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我们如何看待这些读者的误读和误解引发的政治风波？郑著认为：这些事件“虽然使群众产生了误解，但充分表明了人心的向背，像历史上一些偶发事情而引发出重大的历史事件那样，它们激化了群众愤怒的情绪”。（页728）郑著能够看到历史发展中偶然性的作用，是很有见地的。但是，他还是没有更深一层透析为什么群众会产生这种定向的误读和误解。如果我们借用西方文学和历史研究中的接受理论（reception theory）来作一观照，或许会更清楚一些。接受理论或接受美学（Aesthetic of Reception），是由德国康茨坦斯大学文学史教授尧斯（Hans Robert Jauss）在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在联邦德国提出的。[25]他认为，作品的美学实践应包括文本的生产、文本的流通和文本的接受三个方面。文本的接受是读者通过自身的审美经验“再创造”作品的过程，它常常发掘出作品中的种种读者认定的但不一定是作者本意的意蕴。当然，读者接受活动受自身审美经验的积累和政治历史条件的限制，从而产生一种对某种作品的定向的“期待水准”。如果我们把上述读者接受活动中的“自身审美经验的积累和政治历史条件的限制”理解成为文革前和文革中中共宣传部门对读者进行的长期的“为革命研究历史”的捕风捉影的教育，和发表在各种报刊的牵强附会的影射史学的文本，便不难理解为什么读者会对张春桥等人控制的《文汇报》产生“阴谋批周”的误读。因为他们在文革这一特殊的“政治历史条件”中积累的“审美经验”，便是任何谈历史的文本中都有对当代政治影射的可能性——这就是他们的“期待水准”。细究起来，张春桥还是文革中这一导致读者误读的“期待水准”的创世鼻祖之一。他参与写作的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也发表在《文汇报》）[26]，就误读了吴晗，把写于1960年的这一历史剧硬和1961年的所谓单干风、翻案风联系起来。当然，张春桥和姚文元的“误读”是有意的政治陷害，而群众对《文汇报》有关文章的误读则出于无意的愤懑，其接受方式不过是以其治人之道，反治其人之身罢了。然而，误读毕竟是误读，不是事实真相。经过近半个世纪的时间积淀，我们没有任何必要再让历史保持沉默。
余论
总而言之，郑著是一本非常成功的“失败者”的传记。它开拓了观照历史的新视野，又在探索中走近了真实的历史人物张春桥，从而也在走近文革真相的路上迈出了坚实可贵的一步。
然而，郑著也还有一些较为明显的缺点和可以商榷的立论。首先，全书的篇幅达七十万字左右，显得过于冗长，写的不够精练。在一切都趋向于快速电子化的今天，如此的鸿篇巨制会使一般的读者、尤其是年轻人望而生畏。在笔者看来，这一缺点和郑著在一定程度上混淆了“传”和“史”的区别，即张春桥的个人传记和整个上海文革史的写作不同有关。张春桥是上海市委第一书记和革命委员会主任。他固然是上海文革史上最重要的历史人物之一，但并不等于说上海文革史中的一切都要事无巨细地描述和讨论。比如，郑著在第八章“市委心脏爆炸：写作班造反”中，用了整整一节、七八千字来理论性地讨论“奉旨造反”，便有稍稍离题之嫌。
其次，郑著中的有一些立论是可以商榷的。比如，郑著第十五章“难识庐山真面目”中，贯穿一种对毛泽东、林彪冲突的起源和看法，即“林彪以《第一号通令》向毛泽东挑战，毛泽东以更换接班人来向林彪应战”。这一说法及引用的史料都有需要再审视之处。第一，1969年10月18日林彪签署的关于备战的紧急指示并没有挑战毛泽东权威的主观意图，不过是履行他作为国防部长的职责罢了。第二，毛泽东在1970年4月25日和林彪谈及林的接班人人选时并没有让张春桥“更换”林彪的意思，而是讨论一个“接班人的接班人”问题。据文献记载，这也不是毛泽东第一次和林彪谈及张春桥作为林的接班人，九大期间毛泽东提名张春桥当大会秘书长，还就第二代接班人问题和林彪谈过话。在谈到“你年纪大了谁来接班”时，毛提到了张春桥的名字。[27]因而毛并没有利用张春桥来向林“应战”的意思，只是表露了毛泽东在未来的国家体制上想逐步回归“文官政治”的想法。他和林的谈话也尚在讨论的层次。第三，据最新透露的叶群的毛林谈话记录，张春桥并不像郑著描述的在谈话现场。[28]郑著所引证的高文谦的《晚年周恩来》一书其实也没有说张在毛林讨论他作为“接班人的接班人”的现场。[29]不过，毛泽东这一有关隔代接班人的想法引起了林彪及军人集团过度激烈的反应，在1970年的庐山会议上策划了向张春桥的主动进攻，最终导致了毛林之间的分道扬镳。这大概又是毛林两人最初都不曾想到的。
最后，郑著在谈到张春桥的“野心”时，多次引用了张春桥时常挂在嘴边的“我这一生最大的野心，就是想写一部《毛泽东传》”一说（页654）。其实，我们大可不必把它当真——此说不过是政治人物掩饰自己胸中抱负的戏言罢了。野心（ambition），无论在英语还是西方政治中都不是一个贬义词。不同于中共虚伪的政治道德，从现代政治学的观点来看：一个政治人物有他的理想抱负绝非是一种要谴责的事，关键还是在于他的主张正确与否。此外，张春桥在文革前就在中共官场上高踞要位，文革中更成为政治局常委级的共产党政客，在中共政坛上混了风风火火几十年的张春桥怎么可能还是一个只想到写一部传记的文人呢？
【注释】
[1]《毛泽东与文汇报》（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10年），《谢稚柳传》（上海：东方出版中心，2008年），《张珩传》（北京：文物出版社，2011年）。
[2]宋炯明：“毕竟文汇人——高级记者郑重素描”。
[3]王力：《现场历史：文化大革命纪事》（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1993年），第86－87页。
[4]这一提法第一次出现于中共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1981年6月27日）。
[5]这两篇文章分别刊载于《红旗》杂志一九七五年第三期和第四期。
[6]王友琴：“2016：张春桥幽灵”，载香港《开放》杂志网络版，2017年1月28日。
[7]宋征：《毛泽东主义的兴亡：中国“革命”与红高棉“革命”的历史》，（华盛顿：美国阳光出版社，2013年），第834－890页。
[8]张春桥的亲信徐景贤在论及此事时说：“在安亭事件中，张春桥做出了毛泽东想做而没有来得及做的事：在最大的范围内把群众发动起来，更广泛地动员群众投入文化大革命，才能保证这场运动的胜利”，见《文革名人徐景贤最后回忆录》（香港：星克尔出版有限公司，2013年），第65页。
[9]李逊：《革命造反年代：上海文革运动史稿II》（香港：牛津出版社，2015年），第901－908页。
[10]这三个报告分别是“从上海机床厂看培养工程技术人员的道路”（《人民日报》一九六八年七月二十二日）；“从上海机械学院两条路线的斗争看理工科大学的教育革命——调查报告”（《红旗》一九六八年九月十日）和“从‘赤脚医生’的成长看医学教育革命的方向——上海市的调查报告”（《红旗》一九六八年九月十日）。
[11]孙怀仁主编：《上海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发展简史（1949——1985年）》，（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7月第1版），第472到489页。
[12]朱婷：“20世纪50－70年代上海‘老工业基地’战略定位的回顾与思考”，《上海经济研究》（2011年），载《中国权威经济论文库》。
[13]邱会作：《邱会作回忆录》（下册），香港：新世纪出版社，2011年，第635页。
[14]高文谦：《晚年周恩来》，纽约：明镜出版社，第220－224页。
[15]文静在1943年被日本军队俘虏后有过变节行为，但没有出卖组织。为此，1949年已经批准她重新入党。这一历史问题应当已经解决了。因而此处的“一想就可以想到的”恐怕更多地是指张春桥的所谓“叛徒”问题。
[16]高文谦：《晚年周恩来》，第540－541页。
[17]邓榕：《我的父亲邓小平：文革岁月》，香港三联书店，2013年，第250－251页。
[18]《中共中央关于“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反党集团罪证（材料之二）”的通知及材料》（1977年3月6日，中发（1977）10号）。载宋永毅主编《中国文化大革命数据库》，香港中文大学大学服务中国研究中心，2002－2017年。
[19]见毛远新1976年1月31日奉毛泽东之命和王洪文、张春桥谈话后的报告。转引自《张春桥：1949及其后》第716页。
[20]王洪文原是张春桥一手扶植起来的上海工人造反派的头头，对张言听计从。1973年他被毛泽东选为接班人进京后，和张发生了一些矛盾。一是因为上面提到的叶剑英对王的拉拢，损害了王和江、张等文革派的关系。二是当时上海发生了一个《朝霞》事件，即王洪文和他的工人造反派小兄弟们对张春桥下属市委写作组编的《朝霞》发动围攻，责令停刊检查。这使张和王的关系产生了很深的隙罅。详情可见郑著第610－615页。
[21]详可参见刘健“回顾‘粉碎四人帮’：是华国锋阴谋篡党夺权而不是四人帮”，美国《当代中国研究》，2016年第2号，第95－118页。还可以参见韩刚“有关粉碎‘四人帮’事件的史实和疑点”，广州：《同舟共进》，2013年第5期，第48－55页。
[22]《中共中央关于“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反党集团罪证（材料之一）”的通知及材料》（1976年12月10日，中发（1976）24号）。载宋永毅主编《中国文化大革命数据库》。
[23]范达人：“梁效几篇重点文章的写作经过”，北京：《炎黄春秋》，2014年第3期。
[24]《中共中央关于南京大字报问题的电话通知》（1976年4月1日），载宋永毅主编《中国文化大革命数据库》。
[25]尧斯的代表作可见：Jauss，Hans Robert Toward an Aesthetic of Reception Trans Timothy Bahti Minneapolis：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1982.
[26]载《文汇报》1965年11月10日。
[27]王年一：《大动乱的年代》（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388页。史云：《张春桥姚文元实传—自传、日记、供词》（香港：三联书店，2012年），第372－373页。
[28]于运深口述、舒云整理：〈我给林彪当秘书的最后一年〉，重庆：《昨天》（电子刊物），2015年8月30日，第56期。
[29]郑著第533页提到：“毛又追问：你看小张（指张春桥）怎样？有张春桥在场，弄得林彪不知如何回答才好。”这里恐有史实错误。毛林都是政治老手，一般有关张春桥当第二代接班人的谈话，不会让他在场。郑著所引的高文谦的《晚年周恩来》第276页上，也没有如此记载。
（选自：香港中文大学《二十一世纪》双月刊2018年第6期）
