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入方面，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地区分布情况并非与地区GDP分布完全匹配。从人均可支配收入看，地区分布特点可归结为“东部强于中西”，与地区GDP分布最大的不同是，中西部没那么好，东北部没那么差。部分中部和西部地区省份的人均可支配收入水平排名明显不及GDP水平，主因人口较多而创造了较大体量的总产值，人均水平较为有限。例如河南、四川、湖北、陕西和云南等地区GDP排名分别为第5、6、7、14和18，而人均可支配收入排名分别为第24、21、12、20和28。另一方面，东北地区省份的人均可支配收入排名均高于GDP水平，例如辽宁、内蒙古、黑龙江和吉林GDP排名分别为第15、20、24和26位，而人均可支配收入排名分别为第8、10、19和18。
财富方面，“地区富”则“居民富”。家庭资产分配分布规律与地区GDP分布较为相似。据央行调查，2019年东部地区居民家庭户均总资产为461.0万元，分别高出中部、西部、东北地区197.5万元、253.4万元和296万元；北京、上海和江苏的居民家庭户均总资产最高，新疆、吉林和甘肃最低，其中北京约为新疆的7倍。根据《招商银行2021年中国私人财富报告》测算的高净值人群区域分布，2020年广东、上海、北京、江苏和浙江五个东部沿海省市的高净值人群人数占全国总数的44%。
1.4.3不同行业间工资差距显著，信息技术类工资最高、农林牧渔工资最低，非私营企业比私营企业的行业收入分化更大。
2020年全国城镇非私营单位就业人员年平均工资为9.7万元，比上年增长7.6%；城镇私营单位为5.8万元，增长7.7%。城镇非私营单位中，在18个行业中排名前六的行业依次为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17.8万元），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14.0万元），金融业（13.3万元），电力、煤气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11.7万元）、卫生、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业（11.5万元）以及文化、体育和娱乐业（11.2万元）；前三名分别是全国平均工资的1.82、1.44和1.37倍；排名最末的两个行业依次是农林牧渔业（4.9万元）以及住宿和餐饮业(4.9万元)，分别是全国平均水平的49.8%、50.1%。
城镇私营单位中，行业排名情况与非私营数据大体吻合，但分化程度较轻。私营企业年平均工资最高的三个行业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金融业以及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分别为全国平均水平的1.75、1.44和1.25倍，而最低的三个行业农林牧渔、住宿和餐饮业以及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分别为全国平均水平的67.5%、73.2%和75.0%。
2国际比较
2.1长期演变：全球收入、贫富差距随经济增长而扩大
库兹涅茨1955年根据推测和经验提出了经济发展与收入差距变化关系的倒U型曲线假说——库兹涅茨曲线，即国家的收入分配差距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经历先恶化后改善的变化，并以此获得了197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库兹涅茨设想了一个农业和非农业两部门模型，探究按部门划分的个体数的比率、部门之间收入的差别和部门内部各方收入分配不平等的程度这三个因素的变化。一国在从农业社会迈入工业社会的初期发展过程中，因生产资源迅速向高收入部门集中，即非农业部门的个体比率加大，居民收入与财富分配不均衡呈加剧趋势；而工业化完成、经济发展达到较高水平后，非农业部门已经占据支配地位，比率变化的影响削弱，部门间收入差异将缩小，迭加再分配政策的应用，收入分配不均现象将会随着经济发展持续改善，直至达到相对平等的分配状况。
实际上，全球收入与财富分配不均状况大体经历了由加剧、改善、再恶化的过程。世界财富与收入数据库（WID）显示，二十世纪初至1980年代，各经济体收入分配差距确实历经了由加剧到改善的过程，世界大部分经济体收入分配的集中程度在二战前达到峰值，之后逐步减弱，符合库兹涅茨曲线的演变。然而，1980年代以来，各经济体内部收入分化状况未能继续改善，反而重新恶化，并且恶化速度甚至超过此前的改善速度。从总体来看，全球收入排名前1%的人群占据的收入份额从1981年的16.9%增长至2020年的19.3%，收入进一步向金字塔尖人群倾斜，导致财富份额加速分化。
12.2%的人掌握了85%的财富。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意大利经济学家帕累托根据当时意大利20%人口拥有80%的财富，推论得出了二八定律，重要的因子通常只占少数，即结果、产出和报酬的80%往往取决于20%的原因、投入和产出，但近年来二八定律已不复存在。在新冠疫情推升贫富差距的背景下，根据瑞士信贷《全球财富报告2021》，2020年全球12.2%的成人人口拥有84.9%的财富，财富差距极其悬殊。
2.2全球现状：货币超发和资产价格暴涨掀起一场造富运动，区域间和区域内贫富差距加剧
2020年全球GDP负增长，但财富总额增长7.4%。房市和股市上涨是全球财富增长的主要动因，但同时拉大了经济体之间和经济体内部的贫富差距。根据瑞士信贷《全球财富报告2021》，2020年3月全球家庭财富总额较1月损失17.5万亿美元，即下降4.4%。但随后的大半年内，大规模的货币和财政刺激，推动了股市和房市的繁荣，带来家庭财富快速增长，但分布并不均衡。从区域间看，2020年北美洲和欧洲的社会总财富分别增长10.0%和9.8%；亚太地区（不含中国）和中国的社会财富总额分别增长6.7%和6.0%，不及整体；非洲财富总额仅增长0.7%，印度和拉丁美洲负增长。2020年全球“百万富翁”（财富达到百万美元）的人数增加了520万，即较2019年增长了10.2%；其中，美国占据173万，约为1/3。从经济体内部看，各经济体经济呈现K型复苏，持有不同资产的人群的财富分化加剧，一部分人的生活因疫情而陷入困境，而持有房产和金融资产的人财富却迅速增加。
2020年联合国称，世界不平等状况“正在加剧并处于历史最坏水平”，超过三分之二的世界人口现在正在经历收入和财富不平等的加剧；2021年6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称，全球收入不平等现象加剧并成为“这个时代最明显的挑战”，发达经济体的贫富差距达到数十年来最大；2021年9月，BBC公布的全球民意调查指出，各经济体居民均认同今年疫情加深了贫富差距，贫困国家所受冲击尤为严重。
2.3国际比较：中国收入差距处于世界中等偏高水平，财富差距处于世界中等偏低水平、但快速上升
按照是否是发达经济体、以及收入和财富不平衡程度是否稳定可以将世界上的国家分为四类：一是，收入和财富不平衡程度均保持在较低水平的发达国家，以日本和意大利为例，其收入基尼系数持续保持在0.4以下，财富基尼系数持续保持在0.7以下。此类国家进入发达国家行列较长时间，且通过有效的分配和再分配政策使收入和财富差距维持在较低水平。二是，收入不平衡程度中等或偏高，但财富不平衡程度较为悬殊的发达国家，以美国为代表，美国的收入基尼系数不高，但在持续量化宽松的环境中金融资产相较于非金融资产的涨幅不同促使财富的不平衡增长。三是，陷入收入分配陷阱的发展中国家，以印度为例，按照库兹涅茨假说，发展中国家的收入差距会随着经济发展而先上升再下降，但若收入和财富差距过大，也存在拖累国家经济发展、国家陷入中等收入陷阱无法脱离的可能性。四是，收入和财富不平衡程度持续提高、但仍处于较低或可控水平的发展中国家，以中国为例，这类国家在经济发展的同时，将收入和贫富差距保持在合理区间内，使其不至于掣制经济增长。
中国属于第四类，收入差距在世界处于中等偏高水平，财富差距在世界处于中等偏低水平；与美国相比，中国财富差距与收入差距均小于美国。收入差距方面，根据世界银行数据，中国的基尼系数高于0.4这一警戒危险线，在全球范围内属于中等偏高水平。财富差距方面，无论是财富基尼系数还是前1%人口占有的财富比例数据都显示，中国的财富不均衡程度在全球仍处于中低水平。财富基尼系数衡量财富分配的不平衡程度，财富基尼系数越高代表内部人民财富差距越悬殊，0.7为较低，而0.8以上则代表财富差距悬殊。巴西、俄罗斯、德国、美国自2000年以来财富基尼系数持续维持在0.8以上，显示财富差距较为悬殊；法国、日本、意大利的财富基尼系数则保持在较低水平；而中国尽管在2000-2010年期间财富基尼系数快速上升，但仍处于世界的中低水平。
为什么现阶段更加重视公平和共同富裕？改革开放之初，一穷二白，钱少人多，生产要素上劳动过剩、资本稀缺，劳动的话语权弱、资本的话语权强，为了促进增长、做大蛋糕，所以收入分配上以效率优先、让一部分先富起来为基本导向，衍生了一系列对资本友好的制度，比如户籍制度、土地财政、社保制度、税收制度、地方招商等。随着老龄化少子化加速到来，“刘易斯拐点”出现，人口红利渐远，开始出现劳动稀缺、资本过剩的逆转，各大城市上演“抢人大战”，劳动的话语权提升，同时收入差距过大导致社会不稳定性因素增多，所以要提高劳动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份额、适当抑制资本，收入分配上更重视公平、分好蛋糕、共同富裕，要“反垄断和防止资本无序扩张”、“把逐步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摆在更加重要的位置上”、“先富带后富帮后富”、“合理调节过高收入，鼓励高收入人群和企业更多回报社会”、“推动更多低收入人群迈入中等收入行列”、清理校外培训、推出房产税，等等。这有助于高质量发展、双循环、扩大内需、发展实体经济、制造业、硬科技、新基建等。这是经济社会发展到现阶段的客观要求，时代的力量。
什么是大势？就是降低房地产、金融、教育、互联网等的利润和垄断，以及由此引发的过去长期对民生和实体经济的挤压和成本，大力发展制造业、硬科技、实体经济、新能源、新基建、资本市场等。百年未遇之大变局，也是百年未有之大机遇。看清这一大趋势，至关重要。每个企业每个人最终都是时代的产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