轻人不是吓大的，而是长大的。”
是的，从这个角度看，这一代人又是最幸运的。他们既不像他们的父辈那般经历太多的苦难和创伤，又不像此后在“弥漫的无所不在的谎言”中长大的一代。作为研究“六四”历史的学者，以及“八九”一代的一员，何晓清对于他们一代人以及那个时代，有着许多精彩的分析，其中最让我惊心的却是其对“八九”之后的分析——“扭曲的爱国主义（Distorted Patriotism）”一段：“在后天安门时代，中国教育从马克思社会主义方向转向了民族主义爱国主义教育。从幼儿园到大学，各个级别的学校将他们的教室变成了爱国主义教育的论坛。”
据一份对某校高中二年级学生的调查“我所知道的文化大革命”显示，在536名学生中，自认为对文革了解比较多的占12%，准确知道文化大革命起讫年代的为15%。了解文化大革命的主要渠道是影视剧和刚刚学过的中学历史课本。有24%的同学心目中文革最典型的事件是“串联”，15%的同学认为是“吃饭不要钱”。虽然75%的同学知道“上山下乡”这个词，但其中95%不知道是怎么回事。18%的同学为没有赶上文化大革命而感到不同程度的遗憾。最后38%的同学表示没有时间了解文革的来龙去脉，11%的同学表示“过去了的就让它过去”吧。
若是做一份类似的调查“我所知道的六四事件”，其结果会是什么呢？我曾不止一次亲耳听人问：“听说有坦克，那是谣言吧？！”甚至有人咄咄逼人地质问：“你怎么证明有坦克？”当然，更多的年轻人听说这件事，都不能肯定：“好像是有一场暴乱。”若是说“八九”前一代的人是吓大的，“八九”一代是长大的，那“八九”之后接受“爱国主义教育”的一代可不可以说是骗大的呢？
1989年的坦克的秘密过去25年了。如哈维尔所说，“维稳”已经成为了这个社会的最高原则。“弥漫的、无所不在的恐惧造成了弥漫的、无所不在的谎言。”翻看新闻，社会事件频发、大众道德底线不断受到挑战，问题出在哪里呢？1975年4月，不同政见者哈维尔给当时捷克总统兼捷共总书记胡萨克的公开信。在信中，哈维尔指出：“今天这种文化阉割之后，明天这个民族将忍受多么深刻的智力上和道德上的软弱无能。”随即，哈维尔又说到：“提高生活质量的基本条件是使其隐蔽的秘密不断明朗化。”
这正是何晓清这本口述史《天安门流放者》最大的意义所在——它不仅证明了坦克的存在，还揭开了坦克的秘密。在书中，不仅可以看到被流亡的一代人和他们的光荣与梦想，还可以看到被流亡的一段历史和历史的秘密。这不仅是提高我们生活的“基本条件”，也是对抗后极权时代的无权者的最大权力。在访谈中，王丹和沈彤都提到这项权力，那就是“活在真实中”。它终将击退“恐惧”与“谎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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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年来，被北京市民救护出来的香港学生李兰菊，总是在各种场合坚持说出真相。在1997年一张杂志照片上，她独自一人站在一群欢迎江泽民访问哈佛大学的中国留学生面前，但他们对李兰菊愤怒无比，对着她喊：“你是个骗子。”
何晓清说，这张照片总是让她想起六四标志性照片“坦克人（Tankman）”照片——1989年6月5日，在天安门广场上孤身挡坦克的“无名抗议者”的那张照片。“她孤单，但她强大。（She is alone，but she is powerfu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