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暁康按：陶斯亮（流年岁月）显然没意识到，她这枝“秃笔”“无足轻重”地留下一篇“极权主义话语”佳作，诸如国庆夜、枭雄、天安门城楼、十分威风、紧张的透不过起来等等，烘托出罕见的“奇理斯玛”氛围，甚至还“意外”的酿出一桩阴谋，令她的“邱叔叔”身陷死狱（林彪死党），要她等五十五年后才有澄清的机会，“终脱黑锅”，这大概在“红色贵族”圈子里也不多见。她写的是1966年的事情，不久这个枭雄就躲到“西方的一个山洞”里，去筹划文化大革命了，我有机缘去过这个山洞。】
一九八九年元月，我跟夏骏再次合作，给中央电视台制作《河殇》续集《五四》，在春雪江南之际，依次拜谒安庆陈独秀墓、绩溪胡适故居、绍兴蔡元培故居，然后驱车西行去湖南。我们要拍摄“五四”巨灵、革命枭雄的遗址。南昌五十天写毛泽东，可谓阅尽当代史上最黑暗的一段岁月，也似乎见识了最高端那个残酷政治的“庐山真面目”，而这一切，都来自“五四”。
王鲁湘从北京赶到长沙来会我们，再一同去湘潭。途中，我们特意绕道去宁乡刘少奇的故乡花明楼，那里刚刚落成一座他的纪念馆。那纪念馆规模之大、装潢之华丽，令我们吃惊，自然那是当地政府刻意要做的对他冤屈的一种补偿，但我想若非文革，以刘少奇的谨慎，他绝不允许家乡这么干的。相比之下，纪念馆近旁，他的故居如劫后余灰，保持了旧时的简朴净洁。据说，为刘少奇平反那天晚上，花明楼乡亲们在这故居前，举行了二十年来第一次聚会，如醉如狂。
1989年春，我为《文汇》月刊写的第二篇电视札记〈世纪末回眸〉，叙述了这次韶山之行（该作刊登在1989年5月号，我还是封面人物，但过一个月就是大屠杀，那张封面照片几近我的通缉令照片了）：
‘甯乡紧挨韶山，仅一山之隔。赶到韶山已近傍晚，夏骏执意要拍落日，鲁湘指点赶快攀上东山。待大伙儿气喘嘘嘘登到山顶亭子时，太阳已经沉落到韶峰背后。惋惜之余，大伙儿忽然发现，高峻的韶峰在西边，韶山冲是根本不可能拍到日出的；过去电影、照片里常见的“韶山日出”，其实都是日落！……
忽见一块岩石上镌刻着一首诗：
从来仙境称韶峰，笔削三山折天空；
天下灵山三百六，此是湘南第一龙。
鲁湘用张纸片抄下这几句时说：“韶山果然不同寻常，看来，早就有人相信它藏龙卧虎。”他从小在湖南长大，曾两次来此“朝山”，对如今韶山的冷清，颇为感慨。我也谈到，韶山给人的感觉，同花明楼有一股说不出的差异。鲁湘笑了：
“你看对面的韶峰，兀然耸起，有多俊秀。上屋场毛泽东的故居，正背靠这座山峰，面朝山冲出口，这在堪舆学上是典型的‘蛟龙出水’。你再看故居前面那两个池塘，恰好是龙的两颗眼珠。毛泽东好看风水。他出生的地方确也有古人所谓的帝王之气，同花明楼的一马平川完全不同。”
这番话赢得大家哈哈大笑。’
那年去韶山，真不虚此行：我们竟打听出一个神秘的去处。
‘上屋场故居西边的山峦中，有一滴水洞，即毛泽东1966年夏天从武昌给江青那封著名的信中所说的那个“西方的一个山洞”。那是毛泽东在韶山的一座行宫。从韶山这边去要绕好几个道，然后走上一条极不引人注意的土路，七拐八拐，在一条山冲的尽头掩藏着这座极为豪华的别墅。过去这个地方是连韶山的乡亲们都浑然不知的。
滴水洞又名龙虎山。紧靠岩壁的一溜建筑物同庐山庐林一号别墅风格相似，都有宽大的回廊，明亮的大窗户。主人的房间有六大间，分别按会客室、办公室、卧室布置成完全相同的两套，不知是何缘故。办公室里照例配备着毛泽东喜欢的宽大躺椅。……——〈世纪末回眸〉’
这个“山洞”，或可说是掀起“文革”妖风的那个巢穴，前文引高华考证毛泽东文革前夕“失踪九个月”，即一度在此洞中筹画文革。此洞的来由，据说是1959年6月毛泽东第一次回到韶山，由公安部部长罗瑞卿、湖南省委第一书记周小舟陪同，毛吩咐周小舟为他在家乡“修几间茅屋”。但周小舟未及施工，便在庐山会议上遭殃。第二年，接任的张平化于大饥荒岁月中抽调专人专款，集中施工，称为“二O三工程”，把滴水洞围成禁区。后来毛又授意增添防原子弹设施，按防八级地震建造。其后又调来部队，在别墅后面修建了长100米的防空洞。洞的一侧有防震室、指挥室等军事设施。滴水洞的造价是天文数字，而毛一共只住过十一天。1989年我们参观这个滴水洞时，还有一个小发现，我也写在〈世纪末回眸〉里：
‘在那滴水洞我还看到这样一首带有奇里斯玛时代痕迹的留言诗：
韶乐已停尚有村，
群林始染吊英魂；
巍然勋业兼文采，
功过千秋有定论。
1989年中国尚在“毛神话”余晖中，我甚至不便直接写出此诗出自谁人。如今经过二十多年，回头去查采访笔记，原来落款是胡绳，日期为1983年11月14日。这是有针对性的，因为邓小平1981年搞了一个《若干历史问题决议》，定性文革为“内乱”、毛泽东犯有“个人专断”、“个人崇拜”的错误。
我的笔记里还录了另外几则“留言”，如薄一波、熊复等，皆口号型的，略去；倒是邓力群留的八个字，简洁而情感难抑：
音容宛在，伟业永存
这才是一群原汤原味的“毛派”。
‘我在韶山毛泽东纪念馆里看到本世纪初，杨昌济在日记中对青年毛泽东的一则描绘：
“毛生泽东言：其所居之地为湘潭与湘乡连界之地，仅隔一山，而两地之语言各异。其地在高山之中，聚族而居，人多务农，易于致富，富则往湘乡买田。风俗纯朴，烟赌甚希，渠之父亦先务农，现业转贩……外家为湘乡人，农家也，而资质俊秀若此，殊为难得。余因以农家多出异才，引曾涤生、梁任公之例以勉之。”
那时，毛泽东在长沙第一师范从杨昌济学德国哲学家泡尔生的《伦理学原理》（极巧，此书恰是蔡元培从德国翻译过来的），曾在书上做了一万两千多字的批语，可见，此书对他影响之大。——〈世纪末回眸〉’
在毛泽东那一万两千多字的批语中，有莫名而癫狂的一句，近来常被人引用：
‘我是极高之人，又是极卑之人。’
这原不过是毛泽东怀才不遇的一句牢骚，意即吾乃上乘之才，不幸生得卑下，但我在这里，引它来做一新解：中共国最高权力者，却是一个最卑劣者。此意即为“光棍式人物”（余英时语）窃得神器，则天下涂炭。“高”“卑”二字皆涵盖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